闻一多牺牲前后纪实

2014-09-15 21: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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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夏天，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昆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这个暑假里，西南联大正在复员迁校，教职员和学生在陆续分批北上。
   外面早就传说，联大学生一走，反动派就要下手了。前些时候。国民党已把宪兵乃团调到昆明。我忧心忡忡，好几次催一多早点走，他总是说：“事情没有完，怎么好走?得把工作安排好，现在还没有人来接手。”我焦急地说：人都走了，特务要下毒手，怎么办?他笑了一下：“他要杀你，到了别处也一样杀。”那时，一些同人趁联大搬迁动乱之际，到国外讲学去了。一多也接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聘请。有的教授敦劝并约同行，一多不想离开多难的祖国，他说：“北方的青年也许还需要我。”
7月11日早晨，联大最后一批学生离开了。当天晚上，反动派就伸出血腥的魔爪——李公朴先生被暗杀了。消息传来时，一多正患感冒，发着烧。他万公悲愤，带病赶到医院。这一天，他很晚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由于过度的悲痛和一天的劳累，脸色苍白。我递了一杯热茶给他，我们谁也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他才沉痛地说：“公朴死得光荣，公朴死得光荣!”

    李先生被暗杀后，昆明城里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传说黑名单上第二号使是闻一多。许多人都为一多担心。早在去年“一二·一”惨案时，特务就扬言要以40万元收买一多的人头，近来，这类流言更加猖獗。近日楼、大东门、云大围土羊等处还经常出现许多反动壁报，对一多进行攻击诬蔑，叫他“闻一多夫”，说他是“共产党的尾巴”，说他“组织暗杀公司”等等。不少同志都劝一多不要外出。有的好心朋友还拿来一套西装，劝他化妆躲避。但他毫无惧色地说：“死，并不可怕。”他怀着满腔悲愤，比往常工作得更紧张。那些天，他从早到晚在外面奔走，就是回家来吃饭时，也很少说几句话。孩子们也感到了形势的严重，比平日沉默得多了。

    李先生被暗杀，使民主力量受到很大的打击，活动遇到了严重困难。《民主周刊》社这个进步力量活动的据点，也没有人敢去了。周刊社有的青年眼看工作就要被摧垮，不知怎么办好，来找一多。一多十分镇定地说：’我去，不要紧，我去坐着!”后来，据扬明同志说，一多平日一进门，总把手杖挂起来，今天一进去，就柱着手杖坐着，心里当然明白处境的危险，但很镇静。一些心神不定的人，一看见他坐在那里，那么沉着，也都镇定下来。不少在外面偷看风声的人，也进来了。局面才逐渐稳定下来。《民主周刊》本来已经出不成了，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和同志们一起到处借铅字，终于又坚持出了一期。《学生报》也克服了重重困难，及时编出了“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一多亲自写了报头，还写了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在黑夜茫茫、人心惶惶的时候，一多和同志们一起，冲破白色恐怖，料理李先生的后事、向云南警备司令部抗议、突破新闻封锁向全国控诉昆明的血腥暴行、揭露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终日奔波在民主运动的第一线上。

    国民党对进步力量的镇压更加紧了。大批宪兵警察，荷枪实弹，到处搜捕；便衣特务布满了大街小巷。在这许许多多狼犬中，他们还派出了一个装疯卖傻的女特务，直接闯到家里来恐吓。这个女人有40来岁，一副黄里透绿的马脸，穿一件灰白色的旗袍，下摆直拖到脚脖子上，干瘪的身躯架着这件旗袍子，看上去象具僵尸，使人从心里感到憎恶。因为她这副形象，我们都管她叫“女疯子”。以前，她就到好几位进步教授家去纠缠过，也来过我们家，立鹤把她挡回去了。公朴先生遇害的第二天上午，她又出现了，声称要见闻一多。她左手拿着一本圣经，用右手的长指划着圣经上的一些段落，说：“闻一多，还不快忏悔，你的多是两个夕字，你命在旦夕了。”这天，一多不在家，她闹腾了一阵，扔下一封恐吓信。信上说，中国有大难，共产党是坏人，警告一多不要跟着走，否则，多字是两个夕字，命在旦夕了。署名是张柴静一。
一多回来后，孩子们急忙告诉他这件事。他淡然一笑，把恐吓信扔到了字纸篓里。
接连几天，“女疯子”天天来威胁。我们十分紧张。一多说是说：“怕什么?”为了防备万一，每次“女疯子”来，立鹤都去和她周旋，不让她见到父亲的面。因此，她对立鹤也恨透了。14日一清早，立鹤出门时，她堵在大门口以丢给他一封恐吓信，信里威胁道：“如不悔改，你父子命在旦夕!”

    由于学校正在复员，西南联大西仓教职员宿舍里一片杂乱，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收拾东西。拿不了的东西就摆地摊廉价出卖。那些日子，在大西门外，沿马路两旁都摆了一溜小地摊。教授家卖东西，是个新鲜事，很吸引了一些人。有些会做生意的小商小贩，索性挑着担子到宿舍里来收买。因此，院子里成天不断闲杂人，出出进进，各种人都有，其中也有不少特务趁机混了过来。常常有人问院里的孩子：“闻一多啥个样子?”“闻一多穿那样衣裳?穿西装还是穿中装?”“闻一多可有胡子?”有一回，一个歪戴帽子、满脸横肉的人竟挑着担子一直往屋里闯。

    连日来，这一连串的刺激，无限的担优、紧张，使我的心脏病更加厉害了。仿佛一块千斤重的大石头整天压在胸口，透不过气来。一多每天在外面忙碌，他已经完全顾不上我了。我见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加上未痊愈的重感冒，体力已经有些不支了，但还是象一团烈火，熊熊地燃烧着。我忍不住向他恳求道：“你不要再往外面跑了，万一出了什么事，这么一大家人，我的身体又是这个样子，可怎么好啊!”他沉默了一会，慢慢地说：“现在好比是一只船，在大海里遇到了狂风恶浪，越在这种时候，越要把住舵，才能转危为安。”室内很静，孩子们都睡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那么有力。

    这一夜我说什么也睡不着，一多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响着。我知道，他曾经为中国的黑暗现实感到多么愤懑，痛苦；他为了寻求真理，几十年来，经过怎样迂回曲折的艰难历程；而当他找到了共产党，看到了中国有光明和希望时，又是多么欣喜若狂。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党送来的每一本革命书籍，勇敢地进行自我整风，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献给了人民解放的事业。一多这样一个知名的诗人、学者、教授，思想一经转变，就象一座禁锢了多年的火山爆发一样，它的巨大轰响震动和摇撼着周围的大地，它喷射出的岩浆烧毁着周围的污秽垃圾。反动派对他是十分害怕的。他们曾经用各种手段企图阻止这座火山的爆发。

    国民党教育部次长顾毓秀曾秉蒋介石的意图，利用同学关系来信劝一多“收敛”，“勿受共产党利用”，并要他去重庆“共襄大举”。一多接到信后，非常气愤，回信将顾大骂一顿。他们又利用我们生活困难，以“稿酬从优”来诱使一多写书反对进步文艺界，一多愤然拒绝。近来年，他们还不断使用解聘来威胁，并且无耻地造谣和诬蔑。一多都处之泰然。相反，这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他喊出的声音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了。现在，他们图穷匕见，企图以恐怖手段来征服他了。他想起了去年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4位反内战、争民主的同学，一多含着热泪，为4烈士写下了这样一幅挽联：“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并且亲自送到灵堂去。这不仅是他送给烈士们的题词，也是他自己的决心啊!他在《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一文中曾写道“满天乌云，高耸的树梢上已在沙沙发响，近了，更近了，暴风雨已经来到，一场苦斗是不能避免的。至于最后的胜利，放心吧——有历史给你做保证。”人现在就正站在这暴风雨的前锋，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的大无畏气慨，迎接着这场苦斗。我觉得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恳求的话来了。

    可是，想到了李先生的死，女疯子，恐吓信……我的心不禁又缩成一团。、14日晚饭后，我心里实在憋得难受，便来到潘太太家坐坐。潘太太是一多老同学的夫人，热情，善于体贴人。他见我的憔悴样子，很着急，又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一多来找我了。他还是老毛病，回家来要是见不到我，就没着落的，总要把我找到心里才踏实。就是工作时，也总喜欢我在旁边坐着，潘太太一见他，赶忙说道：“瞧瞧你太太，成了什么样子了?明开会，你不要去了吧!”她说得那么恳切，眼中充满了焦虑。一多告诉过我，明天要召开报告李先生死难经过的大会，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面目。此刻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沉默着，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早已做好了“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准备。我象预感到什么似的，一颗心被抛进了沉沉的深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15日一大早，又有朋友来信，说黑名单的事绝对可靠，请一多千万小心。一多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什么事都不能进行，怎么对得起死者。假如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都畏缩不前，放下民主工作，以后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谁还信赖为主工作的人?”

    一多出去后，我心神不定地拿起了给赵妈织的毛衣，走到院子里，心不在焉的织着。孩子们都放假了。老二老三已在上个月先去重庆了。家里除了立鹤外，只有大妹、小妹在身边。这几天，她们也显得特别紧张严肃。11点钟左右，立鹤从外面回来，说是爸让他给楚图南先生、冯素陶先生送信去了。我这时已什么也不去想了，脑子只凝集在一个心思上，盼一多平安回来。12时左右，他疲倦地走回来，习惯地把手杖往里屋门上一挂，转身笑笑，猜透了我的心思：“你放心了吧?你看，我不是回来了吗?”他还在发着低烧，这两天更加瘦了，但是浓黑的眉毛下两只大眼睛还是那么炯炯有神。

    他没有告诉我在外面做了些什么，可是悄悄对立鹤说了：“我去云大讲演了。”立鹤一怔，马上问道：“怎么不告诉我?”一多笑了，说：“怕你嘴不稳，告诉妈。”立鹤也笑了：“爸真好!”随即又问：“会上情怎样?”“很好，人到得很多，特务被我痛骂了一顿。”“没发生什么事吗?”“没有，但是特务真多，是同学们把我送回来的。”原来，这天上午，他在大会上作了那“最后一次讲演”。这次会本来大家是不让一多讲演的，他也勉强同意了，还说：“下午民主周刊社会持记者招待会总可以罗?”那么，在致公堂和云大外面已经到处布满了特务，穿着美国夹克，有的还叼着烟卷，把手枪斜插在胸前，故意露出半截来吓唬人。当李夫人在台上泣不成声，讲不下去时，一千多听众都愤然泪下，而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却在抽烟，说笑，甚至无理取闹。一多控制不住心头的愤怒，站起为大义凛然、慨激昂地痛斥了敌人的悲痛中鼓舞起来了。他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厉声质问：“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你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面对这正义的声音，在场的特务胆怯了，竟狼狈的缩着脖子溜走了。

    后来，同学们告诉我，当他讲完出来，走到小吉坡附近时，听见后面有人扳弄枪栓。他十分镇静，同和他一起走的青年人说：“你走开点，你还年轻，死了不合算。”

    他回到家中，就象什么惊险也没有发生似的，还是那么安祥，镇定。他告诉立鹤：“今天下午要招待记者，我稍微睡一会儿，到一点半叫我。”没等立鹤叫他，他自己就起来了。楚先生也来了。他们喝了一点茶，就起身了。立鹤不放心，一直送到民主周刊社门口，问了爸爸什么时候散会，好去接他，就匆匆回来了。我午后在后院躺了一会，睡不着，起来一看，一多又不在了。正好这时赵妈带着小妹从外面进来，她走到我跟前，紧张地说：“奇怪，怎么今天下午外面这么冷清，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位60岁的老人，多年来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已经成了我们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成员。她身世很苦，家中没有亲人了。我们也把他当做自己的老母亲。有一回，她打摆子，哭了，我给她煎好了药，一多亲自端着药，坐在她床边，一勺一勺地喂她，并且安慰她说：“不要难过，咱们一块回北平。”李先生遇刺后，她日夜和和一起分担着惊恐、紧张和忧虑。立鹤接到那封恐吓信，还是她悄悄告诉我的。这几天，吃饭时，她总是额外炸几条小鱼，端到一多的面前。我们正在坐立不安，立鹤进屋来了，我问他：“爸呢?他告诉我：“爸就在民主周刊社，妈放心吧!”但我发现，平时不抽烟的立鹤，现在却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三半半左右，他往府甬道去看了两趟，会还没有散，干脆就到周刊社门口等待。

    院子里十分静，孩子们往常都在院子里玩耍，今天下午可巧都没有出来。宿舍里又搬走了几家人，多了一些空房子，使人感到有点空空落落。奇怪得很，大街上的叫卖声也听不到了。我觉得天上的白云，树梢上的叶子也都纹丝不动，象是都凝滞住了。死一般的寂静压迫着大地，似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们哪里知道，此刻——正在一多他们开会时，府甬道至西仓坡一带已经戒严了。四下里都布满了特务。

    5点多，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枪声就在近处，我的心顿时象爆炸了一样，意识到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拚命往大门口跑去，赵妈、大妹、小妹也都跑出来了。这时，门房面无人色地迎面跑来，说：“好象是我们院子时的人……”我心里全明白了。两条腿忽然象棉花一样，支撑不住，我使尽全身的力量，跌跌撞撞冲出大门。果真，一多父子横一个、坚一个倒在血泊中，西仓坡上空无一人。我抢上去抱住一多，鲜血立刻染红了我的全身。他面色苍白，朋股大股的鲜血还在不断涌流，鲜血中还合着白色的脑浆。他双目紧闭，嘴唇微微张了一下，我抱着他的头，拚命呼唤他，但他的面色已经逐渐发黑，嘴唇也渐渐变乌了。我又强挣着往立鹤那边看去，他满身鲜血，瞪着两只充满仇恨的大眼睛。我只觉得眼前一片眩晕，什么也看不见了。隐约听见大妹、小妹在哭嚎：“爸呀!爸呀!大哥!大哥呀!”还有老赵妈的哀哭声：“先生啊!大弟啊!”……我失去了知觉。……孩子们的哭声又把我惊醒了，我看见四周已围上了一群人，有宿舍里的人，有过路的人。孩子们和老赵妈，还有暑期坦克住在我们家的立雕的同学小庄，正在拚命往起抬一多和立鹤。刚抬起一点，忽然人群中有谁叫了一声：“又来了!又来了!”人群哗地一下跑散了。一时间在人群中，企图拖延时间，置一多父子于死命。我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挣扎着爬起来，跑回宿舍，借了张行军床。回到一多身旁时，人群又渐渐围拢了。其中有挑夫，我请他帮助把一多抬上了行军床，由大妹和老赵妈跟着，赶忙送往云大医院。随后，小庄也找到了辆洋车，把立鹤送去。

    一多父子被抬走后，我几乎完全麻木了。年仅9岁的小妹搀着我，从血泊中把爸爸的眼镜、鞋和手杖捡起来，放到了宿舍的大门后边。我们俩互相搀扶，踉踉跄跄走进院子里，锁上屋门，往医院去。出来时，忽然来了两个国民党警察，说什么要调查真相。我当时没有眼泪，也没有恐惧，有的只是仇恨，我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劲，大声说：“你们不要问，是国民党杀的，还调查什么?”他们还想缠住我，我没有理他们，拉着小妹走了。

    云大医院离西仓坡约有十多分钟的路程，抬着一多的挑夫走得很快，大妹时时得小跑几步才能跟上，老赵妈经受了这么大的刺激，已经双腿发软，拖不动了。过丁字坡时，她简直是爬上去的，她抓住行军床的床沿，连爬带拖，努力想跟上挑夫。就是这样，她们俩还是觉得扶夫走的太慢，恨不得一步能跨进医院。大妹虽然在西仓坡就已经看到爸爸的脸色和嘴唇变乌，呼吸停止了，但心里还是怀着一线希望，她含着泪水，一路不断央求挑夫：“快点走吧，快点走吧!”心里默默叫着“爸啊!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老赵妈边爬边哭，老是重复着一句话：“先生啊!您可不能走啊!”一多的鲜血浸透了行军床，从帆布里一滴一滴地渗出来，流到地上，留下了一行斑斑点点的血迹。

    一路上，不少人惊奇而又恐惧地看着这几个浑身是血的人。到了云大医院门口，刚好从里面迈出来几个青年学生，他们一看这情影，赶忙问道：“这是谁?”“我爸爸。”“你爸爸是谁?”“闻一多，被枪打了。”几个学生象突然遭到了沉重的一击，都叫起来：“闻先生!”他们急急忙忙把一多送进急诊室。大妹和老赵妈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走过来的医生身上，他们紧张地盯着医生的每个动作。但医生翻了一下一多的眼皮，摇了摇头说：“不行了。”顿时，象一盆冰水浇透了全身，她们全都麻木了。大妹呆若木鸡似地站在那里，过了半晌，才发现行军床已被放到了急诊室门外的花圃旁的过道上，鲜血还在一滴一滴地渗透帆布，流到地上，积成了一摊，又流进花圃里。
立鹤躺在洋车上。血，将白色的床垫染红了。他昏昏沉沉，但始终瞪着那对仇恨的大眼睛，这里面燃烧着的怒火，能把那群豺狼烧成灰烬!只有当时见到过这双眼睛的人，才能真正感觉到什么叫仇恨!当爸爸中枪倒了下去的时候，他立刻扑到了爸爸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休保护他，但是，特务们的枪弹把他打翻，滚落在一旁，眼看着亲爱的爸爸中了那么多枪……血，不断地淌着，他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但他咬着牙，瞪着眼，断断续续地向跟在车后面的小庄说：“要报仇!……我如果死了，请你好好照顾妈，她有病……我两个妹妹都还小……两个弟弟不在这里……赵妈年纪大了……”
一多和立鹤被送进医院时，我拉着小妹还在丁西坡上爬。两腿发软，浑身无力，我挣扎着，爬也要爬上去!丁字坡啊，丁字坡!丁字坡上的血迹是那么鲜红，点点滴滴似万箭穿透我的心!……

    我赶到医院时，一多仍停放在圃旁的过道上，立鹤已被送进一间危重病人的单间。尚铖先生也赶到了，还来了一些同学。大家见我已经不成人样子了，没有告诉我一多的噩耗，也不让我在一多跟前停留，急心把我送进病房。但我心里十分清楚，一多已经牺牲了。

    从一多的身上发现了十多处弹洞，还有几颗子弹和一些弹片钻进肉里，没有穿出来。第一枪打中了头部，一多的左手本能地抱住后脑，脑浆几乎流光了。他来不及说一句话就牺牲了。立鹤身中五弹，肺部被打穿，有一颗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寸，右腿被打断了，伤势十分严重。

    面临着这样巨大的血的刺激，我悲愤交加，心脏病严重发作，完全起不来床了。身边只有13岁的大妹，9岁的小妹和60岁的老赵妈。朋友们有的早已离开昆明，民盟的其他负责人都已隐蔽起来，许多人还没有得到消息，只有云大等校暑期留校的一些同学在帮忙料理一切。到了夜间，更是冷冷清清。病房中，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映在雪白的墙壁上显得那么惨淡，我躺在床上，感到自己是这样孤苦伶仃，一瞬间，我简直不想活下去。可是又想，孩子们都还小，最大的立鹤才18岁，了受了那么重的伤，还在死亡线上挣扎，离开了我，他们将怎么生活啊!不，我要活下去，孩子们还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一整夜，安眠药的药力使我错错沉沉，可是我所遇到的强烈刺激，又使我不时惊醒，每闪醒来，总象掉进了深渊一样，感到这世界是如此窒息、黑暗。
正当我在茫茫黑夜里悲痛欲绝的时候，一道灿烂的阳光照宙了这黑暗的世界。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等同志从延安，从南京拍来了唁电。毛主席、周副主席在电文中褒奖了一多“不屈不挠、可敬可佩”的精神，指斥反动派这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历史之记录”。指出：“中国法西斯暴自豪如此横行无忌、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干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消灭中国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我想起了一多那多少个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的夜晚：茫茫的黑夜，四周一片寂静，他从枕头下取出革命导师的著作，在床头的电灯下，认真地学习、思考着。怕影响我的睡眠，他用纸将朝我这边的灯光遮住，自己一学就是半夜。我现在才感受到他在那样艰难的斗争环境中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导师著作的欲望和心情。

    只有共产党和她的伟大领袖才能在这黑暗的世界中高举革命的火炬给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一多正是在党的指引下才获得了新生。几年来，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在黑暗的现实中?徨、苦闷，寻找着“我的中华”。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他曾经绝望地认为“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他也曾把希望寄托在故纸堆中，却在其中看清了“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只有当他接触到人民，找到了人民精华组成的共产党，找到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才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从苦难的深渊中解放出来。他认识到：“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于是，满怀激情，毅然绝然地走上了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道路。他说：’我相信自己的生命是从战争之后开始的，也就是从40岁开始的，如果说过去的日子有值得纪念的价值，那只是使我对于中国文化有彻底的认识，勉强算是行动的准备期罢了。”他热爱党，热爱传大领袖毛主席。这两年，在他心中更生长着一个火热的愿望，一个崇高的革命理想——参加中国共产党。可是，他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就牺牲了。一多啊!我知道，你如果还来得及说一句话，这句话一定是你生平最崇高、最热切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拿着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唁电，从极度的哀痛中清醒过来，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一种渗透到全身的温暖。有党，有毛主席在关怀我，引导我，我下定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不仅为了孩子们，更是为了和全国人民一道，继承先烈的遗志，消灭中国法西斯统治，“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

    反动派的血腥手段尽管残酷，但它没有吓倒英雄的人民，他们怒吼起来了。大批的群众涌向云大医院。反动当局害怕群众，只准备将一多的遗体停放一天，在我的坚决要求下，才同意停放3天，但却将停尸房加了锁。愤怒的人群，流着泪，敲着门，高喊着：“我们要看闻先生!”3天来，悲愤的人流络绎不绝。愤怒的狂潮很快扩及到了全国，扩及到海外。从全国各地，从国外，纷纷寄来一封封充满悲愤、势情的唁电和慰问信，表达了誓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正在北上复员途中的联大和中法大学的学生，在万里之外捶胸痛哭，寄来了满纸的痛楚与愤恨：
    同学们虽在迁徒离散之中，但听到这消息的都哭了，许多人想到闻先生的声音笑貌就哭，许多人想到闻先生循循善诱的风度以就哭，许多人想到闻先生为人民为正义为国事而呼号的精神就更哭。闻先生太爱人民了，因此，我们也深爱闻先生。哭过了，恨却更强!……我们恨，恨这些丧尽天良的禽兽!……

    我们虽然离昆明愈来愈远了，可是我们心依然紧紧地记着昆明……闻先生不幸死了，这是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可是，闻先生活在中国人民心里也更深了。保重吧，为了爱和恨都要活下去!……

    第17批复员学生210人自汉口来电话：“……先生为民主而牺牲，立坚贞于百世，时日曷丧，追高风而继起者，岂徒我辈而已哉。”

    一群青年寄来了他们的誓言，这誓言代表了千万人心声：“闻先生，安眠罢!无数的青年被您的死唤醒了……国家一天不民主，不独立，不和平，我们无数的青年一天不会停止奋斗的。当我们胜利的一天，我们会拿着刽子手的头颅，来祭您在天之灵!”
许多老一辈的教授、学者，一多的老同学、老同事听到消息后也悲愤莫名，纷纷发来了唁电：

    一多兄……为河岳殁为明神，今日之死，重于泰山。
    闻君虽死，浩气永存宇内，为后死者法……。
    立鹤终于度过了险境。反动派暗杀了父亲，还想夺去这仅仅18岁的生命，但他们失算了。不只是做母亲的，而且全国有那么多亲人在关心着这个年轻的生命。他的枕头边放着一叠叠的慰问信，这都是用泪水、用仇恨写成的：

    ……你用身体掩护已被击倒的爸爸，这就是你用血肉来捍卫民主正义。你这一勇敢的行为，是我，以及大多数中国青年永远的楷模。

    闻先生不单是你的爸爸，也不单是我的先生，而又是全国青年的导师，和全国人民的代言人。他的血债不单是你和我会记住，全国青年，全国人民都会记得的!……
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亲人，他们寄来了人间最深厚的同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就连老赵妈和两个幼小的妹妹也在他们的心上：

    赵妈：您上了年纪的人，又受了这一番苦……望您能安静保重，照看弟弟妹妹们，劝慰师母……

    铭、惠羽二位小妹妹：
    这些天不知道你们是怎样过的?你们太小，这是我最不安心的。……愿你们往远处大处着想，努力做好人，报仇雪恨，咱们都是一样的。

    反动派慑于人民群众的力量，不得不假惺地“悬赏缉凶”，从监狱里提了两个在押的犯人当替死鬼，但背地里却把真正的主凶连同他们的家属都保护起来。与此同时，他们在暗地里继续加紧着罪恶色当。

    那些天，国民党的鹰犬布满了全城。云大医院也成了特务包围的中心。“女疯子”又三天两头出现在云大医院，要见闻立鹤，扬言要斩草除根。孩子们上街去办事时，后面总跟着向条“尾巴”。周新民等同志来看我，从云大医院一出去，就被盯上了，转了好几个圈子才把“尾巴”甩掉。有一个同学15日当天帮了一下忙，以后又到医院来看望我们，回去后就受到特务的警告。

    更无耻的是，一多的遗体火化时，他们又玩弄了一个阴谋。原订于7月18日上午12时火化，通知发出后，他们却暗暗提前2个小时。火殓时，广场只有稀稀落落几个人，显得十分凄惨，天下着雨，仿佛也在哀哭。11点多，大批群众来到时，火殓已经完毕。这天上午，国民党云南省警备司令部胆战心惊，竟派出了一个排来“保护”。

    遗体火化后，骨灰一部分撒入了滇池，保留的部分没有地方安放，东也拒绝，西也拒绝，只好暂时放在一个庙宇里，交给老和尚保管。
反动派以为这样不可以消灭闻一多了，就可以吓唬住人民群众了。不，闻一多没有死!人民永远吓不到!

    《民主周刊》社的同志，在一多牺牲后，为了“不向敌人示弱”，为了对得住闻先生”，含着泪，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去借铅字，在敌人包围了大门的紧急情况下，了们还把版面用手卷简印好，背在身上跳过后墙跑出来，坚持着出了最后一期。

    不少同志冲破白色恐怖来到医院看望，照顾。李何木同志和夫人王振华同志，不顾自己的危险处境，前来医院看望。李公朴先生的夫人张曼筠大姐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痛，也特地赶到医院看望。一多的助教何美周先生和研究生范宁先生冒着危险到处奔走，帮助料理后事。有一位名叫杨友兰的女同志，见我身边只有老、小，就自告奋勇住到医院里来帮助护理立鹤，孩子们亲切地管她叫“杨大姐”。还有一位附中的小同学徐德征，年仅13岁，不怕特务的跟踪、迫害，每天到医院里来陪伴我，好多上街跑腿的事都是他帮着干的。有一回，他来医院时，遇上了“女疯子”，她逼着他带路，要见闻立鹤。小徐机智地把她带到了云大医院的后门，设法甩掉了她，然后回到我病房里来，直笑这个特务是“笨蛋”。

    昆明的老百姓，也伸出了同情和支援的手。我们来到医院时，身上都沾满了血迹。大妹、小妹抱着一堆血衣，送到了附近的钱局街口的洗衣房。这个小小的洗衣房只有夫妇2人。当他们看到抱来的衣服上满的血迹，立鹤的那件还有子弹洞时，没有问是怎么回事，就指指天，指指心口，说：“老天知道，闻一多是好人啊!”说完，背过脸去，擦了把泪水，才把衣服抱进去。去取衣服时，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收钱。

    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个《新华日报》的送报员，在特务密布的情况下，每天上午，当阳光照射进病房时，他总是出现在窗口，悄悄地从窗户里把报纸递进来，向我会心地一笑。大妹、小妹见到他来时，常常高兴得叫起来：《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她们知道，这是爸爸最爱看的一份报纸。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看《新华日报》。看到有关解放区的报道时，他是多么向往那光明之源啊!就在他牺牲前不久，他还对他们说，先回北平，将来带他们到张家口去。他自己还多次向一位地下党的同志要求去延安。当那些同志说，“你留在这边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时，他就要求：“那么让我去一趟再回来也可以啊!”为了争取一位教授，一多让《新华日报》订报处不写姓名每天送一份给这位教授。《新华日报》象黑暗中的一盏灯，已经成了一多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力量。

    感谢党，感谢送报同志，你冒着生命危险，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中，把这盏明灯又送到了我的病床前。

    公朴先生牺牲后，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厉声质问：“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是的，一多的血没有白流，它和无数先烈的血汇成巨大的血流，染红了千万人的心，化成了无比巨大的力量。它还将使“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都都战栗地倒下去!”

    立鹤的伤口基本愈合后，我们搬回了西仓坡宿舍。为了不便我触景伤情，过于悲痛，我们住到了20号斜对面的一家空房子时。宿舍里的老邻居几乎全都复员了。我还起不来床。虽然换了房子，但回到了这熟悉而亲切的宿舍，仍然无法控制无限的悲痛与思念。从我的房间里可以看到20号那熟悉的黄墙，20号门口的土坡上，是一多和我地起开垦的小菜园，那里还有一多亲手栽种的西红柿，现在因为没有人管它，已经枯萎了。那扇没有玻璃的木窗，窗户还是一多亲手糊上的，他的书案就在窗下，在那木板搭成的桌子上，他伏案苦战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写出了多少篇学术手稿，投出了多少篇犀利的杂文，又拟成了多少篇宣言和传单!在那张桌子上，为了维护8口之家的生活，他披星戴月刻出了多少方石章和牙章，每天早上，孩子们在有力刻刀声中醒来，晚上又在刻刀声中睡去，他一声不响地刻着，中指刻出了个大疙瘩，还是不停地刻。可是有一回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慕名送来一大方牙章，附上了优厚的润例，他当即愤然拒绝，把钱和图章都退回去了。也就是在这张桌子前，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他们那么爱载他、尊敬他，他又是那么热爱这些纯洁的青年。现在，他们再也见不到他那挺拔的身躯，严肃而慈爱的面貌，再也听不到他那宏亮又亲切的声音了。一多，我知道，青年们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青年们。因此，我坚持要把你的衣冠冢安放在“一二·一”4烈士墓前。让你永远和青年们一起，请青年们永远簇拥着你……
早年，在《剑匣》一诗中，一多曾写过
    震鸡惊耸地叫着，
    我在蛋白的曙光里工作，
    夜晚人们都睡去，我还作着工——
    烛光抹在我的直陡的额上，
    好象紫铜色的晚霞
    映在精赤的悬崖上一样。

    晚年，他仍在“蛋白的曙光里工作，夜晚人们都睡去，我还作着工——”，然而，他已不是在刻着那光怪陆离的剑匣，而是在为人民一点一点地做着老黄牛的工作了。正象他自己诗中的红烛一样，将他的膏脂“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籍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直到蜡烧成灰……

    孩子们很懂事，都不来触动我的心。但是，我看到，立鹤从医院出来后，每日沉默寡言。他以前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活泼爽朗，会唱歌，会演戏。现在却很少言语。我常常听到他在低声唱着这样一支歌：
    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牺牲
    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
    大妹、小妹也好象长大了许多。她常背着我回到20号房间去，
    好象在那里还能见到爸爸一样。是啊!在那间房子里，爸爸给她们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教给她们怎样生活和学习。小妹的功课很拔尖，但成天埋在书本里。爸爸给她题了几个字：“知道不全在书本里。”这是他自己几十年生活经验的总结啊!他不喜欢孩子们多学习文化知吗?不，去年大哥从中学跳班考取了西南联大，他十分高兴，把一位外国朋友送给自己的派克金笔给了大哥，鼓励他好好学习。小妹小时候作了几首诗，他是那么高兴，亲自把它们抄在小本子上，拿给朋友们看。他不爱书吗?不是，前不久，为了准备复员，筹备买飞机票的钱，他忍痛割了我的肉一样!”难过得一顿饭没有吃好。他不想研究学问吗?也不是，他是多么热爱自己的学术工作啊!他不仅是战士，还是一个诗人、学者。他曾对吴晗先生喟然说，太空虚了，成天吐出去，却没有新的东西补充。要好好念书了。天可怜见一年两年后民主实现，政治走上轨道吧，只要有这一天，我就立刻回书房，好好读10年20年书……。就在牺牲前的一个月，那么紧张，那么恐怖的日子里，他还抢着挤出时间写了《九歌古歌舞剧悬解》，还让大妹帮着抄写呢。他为我国两千年前就有这么美丽光辉的神话故事感情。大妹还等着大舞台上看到这个优美的神话呢。但是，这个计划没有来得及全部完成，他就被反动派杀害了。他还有多少学术工作要去完成，他还有多少宏大的理想要去实现啊!但是，在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上，就是连《楚辞》的研究也没来得及完成第一步的、“最下层”的工作，而他日夜准备和期望完成的那部中国史部“史的诗”，却用自己的生命的鲜血来完成了。反动派在他仅仅47岁，正是壮年时期就夺去了他的生命!在鬼神当道、群魔乱舞、遍地灾荒、万民涂炭的日子里，怀着一颗爱国心的人，是没有可能去专心研究学门的。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残酷的现实!这就是那书本里学不到的知识!

    大妹妹怀着满腔悲愤，跑到爸爸和大哥遇刺的地方，地上的血迹还是那么清晰。她们跑下去，含着热泪，用颤抖的小手，捧起一把把渗透了亲人鲜血的泥土，放入了她们自己缝制的小黑布袋……

    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了一些，立鹤也能拄着拐杖走几步了。9月下旬，接到上海的电报，说10月4日要召开追悼李、闻烈士大会。我们决定赶去参加，然后取道上海迁回北平、立雕、立鹏已到北平等着我们。但是，反动派仍然百般刁难。我们买飞机票的钱因为都是捐款，多是零票子，他们借口不收零票子，拒绝卖给飞机票。伴送我们回北平的周景淮同志往返奔波，急得直流鼻血。以后他们又不肯卖飞机票给老赵妈，说什么飞机不能给保姆坐。可是，他们部长的狗却可以坐飞机!老赵妈哭着对我们说：“你们走吧!不要管我了，不要因为我牵累了你们!”我气得肺都快要炸了，坚决地对她说：“不，咱们死也要死在一起!要走都走，我们都留下，绝不丢下你一个人!”经过一番艰难的斗争，他们不得不答应卖票，可是，追悼会的日期已经错过了。

    深夜，我们终于坐上了驶往机场的汽车。昆明城还在寂静和黑暗的压下沉睡着。隔很远才有一盏路灯，在深蓝的天空下发出黯淡的黄色光彩。借着车灯和这微弱的光线，可以依稀辩认得出两旁的亍道和房屋。我们谁也没有说话，立鹤紧紧抱住父亲的骨灰匣，一家人心头交织着悲痛的愤恨。目送着正在离去的城市。这里的每街道都印下了一多的足迹，这里的每个城区都出现过一多的身影，我仿佛听到一多的声间，这声音，自联大的校园冲出来，向昆明，向全国喊去，在辽阔的太空中回荡着。

    再见吧，昆明城!愿你渗透了烈士鲜血的土地奔跃起更浩荡的队伍，愿这撒入了烈士骨灰的滇池水掀起更汹涌的怒涛，去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灿烂的明天!
    注：高真系闻一多夫人、闻铭系闻一多女儿。（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四辑，本文作者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