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的保尔”吴运铎

2014-09-15 21: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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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5月，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至首都北京访问了吴运铎同志。吴运铎同志见到家乡来人，亲切询问了家乡情况，并详尽的讲述了他的经历。

    吴运铎同志说：我1917年1月出生于江西萍乡安源煤矿，1930年因汉冶萍公司管理不善，头头们贪污、腐化，借外债，把安源煤矿搞垮了，我们一家逃回汉阳县老家。当时我只13岁，对家乡的情况并不了解。1955年，我回湖北，听从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意见，回到蔡甸，对家乡的情况才知道一点。父亲年幼时住在柏林庄朱家祠堂后的一间茅草房里，有没有田，我不清楚，估计有也不多，读过几年私塾，家里穷了，负担不起，到汉口摆摊子。

    我父亲是怎样去萍乡的呢?要从无产阶级兴起讲起。光绪年间，康有为主张维新，效法西洋，光绪皇帝赞同，慈禧太后反对，维新派的洋务大臣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在上海搞了一个江南造船厂，在武昌搞了一个纱厂，在汉阳搞了一个炼铁厂和一个兵工厂，在大冶搞了一个铁厂，在萍乡搞了一个煤矿，便把萍乡的煤炼成焦，运到大冶炼铁。那时正值欧洲大战，几个参战国的钢铁生产都停了，他们到中国来买钢铁，使汉阳钢铁厂赚了一笔钱。后来，由于头头们腐化堕落，贪婪成性，致使一座好端端的新型工业垮台。从这时起，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产生和发展。

    安源煤矿是我国南方最大的煤矿，整个设备是法国人设计的，半机械化采煤，炼焦时，首先要洗煤，我父亲在洗煤台上当了一名职员，但是安源太穷，穷得没有饭吃。我7岁那年，在安源煤矿读私塾，那时读书，启蒙课本是“人之初，性本善”，摇头晃脑的念，老师不讲解。这样读书，我不感兴趣，每天上学，把书包往树上一挂，就到煤矿的各个车间去参观，什么火车制造厂、修理厂、车汽厂、压缩机厂、发电机厂啦，煤窑啦，所有煤矿的各个工厂，各个车间，几乎我都跑到了。这段历史对我后来搞兵工厂有很大的帮助。考入萍矿小学后，社会上掀起了一场抵制日货运动。在学校进步老师的领导下，我同高班的同学一起，组织抵制日货检查队，到每个商店去检查有没有日货。有一次，在火车上发现商务印书馆购买的一大批日本纸，全校学生拥上火车搬下来，全部烧了。那时，萍乡办矿依靠外国人，什么工程师，除了法国人外，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我们学校的校长就是美国人。因为我们烧了商务印书馆的纸，被告到学校，第二天早上朝会时，这个校长训话，把我们大骂了一顿，一气之下，我们哄上讲台要打校长，他见势不对，跑到洋房子里躲起来，把大铁门也关了。我们也很幼稚，在门外等啦等，一些拍洋人马屁的老师说：“现在天黑了，你们不要等，回家去吧，明天再说。”

    没想到那个美国校长当天晚上就乘火车跑了。这时，国家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我们学校都举行提灯晚会，每个灯笼上写上“勿忘国耻”4个大字。这一年留了级，自己感觉羞耻，从此读书发愤了，拇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但我这个人也很顽皮，人家不敢去的地方，像矿井呀，我都去了。我9岁那年，安源煤矿拖欠工人工资，全家无法生活，父亲把家里的东西能当的当了，能卖的卖了，桌椅板凳没人要，就当烧柴卖。为了生活，我开始去挑煤，一提煤，从矿山挑到火车站赚五六个铜板，有的同学对我说你不如到锅炉旁去捡煤渣，一个晚上可捡五六担，赚20多个铜板，我便改为捡煤渣。这时，刘少奇到安源建立俱乐部，发动工人举行大罢工，创办了职工子弟学校。我参加了儿童团，经常到俱乐部去听演讲，搞宣传活动，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制度，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四·一二”蒋介石在南京、许克祥在湖南，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安源煤矿的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也惨遭杀害，他们的鲜血洒满了安源的广场。当时，我虽然不懂得共产主义的道理，但有一个感觉，世界上总有这样的好人为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连自己的生命都牺牲了。

    1930年，我们逃回武汉，回家看了一下，一无房子，二无土地，如何生活呢?蔡甸高寿林原是安源煤矿采煤工程师，回湖北后，与陈定安在黄石兴办了富源煤矿，父亲带我到黄石凭藉他的关系进了富源煤矿，在电机车间当了一名学徒。

    旧社会，脏活重活都是学徒干的，搞的不好还要挨打，我这个人脾气又坏，你骂我一句，我要还两句；你打我，阎王老子我也要还手，这样把车间的工头得罪了。有一次煤窑的蒸汽管断了，整个水泵房变成了蒸汽室，这件事与电机车间无关，但工头门为了报复我，要我去修理，我也明白，你不去他就开除你，我脱下衣服，下到煤窑，像蒸馒头一样，深身肌肉变成了紫色，咬紧牙着把管道修理好了。像这样的罪，整整受了8年。

    1938年初，日军占领南京，实行惨无人道的“屠城”，采取砍头、劈脑、破腹、挖心、水溺、火烧、活埋、强奸、机枪扫射等惨绝人寰的手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约有30余万人被杀害。我的确忍不下去了。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抗日中心，董必武、周恩来、罗炳辉、叶剑英等同志先后来武汉，新华社通过武汉党组织派张明到黄石富源煤矿。从此，我在张明同志的领导下，在源华煤矿成立了《新华日报》推销站，举办时事座谈会，有的工人每天下班后，到我家看报纸。为了使更多的工人了解抗日运动，我在工人上下班经过的大路口办了一个墙报。这时，日寇使用毒气弹残杀中国人民，我印发倡议书，号召工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日战士，解决防毒面具等。这两件事引起了资本家的不满，他们把工会组织搬到离黄石煤矿20里远的石灰窑去了。我们在煤窑盖了一间平房，挂上了源华煤矿工人俱乐部的牌子，每天利用晚上的时间，召开职工座谈会、读报、讨论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就要工人上夜班；我们选举班组长时，他们要把工头的小舅子、矿长的亲戚塞进去，斗争相当激烈。有天晚上，张明同志与我谈工作，我看到源华煤矿的高级职员、家属收拾细软，准备乘自备的运煤拖轮撤往汉口，非常气愤；第二天上班时，我在电机车间召开会议，要求给予3个月的遣散费，资本家不答应；我们一面派人保护矿井，一面继续谈判，相持到下午五点钟，交接班的矿工看到后，跑到锅炉房把汽笛打开了，全厂开始大罢工；到了第三天，资本家还是不答应，一位姓肖的工程师找我谈话，他说：“运铎，你不要跟人家闹，人家闹到了3个月的遣散费，也不能少你一分一文。”我说：“你还有没有说的”，他说：“没有”，我转身就走了。接着资本家也找我谈话，我说：“全厂500多名电机工和矿工，一律按3个月发给遣散费，分文不能少。就在这天晚上，警察局长易介五，开枪打死打伤我们二十多名工人，这样一来斗争更加激烈了。第4天，我当选为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谈判，提出了三条：第一，负伤人员送往医院医疗，医药费、护理费、工资一律照发；第二，死难者的安葬费、抚恤费一律由厂方负担；第三，全厂工人每人发三个月的工资作为遣散费。与此同时，我向《新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武汉工人纷纷支援我们的斗争。资本家屈于社会的压力，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大肆向武汉进攻，我离开了黄石。回到安源煤矿，经党组织介绍参加了新四军。

    我到新四军军部后，要我到淮南建立兵工厂，首先建立一个子弹厂；后来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们把设备埋藏起来，拿起枪，同日军进行了四十多天的战斗，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这次战斗结束后，部队继续开展活动，新四军由4个支队扩大为七个师，遍布长江两岸，进行敌后抗日斗争；军部成立了军工部，建立了3个兵工厂，我分配到第3兵工厂任指导员兼工务主任，研究武器的制造；同时，也生产一些炮弹。1941年7月，日军使用2万多人的兵力，海、陆、空配合进行“扫荡”，我们一手拿锤子，一手拿枪，我带领全厂工人同日军进行战斗。我的腿受伤了，地方党组织把我护送到军工医院，腿肿了，是了破伤风，手术治疗时，流了半脸盆血和脓，伤口还没有好，就发生了皖南事迹，我们兵工厂整个迁到苏北，我担任车间主任。

    那时制造枪支，全是靠手工操作，进度慢，工艺也很落后，得知林国县有个煤矿，因为战争停产，我便到林国县把两部旧车床和一台龙门刨床借回来，搞了一台发电机，建立了机械车间，生产步枪的产量提高了几倍。后来，又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带领6个工人、两个学徒，到小珠山建立一个年产60万发步枪子弹的兵工厂。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设备。当时，日军、伪军、土匪、地主武装、国民党顽固派把我们团团围住，外地有设备也运不进来，我们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从设计到制造，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军工部材料科的同志到处收集破铜烂铁，吴部长到上海、南京，通过地下党买回了一些器材，如钢锯条、砂轮等。有一天，骡马大队送来一些旧炮弹，这些炮弹是战争中敌人打过来没爆炸的，有日本的，有国民党的，也有法国、意大利的。军工部负责同志对我说：“现在战斗打得很激烈没有炸药，前方炮兵需要炮弹，你们赶紧修理好，送到前方去。”造炮弹没有炸药，从旧炮弹里掏取炸药，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我想我是厂的领导，这种危及生命的事如果要同志们去做，一旦发生问题，怎样向上级交待呢?所以我亲自动手挖炸药。忽然炮弹爆炸，左手炸掉了四个指头，左眼炸伤了，左腿膝盖上炸开了一个大洞。同志们把我送进医院，因为流血过多，进入休克状态，死亡时刻威胁着我。

    我受伤后，司令部很快知道了，参谋处不断打来电话询问我的伤势；军工部的同志，兵工厂的同志，也都为我的生命耽忧。我躺在病床上，昏昏迷迷什么也不知道，过了15天，护理我的护士小张送水来时，听到我的声音，高兴地跳起来，院长、指导员和其他病室的伤病员都来看我，把我的病室围得满满的，大家嘻嘻哈哈，非常高兴。我想，我的伤势这样严重，哪天能恢复呢?上级交给的任务何时才能完成呢?如果能把病室变成工作室，就能争取时间，尽快地完成机床的设计，这该多好啊!可是我怎么也坐不起来。有一天下午小张打开水时，我把两个胳膊顶在床上，使劲的往上撑，没想到用力过度，手脚上的伤口痛得非常厉害，可我什么也不管，坐起来后，从书包里取出铅笔、本子，开始作图。小张打开水回来，站在病房门口，两眼瞧着我，把壶往地上一放，急忙找来院长、医生，他们看见绷带都是血，忙解开绷带，我的血像自来水管的水一样往外喷。但医院条件很简陋，连止血钳都没有，医生拿来很多绷带，把我手脚捆得紧紧的，在屋梁拴根绳子吊起来，第二天才送进手术室扎血管。我在医院，一面学习，一面设计，把兵工厂的工人请来，给他们讲机床怎样设计，怎样制造。到了第二年，我的伤口还没有收口，再三请求院长，才准允我出院。

    出院后，我正式开始了设计工作。这时，军工部通过上海地下党买回了3台机床，这3台机床虽然是老掉牙的，经过改进后，我们的炮弹生产快多了。后来，在军工部的领导下，从部队调来100多名青年，一面劳动，一面学习，建立了新四军第一个步枪子弹厂。接着，我建议在子弹厂内建立一个炮弹车间，后来还建立了一个地雷厂，为淮南开展地雷战生产了许多地雷。

    193年春末夏初，淮南有了好几个兵工厂。这时，我向上级请求批准我去延安学习，正准备起程时，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研究制造枪榴弹。生产枪榴弹，不仅有很多困难，而且很危险。我和同志们终于制造成功了，在桂子山与日本鬼子打遭遇战时，歼灭全部敌人，上级说，这次战斗枪榴弹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在淮南的保卫秋收和反击南京日军四处抢粮的战斗中，用枪榴弹消灭了不少敌人。接着，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的需要，研究制造三级口径步兵炮，也遇到很多困难。如炮筒上的来复线，要有非常精密的机床才能刻制出来，这种机床在国民党的兵工厂也只有几点，还是进口的，在我们根据地根本没有，怎样刻制来复线呢?我们用挤压的办法。其实这个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强迫钢磨子倒转来刻制来复线。还有钢套，国外都是用20吨的水压机制造出来的，我们没有水压机，当时的条件也不能制造水压机，就用一块钢板在上凿个六角形洞，上面大、下面小，炮弹带弹袋一起从大口进去，小口出来，弹袋搞的非常准，质量也非常好。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平射炮厂，攻击敌人的炮楼很起作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从重庆飞到南京，制造了内战，想用美式装备的几百万军队消灭我们新四军、八路军。我们在解放战争中缴获了很多美式武器，这些武器都是大口径的，一颗炮弹就要十多公斤钢铁，我们根据地没有钢铁厂，但需要的炮弹比抗日战争多，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从华中调到烟台，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渡海到大连，在党的领导下，利用日本鬼子投降后留下的旧机床、厂址，从钢铁生产开始，建立了冶金厂、炮弹厂、缝合厂、水磨厂、修理厂，全厂两万多职工，我担任总厂副总工程师兼炮弹厂厂长、党委书记。一开始，上级要求我们先把炮弹厂建立起来，我们一面盖厂房，安装设备；一面设计生产炮弹。一次我和吴炳洲同志在海滩的一个山岩上试验炮弹威力时，没想到试验到第七颗炮弹没爆炸，我们2人去检查，这颗炮弹突然爆炸了，吴炳洲被扔到山岩脚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被扔在海滩上，左手被炸开了，海滩上的鹅卵石也变成了“弹片”，从头部到脚下，大大小小的伤口不知有多少处，最严重的是右腿，切断了二分之一(现在我的头脑、脚部还有不少的弹片)，我被送进医院后，因伤势太重，医治了一年多的时间，伤口好了，骨头里有一寸多长的空白。我夹着两个拐杖可以下楼，便请示党委允许我出院。
出院后，我和同志们一起紧张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生产的炮弹无流统计，听部队的同志们讲：“淮海战役就打了二十多万发炮弹”。1949年，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吴运铎同志回顾建国后的经历说，新中国建立后，东北局决定我去苏联治疗。1949年12月从沈阳坐火车到莫斯科，送进松林疗养院住了一个多月，转入克林姆林宫政府医院，经苏联著名眼科专家依那托夫诊治，把眼睛内的弹片取出来了，又转入另一个疗养院继续治疗。原定1950年春回国，因莫斯科市委要我们参加“五一”节观礼，在红场上幸福地会见了斯大林同志。

    我回国后，调任湖南株州兵工厂厂长。不久，这个厂移交三机部，我调中南重工业部任兵工局副局长，负责中南几个兵工厂的生产、技术、科研工作。1951年9月接到全国总工会通知，要我以特邀劳动模范参加国庆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当天晚上，周总理为我们举行了宴会；第三天举行报告会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的保尔——吴运铎》，“保尔”这个名字是谁封的，现在我还不清楚。
国庆观礼后，我回到中南不久，国家选派一批干部去苏联学习，我从中南调北京学习俄语。1953年到苏联学习。

    《把一切献给党》是怎样写成的呢?在出国前，因为要办理出国手续，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这时，全国总工会要我写书，我说：“我这个人参加革命前连小学都没有念完，13岁下煤矿当了8年矿工，21岁参加新四军，干到现在，要我写书，没有这个本领。他们要我把写书当作政治任务完成，我说我实在不能写。他们说：“你怎么不能写，那天作的报告把它写出来就行了”。1951年参加国庆观礼的第3天，全国总工会组织了一个报告会，邀请几位劳动模范报告事迹，《工人日报》将我的报告发表了，那个报告，由于时间关系，讲的很简单。这次全国总工会要我写书，中央美术学院给我配插图，还专门腾出房子，要我搬过去。于是我就写起来。书写好后，经《工人日报》责任编辑何家栋同志整理，正式出版了。

    这部书发行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学习、机关团体、工厂开展了学习讨论，有些学校、工厂开展吴运铎班小组活动，各地纷纷给我来信，一天几十封，我一一作了答复。这本书总共出版了7百多万册，并翻译成俄文、乌克兰文、蒙文、朝鲜文、日文、英文，在许多国家发行。

    到苏联后，先后到西北利亚、克拉亚什克、乌拉尔等地工厂学习了两年。1955年回国后，担任重工业部第一研究所所长；1963年调任五机部机械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文化大革命”中给我的罪名可多啦!什么“三家村”、“胡家店”、“裴多非俱乐部”、“白专道路”等，最大的罪名是“写书反党”。因此我和其他老同志一样，遭到了大会斗、小会批、游街、抄家、住牛棚、发配充军、下放劳动，无所不及，在精神上受到折磨，肉体个受到摧残。林彪摔死后才回到北京。

    1978年召开全国总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我当选为执行委员，担任五机部科学院副院长。(根据录音整理，蔡甸区政协供稿)
（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四辑，本文作者李家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