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竹溪相识的时间很早,合作的时间也很长。从1930年以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同他可称得上是“一代相知”。
竹溪于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以后转入物理系学习。他听过我讲授的每一门理论物理的课程。我当时发现这位青年读书勤奋,善于思考,学习态度严肃认真,能深入理解物理概念并具有数学计算的特殊才能。1933年夏,竹溪大学毕业后继续在物理系当研究生。1935年他考取了清华出国公费留学生,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在统计物理学的领域内进行学习与研究工作。
1938年秋,竹溪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毅然回到了昆明,担任清华大学(这时的清华大学是西南联大三成员之一)教授。当时,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尚未发动侵略战争,而祖国的大片土地已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所践踏。如果竹溪图安逸、贪享受,以他的才华与学术水平,完全有条件在西方国家找一个教学和科研工作,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在昆明的几年里,竹溪和西南联大其他同志一样,过着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竹溪安之若素。他除了完成物理系的教学任务之外,还到工学院任课。此外,还坚持科学研究,完成了有关热力学、统计物理学等方面的多篇科学论文,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报》和国内外其他科学刊物上。他在困难面前不动摇,勤勤恳恳地坚守岗位,对中国人民抗战前途具有充分的信心。
1949年1月9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清华大学。5月,成立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竹溪被军管会任命为物理系主任。1952年北京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他转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理论教研室主任。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后,他又兼任室主任。1961年,国务院任命他兼副校长。
竹溪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中做过重要的研究工作。30年代末到50年代的21年中,他在热力学、统计物理等领域中,先后发表了30多篇科学论文,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在教学与科研的同时,竹溪也积极从事科学普及工作。
竹溪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也要求严格。经过他的循循善诱,耐心培养,再通过他们自己的实践和发展,他的很多学生已经成为我国理论物理学界的著名学者和骨干力量。在他指导的研究生中,最有名望的是扬振宁教授。扬振宁教教授在后来写的回顾自己科学工作的一篇著作中,特别提到是竹溪引他进入统计物理的领域,使统计物理成为他深感兴趣的学科。他们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自1971年起,杨振宁教授每次回国访问到北京都要看望竹溪。1983年年初,正在香港讲学的扬振宁听到竹溪去世的噩耗,专程来北京看望师母,表示哀悼与慰问。在京期间,当时的赵紫阳总理会见了杨教授,向他介绍说:王竹溪同志在政治上与党中央力求一致,拥护三中全会以后的方针,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四十多年中,培养了大批物理学家,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5年竹溪正式提出入党申请。竹溪这个人不轻易产生一个信念,而一旦产生了就坚持到底,这是他的特点。自从提出入党申请后,他对共产党的信任始终不渝,尽管中间经过几次大的风浪,他的信心和决心丝毫没有动摇。
竹溪一直坚持一个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从不随风倒,不随大流。记得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总是怎么认识就怎么讲,决不哗众取宠。1959年“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时,学校里有些人对他写的《热力学》进行批判,错误地给他戴上了“理论脱离实际”等几顶帽子。当时他处境困难,但仍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作好各项工作,直到1962年才甄别平反。
竹溪为人刚正不阿,作风正派。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江青为沽名钓誉,跑到北大“慰问”。一帮吹鼓手搞什么“感谢首长关怀”的吹拍活动。在“接见”会上,竹溪冷漠地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之后有人问他被“接见”的情况,他表示了冷淡和轻蔑。“批林批孔”时大肆宣传什么“柳下跖痛斥孔老二”,连某些中国哲学史专家也违背史实跟着乱讲。但是,竹溪在小组会上公开地说:“柳下跖比孔子晚生一百多年,根本谈不上什么‘痛斥’的事。”他敢于坚持真理,不趋炎附势的精神使我敬佩。打倒“四人帮”以后,竹溪再次向党提出自己争以入党的要求。1979年,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四辑,本文作者周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