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3685号飞机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下,张家口一带机场的歼击机已经起飞。两位飞行员在与周的争执中按下发射按扭,说出“油量不够,要下去加油!”的话来,这句话被张家口机场调度室清楚地听到了。此前,飞机已改由陈士印驾驶。
“飞行前方发现小飞机拦截!”飞行员有意将周宇驰的视线引开。“飞机在哪里?”周把注意力放在外边。陈士印手疾眼快,将指示飞机飞行航向罗盘上的着陆标志向相反的方向旋转180度,从原来320度的位置一下子调到140度的方向。
陈士印示意,让陈修文接过驾驶杆向回掉头转弯。他担心周宇驰会很快发现罗盘上做的手脚,故意将身子向左倾斜,有意干扰周观察罗盘的视线。但是,周宇驰毕竟在云雀飞机上学了一段时间,具有一定的空中经验。周根据飞机的姿态与地面灯光相对运动特点,判断出飞机在转弯,恶狠狠地说:“飞机怎么转弯了?”“外面飞机拦截,需要作机动飞行。”飞行员用智慧同敌人展开周旋。
3685飞机返航了。当飞机以3300米的高度经过八达岭上空,北京市的灯光在黎明前显得格外明亮。灯光突然使周宇驰从叛逃的得意中猛醒过来,他把头上的耳机取下来摔在一边,大呼上当,并绝望地狂叫:“你们骗了我!……今天我不活了,你们也别想活,……你们要落地,我打死你们……”陈士印意识到,周宇驰已经把手枪拿了出来,究竟是什么型号的手枪,陈士印一直没有看到。
无论到沙河或西郊机场落地,3600米的高度显然是太高了。此时,陈士印操纵飞机以每秒7到8米的速度下降,这个下降率平时很少使用,但这次飞行员要争取时间尽快落地。
由于这是一次很不正常的飞行,当3685返回北京,飞机的实际航线偏在正常航线的右侧,即偏在了靠近西郊机场的方向。此时,是全国下达“禁空令”之后3个多小时,在整个共和国的领土上,只有3685一架飞机在空中飞行,机声传向京北的四面八方。
气急败坏的周宇驰意识到已经失去叛逃的机会,认为反正都是一死,不如死得“轰轰烈烈”。他命令飞行员向位于北京西郊钓鱼台的国宾馆冲去。陈士印说,那里属于空中禁区,根本无法接近,否则,会被地面高射武器击落。
正在西郊机场专机师指挥所严阵以待的师长,听到了对他来说非常熟悉的声音,断定3685号飞机又飞回来了。他立即命令警卫连做好对机上人员缉捕的准备。可是,3685号在众目睽睽之下,当高度很低之时,又改变航向朝北飞走了。
在沙河机场,飞行员再次降低高度准备迫降,而且,企图将发动机的功率与旋翼脱开。但在周宇驰歇斯底里的疯狂阻止下,这些措施都没有能够实现。周宇驰最怕降落在机场,他比谁都清楚,装备齐全的机场,早已设下缉捕的天罗地网。
七
根据周宇驰想冲钓鱼台的疯狂念头,陈士印认为如果在机场落地,会迫使周走向极端,很可能造成与飞机同归于尽、机毁人亡的后果。陈士印想,既然已经把飞机飞回来了,就要想方设法保存飞机,保存罪证(事后得知,飞机上有数亿美元的外汇),要回去向部队、向祖国人民交代。陈士印与陈修文操纵飞机向怀柔县境内飞去。
怀柔县属于山区与平原的交界地带,是直升飞机飞行员在训练飞行中经常光顾之处,也是直升机为执行林彪《一号通令》紧急疏散的场所,什么地方可以落地,什么地方落地中应注意什么问题,飞行员们了如指掌,在这一带迫降,从飞行技术上比较有把握。
其次,飞行员考虑到这个地方属于革命老区,人民群众觉悟高。此外,为了迫降后能及时得到群众的支援,就把迫降场地选在了靠近村庄的地方。
也许周宇驰看到地面是人烟稀少的山区和庄稼地,落地之后有逃跑的机会,不会马上被抓住。再说,从3点15分起飞到此时,已经飞行了3个小时,周宇驰也知道飞机的剩余油量不多,野外降落不可改变,就没有再次阻止飞行员的落地行为。
陈士印操纵飞机向怀柔沙峪飞去,作为一名技术精湛的老飞行员,选中了河滩上的一片开阔地,果断操纵飞机朝着迫降场地迅速下降,离地面150米、130米、100米……
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陈士印发现左座的陈修文右转身体,向周宇驰搏斗。此刻,只听一声枪响,罪恶的子弹穿透陈修文的左胸,皮夹克上留下一个洞,这一枪打在了致命之处。陈修文用自己的行为实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付出了年仅34岁的宝贵生命。
陈修文离开宿舍的时候,没有忘记让自己的战友把被子叠好。这使我想起山海关3位机械师走后,有两床被子是胡乱叠着的,有一床被子没有叠,用手一摸,余温尚在。坠机现场留下的9具尸体中,3位战友与林彪距离最近,成菱形躺在被大火燃烧过的焦土上。遗憾的是,他们在三叉戟飞机上所遭遇的具体情况没有人能够做证了。后来,陈修文烈士被中央军委授予“忠诚战士”光荣称号。林彪座机上死难的4位战友,1981年,被定性为“正常死亡”,不是烈士,也不算叛徒。
正在操纵飞机降落的陈士印,突然听到身后响起枪声,并看到战友中弹倒下,顾不得保持飞机的平衡,本能地抬起左手向身后挡过去,企图制止周宇驰的疯狂行为,并大喊:“为什么要动枪?”本来离地不高的飞机,由于陈士印的左手已经离开油门与变矩操纵杆,右手也离开了驾驶杆,飞机短时间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经陈士印三次采取紧急措施,飞机最终以尾部和右机轮先触地,勉强维持住直升机的平衡,没有发生最容易向右侧翻致使旋翼打地的危险后果。
坐在后客舱的于新野、李伟信,并不具体知道驾驶舱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飞机所在的具体位置。但在飞机迫降的过程中,于新野听到前驾驶舱的一声枪响,意识到叛逃行为遇到了阻力,立即拔枪准备支援。只是飞机的前后舱不通,无法到驾驶舱去。等飞机刚刚接地,还没有完全停稳,两个人就迫不及待地冲出客舱。由于驾驶舱的位置离地面较高,而且,尾部接地使驾驶舱的位置更高,站在地面看不到驾驶舱的情况。于新野一手持枪,一手扶着平时飞行员登机时的把手,往上攀登,隔着驾驶舱的玻璃,看到歪斜在座位上的陈修文,随即举起手枪,将枪口紧贴窗口玻璃向陈士印瞄准射击。急忙中的陈士印,迅速关闭了飞机发动机及放火开关。他的双肩被周宇驰紧紧地按着,感觉左驾驶舱外有人影晃动,于是迅速向座位右前方倒下去。这时,一声枪响,陈士印感到脸上有一种热糊糊的东西,在他倒下的同时,就势打开了右边驾驶舱门。只听周宇驰大喊:“为什么乱开枪?打着我了!”
“我不是打你,是打那个飞行员陈士印。”于新野说。原来,于新野的那一枪正打在周宇驰的左手腕上。陈士印向前倒下躲避于新野射击,周的左手顺着陈的右后背下滑到陈的腰部,子弹穿过周的手腕后,打入陈士印的皮夹克,里面穿的夏季布工作服也被打穿。子弹贴着肉皮,将里外两件衣服击穿4个洞。周宇驰被击穿手腕的血,飞溅到陈士印身上,也溅到陈士印的脸上。至今,陈士印还保留着这两件衣服。每次谈及此事,陈士印深有感触地说:“飞行员检查身体时要求具备的180度视觉范围,以及飞行员在飞行训练中熟练而全面的注意力分配,使我能及时发现于新野的行动,否则,驾驶舱那么小,那一枪是躲不过去的。”
就是于新野的那一枪,改变了飞机接地后的情形。周宇驰意识到飞机接地后一场拼搏不可避免。所以在空中就打死了陈修文。陈士印在操纵飞机,后背正对着周宇驰,不会对周构成主要威胁。周宇驰认为,落地后用枪对付背对着他的陈士印是很有把握的,即是搏斗起来,还有于新野2人的支援。他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于新野的这一枪却击中了自己的左手腕。周宇驰气急败坏,用右手紧紧握着受伤的手腕,一边埋怨于新野,一边从右边跳下飞机。
沙峪附近的村民,发现一大早就有直升机到此降落,抱着好奇的心理前往观看。发现飞行员身带血迹跳下飞机,以为他受伤了,赶快上前抢救。陈士印望着周围的青纱帐,问周围的村民:“你们谁是民兵?”“我是!”一位民兵副营长站了出来。
“刚才跑进庄稼地的3个人是坏蛋,他们要逃跑,抓住他们!飞机上还有一个被他们打伤的飞行员,赶快抢救。现在你们谁带我到大队部有电话的地方,我要打电话。”陈士印一口气说完,围着飞机仔细看了看,担心刚才不正常落地时是否把飞机尾部弄坏了。
周宇驰等3人没有跑多远,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活了下来。民兵们把陈士印背到大队部。陈一边擦去脸上的血迹,一边说明要打电话的事情。生产大队立即停止有线广播,把电话线让给陈士印,首先找到正在西郊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报告了两件事:“周宇驰劫持飞机叛逃,陈修文被打死了。飞机迫降在沙峪公社,请立即派人处理。”陈士印在大队部等了几个小时,接近中午,武警部队用汽车把他接走了。
林彪座的三叉戟256飞机从9月13日零时32分强行起飞,到2点30分左右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前后只有两个小时。3685号直升飞机从3点一刻起飞到6点47分迫降在沙峪公社,前后也只有3个半小时。虽然时间很短,专机师却有两架飞机、11个空勤人员被林彪及其死党骗到空中,其中5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后来,陈士印特意赶到位于沙河机场附近的国家航空博物馆,找到当年被劫持的那架直升飞机3685号,留影纪念。他说,30年以后的今天,重新站在自己最后一次操纵过的飞机前,想一想当年迫降在怀柔沙峪时的情景,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3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都是60岁上下的老人了,对许多事都能泰然处之,但在与自己的同学、战友陈士印作为“九一三”事件中活下来的飞行员谈起这件往事时,仍不免感慨万千。沧桑看云国民党第七十九军在江陵附近作战的经过(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六辑,本文作者康庭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