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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神奇而腐朽再至不朽的陈昌浩

2014-09-15 21: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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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寞余生魂归何处

    在途中,陈昌浩因胃病严重寄寓湖北大悟县人、中医但复三家中,徐向前因操山西口音担心暴露而先行赴陕。在但复三的细心照料下,陈昌浩身体逐渐恢复。后来,但复三知道了陈昌浩身份后,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但复三年长为兄。1937年6月底,在陈昌浩坚持要回延安的情况下,但复三护送他到了甘肃兰州。
   
    在陈昌浩寻找党组织之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在找他。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开始,兰州已经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但是,当时陈昌浩并不知道此事,但复三又护送他到西安。在西安,陈昌浩听到风声说延安正在开展“反张国焘路线”,作为张国焘主要助手的他担心到延安后受到批判,就给当时在延安、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朱光写信,说他住在西安某旅馆,请他将信转给“张先生”(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写明张国焘,也未署自己的名,但他估计朱、张二人都认识他的字体,看到他的信后一定会派人到西安接他。结果,这封信却石沉大海。

    9月初,在焦急中等待的陈昌浩回到了老家,和妻子刘秀贞及两个儿子团聚,后又随但复三到大悟县汪洋店东二里的何氏祠堂居住。在湖北期间,陈昌浩仍坚持地下斗争,并多次潜回鄂豫皖老区,试图重新发动当地群众开创新的局面。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杀,昔日的红区已经变成白区。不得已,陈昌浩将妻子和小儿子托付给但复三照顾,自己继续寻找党组织。

    11月上旬,历尽坎坷的陈昌浩来到延安。他问起朱光信的事,才知道朱光收到了信,“因内容含含糊糊,不得要领,不知是谁写的,加上张国焘当时正受批判,就没有把信转给他”。

    同月,延安召开活动分子会,研究西路军失败的教训,认为西路军的失败应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联系起来分析。为此,陈昌浩被免去一切职务,并接受了近一年的审查检讨。在此期间,他独自默默地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反复表示:“我必须就我的错误向党及红军以至西路军回来的同志与去新疆的同志检讨。”

    1938年8月,陈昌浩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8月27日,陈昌浩携幼子陈祖涛随周恩来夫妇赴苏治疗。飞机在新疆停留期间,陈昌浩随周恩来探视了西路军残部,他对昔日部下说:西路军的失败全是我指挥失误所致,对不起西路军的将士,我应对西路军的失败负全部责任。谈话间,他多次鞠躬谢罪,以至于双手抱拳到额,在场同志无不动容。

    在长年“牧羊”苏联期间,陈昌浩在集体农庄里受尽了磨难。1943年起,陈到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工作。在苏联期间,他曾给中共中央发了大量电报,要求返回祖国参加革命,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49年10月(一说1952年6月),陈昌浩返回北京,受到刘少奇和朱德的热烈欢迎,但他谢绝了所有党内、军内任职,选择了成为一名中共党史的研究学者——先是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后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主编过《俄华大辞典》,翻译出版了《旅顺口》、《论共产主义教育》等书。

    20世纪60年代,陈昌浩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许多当年的老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又一次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历史责任。

    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魔爪的无情追击。1967年7月30日,“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以后,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和毒打,情知“罪大恶极”的陈昌浩在寓所红霞公寓里吞服大量安眠药后永久地睡去。后来,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的骨灰盒。陈昌浩之死,引发了党史上著名的“陈昌浩案”——西路军是执行了“张国焘路线”吗?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造成的吗?

历史疑案:西路军失败谁之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昌浩案终于浮出水面。
    1980年8月21日,陈昌浩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徐向前主持追悼会,公开承认其为革命做出过应有的贡献。

    1981年,朱玉以“竹郁”为笔名撰写了报送邓小平的《“西路军”疑》,对西路军问题提出看法。不久,邓小平批给西路军幸存者李先念阅。

    在为西路军正名问题下,当年的另一位知情者陈云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陈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1982年2月27日下午,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会后,他同李先念谈话,李提到邓小平批给他阅的《“西路军”疑》一文。陈云再次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他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历时一年,查阅了大量原始材料,于1983年初写成《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郑重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在看完李先念派人送来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附件(当年中央军委和西路军领导人之间的来往原始电报)后,陈云委托秘书电告李先念办公室:

    送来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在此,陈云还为陈昌浩说了公道话,西路军失败不是陈昌浩个人的责任,“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3月8日,陈云又就此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得到邓小平、陈云等中央常委的同意后,这一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是非终于得到澄清。不过,当时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公众并不知晓。

    西路军问题解决后,陈昌浩的平反也相应地提上议事日程。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批示为陈昌浩恢复名誉,批示指出:西路军失败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并非故意为之,陈昌浩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应该恢复名誉。

    在一切拨乱反正后,西路军和陈昌浩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使其“和张国焘路线彻底划清界限”。

    199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一书出版,该书对陈昌浩的分析清晰而且客观公正。

    1997年7月,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在“陈昌浩”词条中,中国军方、学界公开承认他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并实事求是地指出:“1936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与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作战,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

    2000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陈云年谱》,其中公开披露了陈云提议并主持为西路军平反一事的全过程,从而对西路军的历史是非作了公开澄清。

    2001年11月7日,江泽民在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在此,江泽民实际上也高度评价了西路军的最高领导人陈昌浩。

    2001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功勋卓著英名永存——纪念徐向前同志诞辰100周年》一文,其中有:“1936年10月下旬,根据党中央、中军委的部署,徐向前和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第5、第9、第30军共两万余人的部队,西渡黄河,征战祁连山,以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

    西进的途中,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徐向前同志以其冷静的头脑、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率部同强敌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血战。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没有援军,西路军孤军苦战四个月,歼敌2.5万余人,最终未能免于失败。西路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成为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在此,西路军和陈昌浩的历史功勋事实上得到了更明确的肯定,并明确提出西路军失败是“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没有援军”,而不是陈昌浩个人的原因。

    现在,陈昌浩的故居已经修葺一新,向世人诉说着其主人“由神奇而腐朽、由腐朽而不朽”的传奇一生。(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辑,本文作者夏明星、吴宏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