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创始人刘绍光

2014-09-15 21: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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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指示：李四光、茅以升、刘绍光要起用。毛泽东知道刘绍光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很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的理论探索和科学实验，取得了突出成就，是享誉欧美的华人科学家。刘绍光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勃朗克，戈尔泰的得意门生，是中国首颁医学博士、美国纽约大学医学博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曾被德国皇家科学院授予最高荣誉奖，是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协会会员。

    刘绍光热爱祖国，曾多次拒绝国外的高薪聘请，于1932年毅然归国，创办中央药物研究所，为中药研究现代化和中成药研制科学化奠定了基础，是以现代科学方法6丌究中药的创始人。刘绍光一生献身于伟大的科学事业，走过了漫长而又坎坷的道路。他60年如一日，对科学矢志不渝，刻苦钻研。民国时期，为了科学与民主，他不怕牺牲，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同民主革命家邓演达、李公朴、闻一多等一道，进行过英勇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屡遭误解，蒙受多年不公正待遇，但他心里燃烧多年的爱祖国，爱科学的熊熊火焰却从未熄灭。刘绍光刻苦严谨和勇于探索的治学精神，为祖国勤奋奉献的光辉一生，一贯为后人所称颂。晚年，刘绍光在没有实验室的条件下，栉风沐雨地坐在陶然亭一条冷板模上，紧锁眉头，手拿一支笔，凭着自己的记忆，将中国古老的《周易》同现代数学约合起来进行研究，创造了数学领域里的一门新兴学科——“一元数理论”，解决了他的老师爱因斯坦当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

    中国颁布的第一个医学博士在湖北省嘉鱼县的长江北岸，有一座风景秀丽的小镇。古代名鲶鱼嘴，又名溜子口。明朝设龙口塘。民国时期为纪念刘心源被命名为龙江镇。现属洪湖市龙口镇。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明清时期，统计在朝廷做官的嘉鱼人共占有半个朝廷的职位，被誉为“嘉半朝”，而“嘉半朝”的许多才子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小镇靠近江堤有一条花岗石铺成的长街被称为正街。正街中间向北竖直叉出一条子街，名丁字街。在正街与丁字街交汇处住着一户刘姓人家，其先祖刘备广于明朝正德年问从江西景德镇驾一小舟，出鄱阳湖，沿江而上，来到龙口濑子洲，见此地虎啸南内岭，鱼跃东溟、前有长江、后有洪湖，务农有田可种，狩猎有鱼可捕，便托迹于此，过着半耕半渔的生活。至第九代时出了个刘士观，中举后当了震泽县(今江苏太湖)县令。刘士观为官清廉，造房时修了门楼却无钱修正房，形成一个前高后低的倒撮箕形。人们戏称其为“倒撮箕口”，意思是往外扒。刘士观外出为官后其后裔散居于奉节，大宁(今巫溪)、成都等地，将故居“倒撮宾口”留给了村民们。村民们认为人才往外走不是更好么，就在倒撮箕口里办起了学堂。果然人才辈出，至第十三代时又出了个刘心源。刘心源殿试时名列二甲，人了翰林院，曾任夔州知府、成都知府、广西按察使，民国时期的湖北民政长，湖南巡按使(此二职皆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

    刘心源年幼时家里仅“一车二船”(母亲的一架纺线车和两只鸭子)，是长兄及家族兄弟们供养他完成学业。他知恩图报，当官后将侄儿侄孙们一概当作自己的子孙看待，支持他们读书。住在龙口正街上的这户刘姓人家就是刘心源的亲族，主人刘化南，派名刘大明，其曾祖父刘方植与刘心源的祖父刘方式是嫡亲兄弟。如化南在刘心源的支持下曾赴日本留学，通晓10国语言文字，对西方各国的先进农业技术颇有研究，归国后却没有受到重用。中国古代有个武训，为了办义学，用挨打的方式筹集办学经费，出三个钱可以打他一拳，花五个钱可以踢他一脚，学生不认真读书，他先给学生磕三个响头。刘化南仿效武训办义学的办法，每日打恭作揖地教农民喷药治虫、整枝打叶、改良品种。可是当时的农民还不能接受这些新鲜事物。更有甚者，世俗之辈拿他当笑柄，给他起了个绰号“打恭作揖刘化南”。他无可奈何，十分苦恼。

    1897年4月4日，刘化南喜得贵子，眼前又现出一线光明，于是按“文明绍宗”的刘氏派系给孩子起名刘绍光，又取了个“子书”的字号。由于受家庭乃至家族学习环境的熏陶，刘绍光自幼聪颖过人，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刘化南将其带往自己办的武汉勺庭中学读书。寒暑假期间，刘绍光常在故乡龙口小住。他家对面的丁字街是条文化街，那里有书店、文具店，还有测字的、算命的、看风水的、说善书的，尤其是小书摊特别吸引他。

    也许是小镇上丰富的文化底蕴造就了这里的人才，那些被人瞧不起的算命先生在混口饭吃的同时，也常常探讨某些学术问题。一天，刘绍光正在一家小书摊上看小人书，听到几个迷信职业的人在一起谈论《周易》。算命的孙瞎子说：“坤阴是零、一、二，三，乾阳是七、六、五、四，大衍之数是五十……。”“那正等于勾股定理的三边平方和。”看风水的陈先生插话说。听到他们的议论，刘绍光眼睛一亮：“啊，《周易》是部数学书!”便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谈论。“若以七除以大衍之数，好像除不尽。”测字的赵先生饶有兴致地参与研究。陈先生说：“我算过，在整数后面重复出现一四二八五七。”说善书的吴大爹说：“整数后面是小数，后面的那儿个数叫么事环……。”他爱卖弄自己，却卡了壳。出于小孩子的本能，刘绍光按捺不住，脱口而出地大叫一声：“循环小数!”刘绍光的插话，把这些人逗乐了，他们仿佛遇到了知音。刘绍光上的是新式学校，乡里人称为洋学堂，同洋学生打交道，可以学到新知识。从此，每当刘绍光到丁字街上看书，他们就向刘绍光学习些新鲜名词，刘绍光也听他们讲些阴阳八卦上的数学知识。谁也不曾预料到，这极平常的人际交往，竟使年少的刘绍光对<易经)发生了兴趣，从此热衷于<周易)中的数学研究，造就了一位中西文化碰撞的弄潮儿。

    “洋学生和土憨巴交上了朋友。”这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雅士们将此当作佳话，无知者拿这当笑话。这些议论传到刘心源耳里，刘心源捋须一笑，暗中思忖：“昔仲尼，师项橐，不耻下问；小绍光，爱学习，求教于下里巴人，此子必成大器也!”遂将刘绍光带在身边读书。刘心源任湖南巡按使时将刘绍光带到长沙，送人雅礼大学理科学习。1916年毕业于雅礼大学预科。1917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刘绍光考入该校学医。学生时代，刘绍光热衷于体育运动，是学校足球队队员。他认为体育运动能为国争光，但考进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后，特别是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才猛然醒悟，感到中国落后挨打，主要是因为缺少科学和民主。从此，他发愤学习，立志攻克科学尖端，将来报效祖国。经过8年的刻苦学习，1924年，刘绍光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并以优异成绩获得文海(WenHam)桨，奖金500银元，获中国教育部首颁的医学博士学位。

    同时，他的学业成绩和博士论文传到美国，被美国医学界认可，美国纽约大学也颁给他医学博士学位。旋又考取湖北省公费留欧。爱因斯坦的得意门生1924年，刘绍光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不久，考入德国柏林大学，就学于勃朗克、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门下，进修的主要课题为：勃朗克的量子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戈尔泰等人的理论医学，毒理学和心脏学等。1925年，刘绍光在柏林大学第二医学院院长戈尔泰指导下，主持实验室工作，校方专为他配各一位德籍医学博士克鲁格(R．krger)作助手。在2年多的实验中，解决了当时的几个重大科研项目，如大脑水液中枢对于血液的反应问题、准量化学反应力学问题等。

    他将这段时间完成的科研工作整理成20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胶体化学》、《生物化学》和《实验医学》等德文杂志上，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赞赏。在柏林大学进修期间，他曾去法国聆听过居里夫人、朗之万等科学家的学术报告，并参观过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受到了热情接待，在学术研究上他颇受启发。爱因斯坦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有一个国家高薪聘请他去当总统，他幽默地一笑，嗤之以鼻。这种不爱名利，矢志于科研的精神对刘绍光的影响很深。刘绍光悉心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如醉如痴，还常去爱因斯坦的住处共同探讨学术问题。爱因斯坦在拟定囚维坐标之后，即算出相对系数：刘绍光仔细地研究了四维坐标，对爱因斯坦说：如将系数全部展开，会产生许多除不尽的小数，影响结果。爱因斯坦看过他的演算后十分惊叹，嘱托他进一步解决这一难题。刘绍光委婉地告诉爱因斯坦，他正在研究中国的《周易》，将中国古老的数学同西方现代数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名叫“一元数理论”，可能解决现代数学中的某些难题，希望得到老师的支持。

    爱因斯坦对刘绍光的创举极为赞赏，但他提出自己正在研究相对论，无法和刘绍光一起共同探讨这一学术问题。1927年，刘绍光在柏林大学完成进修学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血液化学的三度测量》得到了戈尔泰院长的高度评价，并上报德国皇家科学院，被授予“最高荣誉奖(MaximumCunLauda)。”此时，中国北洋政府即将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尚未统一，他的公费留学经费被中止，面临失学。1928年春，美国罗氏基金会赞助他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理科，并6开究当伦定律(F．C.Donnan·SLaw)的离子分布法则。当时，西方国家广泛应用英国著名科学家当伦的“膜渗平衡律”于胶体化学和医学等领域，却得不到理想效果。在经过实验和精确核算之后，刘绍光发现该定律确有问题，因膜的内外液体不可能相等，故认为该定律尚需继续研究，加以修正和完善。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研究，他完成了毕业论文<电位测量澳的方法)，深得芝加哥大学医学院院长黑斯廷斯马克麟(Harkin-sMcckan)和罗氏科学院范斯莱克(D．D．vanSkyke)的赏识。这篇论文于1930年在美国《生物化学》杂志上发表。1929年，刘绍光完成了理科进修学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此指理科综合学位，与社会科学的哲学概念不同)，并被吸收为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协会(SigmaXi)会员。此间，他发表的一篇论文推翻了老师的结论，那位老师丢了饭碗，精神失常，他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决定离开美国。

    1930年，刘绍光谢绝了美国罗氏基金会的重金聘请，重返德国，希望能在勃朗克、爱因斯坦等指导下，继续完成准量分子化力学这个重大课题研究。当时，鼓励并促进他去德国攻克科学难关的还有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倪征琼女士。倪征琼，江苏吴江人，先后毕业于美国司密斯女子大学和康乃尔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领取了美国行医证书和金钥匙奖。

    她和刘绍光在美国相识。那时，刘绍光33岁，与发妻张国金离异后单身，倪征琼长一岁，都是孤身一人在国外，潜心学业，无暇他顾。继刘绍光之后，不久倪征琼也到了德国，俩人很快就订了婚。从此以后，他们在科学的道路上相互关Jb，相互支持，携手共进，直至白头。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中，刘绍光能够激流勇进，忍辱负重，继续进行科学探索，其问无不浸透着倪征琼女士的一片深情。柏林大学校长、著名科学家勃朗克热诚欢迎刘绍光重返柏林大学，并为他在各方面提供方便。通过他的介绍，刘绍光认识了不少科学家。刘绍光分别同胶体化学研究所所长福罗立希(Freund-kich)、《胶体化学》杂志总主笔讨论了化学反应和当伦渗透定律的修正问题，还与数学研究所所长讨论了曲元几何的形成等问题。他的独特见解得到这些学者的赞赏和支持。

    刘绍光在国外成名之后，引起国内人士的关注。1930年，民主革命家邓演达在柏林找到刘绍光，俩人相见恨晚，推心置腹地畅谈了革命理想，同时还讨论了筹建“第三党”的问题(该党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当时也反对共产党。

    其成员大部分为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主张科学救国，在历史上曾作出重大贡献)。邓演达劝他先别急于回国，而应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约定今后要各尽所长，以身报国，造福民众。邓演达归国后不久，组建了中国农工民主党(1936年后改变主张，决定联共抗日，现为民主党派之一)，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但不幸于翌年被捕，惨遭秘密杀害。噩耗传到德国，刘绍光极为震惊，悲愤难忍。于是，他决定立即结束国外的科研工作，设法尽快回国。1931年，刘绍光完成了《准量化力学》(化学计量动力学)的长篇科研论文，《胶体化学》杂志总主笔看过之后，欣然应允分三期发表。1926—1932年，刘绍光分别在德国《生物化学》、《实验医学》、《胶体化学》和美国《生物化学》等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20多篇。这些成果均处于世界科研的前列，他由此享誉欧美。当他在科学的殿堂崭露头角以后，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纷纷发来聘书，争相邀请他去从事科学研究。然而，刘绍光以身报国的决心己定，他一一谢绝各国的高薪聘请，毅然投奔自己祖国的怀抱。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创始人1932年春，刘绍光夫妇冲破重重阻碍，绕道印度回国。他在《过印度洋》诗中吟道：“怒发长驱印度洋，跤人乱耀美人狂。针风扑扑挥魂扇，斗焰摇摇落魄光”、“徘徊斗室望京华，愤激心中涌战花”。

    回国后，国内没有条件让刘绍光研究物理、化学等学科。此前，在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势力支持下，几个崇洋媚外的小丑曾在国内刮起一股废弃中医中药的歪风，认为中药不能解释其治病的理化原理，视中医为巫术。而当时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国内军阀混战，人民处在贫病交加的死亡线上。面对这些情况，刘绍光决定研究中药。在刘瑞恒(当时是南京政府卫生署署长)的支持下，刘绍光在中央卫生检验处的化学药物系中创办了中央药物研究室，并任室主任。当时只有两名研究人员，3名大学毕业生，加上总务、技工，全室不足10人。由于经费困难，仪器设备不全，刘绍光便将自己所有的医药学书籍和从国外购置的精密仪器，全部搬来公用。他和大家一道，含辛茹苦，日夜奋战，终于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当时确定的研究课题是常用的中药。他们制定了研究中药的四条原则：(1)疗效高；(2)毒性低；(3)产量、用量多；(4)价格低。根据这些原则，他们首先对常用中药当归、防己、黄芩、红花，贝母、益母草、远志，香附子、牛膝、海藻、金鸡纳等药材进行药理和药化方面的实验研究，成果发表在1933年创办的《药理研究报告》专刊和《药物化学报告》专刊上。在1933年出版的四期专刊中，共发表以刘绍光为首的中药研究论文72篇。1934年，刘绍光参加远东热带病医学会议，在会议《特刊》上用英文发表了科坍论文9篇。后又参加了中国生理学会，在《中国生理杂志》上用英文发表论文8篇。1935年，刘绍光在中国《化学》杂志和《药理研究报告》专刊上，分别发表了他的长篇研究论文《准量化力学（化学计量动力学）之初步报告》和《化学反应动力学之新进展及其结论》，前者还由英文版《译丛》摘译刊登。短短几年能取得如此丰硕的科研成果，这在科学界是不多见的。这些成果为中医现代现代药理学奠定了基础。药物研究室的工作，对于发展我国的中医药事业起了积极作用，因此，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和生产厂家的高度重视，他们主动与研究室联系，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鉴于药物研究室的影响不断扩大，科研任务不断增多，1936年，卫生署下令将它改为中央药物研究所，刘绍光任所长。但因办所经费短缺，无法添置仪器设备，更不能招聘研究人员和技工，故工作难以开展。在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幸得好友叶楚怆(国民党元老)的支持，政府才答应每月拨款3千元。数额虽微薄，但药物研究所总算得以维持下去。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

    在一次空袭中，药物研究所的实验室全部被炸毁，刘绍光仅从废墟之中抢救出部分书籍药品和残破的仪器。“芦沟炮发夕阳斜，南国痛哭失京华”、“四路枪声破晓至”、“痛恨江山又付人”。他当时悲愤的心情足可以从这些诗句中反映出来。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刘绍光怀着以身报国、坚守科研阵地的满腔热忱，决心带领大家重建药物研究所。中医现代药理学的奠基者1938年，刘绍光与另外5名科研人员辗转跋涉转移到云南昆明。与此同时，他托红十字会运往昆明的部分书籍、药品、仪器等也相继运到。但是，他们一时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科研工作更无从谈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找到云南日用药品化学公司，与对方合作研究、生产广为社会所需要的云南白药、保险子和抗疟药品。日用药品化学公司因合作而盈利，刘绍光领导的药物研究所也因此获得了生机。云南知名人士黄衡秋了解到刘绍光的困境，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他在自己住所附近的小沽浪村给他们找到一座古庙。于是，刘绍光以这座古庙为基地，重整旗鼓，组成一支短小精悍的科研队伍，药物研究所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1940年，刘绍光领导的中央药物研究所改属教育部，但教育部每月只发2千元法币，还不敷房屋修缮费，而教育部却向研究所索要美国罗氏基金会资助的经费。教育部未达目的，便中断了与药物研究所的隶属关系。不久便大难来临，一天，药物研究所突遭国民党特务袭击，一些设备被捣毁，还抢走了一些贵重药品和物资。1942年，中央药物研究所濒临停办困境，科技人员在生活难以维持、安全又无保障的情况下，纷纷离去。只有化学研究室主任陈德语同刘绍光坚守，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为了生存下去，刘绍光在亲友的支持和资助下，办起了“模范医药实验厂”，专门研制当时所急需的紧缺药品，供各医院试用，颇受欢迎。刚到昆明，刘绍光就发现南方疟疾横行，为害甚大而苦无良药。当他得悉山区民间有防治疟疾的秘方时，便亲赴文山、马关等边远山区进行实地调查，终于寻访到两个秘方：一是木犀科白腊树属植物白枪杆的树皮，对疟疾有明显的解热作用；另一为绣球花科常山属植物土常山的叶子，对恶性疟疾有显著疗效。他们经过反复实验，把两个秘方分别研制成“瘴灵”和“新灵”，其效力较奎宁大20倍。
    1939年，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医学会议上，刘绍光报告了他们研制“瘴灵”和“新灵”的经过与实验结果，引起与会医药学家的极大关注。列席会议的美、英，法等国学者，也纷纷索取有关资料，并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前往现场采集药材标本，均被刘绍光婉言拒绝。1944年，刘绍光趁好友缪云台先生(改革开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赴美之便，托他把一盒“瘴灵”带交纽约大学医学院休姆(Dr.Hume)院长，请他帮助给予精密检验。一个多月后，他们接到了美国艾伯(Abbou)制药厂的检验报告，证实了“瘴灵”药效高出奎宁20倍。该厂还高薪聘请刘绍光为制药研究所所长。法国，英国也先后发来聘书、刘绍光一一谢绝。当时，刘绍光创办的“模范医药实验厂”还研制了一批社会急需的高效药品，如维生胃、维生肝，安经露、发奶露、喘咳露，癣药水等，深受广大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喜爱。为了维持药物研究所的生存，刘绍光曾几度赴重庆、成都等地求援，但均无着落。1938—1948年期间，刘绍光将中药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愿望，为中成药研制科学化和中药研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刘绍光曾把自己回国后这段药物坍究工作分成三部分：第一，中药研究(研究药物的临床效能)；第二，准量研究(研究药物分子、离子的药理演变)；第三，一元论坍究(研究大脑对药物的作用机制)。我国是中医中药的发源地，从神农尝百草以来，古代许多医学家对中药进行过研究，由于受科学技术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只能从中药的辛、寒、热等性能上说明某药能治某病，不能从理化等深度演变上说明某药为什么能治好某病。刘绍光的这些研究，开启了中药药理学研究的新时代。关于刘绍光在中药研究方面所作的历史贡献，著名药学家张昌绍曾有详细的论述。他把当代中药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陈克恢研究麻黄时期，又称麻黄时期。第二时期刘绍光研究常用中药时期，又称贝母时期。第三时期刘绍光研究防治疟疾高效药时期，又称瘴灵时期。

    1952年，东北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医药学论文集》一书，辑录了刘绍光在第二、三时期所发表的大部分论文。然而，遗憾的是，刘绍光对中医药的研究因故未能坚持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绍光将整个研究所和药厂主动移交给了云南军区卫生处。他失去科研阵地后，研究工作便告中断。局尽艰辛创造一无数理处1948年，刘绍光谢绝美国医学界的邀请，对人表示：“我决定等待共产党，等待中国的新生，把智慧献给新中国。”

    他的这种想法是真实的，因为蒋介石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支持过他，还砸毁了他的研究所。他希望有一个新生的政权支持他的研究。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将研究所交给新生的政权时得到的答复却是：等待审查。1951年，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刘绍光被关押。办案人凤将其博士文凭，美、英、法等国发出的邀请书、聘书、荣誉证书，以及国外机构或组织资助他的经费通知书等全部收去作为罪证。按照办案人员的逻辑：“刘绍光的许多科坍经费是国外提供的，他的科研成果拿到国外去检验，将绝密资料拱手送给外国人，里通外国属实；尤其是国外提供的经费，有些经费刘绍光说是收到了，但无法——说明是怎样开支的；有些经费刘绍光说是没有收到，其中有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1938年资助的25万美金，户当时属数额特别巨大，刘绍光交出了美方的汇款告知书，却说始终没有收到这笔巨款。究竟是没有收到还是贪污了呢?”当办案人员提出这些问题时，潜心于科学研究的刘绍光头脑里竟一片空白，茫然不知所措，有口难辩。为了逼迫刘绍光交待问题，办案者在刑讯逼供之后，几次将刘绍光押到野外枪毙，枪声响过许久，他慢慢缓过神来，发现自己还活着。

    如此折磨持续了两年。两年后，学识渊博的郭影秋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获悉这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被关在牢里，立即下令释放，亲自派人慰问，并聘请他为省参事室顾问。不久，中国科学院成立，这位学富五车的老科学家不了解进科学院的第一个条件是政审必须合格，而郭影秋只解决了他的人身自由问题，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不可能对他的历史问题作出“此人政历请白”的结论。他欣然提出申请，要求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4年，刘绍光去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请求未被批准，而到了新成立的中医研究院任研究员。在研究院里，他属于“改造、利用”的人员，得不到重用，没有科研的主动权，重要的科研课题他不能参加，他没有用武之地。但科学家是惜时如金的，他不干寂寞，继续潜心研究一元数理论。1956年，他完成了探索一元数理论的论文50篇，约60万字，满怀激情地请院方呈报中央。1957年，他偶然发现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论文并未呈报上去，而是被丢弃在焚纸炉旁，只剩寥寥几篇时，他非常气愤，一怒之下责骂有关领导：“吃人饭不干人事。”。当时正值全国开展反右运动，领导给他来了个新老帐一起算，定了三条罪名：“一、否定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二、第三党的创始人，三、谩骂领导即反党。”他被划为右派，免职降薪，劳动改造，迁居到广安门职工宿舍的一间工棚里。

    工棚既不迎风，又无水管暖气，屋门正对着公厕。他的职务是每天打扫厕所，过了长达二十年的屈辱生活。他的老伴倪征琼当时任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妻弟倪征澳曾任联合国远东国际法庭中方律师，在法庭上痛斥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等人的罪行而闻名中外(我国加入联合国后倪征澳任联合国法律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了不牵连他们，他忍痛割爱，同老伴分居。当然，倪氏姐弟仍然亲近他。面对刘绍光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曾有许多人替他鸣不平。1973年6月19日，周恩来的人党介绍人张申府亲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刘绍光和他的一元数理论)。1980年9月4日，杨子江、贾树枚在光明日辍情况反映上刊发了《被遗忘的科学家》一文，介绍了刘绍光在科学殿堂里所作的贡献和生活现状。同年9月21日，王金柏在新华通讯社围内动态清样上发表了《数理造诣很深的老科学家刘绍光》。刘绍光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改革开放后，刘绍光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以纠正。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还亲自给刘绍光写信表示慰问。刘绍光为此也感叹不己，表示“决fb再干十年”。在1957—1979年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刘绍光默默无闻，夜以继日地埋头钻研，以耄耋之年，写下了约250万字的科研论文，其中大部分是在陶然亭公园内一张简陋的茶座上写成的。

    他自称这些论文是“字字血泪”，足见当时他的悲痛心情己达到极点。尽管如此，却丝毫无损于他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的一片赤子之情。起初，刘绍光将一元数理论手稿辗转交给某些科学家征求意见，他们有的说不懂，有的说有些问题搞不请楚，还有的说“这是胡说八道”。当然，他的这些论文既有逻辑思维，也有形象思维，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有待于今后的实践检验。1980年8月，刘绍光应上海市科委、科协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邀请，在上海科学会堂作了4天学术报告，汇报他几十年来研究一元数理论的成果，每次到会的专家，学者逾百人。其后，复旦大学又请他作了2次学术报告，并解答了学生们提出的有关问题。同年9月，他还应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之约，作了<药学研究总结)的报告，引起很大反响。1984年，年届87岁高龄的刘绍光在友人的协助下，由中国展望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一元数理论初探》一书，全书共20余万字翌年，该书荣获“优秀科技图书奖”。

    此书是把几何图象(易象)、数(易数)、物(物理参数、性质等)结合起来，以《周易》中的数学问题为“源”，用现代数学推衍而成。所谓一元者即把形、数、理结合在一起之谓也。一元数学可用来计算无法观测的尺寸大小和参数等。如，可计算地壳厚度，地慢厚度、地核直径等，其计算结果与现代地球物理研究的数据符合。一元数学的特点是：计算时不用观测数据，观测数据只作为一元数学计算结果的验证。一元数学与现代细胞自动机理论相通，都可用来检验现代大量使用的非线性物理学各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是一门很有前途的数学学科。1984年5月，嘉鱼县县志办公室副主任张平云前往北京访问刘绍光，张平云说：“我是受嘉鱼人民和龙口人民的委托，特地来看望您的。”刘绍光听了，立即泣不成声，可见他对家乡人民的一片深情。1990年4月4日，是老科学家刘绍光诞辰93周年的日子，亲友们准备为他举办一次寿诞活动。可是，他却没有等到这一天，便于2月15日凌晨溘然辞世。时代追踪忆二汽建成投产的最后一次“会战”（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张燃明，洪湖市试验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