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武昌市第一任市长杨锦昱

2014-09-15 21: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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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锦昱，1905年生，湖北崇阳人，早年就读于湖北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到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杨锦昱同国民党上层当权人物关系密切，特别是同陈立犬、陈果夫有着长期直接的联系，是国民党CC派在湖北的骨干。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抗日战争前，在湖北省党部，任科长，省党部委员等职。1936年在武昌市市政处任处长。1938年下半年，日寇近迫武汉，杨锦昱乃离汉至重庆，经陈果夫介绍，在蒋介石待从室任秘书、组长，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又回到武昌，任武昌市政筹备处处长，负责筹建武昌市。1947年初，武昌市正式成立，杨锦昱为第一任武昌市市长，由于日军在占驻武昌时期，破坏比较严重，在他任武昌市市长期间，在市政建设和恢复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兴办了武昌火力发电厂等。1948年下半年离职到汉口市政府，任秘书长。至1949年初，解放大军将挥戈南下，武汉人民日夜盼望解放，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民党在武汉的各派势力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亦在急剧分化。各方面的人士都在考虑自己何去何从的问题，处于去留难决的徘徊之中，感到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杨锦昱是一个个人利害打算较多的人，他原来是一心准备逃跑的。当时，江汉区党委二地委城工部长邱肱良同志与我(我原任湖北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联系，运用我与杨锦昱是黄埔军校同学及多年知交的关系，想争取杨锦昱能留下来。我与杨进行了推心置腹的漠心，并按城工部的指示，交待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和解放区的实际事例，终于动摇了杨的逃跑打算。

    于是杨锦昱与其妻刘静君(原国大代表)初步答应留下来。这就定下了杨锦昱投向人民的大局。但杨锦昱对党的政策仍是将信将疑，关切地问我，安全问题有无把握。为此，我决定亲赴解放区，面见邱肱良、林涯萍部伏，当面请示下步工作，同时也进一步了解党的政策。接着，我就随城工部地下交通人员傅平民，前往解放区。由于遇到敌人的严密盘查，受阻折返。我只好改变主意，赶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请我的弟弟吴忠良(城工部工作人员)和傅平民迅速交城工部。几天后，他们就带回了邱、林两位部长的指示，鼓励我紧紧抓住杨锦昱这个突破口，把反逃亡、反搬迁、反破坏工作迅速有效地开展起来，并尽可能扩大战果。

    两位部长在指示中坚定明确的表示，党的“既往不究，立功受奖”的政策，一定说到做到，不应有丝毫的疑虑。我感到心中更有了底，劲头也更足了，我及时向杨锦昱作了传达，稳定了杨留下的决心。杨很兴奋，答应尽力而为，争取能在“三反”(即反逃亡、反搬迁、反破坏)方面做出较大成绩，把汉口市的公私产业和机关人员档案等等都尽可能的保存完整，为迎接解放作贡献。杨锦昱在接受任务后，为了便利和我联系，掩护我开展工件，于是，他向汉口市长晏勋甫推荐，任我为汉口市政府设计委员。接着，杨锦里即以“守士有资”和“安定人心”为名，请晏勋甫在一次市政府下属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太会上，公开宣称，他决定同全市市民和全体员工同生死、共患难，直至最后一刻。

    会后，杨锦昱就紧紧抓住这个题目做文章。一方面用市府名义，严令各单位主管人员，都要督伤所属员工坚守岗位，尽忠职守，不许藉口应变，擅自行动。并要注意加强财物和物资管理，防止有人挥水摸鱼，乘机贪污盗窃，使公共财产受到损失。同时，他还以市府的名义，邀集工商界上层人士谈话，向他们传达了市府的意图。要求他们转达各行各业，都要各安生计，各守门户，防止流氓地痞趁火打劫而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经拉这一系列的布置，机关上下，和人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安定，为做好反逃亡、反搬迁、反破坏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久，解放军进迫武汉。华中军政工官白崇棺急于南逃，当着晏勋甫的面，强令市政府紧急撤离，尽可能把汉口的重要机器设备和要要档案等尽快转移到桂林，为他最后做“广西王”集蓄力量。

    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杨锦昱及时向我透露了这一消息，并共同商定用缓办、拖延的办法来应付。于是，杨以市府秘书长的身份，采取在编审疏散预算上大做文章，反复修改预算，要经费、要年辆等，以经费困难为由故意拖延时间，玩弄公文往返旅行的把戏。当时，白崇禧的部队急于南逃，因交通工具所限，便将民间待运物质挤了下来，所以，致使白崇禧疏散汉口市政府的计划自行搁浅，于是，掠夺武汉物质的梦想归于破灭。

    武汉解放前夕，杨锦昱同汉口市长晏勋甫、汉口警察局长李经世、汉口市警察局保警总队长胡武等人，审时度势，走上了弃暗投明的自拔之路。对当时党所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迎接武汉解放的斗争进行了得力的配合，并为解放后顺利地进行全面接管，迅速地建立新秩序，恢复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城工部策反工作的成功，是党的政策的胜利。晏勋甫、杨锦昱在市府系统中，责成所属各单位，指定专人负责，保护档案和机关设备、财物等。

    1949年5月15日，白崇禧逃离汉口。此时，解放军尚未进人市区，市区暂时处于真空阶段。在解放大军进人市区以前，全市人心安定，秩序正常。除武汉轮渡码头趸船部分遭到破坏外，其余公用设备，公、私企业，人民财产，基本上都得到保全。水电照常供应，商店照常营业，警察照常站岗，至此，反逃亡、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五月十六日，全市一片欢腾，到处可以看到新张贴的欢迎解放军的标语，人民满怀喜悦，在万众的欢呼声中，解放军整队进入市区，至此，武汉三镇获得了新生，获得了解放。解放后，汉口市政府及其所属各单位，都由军管会，市人民政府顺利地予以接管，市府整个系统的物资档案等都完好无损地回归到人民手中。所有设备、财产、档案都保存齐全，无所损坏。原市府绝大部份人员参加了学习，得到了留用和适当安排，各得其所。杨锦昱在解放初期，没有担任正式职务，主要是向解放军办量移交，作稳定地方秩序的工作。194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中南局社会部动员部份在汉的原国家民旧军政人员，到国民党占领区恩施、重庆一带做策反工作，杨锦昱和我等人受组织委派，一同离汉去重庆。到重庆后，杨和我分开行动。不久，我完成任务回汉。杨至重庆后，因顾虑重重，故未开展开作。一方面考虑将来返汉不好向组织交待，另一方面，主要是对党“既往不究”的政策产生了疑虑，担心追究历史，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致使其留下不走的思想产生了动摇。思之再三，决定离开大陆。1949年底，杨携妻女离开重庆，出走香港。1950年上半年，组织委派我去香港工作，碰巧路遇杨锦昱，交谈中，杨对吴说：“大陆不敢回，台湾不会去”。此后，杨就定居香港，约于70年代病故。(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吴忠亚口述张学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