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前后身历纪实

2014-09-15 21: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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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湖北辛亥（1911年）首义是由历史演进之必然趋势，任何人不能居以为功。惟其间之过程，遽相转变，决非单纯一言蔽之。是群众致之心力与热血，交互错综的奋斗得来。不能认为某人所发动，某人所策划。我是参加辛亥首义的一分子，论及经过，惟有惭愧。政府为求史实真确，凡属辛亥老人皆嘱其记录回忆，俾作参考。我以八旬衰年，自当有所回忆。但因岁月过久，人名与时间多有遗忘，只能将身所亲历者，记叙大概。文之佳恶，吾自得之。

辛亥前之革命处境

    家庭出身我家世代以教书为生，砚田舌耕，苦实寒窗。先父及伯叔与诸昆，虽均成为茂才或孝廉，然寒士家风，著闻乡里。我自幼拘于庭训，即习举子业。惟生性不喜制艺，暇辄翻阅经世散文，或浏览稗史。虽曾应试一二次，而以文章不合主司程式，辄报落弟。我亦未以介意。自戊戌变政，新风气震动南北，“两湖”、“经心”各书院斐声黉序间。我就随伯叔与诸昆等到省附读，并顺便应各书院杂文课试。此时康（有为）、梁（启超）出国，以保皇为号召，孙中山先生在海外以革命为倡导。消息传来，闻所未闻。我以青年心情，不觉怦怦然赞叹欢喜。先父严厉斥责，逼我回乡。

    革命动机庚子（1900年）之后，八国联军破北京，义和拳农民运动失败。张之洞、刘坤一等倡东南自保，风声所树，国家有瓜分危险。我在乡不能忍耐，约同窗好友张难先到武汉观看大势。其时人心固蔽，联结不易。迨至壬寅（1902年）、癸卯（1903年）之间，海外各种刊物及梁启超之《新民丛报》传入内地；而又出洋学子，陆续来去。于是人心震奋，渐可与谈国事。我就毅然长期住在武汉，为上海《神州日报》作记者，以维生活。其时黄克强住两湖书院，宋教仁住第一女普通中学，揽辔有志。我前去拜见，大得启发，遂抱有革命决心。

    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清末湖北革命机关，创始极难。因为有钱人怕死怕事，不敢谈革命；其不怕死擘划者，又皆意志檄漫，无雄阔见解，只得将革命运动寄托于学校与军队。因其有固定集团，在集团中可物色杰出之士。惟军队初期，具有文化知识者极少。武昌极著名之凯字营，其兵士与下级官，只知打戏院、妓院，打茶馆、酒馆，不能与之联系革命。则革命人物，只好先期于学校。于是由同志刘静庵等成立科学补习所，藉此广事联络，为期极短，即遭失败。盖因内容外浅，而被官厅取缔，乃进而有日知会作枢纽。

    日知会是利用教会之会党名义，于宣传宗教之下宣传革命。会长胡兰庭极为赞助，一般同志以教会非官厅权力所能侵犯，亦遂认为革命会合之机关。当时有一法国人名欧几罗者，为教会人士，由法国来鄂。虽是考察中国教会情形，而此人却具有革命性，谈话时，每每开扬自由、平等、博爱之三大精神。鄂教会于日知会堂，召开扩大欢迎会，我与张难先、李长龄、李亚东、吴昆等各同志均到会。会场填塞，欧几罗藉教会宗旨，演讲世界人权进展之大势，听者欣跃鼓舞。日知会同志亦藉此机会，演讲救世救人，中国决心急起直追，解除自己桎梏。其时，巡警道冯启钧事先闻讯，秘密派人到会，侦得其情。转报于鄂督张之洞，致函教会警告。教会亦不再多开会。一般同志仍暗中以日知会为来往接洽。因为此时孙中山先生在海外所组织之中国同盟会，只以留学生及侨胞为对象，对内地尚未作何安排，内地亦不知孙先生之动作。所有内地革命结合，皆系自觉自愿，自筹自给，与海外不发生直接联系。就以日知会而论，虽同志来往接洽，此皆是精神相契，形成密切，然无具体组织，更无各具体应援。故当时之革命情况，是内地与海外与途播种下苗。

    萍醴之役与湖北影响1900年唐才常在湖南失败，对湖北尚无若何影响。1906年（丙午）蔡绍南、刘贞一在萍醴失败，对湖北就有大影响。蔡、刘二人皆湘籍，留学日本。回国运动醴陵、萍乡、浏阳一带矿工与农人图大举，事机不成，被湖南巡抚行文湖北督署，指称为匪党图谋不轨，败串长江一带。于是湖南与湖北全体严缉，多有株连。在日知会，前因欢迎法国人欧几罗受有官厅警告，至此更为官厅所注意，不敢活动，会务迫于停止，且由是而酿成九人狱。

    九人狱与郭尧阶及周海珊留学日本之同志朱子季、胡瑛、梁钟汉因萍醴起义受东京同盟会指派，回国谋响应。甫抵汉口，被所熟悉之郭尧阶其人，报密于巡警道冯启钧，俱遭逮捕；且捕日知会同志吴贡三、刘静庵、李烈东、张难先、季雨霖、殷子恒共为九人。我此时亦在官厅注意之中，避匿获免。

    郭尧阶，汉阳人。家中颇有财产，自费留学日本，参加革命。在东京时，言论激烈。归国后到处宣传新政，提倡实业，纵恿商家投资创办一造纸厂于汉口丹水池。大肆铺张，恣意挥霍。所收之款，随手用尽。无以为继，穷极无聊。我与张难先在仙桃镇办学校，郭尧阶曾到学校演讲，善于词令，娓娓动人。当日知会欢迎法国人欧几罗，郭亦到会列席，热烈鼓掌。固未料其因穷困而变节。但郭与张难先极相契，原不欲捕张，因所捕八人皆被承认有革命思想，无革命行动；其回国者，只是私人探望亲友，并无别项异图，更与萍醴事不相关。虽然严刑拷问亦无异词，因之不能定案。冯启钧乃与郭尧阶商议，必须弄一证明人，方可见报密之功。郭乃不能袒庇难先，叫冯启钧派人潜赴仙桃镇集诚学校，逮捕难先。并授意张难先讲这一干人都与他有旧交，该朱子龙、胡瑛、梁钟汉回国，难先亦知情，就可对难先宽释。难先对簿时，冯启钧极力安慰。但是难先供述平素只知教书，不晓得他们所为，虽与他们或有认识，亦只是萍踪一聚，各自西东，又何从知道他们所为?若要我承认他们革命事件，我不能信口栽诬。屡次鞫讯，难先皆不改口，此时仍是不能定议。冯启钧乃将各人供词及所拟处理办法，亲自奉呈于鄂督张之洞。

    其时张之洞正在兴学，注重后起人才，聘请“两个胡子，一个三爹“负责。两个胡子，粤人梁鼎芬为梁胡子，燕人纪某某为纪胡子；三爹者，汉川人刘鸿烈称刘家三爹，而以梁鼎芬为名下士，负盛望。鄂中老成宿儒，都喜与梁交。张难先被捕在狱，同乡两孝廉黄福、王劭恂，素重难先学行。因与梁鼎芬有交，请梁挽救张。（梁）询及难先诸人所述供词，认为志士可救。特于无意中转言于张督，张督正以此事默运于心。恰适冯启钧捧呈案件，张督不发一语，置于桌上。冯启钧傍立候示，张督仍看书不理。张督背后立有一李姓差弁，当时号称戈什，平素因展转相介，多与我辈同志认识，虽然不革命，而对于革命党人都极关切，遇有紧急消息，必设法来告。李戈什见冯启钧此种情形，知不利于党人，即趋近桌案将其一束卷宗清理整齐，对张督说交冯道台去吧。张督乃回头问冯启钧曰：“这都是他们所述的供词吗，尽是一样，口吻仿佛由你所告授的，可将案卷放此，你去吧!”冯启钧走后，张督批交承审局酌情处理。

    适张难先在狱患病，由黄、王两孝廉保释，季雨霖由协统黎元洪保释，朱子龙、刘静庵在狱疫毙，仅吴贡三、胡英、梁钟汉、李亚东、殷子恒五人，分别判处徒刑，各解原籍。因胡瑛是湖南人，转解武昌府监狱；李亚东是河南人，转解汉阳府监狱。此案遂结。有人说此案未杀一人，由于教会电其本国政府向清廷交涉之力。以我所闻，殆非如此。

    胡瑛翩翩风度，能诗文，善言词。在武昌府狱，管狱员爱其才，诸极优遇；且任令爱女与胡通情，嗣后结婚于北京。此为革命党人经过之艳史。

    当胡在狱时，同志来往无忌，张难先时至其中饮酒画梅花，我于报馆余暇亦时往坐谈。有一天，我在胡瑛狱中饮酒，遇同志岑伟生，谈及湖北方面之党人与上海方面之党人关系缺少联系，极需派人前去，互通消息。胡瑛决定派岑伟生当代表。伟生抵沪，适湖北军界同志因刘公捐款置枪支问题，派杨玉如、居正二人到沪，由宋教仁、陈其美请客，彼此会谈于四马路“一支春”番菜馆。此为湖北党人于首义前公开在上海会谈之经过。

    在九人狱之同时，还有一段趣事而含革命性者。当张之洞办五路小学，委汉川人刘鸿烈为总提调，外间称为五路财神。（刘）对旗籍学生特别优待。有南路小学学生周海珊，年十余岁，为贫家子。见校中旗籍学生寝室与餐室，设备供应均极讲完美，愤愤不平，时加嘲讽。某晚，乘寝室熄灯，海珊独自将旗籍学生之宿舍一一扣锁，拟觅火种焚之。被巡夜者发觉，扭获交司法讯问。海珊只供认私人同志之间开开玩笑，不言其他。法官见海珊幼稚，转送候审所禁押，与九人同一牢狱。自张难先、季雨霖外出，即设法将海珊保释。故当时革命，以“排满”为号召，是由于人心之所同。

    《华文楚报》、《江汉日报》、《湖北日报》、《通俗白话报》、《政学日报》、《大江日报》叙述辛亥以前湖北革命报纸，只能言其事实经过，不能详讯年月。

    《华文楚报》清末湖北有一《英文楚报》为外人所办，虽是商业性质，而清廷内政外交之种种重大事件，国人所不知者，每每登讯于该报。因之名声远著。

    有镇江青年张汉杰者，其父为钱商，与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同财且相得。汉杰性聪颖，思想积极，文学尚优，由刘歆生代为运动，考入两湖书院肄业。书院监督是梁鼎芬，校规极严，稍有不纯者，即行开除。张汉杰语言激烈，为梁鼎芬所不喜，藉故开除。汉杰不愿回镇江，留住刘歆生家中，抑郁无聊，适上海《申报》有记者旅行到汉。汉杰之父原为《申报》股东，该记者与汉杰见面商办一《华文楚报》。汉杰转商于刘歆生，刘认为办报纸亦是生意经，乃拨出在英租界所有的房子一大栋，为报馆地址；并在上海购买印刷机一部，开始出版。所有式样与编辑，都是《申报》这旅行记者所规划。张汉杰每日必作文字，每日必有新闻一段，指骂梁鼎芬，甚至与梁相友爱之书院中人，亦连类而及。

    我曾到其报馆与汉杰见面，深佩其富有胆略，惟觉攻击私人，所见太狭，须推而上之，攻击清廷之内政外交。汉杰本有革命雄心，只因青年人只知意气用事，不到两月，报馆遭封闭，且要捕人。报址原在英租界，官厅封报捕人，须经英巡捕房许可。英巡捕房与刘歆生商议：为敷衍官厅，权且封报，随后启封；仍让张汉杰在刘宅居住，先交保证金1000元，不须本人到案。

    事已商妥，本可无事，而张汉杰不肯示弱，亲自渡江会梁鼎芬投案。梁乃交司法审讯。法官问汉杰：“汝为何呼此名字?”汉杰慷慨答曰：“我乃汉人之杰，所以名叫汉杰。”法官又问：“汝乃革命党吗?”汉杰曰：“我革梁鼎芬的命!”鼎芬见此情形，不欲深追，嘱司法判徒刑6年送武昌府狱监禁。适胡瑛转武昌府狱，与张汉杰同牢，我到狱看胡瑛并顺便看汉杰。武昌起义时，汉杰与胡瑛一同外出，此为《华文楚报》之经过。

    《江汉日报》旅汉之江西同志姜旭浜，认为上海革命言论机关，继《苏报》封闭后，继起有人，曷独汉口为全国中枢，而无革命机关?乃组织《江汉日报》海内风行。

    当日知会失败之日，正《江汉日报》畅销之时。报中江西同仁甚多，我乃记者，担任外勤工作。因我是湖北人，熟悉地方情形，在国内与上海报纸联络；在国外与东京《民报》联络，并为其代销。

    巡警道冯启钧，见《江汉日报》时时登载教会文件为党人辩护，极端不满。但因报馆在英租界，所载文件属教会性质，租界与教会均有外交关系，苦于无法下手。适有日本邮局寄来海外邮件四大包，未见附件，开阅只好收存。不料被冯启钧侦知，认定是违禁的重要品。若呈报张之洞而严查，恐难邀允许。私自直电北京民政部，当获回复，先行封闭报馆。冯即亲自带领警队将报馆封闭，馆内上下30余人一律不准行动，由警卫团守候，他到武昌请示后，再来办理。我于早晨与同志数人外出，归时见此情况，就思及邮件包裹重要，亟须紧迫抢救。当时只有督捕营为军警所畏惧，我等立时化装，伪充督捕营直入报馆上楼，将邮寄包裹搬运而投弃大江。警队避让不敢过问。

    冯启钧走后，因汉口、武昌尚无轮渡，所有往返须坐摆江木船，耽延五六小时。候他转回，馆内同仁向他报告，称警士引来军队，将报馆抢去。冯明知是我等所为而又说不出口，只能闷闷而去，更不敢向张之洞说没有抄着邮件。且张之洞因冯事先没有呈报就私自电请北京民政部，很是不高兴。问冯在《江汉日报》抄得何物，冯不敢做声。

    我们知冯启钧此种窘状，径向张之洞控诉。张嘱冯将此案从速结束，不能扩大和拖延。冯乃将最近《江汉日报》所载指责清廷何以不从速召开“国会”一文呈张，并认我是报中激烈分子，指名缉捕。我闻信避匿。姜旭浜即辩，谓上海《神州日报》已有此项记载，文虽不同，事实则一，何以不封闭《神州日报》而封闭《江汉日报》，政府法令有两歧乎?冯无词以答，乃密谋房主刘歆生请求登还房屋，并嘱刘歆生转告《江汉日报》同仁，可于启封后，另换报名出版。但因封闭后经济受损，同仁星散，无力继续。而东京同盟会所出之《民报》亦因清廷力向日本政府交涉，也于此时停止发行。武汉方面之革命言论至此受一重大打击。

    《湖北日报》、《通俗白话报》、《政学日报》当《江汉日报》封闭后，我为避免巡警道冯启钧之侦缉而四处藏匿，拟赴上海《神州日报》谋生活。而有同志通知我，说事已销弭，可以露面，并将另组《湖北日报》作革命木铎，约我帮助。我出面时，《江汉日报》之原有机件已让与《湖北日报》。我因之负责作文并代邀能文之同志随时撰稿。曾记张辉焙同志(现任省文史馆副馆长)，当时即为《湖北日报》作过论文。我更单独附刊《通俗白话报》，由在狱之同志李亚东书写报头，张难先亦时常投寄作品。因为当时盛行文言文，文化低落者难以了解白话体制，实为需要。湖北之有白话报，由我开始。广东同志仿效我的办法而创刊广州《通俗白话报》，我在《通俗白话报》天天撰述白话歌谣，语言通俗，个个欢迎。当时一般半乞丐式的流浪者在茶楼酒肆高声唱《通俗白话报》所刊载之《小姐怨》和《地理十八摸》等，藉以图一餐之饮，久之被警察制止。其中嘲讽、批评清廷软弱无能、屈辱卖国的《地理十八摸》为冯启钧最不喜。

    1909年春间，冯启钧之封闭《湖北日报》，同时封禁《通俗白话报》。《通俗白话报》与《湖北日报》相终始，而《通俗白话报》销路，较《湖北日报》为广。

    当《江汉日报》被封之后，《湖北日报》出版。张之洞调京入阁，继任总督为陈夔龙。陈在鄂不问一事，任部属所为。巡警道冯启钧请假回广东原籍扫墓，另委金鼎其人代理巡警道。金只知逢迎作官，不知处理报馆，更不知革命之大势。1909年已酉新春，《湖北日报》登有插画一则，戏画一龙伏于石上题词云：

    这石龙真无用，低头伏处南山洞。镇日高拱不动，徒受地方香烟奉。虽有玉石撑腰，也是空。勿怪事事由人弄。

    陈夔龙见之甚为恼怒，接连《湖北日报》登载有《中国报馆与官场有特别之利益》一文，陈更忿恨。因陈之夫人拜广亲王为干爹，陈是藉广亲王奥援做到督抚，文中挑了陈之眼。适金鼎来见陈，乃向金鼎说：“《湖北日报》讨厌得很!”金鼎为迎合意旨，即将《湖北日报》封闭，并逮捕经理郑难希。随报告于陈请示，陈曰：“我并未叫你封闭报馆，逮捕经理。现在新闻界当旺，中枢都无可如何，我不过授意你警告他们，下次再不可以文字作戏弄。你竟任意行事。若不赶快销弭，而全国报纸必代为声张。北京闻之，恐有见责。你须好好处理。”金鼎慌了手脚，安慰郑难希，许以设法启封，继续出报。我等在外同志得信，即转告郑难希，叫他耐心坐几天牢，切不可轻易承认取保释放。

    我等正在运用手腕，适逢冯启钧假满回鄂。金鼎一闻冯回，即告以《湖北日报》与《通俗白话报》之事件。冯大为批评，说从前为《江汉日报》几乎惹得丢官，新闻界一般人多半为革命党，多半不好惹的。金鼎说：“既已惹出事来，我就藉此告退，请你办理善后。”冯说：“君不交卸，我好调解；君一交卸，我就无从调解。”于是金鼎暂不交卸，由冯启钧出作调人。

    我自《江汉日报》被封后转到《湖北日报》及《通俗白话报》，冯启钧并不知道，因为张之洞晋京，他们司道官忙于送旧迎新，无暇顾及此事。《湖北日报》案件，冯想以调人地位出面转圈。于是遣价持片，请《湖北日报》之编辑或主笔一二人到署谈话。我就亲身前去见冯。冯一见我的名字，甚诧异曰：“为什么《湖北日报》又有你呢?”我亦笑曰：“为什么巡警道还是先生呢?做什么事的，总是做什么事!”冯说：“这也甚好，不必客气。今天因《湖北日报》事，金道台微有误会，我特出面替你们调停。此事非《江汉日报》可比，请你先行将经理郑难希领回。”我说：“此案尚未定，我亦在嫌疑中，何能领人?请转告金道台从速处理，否则报馆上下人等，因生活逼迫，恐将发生骚乱行为。”冯就约我准定明日上午在他公馆午饭，必研究出一个好办法。

    我辞出后，正拟送信给郑难希，不料冯已遣人伴郑回报馆。郑因坐了几天牢，不耐牢狱滋味；又因平素用钱挥霍，正感危困，想藉此报馆封闭之机会下台了事。所以一经冯启钧劝导，就乐于外出。

    次晨，冯启钧果派人请我去吃午饭，商议办法。冯问我《湖北日报》之财产值价若干，每月开支须若干。我说，构件等项，约值数千元；开支与外欠等项，则须万金。冯说，既有数目，这便好办，除财产以外，一切由我负责担任，你们可再行出版，不过以后言论和新闻要格外谨慎。我说，此非一人所能作主，须会同同事者商量，容俟另行答复。

    我在此时，很想利用机会重振旗鼓，而郑难希不愿，我就再与冯启钧商量。冯说，只有官商合办，另立报名。他主张将《湖北日报》之广告费、订报费及原账交出。并表示所有报馆内上下人等照旧留用，官厅只增派一人为编辑襄理，财产归报馆公有，改名为《政学日报》。我认为如此一办，完全成为官报，有何言论价值，当即表示仍请郑难希为经理。郑本势利人，当初出任《湖北日报》经理，志在藉报馆名义，一面与旅汉之江西商人来往(《湖北日报》多江西人，有旅汉之江西商帮为助)，一面与武汉之官场联络，暨因封闭坐牢，极其灰心。迨见冯启钧另立报名，有意用他，欣然首肯。郑并劝我一同帮忙，勿萌退志。我认为以革命党人之立场，曷能替官厅作喉舌，婉言拒却，特专心努力于《通俗白话报》。而郑难希向冯讨好，认我在《湖北日报》所撰刊《中国报馆与官场有特别之利益》一文过于伤时，而《通俗白话报》之歌谣如《小姐怨》、《地理十八摸》皆有违报律，冯遂公令禁止《湖北日报》与《通俗白话报》出版，而改刊《政学日报》，我就离开汉口，前往上海。所改刊之《政学日报》，因是官办性质，满纸官样文字，行销不久，即告停辍。

    张之洞与冯启钧张之洞由两广调两湖，因私用浩繁，手头拮据。冯启钧为广东财阀，喜逢迎，与张结识，知张之困难，自动借银20万元。张约以到湖北后即归还，不料久无消息。冯乃来鄂表面为拜候，其实在于索讨。张亦知其来意，劝冯作官，代他捐了一个道台，发在湖北选用。冯本慧黠，抓住机会与张亲近。张有所需，辄不惜巨金资助，张即予以巡警道一职。冯为人矮，外间称为“冯矮子”，官兴勃发，肆应得体，并进而与北京权要联系。张甚不满，当张调京离鄂时，面嘱冯辞职退休，冯即请假回广东原籍扫墓以观动静。及见后任总督陈夔龙、赵尔巽、瑞徵等，对他并无恶意，仍然袍笏登场，大咏其官味，到辛亥八月十九起义才微服逃走。

    张之洞在湖北兴建很多，其声誉有名者有甲乙丙丁四栈纱麻丝、布四局、官铁局、造币厂、枪炮钢铜铁厂、玻璃厂、劝业场、五路小学第一第二文普通中学、两湖经心书院、存古学堂、测绘方言学堂、将学弁堂陆军特别小学堂，成立新军一镇一混成协，挑选优秀学子出洋，可谓用尽精神、费尽心血。张本人原是忠于清室、不喜革命，其所办之学校与所训练之新军恰是播下革命种子。当庚子、辛丑之间，李鸿章全权与外国议和，内而愤恨清廷颟顸，外而愤恨列强要挟，曾发牢骚，谓满清的江山，他亦难保得十年。张在湖北也是讥弹于李，李谓“不料香涛(张之洞名字)作督抚二十年，还是书生之气。”张由湖北调京晋升体仁阁学士，对湖北念念不忘。每遇湖北京官，以新政未竟为憾。摄政王戴忄享欲替光绪复仇，意在杀袁世凯，经张缓颊改以足疾削职归里。故从严格而论，张在湖北兴建是有功，而保全袁世凯则是错误的。

    钟祥学社及军队同盟会当日知会停止活动以后，湖北革命机关寂寂寡闻，同志彭养光、赵鹏飞等设立钟祥学社对外联络。然皆各有戒心，不敢多与来往。彭养光旋即赴吉林作法官，幸而九人狱中之吴贡三、李亚东、梁钟汉等尚羁押在候审所，且可随时见面谈话。文化界之知识分子虽或热烈，而皆存顾虑，难以勇往直前。所谓“秀才造**，三年不成”，我等遂决定鼓励知识分子当兵，就是多一当兵的人，即多一革命实行者。

    此时有李长龄同志设法钻进军队作司书，又有陆军特别小学学员黄申芗、江炳灵等，及各标队中杨三鹏、王守愚、章裕昆、唐牺支、黄元吾、任重远、郭抚宸、蔡济民、蔡汉卿、吴醒汉、祁国钧等，皆富于热血，勇于革命，会集于武昌洪山宝通寺，筹组军队。同盟会为联络总机构。惟因鉴于前此日知会以人丛复杂失败，俱不愿彰明校著地健全组织，只各自担任对外联络。故军队同盟会只是昙花一现，仅有其名。然虽仅有其名，而湖北军队之进行革命和展开革命实基于此。

    我之《通俗白话报》被封后，官厅对在狱之李亚东，知其时常撰稿署名“訄公”在报纸发表，严令看守注意并禁止来客访问。我与李分别时约定通讯方法，用矾水书写于官报上封裹交邮递寄。李极熟悉军队同志，所有军队同志亦以李能文能武、性行忠实而乐与联络。嗣后军队同志所组织之文学社与共进会，李与我皆知其情。文学社之领导人蒋翊武，更喜阅看我之《通俗白话报》。

    自治会上的演讲我办《通俗白话报》期间，适逢创建粤汉铁路。美国人借口投资企图独占，国人以条件过苛，发起排美，抵制美货，上海接连响应。因上海响应湖北亦景从，美货无人搬运。尤以美制香烟，查出即烧毁。美国人见风转舵，表示让步。并将所制香烟，合并于英商，故称英美烟公司。我曾在报上论述美国人是笑面虎，终必为中国之害。同志宋教仁亦作论文，言美国人终必想独占远东，作中国发展之阻碍。

    我在1910年《通俗白话报》被封未到上海之前曾回到家乡，恰遇地方官奉行上司命令，掩耳盗铃地公告清廷“预备立宪、兴办自治”。地方绅耆以我明于时务，公推我代表到县等备。我以满腹抑郁，为谁筹备自治？当开大会之时，全县民众到者甚多，我就藉机会演讲清廷立宪为虚伪世界，各国之立宪，由于流血争取，不是恩赐。结果听者眉飞色舞，全体感动。我更申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忧。听者至有泣下，邀我到乡村演讲。我就将《警世钟》、《猛回头》等新书及《通俗白话报》之歌谣分别申述，风声所播，远近耳目一新。我之伯叔昆仲认我放诞无忌，一定遭祸，俱各惊悲，欲置我于死地。我亦认为有危险，徒牺牲无益，遂出走上海。但是乡村经我一演讲，而始知清廷所谓“预备立宪”是欺人之举。

    海船上见黄克强自与黄克强在武昌两湖书院离别，黄赴日本留学，我在汉口办报，时有信件来往，并由其转介绍于赵伯先。当我主办《通俗白话报》时，伯先由苏州寄来七绝诗一首，云：“仰天一问斗牛寒，猎猎西风策马看。最喜放翁诗句好，此心炯炯尚如丹。”伯先为党人中负声誉者，此诗足徵文献，特为录出。

    辛亥四月，我在上海得香港同志信，说是黄克强乘“海口”号轮船由港来沪转赴日本，约我到船上一见。我到船上，克强受伤卧病，告我以三月二十九日（公历4月27日）广州失败情形，深痛精锐大丧、好友云亡。问我以湖北情况，并谓今后希望于湖北同志甚切。随将所作之诗念给我听，至今仍记得断续几句，有云：“羊城流尽男儿血，仅存英魂醒国魂。”克强正在念诗之中，宋教仁亦到，相与蹉商此后进行。因坐谈太久，恐人注意，彼此分手。克强此时是十足的革命实行家，孙中山奔赴海外，所有内地革命皆交由克强主持。

    江西临江府栖身我在上海因生活的关系不能久住，而江西临江府峡江县是一世交作县长，前往栖身，等候汉口消息。适因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一役，各省震动，到处严查。我在峡江县有人猜疑，亦难安住，而又肺病大发，极需疗养，乃回沔阳家乡。

辛亥中我之经历

    肺病回乡逢起义我于辛亥七月底，返回家乡。八月初旬，张难先到我家告以武昌军队积极情形，他将赴武汉探视，嘱我在乡村随机应变。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武昌起义，黎元洪被迫出任都督。越二日，即有乡人回汉，奔走相告。随又接张难先来信，叫我赶快晋省。我行抵汉川，恰逢同志梁钟汉出狱正组织汉川军政分府，留我帮助，我认为到省也是尽力，在汉川也是尽力；且汉川为襄河上游之咽喉，地势重要，在汉川尽力不亚于在省，遂留之。

    协助汉川、天门、沔阳响应起义梁钟汉由省转解汉川监狱后，蓄意革命，从未气馁，结纳学生，密有布置。汉川离省较近，信息灵便。查知武昌八月十九夜起义，武汉全体光复，即由其七弟梁辉汉及其妻张荫兰偕同地方绅耆与民众迎钟汉出狱，组织汉川军政分府，推钟汉任司令。军务倥偬，我刚到达，钟汉留我协助，我以革命立场，义不容辞。为其草文檄告令、章程规则，并代其编制队伍，筹划械置。惟事起仓悴，实有许多困难，所需军饷，借贷于商贾，不扰穷户。戒属，有不守纪律者，督促严惩。民众以推翻满清是吐气扬眉，乐于响应，纷纷剪发辫、剃光头。

    此时，京山同志刘英在京山、天门一带，竖旗起义。专人邀我到天门之甘驿会商。我即率队前往，晋言于刘英曰：“国难立见，最好是先取荆襄为根本。做到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刘英是读书人，熟于历代史实，知道举大事必先巩固民心，占领地势，深以我言为然，乃决定将军队移驻襄河。

    军队尚未移动，适逢鄂军都督黎元洪递来命令，嘱整军待命。我等日夜分头忙碌，而消息传来，汉阳失陷。溃军纷纷逃到襄河，同志李亚东亦到。亚东于起义时任汉阳知府，问及情形，则谓清廷启用袁世凯，袁为逞其用兵之能，派冯国璋率大军围攻汉阳。汉阳义军虽是黄克强任总司令，而因援鄂之湘军，地形不熟，私自潜退，一隅省城，全体牵动，所以汉阳不守。

    我认为汉阳既失，襄河极为重要，乃偕李亚东在襄河之仙桃镇招抚溃兵，稳定治安。适有亚东之河南同乡陈凤孝营长，带有营兵三分之一，枪械齐全，我等就设法收编，结合所招抚之溃兵，共约数百人，严束纪律，毫无骚扰。民众以匕鬯不惊，群起助饷，互相劝导，立威钜数。恰有盐船二艘由汉口驰来，查系公物，即予变卖，军饷不用忧虑。民众多自动愿来当兵。

    刘英见我与李亚东进行顺利，亦率队到仙桃，随即梁钟汉亦到。巡防营统领刘温立，带领步兵与水师炮船，进犯仙桃，我等一鼓而击败之，截获甚多。刘英暗有妒忌李亚东之意，我即恳切相告曰：“历代起义，皆成功于内和，失败于内讧。大敌当前，切须团结。”刘英表示无他。恰又同志季雨霖、张难先亦到，全体聚商进行方略。名曰“仙桃会议”。

    协助安襄郧荆民众响应，进驻襄阳鄂军都督黎元洪委季雨霖为安襄郧荆(即安陆、襄阳、郧阳、荆门)招讨使，预备武昌若有危急，即驻襄郧。季是老同志，与黎至好，黎所以委以重任。但季无基本队伍，请张难先为其联络。因张之人格学行夙为我与刘英、李亚东等所推崇。张劝我等将队伍交季统率，一则服从都督府命令，二则便于整齐划一。我等慨然应允，由季重新编整、增补，率带沿襄河而上，近驻襄阳，并经难先邀集老同志如李长龄、李少青等尽力帮助，我等即伙同。或作宣传，或深入农村演讲。斯时一般官吏望风归顺，民众更热烈欢迎，因之季雨霖达到任务。我等斯时不在个人名义，不在个人享受，完全是革命性质，故皆无一官半职。

    协助荆宜施鹤民众响应，攻下荆州荆州为湖北重镇，清军夙有驻防，设有将军，城墙极坚。当武昌起义，同志唐牺支即在荆州竖旗，虽是被推为司令，而因兵力单薄，久攻荆州城不下，一连急电，催请我等分兵援助。我与李亚东商于季雨霖，派遣部分兵力前往应援。

    当我与李亚东到达时，而满人已邀请荆州汉人知府程稻成及法国教士马德修出面议和，满人愿开城缴械投顺，须以不杀为条件。当经革命军应允，但满人迟迟不开城，唐牺支乃借得湘军重炮二门开炮轰击，满人乃于畏惧之下，急速开城。因之公举唐牺支为荆宜施鹤(即荆州、宜昌、施南、鹤峰)总司令，李亚东为荆州知府，我为司令部高级参议。

    唐牺支办事缜密，有条不紊，次第将荆、宜、施、鹤收获。民众以革命军对地方毫无滋扰，热忱拥护。在斯时不知贴标语、喊口号，只记得民间唱“道情”云：“满清三百年江山，丢来也容易。物归原主原是应该的。武昌起义，处处顺利。试看那荆州城，满人想要逃走也无地。只因享受过久，理应歇气。革命军宽大为怀，处处仁义。比较满清杀明朝，实觉宽大无底。”

    当荆州城未攻下，还有一段经过。爰因武昌起义，湖南未及响应，清廷命湖南派兵援鄂，湖南派遣统领王正雅率队开拔。行至荆江南峰，湖南反正。王正雅感进退维谷，按兵不动。但王之武装齐全，军容整齐，与唐牺支在湖南有师生之谊。唐以同乡与师生的关系，劝王独立。王系老军务，犹豫不肯，只许以借炮两门；如果荆州攻下，他必共同前进。唐借炮到手，即行攻城。果然一炮而骇倒清军。满人主战之恒锡九，原先作过将军，退居城内，财产极富。因知革命军无重炮，故关城死守。及闻革命军炮声，满人齐向恒锡九吵闹，锡九迫而自缢，由现任将军魁联仍请程知府与洋人出面，保证开城，保证不杀戮。革命军许可后，正要准备入城，而王正雅已先闻信，用急行军之方式抢先进城驻扎。唐牺支人本忠厚，又同乡而兼师生，不便多言。但是唐之部属群诋王正雅不应贪便宜，几乎酿成风波。我乃极力调解。李亚东任荆州知府掌握行政，先行成立警察，维持秩序；劝王不要干预地方行政。王因湖南已经正式成立都督府，致电于湖南，说是全军奋勇革命，攻克荆州。湖南都督府不知底细，居然回电嘉奖，且谓即派专员前来犒赏。此电冠以革命军字样，电局直送我们司令部。我等翻阅后，认王正雅狡诈太甚，极不悦其所为。但王尚不知湖南有回电，有专使送来。适鄂军都督黎元洪派专使蔡汉卿到荆州，商议北伐问题。我等告以种种情形，蔡亦认为王是冒功邀赏。惟因湘鄂一家，正在革命之际，不宜生出裂痕。乃由我等想一办法，说蔡为黎都督派来犒赏湘军，亦备以牛酒并现洋一千元，附上专函一件。函系我执笔，文曰：“叛军攻克荆州，贵部以劳远之师，而资援助之力，深为敬佩。前已呈报黎大元帅并鄂军都督，兹奉派专使蔡汉卿前来犒赏，特备牛酒等项及现洋一千元遣人送上，请即分配贵部各官兵以为慰劳，并望节麾明午到敞部小宴联欢，勿吝步为荷。”次日王正雅到部，唐牺支借故出巡，由蔡汉卿作主招待。蔡极诙谐，席间蔡举杯言曰：“昔日诸葛亮取荆州，并取桂阳、零陵诸郡，今至将军以湘军而援荆州，真是千古同概。”王系老于世故，一笑而言他。此一段趣事，为外间所未知，特回忆记之。

    协助豫南民众响应此时河南省尚未光复，因为该省向无革命组织，所有革命志士皆在外方。故当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河南独无动静。

    有王天纵者，本河南人，向在紫荆关为江湖首领。平日聚集徒众，专门夺取官方财物及武器，历有岁年，官厅莫奈之何。自闻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毅然率部开驻南阳，响应革命。以自己无声望，恐不足号召，因闻荆州知府李亚东为河南同乡，为革命老志士，有资格，有名望，特电恳亚东回豫主持。我认为豫鄂毗连，豫省若不光复，鄂省就难安宁。一面怂恿李亚东回豫，一面商请唐牺支拨借军力。唐极赞成，于是亚东到南阳与王天纵会谈。王谓地方野乱，有枪十数支者，均藉称司令；本人缺于军事声威，不敢任意收编，而地方秩序，又急需维持。请亚东任总司令，王任统带。

    亚东就职后，即与王联名电请我到南阳协助。我商于唐牺支，唐在大局观点，许我起行。我到南阳，就分途派人向拥有枪枝者，说明统一编制之必要，邀其前来南阳会商；如果不来，就是假借名义捣乱地方，不能以革命者看待。各有枪者均到南阳会商，遂按枪支多少编成职务；有军事学识及经验者，特别录用。由李亚东统共犒劳，并关饷一次。再由王天纵捐资赶办服装，以壮军容，而振士气。如此一办，地方为之肃静，民众为之歌颂。我以王天纵虽是出自江湖，却侠义兼全，乃介绍其入同盟会。 王捐出一千元作会费。

    我与李亚东正在计划北伐，忽接黎副总统命令南北议和，所有革命军事，应一律停止。亚东约我回武昌，所有地方善后交王天纵处理。我因自帮助汉川军政分府起，驰驱于襄河上、下游，鞍马劳顿，已有半年之久，未尝休息一天，当此春日，肺病复发，遂起程回武昌调治。临行时，地方民众不忍告别，扶老携幼相送。我并叮嘱王天纵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君欲为国大用，应处处以人民为根本。”王深以为然。嗣后讨袁护法之役，王均有所建树。

辛亥首义后之革命遭遇

    潜身天主堂医院策划讨袁清廷推翻，民国成立。黎元洪享受盛名；首义人物，不知自行检点和团结，尽皆夸功伐能，互相倾轧。黎元洪听官僚煽诱，转之向袁世凯怀抱。袁氏原如王莽、曹操一流，我观此现象，引为不祥，前往南京留守府见黄克强，请其早为防备。克强笑谓：“非不知也，是莫奈何也。陈涉、吴广起义，促成刘邦做皇帝。”相与叹息良久。

    袁世凯野心勃勃，原来早具野心，利用黎元洪之依附，遂决定消灭革命党人以另造局面。于是外向银行团借款，内而暗杀宋教仁，罢免皖、赣、湘三督，大军南移，叛迹显著。黄克强讨袁于南京，陈其美讨袁于上海，李烈钧、林虎讨袁于江西，柏文蔚、龚振鹏讨袁于安徽。惟湖北以黎元洪倾心于袁，从中作梗。一般革命同志，潜伏日租界，计划军事行动。袁世凯派人向日租界当局交涉，许以重利，租界当局对党人不能袒庇，一一护送到沪。我不甘心，伏藏在英租界天主堂医院。因该医院有主任医生名王奇峰者，明于国事，素不快于袁世凯之为人及南京选袁为临时大总统。王因有此见解，所以赞成讨袁，与我极相契，允许我隐避在医院策划讨袁。凡是会我之人，均须经王医生引进，且可夜深留宿。王医生并介绍我认识各教友，我之费用有缺乏，由王医生设法转借，约四百余元，至今并未归还。

    冯严佛发助革命经费同志冯严佛，早年留学日本，参加革命，既而走南洋群岛，联络华侨损资帮助革命。辛亥武昌首义，充都督府秘书，转任府河口釐金局长。当长江一带声罪讨袁，湖北革命同志伏处于日租界，多被护送赴沪。其未走者，苦于资用缺乏，虽有机会，难有大举。严佛由釐金局到汉，见此情形，喟然叹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终必出于搜捕一途。”乃将所携之款一千余元交我与蒋东佛使用。严佛亦走南京、上海参加革命军事。我等于拮据之中，得此款项，生出大作用，遂通知各同志齐集日租界高昌里会议。因我等在高昌里原来租有两栋房子，许久未用，亦未发生任何事故，为各同志所周知。加以日人吉福四郎，尚肯帮助我等，负责保护。于是各同志热心到会。我就宣布湖北重要人物多赴沪，但是他们为安全而走，不能将革命带走，此时讨袁事宜暂由我担任布置，如果我有危险，决不攀扯别人，望各同志抱定志气，坚决进行。到会者皆是义愤同仇，表示热烈。但是日人吉福四郎事后送信给我，说地方侦探已查知我等之会议，派人在日租界巡逻，虽被巡捕驱走，希切勿再冒险集合。

    万恶的侦探刘桂苟湖北总稽查刘桂苟又名刘有材，以歆生路后花楼汉口大旅馆为其机关。此人是下流出身，专门残害党人，其爪牙布于武汉三镇。彼既侦知日租界高昌里是我等会议之所，日日有其徒众巡逻。又侦知武昌轩辕殿有我等同志住宿，乃前去检查。虽未捕走重要人物，却已查出来往函件。有同志田化龙者，起义时任过陆军小学校长，此时热心讨袁，特跑到天主堂医院告知我说是革命要赶快发动，否则处处罗网，同志实有危险。我说：“刘桂苟的侦探爪牙，我们在日租界捉着即沉江，他该有所胆寒；我们对付侦探若是无办法，又何能讨袁革命?望你转告各同志，胆大心细地等待，我们马上就有举动。各同志经我一鼓励，均皆抱着拼死的决心，想种种方式，逃避侦探耳目。

    警备司令刘佐龙刘佐龙与我同乡同学，参加辛亥首义，升任旅长，黎元洪任其为汉口警备司令。我劝他讨袁革命，刘认心理正相同，只是本身力量太小，不能先行发动，只可维持秩序；汉口商民均系多年感情，其经济实力能当作后用；不忍以本身小小力量，加以糜乱；如果武昌有队伍发动，汉口即竖旗响应；如不释疑，可以警备书记彭石琴为质，以后有机密事件，可直告彭石琴，由其代表转述；彼此心心相印，不必多见面——机事不密则不成，切须注意。我即邀彭石琴到天主堂，指定各办事主任。彭是老同志，刘佐龙极信任，曾给以资金为办事费用，并由我与彭商请刘泥清、张兰生等各同志为临时秘书及书记。

    命令一改铸成大错当时武汉三镇之军事联络与计划，均是我一人经手，其他同志只担任局部。我虽住在医院，而须日日秘密到武昌。武昌军事总代表为同乡之陈国干，陈任连长，全连分驻武昌城内之山前山后。彼与张难先有夙谊，决心革命，以武昌昙华林何亚青家为接洽地址，广事联络军队。武昌、汉口布置完善，只有汉阳还无头绪。汉阳兵力仅有一营之众，其营长并未驻在汉阳，驻扎城内外者，不过一连；守龟山者，不过一排，排长无人认识。我拟不要汉阳，全要刘佐龙临时处理；尚有刘家庙少数部队，亦交刘处理。刘均接受。我拟开会时宣布办法，众无异议。但临时有一紧急之变更，因变更铸下大错。

    有张统其人者，住家汉阳，辛亥首义曾充要职。此次讨袁，与同志间亦有联络。自日租界同志遭打击，张亦躲避不问事。因闻我组织讨袁军事已有头绪，就托刘泥青介绍见我，他愿担任汉阳龟山起义。我于开会后正准备次日动作，而刘泥青三番两次地向我苦说，张统在汉阳有布置，若不容张建功，恐使同志灰心；否则汉阳不合作，亦是障碍。彭石琴亦赞成刘泥青见解。我原来的命令是武昌火起，汉口竖旗。经此一转折，改为武昌火起，龟山炮应，汉口竖旗。重新发出命令。

    武昌大贡院设有小学一所，同志何竹青为该校庶务。暑假期间，校内无人，何同志担任在该校举火，备有火种燃料。夜间纵火火光熊熊，贡院范围甚大，附近居民并无抢救。山后之军队甚少，其有少数队伍，均因预有通知，伪言救火，都为军事出动，陆续偷赴阅马场待命。此前之军队亦一律换了符号，齐集阅马场。黎元洪得报，即打电话调城外驻军。电话不通，派人探视，回答乱事已成。黎乃慌了手脚，藉口亲自出看，潜出文昌门，登楚材兵舰。至于大贡院之火，业已延烧两三时。武昌断绝行人，汉口宣布戒严，而龟山毫无动静。挨到天亮，各个部队知无办法，一律怏怏返营。黎元洪回署，查知实情，对军队不追究；对我与蒋东佛，则悬赏通缉。我仍匿居汉口。

    我之所以匿居汉口不走，是另有重要作用。当长江一带讨袁军事失败，黎元洪受袁世凯圈禁，湖北军被裁汰十分之九，其有志气之军人，愿将精良武器择要送我，留作后用。我就与日人吉福四郎商量租赁日租界之日商房屋，收藏所送之手枪、炸药等项于地下。

    河南农民首领送武器1914年至1915年之交，河南农民首领白朗纵横于豫省全境，并往返及于豫陕鄂边区。袁世凯派大兵“围剿”，莫能制止。乃倾精锐之师四面围击，白势渐衰。有老同志郧阳人王某素与白朗稔熟，又与我相识，对白朗说，湖北当有人主持讨袁，汝势已成强弩之末，不如以武器送于革命者，留作后用。白朗愿以无条件赠送，只须我派人当面接洽。我就派王某作代表约定将武器送到铁路线，我就着人去取。我当时所着之人，是雇请日本之小商人及浪人，该事经吉福担保，有报酬，极其踊跃从事。数月之间，已经运来武器二百余件，子弹几箱，日租界之小日本商店，均愿代为收藏。沪上同志闻信，极为欣喜，邀我到沪筹商，再发动革命。

    冒险亡命上海我因在沪需款，亦愿赴沪。惟因武汉总稽查刘桂苟认我为要犯，每日在日本轮船码头巡逻极严，不易出境。我又不得不出境，仍决定坐太古公司轮船。先以一门生萧友欧(楚女)预购船票上船，定一普通舱位候我，再由我之族孙陈采堂(为皮匠业，精于武术，富于胆力，跟随我多年)携带炸弹一枚，于上灯时趁刘桂苟踏进汉口大旅馆之门之际，即抛掷炸弹逸去。一时响声发动，刘桂苟慌于躲避，秩序大乱，行人奔跑，街上警笛四吹。我就乘此闹哄哄之期间，改换村农服装，跨上太古轮船。萧友鸥登岸，轮船旋即下驰。

    我抵南京换乘火车到沪，得汉口快信说是大旅馆之门墙当时炸碎，伤一人未死，刘桂苟侦查此案，正在捕捉嫌疑，牵连甚众。我即写信刘桂苟警告，其文曰：“汝以一无赖子，官至少将，财发巨万。左拥右抱，有何不足而必欲丧尽天良，杀害党人?以因果报应论，岂有结局？望汝及早回头，摆脱总稽查一职务，不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杀人者人恒杀之，请留意焉。”

    至于我在汉口租界所收获之武器交我一门生符希周照料。符是湖南桃源人，其父为木商，住家仙桃镇，与我与张难先稔熟。武昌起义时，符希周随我在军中办事。

    我到沪不到一月，得汉口信，知刘桂苟将我之仆人捕去，供出萧、符二生之踪迹。符生被捕遇害；萧生逃到广东，思想前进，于“五四”运动后，钻研新文化，讲求新学，对共产主义默契最早，信仰最深，民国十六年在粤以言论激烈遭惨杀。萧、符二生皆为我所最钟爱，因我频年无状，未能加以表扬，此所耿耿于怀者。

    南京被捕入狱我在武昌方面留有种种手续，自萧、符二生遭受意外，其余同志被捕，催我速归，并责我违背甘苦与共、生死与同之誓言。我于1914年10月底由沪乘日本“大福”船返汉，船过南京被冯国璋派队在船上逮捕，提讯时有面善者一人出而作证。我自知无生理，侃侃而认革命及讨袁经过。法吏亦未用刑。我在狱中致书于冯国璋，请求速死，文长千余，言用四六排偶体。越半月，冯之秘书长施锦云、警察厅长王桂林来狱提我问话，说是我之供词及书函已经冯帅阅过，认我是读书人，印象很好，或者早晚间传我一谈。随后询问我之家世与历史甚详。不几日，冯果传我谈话。

    我即侃侃而言天下事，次及冯之前途如何而有利，如何而有害等。冯皆听之点首且曰：“捕你不忍杀你，但你是北京通缉的要犯，又不能释放，只好慢慢设法；你须在狱谨慎言语，莫作宣传。”又面嘱王桂林按月在小帐房领款四元津贴，改善我的伙食。仍将我还押。我求死不得，每日端坐养心，会悟儒释墨家之主张。迨至1916年夏袁世凯遭伏天诛，黎元洪继任总统，大赦党人会，释我出狱。冯嘱王桂林留我作事。我婉言辞谢回鄂休养。
（1958年秋）(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辑，本文作者陈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