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下半年，国共两党的文化人都纷纷聚集武汉。为了扩大统一战线，武汉的新闻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组织了一个“三一聚餐会”，每月1日、11日、21日定期在汉口长江大酒楼举行集会，推举专人分别作国际形势、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报告。国民党的叶青、叶溯中、陶希圣、周佛海、方秋苇、王亚明，共产党的吴晗、胡风及民主人士沈钧儒等都在会中。我当时主编《中国青年》，也常和一部分青年如徐怨宇、杨虔洲、夏学周、周文化、彭文凯、谢鹤、陈济民等参加布置会场，并听取各专门报告和两党的政治主张。但每次散会后，国民党方面必要改个地方重新集会，驳斥共产党方面的发言。这年的10月中旬，共产党领导人王明来到汉口，邀请国民党派青年代表参加国共两党的青年联欢大会。我和周文化、彭文凯、夏学同、周仕珊等，都被派参加听取王明对抗战的言论。王明用了三个多小时时间，滔滔不绝地畅谈国际国内形势。大家都很佩服他的演讲天才，只是他讲话的内容，出乎我们意料，也要求一切服从蒋介石的统一领导。
国共两党的联合抗战，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注意，外国记者如斯诺、斯特朗等，因此先后来到中国，斯诺还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等通讯报导。各国的青年也要到中国来看中国青年的抗日行动，于是同年5月上旬，由美国、加拿大的青年代表弗劳德、阿商尔曼及雅德(女)三人组成的世界青年学生来华代表团来到了武汉。接待他们这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自然落在湖北学生联合会的身上了。代表团的飞机在武昌着陆时，中共已代我们安排专用汽车到飞机场把代表团接到武昌新志生西餐厅为他们洗尘。宴会后，我们邀请代表团参加武汉学生在武昌阅马场举行的万人欢迎大会。大会由周文化担任主席，我任大会总指挥。那天大雨骤下，男女同学们鹄立在大雨当中，精神亢奋，给代表团留下了一个好印象。会后，湖北学生联合会安排代表团到武昌各校参观。代表团耳闻目睹的都是“安内攘外”、“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的标语，使他们带着一些错觉离开了武汉。
1938年春，中共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代表陈天柱等要在武汉成立中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这个组织如果成功，地位则会处于湖北学生联合会之上，从而削弱湖北学生联合会对武汉青年运动的控制，这是当时国共两党在湖北争夺青年的主要矛盾。国民党自然不肯让步，乃指示湖北学生联合会以未派代表参加为由，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因此，当中国学生抗日联合救国会在假汉口市商会举行成立大会时，湖北学生联合会发动上百人冲入会场。一时砖头瓦片，凌空而下。当时主席台上有被邀请的陈诚、邵力子、康泽等国民党要人。见此状况，陈诚即命成立大会延期举行，旋又命康泽通知我们到武昌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在那里，他大骂了我们一顿，说：“打架算什么斗争，为什么不采取笼络手段让他们跟我们走？”并面嘱康泽今后要加强对湖北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不要再给政府添麻烦。
因为国共两党的青年在抗战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社会上的一些民主人士便对国民党有所指责。陈诚迫于舆论，于是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武昌阅马场武汉大学旧址内，同军委会六部两位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一起，召集两党青年代表三十余人训话。陈诚走上讲台，板起面孔，要我们细听周副部长训示，然后同黄副部长退去了。那是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只见周副部长严肃地走上讲台。他示意我们坐下后问：“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三十多人不假思索地回答：“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周副部长点头微笑着说：“是的，你们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那你们是一家人啰!”接着，他讲到国家民族存亡断续的危机和现在青年学生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他那忧国忧民之心和对我们殷切期望，使我们感动不已。最后周副部长告诫我们：“我希望你们求大同，存小异，开诚相见，团结救国。”顿使我们面面相觑地问自己，我们当中究竟有什么仇恨?
武汉沦陷前四个月，我在武大参加毕业考试后，领到了一张武大临时毕业证书；北师大通过我们的毕业论文后，由西北师范学院代发了一张毕业证(那时北师大已由西北联大改为西北师范学院)。7月，我入武昌市政处工作。8月，代理陈诚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辛亥革命首义参加者喻育之要我到省党部去搞宣传工作。当时保卫大武汉外围的战斗已在阳新前线展开，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薛岳、张发奎三位上将在小箕铺前线指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也特别组织了一个湖北省战地服务团（男女共120人），由黄宝实任团长，驰赴阳新前线抢救伤员及搞宣传动员工作；我自告奋勇任服务团宣传组长。临行前，国民党武昌市市政处长杨锦昱送我一支小手枪以壮行色；武汉日报社长王亚明约我写战地通讯，给我以武汉日报战地特约通讯记者名义。我们一行经过鄂城、大冶，横渡保安、三山两湖后到达殷祖、保安及金牛等地，再抵阳新小箕铺前线。我们在炮火下，不分昼夜地抢救伤病官兵。当时秋雨连绵，我们9天没有穿上干衣服。沿途村落丘墟，人烟断绝，死尸枕藉。火线上血染长渠，人马无水可饮。我每天还得找机会，伏在马背上写《半壁南斗记》通讯寄往《武汉日报》宜昌版发表。阳新、大冶相继失守以后，日军抚武汉之背，武汉无险可守，战区命令我们提前撤退。我们是9月4日到武汉的，检点行囊，仅剩下《抗战诗抄》一卷。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们大多数是从下江流亡到武汉的青年学生，其余是我前在武汉青年妇女行动总队的队员，武汉沦陷后，当局对他们来不及一一安排，让他们又一次流亡，实在令人痛心；我则随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撤到宜昌去了。宜昌这个湖北滨江的重镇，随即成了湖北省临时省会。连遭日机轰炸后，省政府进了三游洞，省党部促居在城外的马难坡。另派一部分人，在巴东城外半山坡上的中垣子，借用一栋破庙，设立了一个“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驻巴东办事处”，并派我率领省党部眷属乘五只民船前往办公。我们穿三峡，渡险滩，经半个月始到达目的地。到了巴东以后，我和其他人配合国民党巴东县党部开展抗战宣传及后方动员工作。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时，汉口还是一个特别市。国民党中央为了配合汉口市的党政部门加强潜伏工作，将孝感、黄陂几个县改属于汉口特别市管辖。我的老师林尹时为中统局的专门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他兼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与省党部相等)主任委员，潜伏在汉口法租界。我给他介绍的书记长兼孝感县长周文化被日军逮捕了，林遂急电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苗培成让我前去顶缺。当时我与中统并无组织关系，只是我和林的关系不同，加之苗培成的敦促，我只得丢下我的爱人蔡慎敏前去冒险犯难。那时从宜昌到武汉外围，只有一条通过汉沔等地湖湾港汊的水道，且还夹在独立为王的国民党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的辖区当中，一不小心，则不死于日本人手中，便要死在既不投降日本，又不服从蒋介石的王劲哉这个魔王的刀尖上。我带着汉口派来的交通员肖保臣，小心翼翼地到达了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汉阳办事处所在的铜山头。此地距日本重兵驻札的索河仅二里之遥，又值日军扩大搜捕范围之时，我每日除随该处主任黄石到铜山头朋友殷学渊家抹牌以外，其他则什么也不敢做。那时潜伏在汉口的军统、中统人员，迭迭出事。林尹乃派总交通李希五到办事处通知我暂时候命，不进汉口。我见有机可乘，乃藉口请假回到宜昌。刚到宜昌，汉口电台有电报给苗培成，说我擅离职守，请苗代为“严加看管”。当时我既与中统无组织关系，不愁有什么纪律制裁，哪知苗培成却另有打算，要我接任国民党宜昌县党部书记长。
宜昌原本是湖北的一个物资聚散码头，常年人口近20万，抗战第二年成了湖北的省政中心；加之又接近抗日前沿阵地，人口流动量大，社会关系异常复杂，急需彻底清查整理。因我在武汉沦陷前做过群众工作，又与当时三青团宜昌分团主任夏学周有特别渊源，有条件合作，苗培成便因此而安排我担任这一工作。我接手国民党宜昌县党部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即交给了我几项主要任务：第一，严格控制宜昌人民群众组织的纯洁性，改组宜昌工会、农会、商会及其管辖下的36个同业工会；第二，密切配合三青团宜昌分团，积极组织、领导青年，要他们不违反政府“安内攘外”的方针、政策；第三，配合三青团宜昌分团和宜昌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组织图书杂志审查会，不准“越轨”的书刊在市面上出现，并协助三青团宜昌分团办好中国文化服务站，专门出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准予发行的报刊杂志。这些工作任务重，在时间上又要求紧迫。而当时国民党宜昌县党部的组织人员少，除了一个秘书、两个组长及几个干事外，无他人可供支配，而前任留下来的人又多年滞后于形势，我不得不借助一些过去有组织关系的青年。于是我和三青团宜昌分团商量好，把国民党宜昌县党部办公室和三青团宜昌分团办公室合并起来办公（设在宜昌二马横路老八号里）。还不顾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干涉，把共产党员冷善远、胡肇修领导的宜昌第一、第二两个流动宣传队置于县党部指导之下，与他们开诚相见，支持他们做抗战宣传工作——以后他们在宜昌及附近各县多次循环演出话剧，把抗战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我个人还把宜昌商会按月津贴我私人的活动经费大洋500元，全部发给我属下的工作单位。为此，宜昌商会会长段绍芳说我是“书生本色，在宜昌前所未有。”
当时，改组宜昌工会，农会的工作难度最大。宜昌商业发达，行业多，成分复杂。如内中的特业工会，实际上是一个经营鸦片烟行业的集团，时常与敌伪勾结，为非作歹，且腐蚀抗战阵营中的干部。宜昌县长武长清就是因为同他们中间个别人勾结，贩卖烟土及吸毒后被省政府主席陈诚枪毙的。又如引水业同业工会，是川江引水人员的特殊组织，轮船从宜昌驶入川江时，必须另换他们熟悉川江水情的人领航，否则在三峡的急流险滩中寸步难行。这帮人如落在日军的手里，则长江天险，无异门户洞开。所以在改组这两个工会组织时，我要求宜昌警备司令部大力协助，对两个工会会员重新登记审查，要他们出具保证。至于宜昌县的工会和农会，则一向控制在地方把头之手，我则全部依赖三青团地方上的青年骨干刘维纲、陈怀民等，协助县党部完成对他们的改组。
1939年上半年，宜昌岌岌可危，日机不断进行轰炸，我的爱人蔡慎敏死在宜昌宝塔河；我亦卧床不起。我再不能承担当时繁重的工作任务，急待辞卸。适逢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林尹被日本特工逮捕，由汪伪引渡到上海后，几经周折，辗转逃到了宜昌。林对我说，他被捕后，因为职位高，汪伪的特工机关便把他引渡到南京并见了汪精卫、周佛海、林柏生、李士群等人；一天，他的朋友、汪伪警政部长李士群通知他马上到上海，还代办好了外国轮船票及汪伪警政部的特别通行证。临走时李对林说：“你此去到了重庆，见了朱家骅、徐恩曾两位局长(中统局)代我致意。说我李士群不甘心附逆，我掌握有19万警宪武装，有朝一日我可作为内应。”此中内幕，我不得而知，但对政治的复杂性又有了进一步认识。
林尹到宜昌时，从汉口带来了一些工作人员。一天，他在宜昌仁寿里22号的国民党汉口市党部驻宜昌办事处里，要我辞去宜昌县党部书记长职务，然后到办事处去安心养病。我辞职后，国民党宜昌县党部书记长的职务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派我的秘书肖济生接充。
1940年6月10日宜昌沦陷。此前，宜昌警备司令部曾送给林尹和我“民万”轮的船票，但因这时江中弹如雨下，无法上船。我便与林及夏学周三人带着几位工作人员拉一只渔船逃到了三斗坪，接着又在三峡中艰难地闯过了许多险滩暗礁，费时21天到达万县，然后在那里搭轮船到了重庆。
到重庆以后，我们都以战地党务工作人员的身份，住进了中统局的招待所。不料正遇上日军对重庆进行21天的“疲劳轰炸”，幸好我们身无长物，在防空洞里俾昼作夜地度过了这难熬的21天。7月，我和夏学周都被分发到中统局三组六科当试用干事。科长熊东皋是湖北松滋人(熊后来为中统华中特派员和汉口应城石膏公司总经理)。六科的任务是主管“党员监察网”（对内）及“党员调查网”（对外）两个外围组织，不参加行动斗争。在这个政治空气极端神秘和纪律特别森严的政治保卫机关，不但不知别的部门工作，甚至同科人之间，也各有各的保密责任。因我是学中文的，便专代局长、副局长给川北一带知名人士复信。我过不惯这种神秘的生活，耐不住山城的轰炸，试用期满后，无意恋栈。这时，我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接税署任主任秘书的堂兄王粹存对我说，读书人应有自己生存的本领，不应该干这样类似明朝西厂的工作。因此我去意更坚，但自动离开这一系统根本不可能。正为难间，适逢国立第十二中学校长陶尧阶从长寿到重庆来物色一个学校训育组长，他希望我去。陶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老委员，系湖北CC组织中工商系统的领导人，与中统副局长徐恩曾关系密切。一天日机轰炸以后，在防空洞口，陶和我遇见了徐恩曾。陶即向徐说明当前学校训育重要，请徐允许我前去帮忙，当即得到徐的批准。当时中统对我离开的条件，只是要我到长寿后去代为建立一个“党员调查网”。
国立中学是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抢救沦陷区失学青年的一项措施，学生全部公费待遇，凡是被日军占领的省份，都为之设立一所。国立第十二中学便是专为收录湖北战区学生而设立的，但也兼收小部分东道主四川的学生。男女兼收，分男高、男初、女子三个分部(即分校)；学生1300余人，教职员工160余人。校址设在重庆下游180华里的长寿县城外，租赁当地大绅士的四大庄园组成。学校设在那里以后，校本部前便新建了一条热闹的小街，学校代定名为“东兴村”。东兴村不仅是一个柑桔满山的花果之乡，而且还有一条龙潭河围绕着它，说得上是山清水秀。尤其是在重庆被经常轰炸的日子里，这里弦歌不绝，学生可以安心读书，教师也能安居乐业，称得上是“世外桃源”。学校的教师大都来自湖北有名望的人选，因此学生的课业能保持战前的最高水平。我除了专任训育组长外，还兼了男高三（1）毕业班的级导师(即班主任)，教男高毕业班的语文课。乱世桃源，悠闲自在，宠辱皆忘，是我一生中最可纪念的日子。1941年上半年，我应湖北教育厅之约去任省督学，适逢感染时疫，在校卧病了一个暑假才离开长寿。临行前一天，陶校长还热情地挽留，高中部分的男女同学四百余人，在校本部对面的帝主宫举行欢送大会。师生鱼水相融，依依惜别之情，至今不能忘记。1941年9月，我由万县经利川到达湖北战时省会恩施。
时为湖北教育厅厅长的张伯谨，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1940年7月，张到湖北就任教育厅长时，他曾领导过的北平“诚社”骨干、北师大毕业的张光涛、许安本、台镇华、刘绍珍等，分别任他的科长、秘书、督学等厅内最高职务，使此时湖北的教育领导权整个掌握在北师大的人手中。当时恩施有个流行说法：“北大倒，武高甩，北平师大起而代，武汉、中央也不坏”。陈立夫要掌握全国教育，自然不允许放弃这一地盘，只是张、许、台、刘等都是河北人，在湖北不易长期立足，于是想起我来。我与张伯谨本素无一面之缘，但因此而回到湖北。
我回湖北与他们情况不同，我在湖北教育界有地利、人和的条件。其一，我是湖北省立高级中学的毕业生，而我的老师，如北大的潘龙霖、张旋平、杨重熙等，都是在湖北的教育权威；其二，我又曾在武大借读，取得了武大校友资格，与武大前身武高有前后同学之谊，因而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我的办法是“依靠北大，团结武高，支持北师大”，调和学系斗争，从而受到了重庆及后来南京政府的关注，每次调换省政府主席及教育厅长时，必有人为我先容。后来虽然换了几任省主席及教育厅长，我都始终未动。(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级辑，本文呢作者王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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