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蕲春县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回忆（二）

2014-09-15 21: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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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带给中国社会大变化、大转折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全国各地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农村政策的大幅度调整，农村生产的变革在底层开始涌动。从安徽到四川，从黄河两岸到长江边上，以联产承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各种经营形式在各地农村开始出现，中央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但在指导思想上，中央没有搞“一刀切”，而是要求各地从实际出发进行探索。

    对于分田到户，人们并不陌生。三年自然灾害中试验过，“文化大革命”中又批判过，一听说要搞联产计酬，要搞大包干，人们好像碰上了“高压线”，非常紧张。回顾土改以来所走过的历程，黄冈地区可以说是在集体化的道路上走得最快、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地区之一。浠水县的饶兴礼率先在全省第一个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1958年，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河南省新乡七里营诞生，毛主席高度评价：“人民公社好！”黄冈也是闻风而动。当时，我在黄冈县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兼黄州指导组长。县委觉得黄州是地委、行署所在地，要尽快成立人民公社。我当时也认为：毛主席都说人民公社好，那就是好。不好，毛主席怎么说好？我们不仅要办，而且越快越好。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黄州人民公社在一片喜庆的锣鼓声中宣告成立。从那以后，我们一直走的是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现在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大搞包干，加上黄冈地委一直不明确表明态度，我不敢贸然行动。对这样的事，我是有过教训的。“文革”前，我在黄冈当指导组长时，下乡检查生产，发现棉花除草不干净，我就在白衣大队搞了棉花锄草分段计工，连续操作，效果很好。这件事被地委一位领导知道了，便找到我说：“你不要光看草少了，但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也少了，把它改过来吧！”因这件事，后来组织上在给我作鉴定时，还写了一条从来没有过的“思想右倾”。

    鉴于上次的教训，我在蕲春县农村推行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存在着一些顾虑，有着等等看的思想，因而不敢放开手脚大胆搞。有的干部还提出：“这样一分，牛不够怎么办？农具不够分怎么办？年轻人不会种田怎么办？水利灌溉怎么搞？推广农业技术怎么搞？无劳力户、军烈属户、五保户怎么办？农业机械化还怎么实现？”他们的思想顾虑重重。但农民群众却很欢迎，包产到户不胫而走，人们纷纷议论着包产到户的好处，有的干脆动手干了起来。此时，各级干部还是持观望的态度，举棋不定。在马畈办试点时，我的意见是：将好田、好地留给集体种，坏田、坏地分给个人种。别人讲分田到户，我还处处讲要保护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自主权，坚持壮大集体经济等。不少干部、群众批评说：“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有个顶门杠。”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从参加革命工作时起，就告诫自己时刻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尽管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对党是忠心不二的，无论什么工作都是尽最大努力做好。在这场农村的大变革中，怎么成了“顶门杠”呢？既然中央有政策，群众有要求，外地也有经验，我不能再等待观望了，必须紧跟当前的形势，走在社会变革的前头，勇敢地担当起领导全县农村改革的责任。

    听说毗邻的安徽省太湖县农村已实行了责任制，而且搞得很好，我就带着一批县委常委和公社书记去太湖考察。到了那里，我们没有与太湖县委打招呼，而是直接到田间地头看，找农民群众了解情况。当地的农民告诉我们：“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我们再也不为吃饭着急了，生产自由了，不仅种田，还可以搞家庭副业，粮也有了，钱也有了，现在就担心这个责任制搞不长，政策会不会变。”这样的参观考察，比找县里干部谈要直接得多，受教育深刻得多。考察回来后，我要求每个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办一个队的试点，成功与否不要紧，但必须亲自动手。我回到县里，听到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讲，有一批生产队已经自发搞起了责任制，他们掌握了一些情况。于是，我又带着办公室的干部，一个队一个队地作走访调查。这些队的干部群众听说我们是来总结经验、向他们学习的，都很高兴，把他们自发搞责任制的情况作了汇报。我听后，尽管感到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由于增了产，群众满意，干部也高兴。我一连走访了7个生产队，这几个队都搞了责任制，有的搞了一年，有的才两个月，在方式方法上也各有不同。我前面讲的有些干部所担心的那么多怎么办，在这些搞了责任制的生产队都有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从而解开了我心中的疙瘩，消除了顾虑。人民群众的确是有无穷的创造力，很多事情坐在办公室里是想不出来的，但是群众有办法。

    调查结束后，我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会，向大家汇报了调查的情况。这时，常委们的认识统一多了，经过讨论，他们都说，在农村实行责任制看来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领导不搞群众自己搞，与其让群众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有组织地搞，与其被动地搞不如主动地搞，与其迟搞不如早搞。最后，常委会决定，在秋播之前的8月份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全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会的动员报告当然是由我来作。于是，我集中精力作好会议的准备工作。为了排除工作上的干扰，我带着县委办公室几个“笔杆子”住到远离县城的太平水库，每天学习中央文件，研究政策，研究外地经验，起草讲话稿，用了一个多星期才写完初稿。然后，我又主持召开有各公社书记、县直各部、委、办、局领导参加的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修改这篇讲话稿。在准备大会主题报告的同时，县委又派出调查组总结各地责任制的经验，并且组织专班在新生活公社芝麻山大队第二生产队办责任制试点，取得经验，用来指导全县。

    1981年8月21日上午，全县四级干部大会在县大礼堂举行，黄冈地委宣传部长方道南等几位同志特意赶来参加了会议。我在大会上作了主题报告，主要讲了形势、建立责任制以及建立责任制应注意的问题，而责任制问题又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农村经营管理上一次重大突破，是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中央75号文件明确指出：“在我国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根本摆脱贫困，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但由于集体化运动中的缺陷，“特别是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和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方面，长期没有重大的改进和突破。这就使得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集体化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

    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责任制呢？我在报告中讲了实行责任制的五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这种形式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按劳力的擅长和能力的大小，分包农林牧副渔工商各业。各业的包产，又根据方便生产、有利经营的原则，把各种活路分别包到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联系生产成果计算报酬，简称“四专一联”责任制。

    第二种形式是联产到组。这种形式把生产擅长不同活路的劳力划分为不同作业组，然后将耕地、农具、种植面积、包产指标、肥料、种子等分配到组。队对组实行定工、定产、定成本，超产和减产奖赔，最后按各组的生产成果算报酬，生产队统一核算分配。

    第三种形式是统一领导，联产到劳。这种形式是坚持“三不变，四统一”，既坚持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原则，基本核算单位不变；在统一种植计划，统一使用耕畜农具，统一调配劳力，统一核算分配的条件下，按劳或人劳比例分地、定产，以产计分，实行按比例奖赔或全奖全赔。

    第四种形式是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是生产队把耕地按劳力或人劳比例落实到户，队对户签订合同，包产量（产值）、包工分、包费用，超产或减产奖赔。包产部分生产队统一核算分配，超产或减产部分可全奖全赔或按比例奖赔。

    第五种形式是包干到户。这种形式是在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生产队把耕地按人口或人劳比例承包到户，耕畜和农具固定到户管理使用，国家的征购任务、集体提留部分，分别落实到户，通过经济合同形式来保证承担任务的完成。简单说，就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联产计酬责任制的这五种形式，每一种形式都有它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既然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都应该允许。对于包产到户和大包干，中央75号文件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该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解决“三靠队”的贫困问题，“不要限于包产到户一种办法去解决”。群众不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同样不能勉强，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总之，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要最大限度地加以支持各种好的或可行的形式。然后发动群众，由群众自由选择，权衡利弊，民主讨论，共同商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提出本队要建立哪一种生产责任制，由党支部研究，社员代表大会通过。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相信群众，尊重群众意见，不能包办代替，不能以少数人的意见强加于多数人的意见。经过群众讨论，选择的生产责任制，一经确立以后，就要发动群众民主讨论建立各种责任制中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要从充分发挥集体优越性和调动个人积极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这个原则出发。

    在劳力组合上，大队和生产队怎么根据自己项目的特点，确定劳力组合，这个要很好研究。可以根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适合到队到组的就到队到组，适合到户到劳的就到户到劳。专业承包的关键是专业、大队、生产队应紧紧围绕专业来搞承包，根据各人的技术特色，擅长什么专业就搞什么专业，适合什么工种就搞什么工种。一户中有几个劳力的，可以既有搞农业的，也有搞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的。可以因事设人，也可以因人设事，做到各尽所能，使各人都能发挥特长，发挥优势。

    在耕地的承包上，前一阶段，各地划分面积的办法不尽一致，有全部按劳力的底分划分，有的全部按人头划分，有的按劳七人三的比例划分，还有的按人、劳各半的比例划分。到底怎么搞，大家讨论。看来划分承包面积按劳力底分为主，同时兼顾人头的办法比较好，一般以人三劳七的比例为宜。

    在定产上，有的根据耕地上的土质好坏、水程远近来定；有的把田地分等，以等定产，好坏搭配，尽量不把大田分成一块一块的；定产的基数，一般以近三年平均水平为准。到户的办法，有的是协商，有的是拈巴（即抓阄），这样一拈把近田拈成远田。是协商好，还是拈巴好，我说拈巴就不如协商，协商的工作量虽然大一些，但有利于生产。

    在投资上，要从勤俭节约和生产合理需要的原则出发，发动群众制订各项作物的费用定额，按承包面积的不同等级落实到户，包干使用，超过不补，节约归己。

    在耕牛和农具的划分上，各地的办法也不相同。一般的都是先将耕地分类排队，划分等级，根据耕牛的头数和等级计算每头牛应担负的耕整面积，然后确定几户共用一头牛，组成用牛联户，实行保本保值。对耕牛的喂养，有的是生产队集中喂养，有的是在联户内轮流喂养，还有的是由联户派专人喂养，饲料和养牛报酬按联户中各家承包的面积分摊。实践证明，后一种办法比较好。犁、耙、磙、耖等大件农具，一般的是由集体购置配套齐全后，采用随牛走的办法，划分到联户，做到一牛一套，既便于使用，又有利于管理。

    各承包户的产量产品脱粒入库后，要按超产的实绩张榜公布，对超产多的表彰奖励，对超产特别多的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营造一种增产光荣、超产有功的氛围；对超产少甚至没有达到定产指标的，就帮助总结，查出原因，制订增产措施；对明显超了产而又不上报、不交公、私自处理的，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实行经济惩罚。

    在集体用工上，实行责任制后如何保证农田水利建设和集体其他公务和需要，以及集体用工怎么提取、怎么到户呢？各地在年初制订生产计划时，就应把集体用工列入全年的各项合同中，再按劳力应担负的用工落实到户。这样，集体有计划、社员有准备，就保证了集体用工的需要。

    对烈军属的照顾，仍然按原规定的优抚待遇不变，列入合同，统一提取；对五保户的生活，也要按原来的规定办法执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员生活的提高，对他们的照顾标准也相应提高，使他们的生活不低于一般社员的平均水平；对劳力弱的困难户，可以少包田或不包田，由生产队安排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尽量增加他们的集体分配收入，并帮助他们开展家庭副业，使他们收入逐年有所提高。大队和生产队在分配化肥、农药和农贷时，应优先考虑烈军属和困难户，对劳力弱、缺技术的烈军属、困难户，生产队要派人给予帮助、指导，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

    在合同的签订上，怎么订好也要认真考虑。合同制是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一种办法，为了保证联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兑现，应把合同制推广到责任制中，通过合同把承包的产量、产值、投资、报酬和奖赔的办法，用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签订合同的双方都承担义务。此合同可以一定两三年不变。今后即使要变，也得通过群众讨论。

    我在报告中还强调，不论实行哪种形式的责任制，我们的干部都要加强领导，履行好自己的职权。各种责任制建立后，干部有权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本队实施；有权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计划；有权维护集体财产和利益不受损害；有权安排农田水利建设和其他公务；有权管理、安排使用农业机械和水源；有权抓承包合同兑现；有权执行上级关于计划生育的规定和办法。社员也必须同样履行以上义务，服从领导。在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中，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切实保护集体财产。对集体原有的房屋、仓库、农机具等固定资产，要逐项清理，造册登记，做到件件有着落，管理有制度，使用有办法。二是农村社队的土地都归集体所有，并统一管理。社员承包的耕地和划分的自留地，只有使用权，不准私自买卖、出租和转让，不准在责任田以外的地方扩大耕地面积。三是要巩固、发展社队企业。四是对现有的农田水利设施，要严格管理，不准任意毁坏，大队、生产队对水利设施要经常检查，抓好维修。五是在社队管理体制和核算形式上，总的指导思想是稳定。

    我在作报告时，与会代表听得非常认真，整个会场1000多人，除了我讲话声外，听不到一点杂音。

    会议结束后，各级干部回去迅速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盼望以久的家庭联产责任制终于在全县各地农村广泛实施了。基层干部从实际出发，选择了群众所欢迎的具体形式。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全县5518个生产队中，就有4694个生产队实行了联产到劳，占85.1%；535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占9.7%；48个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占0.9%；160个生产队实行小段包工，占2.9%；39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占0.7%；31个生产队实行专业承包，占0.6%。县委还宣布：多种责任制形式一经确定下来，一律承认，不经群众讨论不准随意变动。

    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刚刚从旧体制脱胎出来的新生事物，一方面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活力，另一方面难免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事实表明，责任制建立起来了并非就万事大吉，还必须进一步规范、探索。农业技术推广、保护集体财产、干部的领导方法等出现的问题反映比较突出。

     责任制建立起来后，科学种田是个大问题。过去是实行大排工，队长叫干什么社员就做什么，农业技术服务有技术队长、技术员来搞。可现在，耕地承包到了户，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很多农民不懂科学种田。我带着县委办公室的干部下乡搞调研时，就发现有70%以上的农民不懂科学施肥，不懂防虫防病，不懂科学浸种、下秧。有的施化肥过猛，造成农作物疯长；有的打农药不对路，不仅没有灭到病虫害，反而把农作物打死了。至于白叶病、卷叶螟、黄矮病、白粉病等这些连农业技术员都不一定搞得清楚的农作物病虫害，普通农民更是一无所知。针对这种情况，我在各种会议上都反复强调，要搞统一技术指导，每个生产队要有专人抓技术工作，负责病虫害的测报、除虫防病。我说的这个“统一”与过去的“集中”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社会化服务的雏形。这样一抓，使情况有了迅速好转，县、社各级农技人员纷纷下乡为大队、生产队培训农业技术员，并为他们免费提供技术资料，还有一部分技术员直接搞技术承包。这就大大推动了农业技术的普及，使很多农民掌握了常用的施肥、植保、用种等农业技术，其中一部分人后来还成了当地的“土专家”。

    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尽管县委反复强调要“切实保护集体财产。对集体原有的房屋、仓库、农机具等固定资产，要逐项清理，造册登记，做到件件有着落，管理有制度，使用有办法”，但在实施过程中还是走了样。有的把队里的农业机械拆散，将部件分给农户；有的机械不能拆，就干脆卖了分钱；有的将集体林场分给农户后，一夜之间就将树木砍个精光。这些情况表明，长期受压抑的农民一旦摆脱了束缚后，在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发挥的同时，其“小农意识”也暴露无遗。对此，县委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农村必须切实保护好集体财产，这是农民辛辛苦苦几十年的积累，决不能一分了之。对农业机械要承包到人，实行统一服务；对集体的不动资产，要落实责任管理人；对可变卖的资产要及时变卖，但变卖的收入不能分掉，必须用于发展集体生产；对一些闲置的资产，要尽可能利用起来发展社队企业；对集体林场、渔场、果园场等可以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也可以承包到户，双层经营。这样，就把集体财产的管理逐步纳入到了规范管理的轨道上，为后来创办乡镇企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实行责任制后如何加强领导，当初一些干部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有的干部认为，“大田作了岸，稻场划了格，干部成了西哈努克”；有的认为，既然实行了承包制，农民自己知道怎么做，干部不必操那么多的心；还有的认为，长期以来干部对农民实行集中管理，与群众“结怨结仇”，现在干部可以撒手不管了。这些思想都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把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与加强领导对立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表现得更为明显。针对这种情况，县委组织调查组，调查总结了三渡公社三渡大队、桐梓公社龙溪大队十一生产队等单位联产到劳后干部开展工作的经验，并向全县推广，引导各级干部面对新形势，研究新问题。县委一再强调，建立责任制后，基层干部一是要振奋精神，真正负起领导责任；二是要抓落实，把责任制的各个环节落到实处；三是要解决推行责任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四是要带头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努力把干部的责任田种成“示范田”、“样板田”；五是要改进工作方法，干部要驻点、住队、包户；六是要建立干部工作责任制、目标责任制，实行奖赔制。

    从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整个过程来看，蕲春县委在这个大变化、大转折的面前，开始有些情况不明，行动有些迟缓，但后来态度是坚决的，执行是果断的，效果也是明显的。

    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蕲春的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刘河公社黄坪大队五生产队，1980年人平分配仅61元，口粮480斤，建立责任制后一年就大翻身，粮食比上年增长71.6%，油料增长3.3倍，皮棉增长83.4%，总收入增长93.7%，人平收入比上年增长1.3倍。彭思公社叶塆大队有12个生产队，1个队实行联产到劳，1个队实行联产到组，10个队实行定额计酬，16个副业组全部实行了专业承包，一年生产大变样，粮食增长35.1%，皮棉增长12%，油料增长了3倍，总收入增长20.6%。张塝公社歇肩岭大队二生产队，地处海拔700米的山上，社员胡全文承包的15亩田，共有129丘。全家勤劳苦干一年夺得了丰收，粮食超产了7710斤，超收入1384元；油菜籽超产133斤，超收入66.5元；芝麻超产80斤，超收入69元。总计超承包合同收入1526.15元，加上工分收入1501.4元，全家农业生产共收入3021.55元。加上全家副业（养猪、种生姜、山药等）收入518元，总收入达3531元。过去，胡全文是全队有名的困难户，欠债884元。没想到实行责任制后的第一年，他就还清了所有债务，还积攒了2000多元。胡全文高兴地说：“责任制，想得巧，深山独户包产好，超产多得贡献大，党的政策是法宝。”

    1982年6月底，我调回黄冈地委工作，由梅玉成同志接任蕲春县委书记。(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四辑。本文作者周北辰，时为中共蕲春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