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

2014-09-15 21:47:04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一

    1937年11月，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上海、太原相继失守，南京紧急疏散，武汉也岌岌可危了。一天，我和孙耀华孙耀华，时为湖北省应城县县长。激动地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求见董必武。

    门卫接过我的名片一看：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专员杨某某。他一声不吭地上楼去了。随即下来一位中年同志对我说董老正忙着，可以先和他谈谈。我说：“有重要事情，要当面和董先生谈。”这样，董老便亲自下楼接见我们。一见面，孙耀华就连忙替我介绍：“他是农业专家，美国博士，刚从苏联考察回来。”

    我是湖北人，从小就听过一些有关董老的传说，总以为他是个威风凛凛、文武双全的人物。见面才知他竟是那么文质彬彬，和蔼可亲。

    开始，董老很少言语，只是含笑地听我们说明来意。接着就询问我的情况，问得相当具体，最后才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表示赞赏和同意。

    我出身在湖北沔阳一户贫寒的农家，“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祖上几代都逃过荒，要过饭，受尽地主恶霸的欺凌。我6岁丧父，很小就放牛、下田干农活。以后农闲在私塾念书，直到13岁才勉强上小学。后来上了大学，学农科。毕业后，在冯玉祥将军的部队里，当过农业教官；接着回湖北，在湖北棉业试验场工作。其间，即1931年，曾陪同国际联盟代表团到洪湖革命根据地、也就是我的老家作过调查，使我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开始有了感性认识。1934年，在社会贤达石瑛、李范一的支持下，公费留学美国，专攻棉业。当时，在美共同学的帮助下，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37年毕业回国时，由美共介绍到苏联去访问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那时正是斯达哈诺夫运动的高潮期间，使我再一次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

    当我抱着农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越过关东军控制下的“满洲国”，好不容易抵达北平时，恰逢“七七”事变，眼看灾难深重的祖国，炮火连天，民不聊生；拥兵百万的国民党，贪污腐败，节节败退。内心愤慨，无可言状。虽经师友介绍担任了上述名片的那个职务，但是刚在南京报到后，就随机关撤退到了汉口。

    当时的武汉，已成为后方的政治中心。平、津、京、沪各地的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这里，国民党却不闻不问。学生们群情激昂，报国无门。面对现实，我既痛心，又焦虑。好些朋友如李公朴、赵师梅、孙耀华等，都同我议论着如何准备打游击。可又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一个偶然机会，中国银行管理处的农贷稽核张心一和我们谈起，怎样能在湖北招训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以便往后发放农贷，发动农民群众打游击。我还听说，苏北、皖北的进步青年，有的已利用这种在农村放款的机会，组织农民，训练农民，成为抗日的游击力量。这使我联想起是否我们也可以在湖北招收流亡学生，进行游击训练呢？于是，我先去会见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石瑛：时为湖北省建设厅厅长。，那时他正要找我担任湖北省棉业改良场场长。见面后，他完全支持我的设想，同意用湖北省建设厅的合法名义，出来筹办。我还提出要用棉业改良场的部分经费进行活动。然后我同孙耀华去应城的汤池找李范一李范一：时为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因为他在汤池办了个农村实验区，有现成的房屋设备，可以用来办训练班。我们找到他，他表示赞成，并自告奋勇，愿意参加。接着我又去找民族资本家周苍柏周苍柏：时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湖北省银行总经理。，周政治上倾向进步，他慷慨答应在训练费用上，大力支持。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

    我有个本家妹妹叫杨刚，是地下党员，后来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我从1928年以来就同她有来往，在政治上受她的影响很大。但那时我只知道她思想很进步，有独到的见解，令人信服。她曾多次和我谈到：抗日救国，唯有依靠共产党；国民党口是心非，不可指望。她不但给我讲过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就发出号召全面抗战的通电，还给我介绍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风”，非八路军莫属。我又去征求大家的意见，他们一致赞同，这才鼓起勇气，直接求见董老。
石瑛、李范一都是董老青年时代的朋友。所以，随即由石瑛出面，在他家里请客。席间，董老听了我们对时局的一些看法之后，剀切地表示：日本貌似强大，但底子很薄，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抗战终将获胜。而要赢得胜利，不能单靠军队，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全民抗战。战争越持久，人民的威力越将显示出来。因此，举办训练班，培养有觉悟、有才干的青年，并通过他们宣传组织群众，是关系抗战胜负的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二

    那次聚会后的一个下午，董老突然亲自到我的办公室（汉口江汉路原上海银行楼上）。随同前来的还有一位英俊而又消瘦的青年。董老郑重地向我介绍：“我们决定派陶铸先生到汤池训练班来负责。”事后知道，陶铸同志被国民党囚禁了十年，不久前才出狱。

    当天，我就陪陶铸会晤了石瑛和周苍柏。次日，又一同坐船到汤池见了李范一。就在李范一的家里，商定了训练班的名称、组织、经费以及招生对象、生活安排等问题，并正式成立了训练委员会。主要成员为：主任李范一，教务主任陶铸，总务主任许子威，我负责筹集经费，并和孙耀华一同在武汉主办招生工作。

    那段时间，我的社会职业是湖北省棉业改良场场长，而改良场场址远在随县，我只能偶尔去照看一下，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放在汤池训练班。我不断地往返于武汉和应城之间，处理一切对外事务，因而经常要向董老请示汇报，也就有机会和他谈时局、谈政治，并反映自己的思想认识。我那时的想法，主要是觉得自己是搞科学的，改良农业，造福农民，才是本分。至于革命的事，应该让政治家或懂军事的人去做；就我来说，那不过是一种副业，不是长久之计。上海、南京的很快沦陷，国民党的昏聩无能，不能不令人悲观失望；共产党虽然大义凛然，毕竟力量过于单薄，又不免使人忧心忡忡。

    这些思想问题，我都断断续续地向董老反映了。有一天，他老人家严肃而又恳切地和我作了一次长谈，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董老主要是说：“你的父母祖辈，都是历尽千辛万苦的贫苦农民，现在的农民还像他们一样在受苦受难。以你的家庭出身，能够成为一个‘士大夫’真不容易；不过更不容易的是，以你今天的条件，还没有忘记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农民大众。你不但没有养尊处优，而且还愿意下乡，未失农家子弟的本色。”讲到这里，他停了一停，看了我一眼，又接着含笑地说下去：“不过，你那种农业救国的观点，或者说，要从改进农业技术上去改善农民生活的想法，却是书生之见。因为单凭科学技术，是不可能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的。国民党的那些官僚买办，怎么会让你放手去干呢？就算你能够育出些棉花良种，改进一些栽培方法，使棉花产量有所增加，棉花品质有所提高，结果，真正能得到好处的，也还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地主、资本家，农民是沾不到什么光的。这些实际问题，你都想过么？”

    在反动统治下从事农业工作的重重困难，特别是棉农所受的压级压价、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我不但曾经亲历，甚至还直接受过许多打击。过去我总是想不通，或者知难而退，不敢追究。如今经过董老这么一指点，才开始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董老看我听得很认真，又继续往下讲：“我知道你上过教会学校，信过基督教，曾经以为宗教可以救国，后来你觉悟了。但是，对于今天的形势，你还没有认识清楚。现在的农村，国民党到处抓壮丁，弄得鸡犬不宁，连田地也没人敢种了，难道还能够实现你那农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吗？凡事必须从实际出发，按我国的实际来看，首先要打倒土豪劣绅、买办军阀，彻底铲除剥削制度，解放农民。农民获得了解放，才会去学文化、学科学，也才能把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得到改善。”我一边听，一边点头称是。

    这时，董老站起来，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目前国难当头，抗战第一，要全民总动员，把敌人赶出去。所以办好汤池训练班，非常重要。你有学识、有抱负，决不愿和国民党同流合污。我们欢迎你这样的朋友。”

    这次谈话不久，也就是1938年1月的一天，我和陶铸同志从汤池去汉口。起初，他说董老要介绍一位领导人和我见面。到了汉口，他就带我上旧日租界大石洋行——中共中央长江局，这才告诉我那位领导人就是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时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周副主席完全是政治家的风度，让人一见如故。他首先问我个人的情况，接着要我谈谈美共和苏联农业的情况，当他听我说到美共的同志曾帮助我学习《资本论》时，惊讶地笑了。后来他要我谈谈我个人对时局的看法，一直谈到深夜12点，我才告辞。他约我第二天再谈。第二天早上8点钟我就去了。这次主要是周副主席讲话，话题是敌我双方的战局，他从中日两国的历史，引申到当时的形势，重点是论述关于抗战的持久性。他说得深刻而又生动。大意是日本帝国主义既不能一下子把我们逼上昆仑山，我们也不可能很快就把他们赶下太平洋，一时一地的得失，乃兵家之常事，最后的胜利，取决于以我地大人众之优势，压倒对方妄图速胜的弱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因此必须团结一切爱国的仁人志士，包括科学家、民族资本家和各方面的开明人士，共同奋斗。他鼓励我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谈话一直持续到10点多钟，我感到耽误他的时间太多，便坚决要走。临别，他说汤池训练班的工作很重要，很有意义，要把它办好。不过这是归董先生主管的，也就不便提什么意见。

    董老和周副主席的教导，言近旨远，语重心长，尤其是那种同志般的态度和殷切的期望，使我深受感动。至于他们渊博的学识，深远的意境，更加令人折报。当时我和陶铸同志共事，起初我只知道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军事家，不料他的组织才能、知识经验，乃至写文章、作演说，无不出类拔萃。过去，我也曾与国民党的中层人士有所接触，相比之下，共产党拥有的非凡人才，远非国民党所能及。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必能振兴。

三

    汤池在湖北应城县，本是偏僻荒村。20世纪30年代，有些知名人士，先后在全国各地选择据点，创建实验区，希望从改变落后的农村面貌入手，进而挽救中国于危亡。如陶行知在南京晓庄，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高践四在无锡社桥等等。应城的汤池原也属于这一类实验区，由李范一先生主办，但是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抗战便爆发了。所以，他很乐意将场地让出来建立汤池训练班。

    汤池训练班是个很独特的组织。一方面它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建校方针、教学内容、骨干配备，全归董老和陶铸同志亲自擘划掌握。训练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平津沪汉各地大专和中学的进步青年与共产党员。训练的目的就是培养干部，在敌后动员群众，打游击，抗日军；可是另一方面，它又是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主办的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学员结业之后，由国民党湖北省合作委员会分配到各县去发放农业贷款，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个训练班的经费，包括全部师生员工的伙食、零用以及行政事务开支，主要由周苍柏先生捐助，少数则从棉业改良场的经费中“挪用”，此外还有个别的捐款。如石瑛曾向我表示，他愿私人提供5000元，不过后来我们没有要。

    这个新型的、抗大式的汤池训练班，在烽火连天的1937年年底正式开学了。教师阵容整齐、坚强，主要有：曾志、雍文涛、刘季平、黄松林、蔡承祖、李华、吴声恺、童世光等同志。课程以政治和军事为主，室内讲授和野外演习、农村调查相结合。当然，也还学一点农村合作贷款的业务知识。课外还到农家去参加劳动，教唱救亡歌曲，演出街头剧。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新气象。这在封建落后的旧中国的农村，是从未有过的，很快就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和恐惧。记得有个姓张的女同志，她父亲是长沙的资本家，忽然寄来一封信，里面画了一把大刀，意思是不立即回去，就要和她一刀两断。可她还是坚持下来了。

    由于形势发展太快，要求前来学习的青年过多，因此每期只办1个月左右，即行毕业分配。大多由湖北省建设厅分配到鄂中、鄂西北一带，担任合作指导员，通过举办农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而开展游击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后来有许多学员成为新四军，主要是五师的骨干力量；也有前往延安、华北等地，参加战斗的；或者转往西南、西北，继续学习。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汤池人”里面，就有顾大椿、潘琪、王全国、刘慈凯、李寿慈、胡畏、吴显忠、孙慰祖等同志。

    汤池的影响很大。才办了3期，就受到特务的干扰破坏。接着，国民党顽固派也公开施加压力。大家都很愤慨，又怕发生意外，怎么办？董老和陶铸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随着战争的转移，应城已不是久留之地，不如干脆换远一点，到鄂北的襄阳去，那里有个直属我们棉业改良的植棉指导区，住的用的都不缺，只要把训练班的名称，改成鄂北棉业讲习所就行了，经费开支可以用棉业改良场的钱。他们表示同意。于是我又去找石瑛，在谈到经费问题时，石瑛说，只要改良场的预算够用，他支持。这样，汤池训练班又在一个新的名称下继续办下去了。

    这时，陶铸同志另有任务。根据董老的指示，由我担任这个“讲习所”的所长，长征干部左觉农（即夏中吾）同志为教务主任。可是刚办了1期，训练了大约100人，特务又来破坏。加之当时武汉和鄂中一带，相继失守，日军沿江西上，形势紧急，只得停办。学生大多由左觉农和中共湖北地下省委书记钱瑛同志，分别带到敌后去工作。现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王全国同志就是讲习所的学员。

四

    1939年1月，我匆匆赶到重庆。先向董老作了汇报，接着又见了周副主席。当时情况是这样：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派了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管辖豫鄂皖一带防区，司令部设在樊城。他到任后，采纳了钱俊瑞同志的意见，成立了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较大，范文澜、嵇文甫、李范一、李相符等同志以及许多地下党员，包括部分汤池的学生，都参加了进去。李范一担任了抗委会的政治指导部主任兼该会经济委员会主任，我为经委副主任。襄樊已是国民党后方最大的一个产棉区。当年棉花丰收，我建议应立即设法抢收抢购，以免资敌。李宗仁很重视，马上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经济部要农本局福生总庄派人到湖北去赶办这件事。农本局就想让我来担任福生总庄樊城分庄的主任。这工作纯粹是做买卖，与自己的科学抱负相差太远。我应该怎么办？

    第二天，董老就找我谈话，他说经过研究，认为我还是应该留在鄂北。因为这里既是个政治据点，又是个经济据点，可以筹集经费，支援那一带的敌后活动。而且，陶铸、张执一等同志，还有许多汤池学生都在那里，决不是孤军作战，何况李宗仁的态度在国民党上层军人中是比较好的。“李宗仁很器重你，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不过，你还要和他的部下搞好关系，这既是革命的需要，也是革命斗争的策略。”
我服从了这个决定。这时，国民党农产促进委员会又任我为湖北省推广专员，给了我1万元经费，又找中国农民银行给我拨了5万元贷款。带着这一系列的新任务，我重返宜昌。随即会同钱瑛、雍文涛等同志，前往樊城。不料豫鄂抗委会已被撤销，我正好吸收该会的一部分骨干力量，开办福生总庄樊城分庄，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录用革命青年，并以一个名额的薪津，分给几个人做生活费的办法，容纳了较多的人员进行革命活动。我还利用上面所提到的经费和贷款，在鄂西北特区党委的领导下，以谷城县茨河镇为中心，建立起鄂北手纺织训练所，并附设了纺纱厂、织布厂、木工厂、铁工厂等，所以群众统称为茨河工厂。组织上要我担任训练所所长兼厂长，吴显忠为教务主任，奚望高为生活组长，主要负责人是李范一。所内成立了由特区党委书记王翰、张执一直接领导的党支部，支部书记先后有王曦、刘煌、李萍、王守如、吴显忠等同志。

    福生樊庄在当时当地是个相当大的官商机构，颇有名气。一些地下党员的来往活动，甚至伤病员的转移，只要拿一张福生樊庄或者茨河工厂的证明，就能掩护过去。遇到特殊情况，由我个人出面，更能起些作用。有一次，陶铸同志从敌人那里逃脱出来，到茨河找我，我立刻陪他一起到襄阳，把他送进美国人办的同济医院，和已先期到达的张执一同志，住在一间头等病房里，安然避过了特务的注意。那时候，我和革命的同志们亲密无间地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尤其是汤池的学生，他们来了，我招待食宿，病了由我送进医院，他们都亲切地叫我“妈妈”。当然，斗争是激烈的、残酷的，不免有人牺牲。每当丧失一个战友，特别是汤池的人，我总要痛哭一场。
按照董老的指示，我还负有筹集经费的任务。虽然基本上都尽量设法完成了，但经常要担当风险，甚至要克服一些难以预料的困难。我没有经验，有时还有些胆小。有一次郑绍文和雍文涛同志一道来找我，说李先念同志领导的鄂中游击队急需一笔款子，我有些犹豫，郑绍文同志看出来了，拍着胸脯说：“万一出了事，你坐牢，我们来劫狱！”解放后，郑绍文同志和我重提旧事时，还笑着说：“你给的那笔钱，真是一本万利呵！”那段期间，我不但从血的斗争中，明白了许多革命的道理；而且通过接近的同志，受到了活生生的教育。我常常说，从汤池到茨河的那两年，是我生命史上的“黄金时代”。

    可是，与此同时，我还得和国民党的官僚政客混在一起，应付他们的吃喝玩乐，他们的无聊又无耻，令人难以忍受。离开重庆前，董老要我和李宗仁的部下搞好关系，我虚与委蛇，但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危险。他们一方面以巨额的利润透迫我，要我拿买棉花的现金跟他们去干走私的勾当；另一方面以威胁的手段，逼着要我加入三青团。我一再想办法回避、拖延，以至拒绝。最后，关系濒于破裂。这时，有人偷偷地告诉我，国民党要把我驱逐出境。我将信将疑地到司令长官部去见李宗仁，不料他拒不接见，随后福生总庄派人来接管了我的工作，我感到事情果真不妙，立即买了一匹马，连夜跑掉了。

五

    1939年6月，我又来到重庆。一到就上曾家岸去看董老。董老对我的情况早有所闻，不待我汇报，就对我说：“你在鄂西北的工作，很有成绩，不要灰心。”接着表示：“先安心休息一下。在你没有找到职业以前，住处和生活，都由我们负责解决。”董老的安慰和关切，使我感动得流下泪来。因为我很明白，当时党的经费极其困难，哪怕在董老那里吃顿饭，我都有些不安，怎么还能让党来接济我呢？

    由于我是被戴了“红帽子”离开湖北的，因此，在国民党的那些机关里，都挂了号，都不肯用我了。反复托人，一再碰壁。可是，这种能够理解的歧视和打击，不但没有使我动摇，反而坚定了自己对党和革命的信心与决心。我觉得继续呆在重庆，毫无意义，而圣地延安，却越发激起了我内心的向往。于是，我正式向董老提出了这个请求：第一，我到延安去，可以加强对自己的锻炼和改造；第二，我的科学知识，可以对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有所贡献。

    董老听我的陈述，只是含笑地点头。听完之后，首先他分析了当时在白区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出国民党正在进行反共降日的阴谋活动，破坏统一战线，所以在重庆有着大量的工作要做。然后，他说我在国民党的政界、工商界以及银行、纱厂等方面，都有人缘，而且又是美国博士，这是不可多得的条件。留在白区，比到延安将更有作用。他还具体地教导我：干革命，最要紧的是服从革命的需要。他对我从汤池以来的表现，说了几句赞赏的话之后，就着重地提醒我：以后在工作中，不要那么抛头露脸了，要更好地学会和反动派打交道的斗争艺术。这以后，董老一方面指导我系统地进行学习，经常让我读一些材料，如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内部文件；另一方面要我少在公开场合出面。有一次，王寅生同志征集我在报刊上要发表的声明中签名，我去请示董老时，他摇摇头，认为我不必那样做。

    政治形势的变化很复杂。我往往对客观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分不清楚。有一次，我在向董老谈自己的学习和感想时，他老人家以严肃而沉重的语调对我讲：“虽然国共两党还是在合作抗日，但是，随时要警惕任何突然事件的发生。”我表示有点不解。他把手一挥：“如果他们要动手，我们就还击！”

    9月，国民党四川省农业改进所通过美国同学胡竟良的关系，找我去当技正兼农业经济组主任，地点是成都。去不去呢？我问董老，董老说：“好，那里离重庆也不远，是个重要的地方。”临走，董老介绍我和成都地下党的李相符同志认识，以便保持联系。

    这个农改所设在乡下，叫静居寺，我经常从那里到华西坝去参加进步学生的活动。华西坝有5所大学，有好些转到那儿来上学的汤池学生，如孙慰祖、汤克湘、徐文园、胡德姜等。我通过他们常常去出席时事座谈一类的集会，介绍访问苏联的见闻，介绍前方和敌后的情况，动员他们上解放区去。当然，这都是在适当的掩护下进行的。比如有一次在青春岛聚会时，忽然发现有特务来监视。我不动声色地把话题转到《圣经》上面去了，念念有词，俨然是个牧师在讲道，弄得特务莫名其妙。不过，既已被他们盯上，他们就不会轻易罢休。果然，1940年6月，老同学管泽良来警告我：“他们说你是华西坝共产党学生的后台，很危险。但是，只要你肯加入三青团，就可平安无事。”我虽没有理睬，但也不免有些顾忌。当时我正要上峨眉山结婚，在报上登的启事里，却故意把地点写为青城山。

    有一天，董老忽然亲自来到静居寺看我，我喜出望外。原来他是在去延安途中路过成都。我们谈了很多，他还是提醒我，要留意斗争策略，要善于隐蔽自己。我还陪他去找了李相符同志。本来，董老说他从延安回来时再来看我们，但以后董老带来口信，说他路过成都时，发现特务盯梢，不便再来了。不过，有意思的是，随后他特别托人来转告我：当时特务对我的注意，已经有所减轻。

    1941年1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悍然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消息传来，茨河训练所和工厂被查封，师生员工200多人被捕。黑名单上还把我列在前面。我虽已远在四川成都，但始终同茨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曾向桐油商李瑞、银行家周苍柏，募捐款3000元，由杨关平在重庆采购了必需的物资，又由高豪亮将物资及余款，一并送往茨河。同时，我马上赶到重庆，敦促国民党农产促进委员会出面营救，因为在名义上，茨河手纺厂是属于这个委员会的。当然，主要还是向董老去汇报和请示。董老经过了解和研究，认为我暂时应该继续留在成都不动。记得我正要从重庆动身时，董老特别郑重地对我说：“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我们南方局撤走，你可以到西康去找刘文辉（刘文辉当时是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请他帮助你上延安。”
回成都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又耍了个新花招：限令高级公务人员统统加入国民党，并到所谓中央训练团去集训。我坚持不干，恰巧陶铸同志路过成都来看我，他替我反复分析之后，同意我离开成都到重庆工作。

六

    我从成都到达重庆时，已经是1942年初了。那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主席是陈诚。有人把我推荐给国民党农林部，农林部想派我回湖北，担任农业推广繁殖站主任。我是1939年被赶出湖北的，1941年湖北省政府又下令逮捕我，我怎么能回去呢？于是去请示董老。董老让我先探听一下虚实，我打了个电报去问正在当湖北省参议长的石瑛。石瑛回电：“可来。”但当我到湖北的临时省会恩施一看，当局的反动气焰，比过去更加嚣张。我刚到，就有人劝告我投靠陈诚，并说他可以和陈诚介绍我当国民党的“特别党员”。情况很不妙，我找了个借口，又匆匆返回重庆。

    抵重庆后，国民党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桐油研究所找我当研究员。我对董老说，这个工作没什么意思，不是我的专业。董老说，不然，可以借此机会，了解我国对外贸易的内部情况，还可以和科学界的人士多加接触，掌握他们的动态，这对我们都是有用处的。这样，我就进了桐油研究所，经常直接接受董老或者他所指定的联络人——周新民和曹孟君同志交来的具体任务：主要是搜集资料，分析数据。有时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皖南事变之后，政治空气一直很紧张，有时在大街上看《新华日报》的人都遭到逮捕。我到曾家岩去看董老，一再发现有人盯梢。同时由于从董老那里学习了毛泽东主席《组织起来》、《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以及其他有关的文件材料，使我对解放区的向往，更加迫切。有一次，我到曾家岩去看董老，幸运地遇到仰幕已久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老（林伯渠）。我们谈到边区的情况，又侧重谈到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包括变工互助、改进技术等等。我激动起来，要求到陕甘宁边区去，林老笑了。他说他当然很欢迎，但他不能作主，要由董老决定。后来，他和董老商量后对我说：“白区需要你这样的人。你还是留在白区好。”

    1944年秋天，我通过一个美国同学的关系认识了来华担任美国经济作战局（后来改为对外经济事务局）重要职务的相昂·麦库沐。交谈之中，他邀请我到他们局里去当农业顾问，主要从事调查和研究沦陷区的粮食问题，看日军在粮食方面能把侵略战争维持多久，为拟定对日作战的计划提供依据。我一听，马上就去告诉董老。董老想了一会，频频点头，连声道好：“到了那边，可以想法子直接得到中美两方经济作战的情报。”董老还说：“国民党怕洋人，尤其怕美国人。在美国人那里工作，你就比较保险了。”又说：“这个局离曾家岩很近，我也可以常常去看你。”说到这里，他又觉得不妥，便说：“不行，那会对你有影响，我可派人和你联系。”后来就由许涤新同志定期到李子坝磁器公司经理那儿和我碰头。不过，有时董老也亲自听我汇报，给我布置任务，如要我调查国民党的农业机构、任务及科学家的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到中国来工作的外国人很多，主要是美国人，虽然其中不少是马歇尔、杜勒斯式的角色，但也有一些思想进步或者头脑清醒而富有正义感的人。他们对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能够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为国民党反动派所蒙蔽。当时，我在美国外经局结识了一些这样的朋友，他们同情共产党，甚至敢于支持共产党。事后证明，他们对我们的工作的确起了我们所起不到的作用。

    那时候，我根据董老的指示，利用各种条件，搜集有关的情报资料。同时，向外国朋友们介绍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并通过事实说明给国民党的许多美援物资，都被贪污浪费掉了。国民党根本不可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要战胜日本，唯有依靠八路军、新四军。我还通过他们的帮助，给美国旧金山的进步报纸，按照上述内容，写过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要求他们呼吁美国政府支持八路军、新四军抗日。

    1945年7月，董老代表中国共产党，到美国出席联合国的会议之后回到重庆。他的精神特别好，精辟地为我分析今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鼓励我作好准备，迎接新的斗争和胜利。他还告诉我，在美国和杨刚见了面，杨刚得知我的政治倾向与表现，非常高兴，托董老转告，要我进一步密切和党的关系。

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第二天一上班，美国对外经济事务局就宣布撤销。新成立的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办事处的农业主任戈林，想请我去担任农业专员，先来征求意见。我就去问董老。董老听了很高兴，他说：“你能够进这个机构，对我们会有很多帮助。可以事先了解救济物资的情况，争取在救济物资的分配上，抵制国民党的一手包办。”于是，我接受了戈林的邀请。在那里，我又认识了一批外籍的进步人士，其中特别是美国人沙克洛夫和泼莱夫斯克（女）等，跟我的关系最好，后来在武汉时，他们对我们支持中原解放区的帮助很大。

    不久，国民党也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各省都设立了分署。解放区也成立了善后救济署。周苍柏被任为湖北救济分署署长。他一贯同情共产党，作风开明，而且和我私交甚厚，坚决邀我去担任他们的副署长。实际上，周苍柏的署长是个兼职，事情主要都交给我办。对此，董老完全支持。当我离开重庆到武汉去的时候，董老再三嘱咐：“你回湖北工作，人熟地熟，条件更好。要特别加强和中原解放区的联系。”他还向我介绍了中原解放区的许多情况，让我心中有底。那时，正是重庆国共和平谈判破裂之后，问题严重，局势紧张。董老最后说：“经济斗争也是一种作战，有时甚至更重要的作战。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减少了。愿你好自为之。”

    1946年1月，我约集了吴显忠、李寿慈、孙慰祖、奚望高、汪德彰、高豪亮、刘俊、雷呜泽、史林峰等一批汤池同学和地下党的同志，到达设在汉口沿江大道原汇丰银行大楼的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一开始办公，我就派吴显忠同志设法去和中原解放区政府主席许子威同志联系。接着，许子威同志也派了林涯萍同志来找我。恰恰也在这个时候，董老视察了中原解放区，特意绕道武汉，他亲自到分署看我，来不及寒暄，便沉重地对我说：“大军被围，粮食紧张，医药困难，要赶快想办法去救济。”并表示马上会有人来具体联系。当晚我上德明饭店看董老，向他汇报我们的准备工作。我说：“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但人力还不够，能不能支援100个自己人？”董老说：“可以马上来一些人，但不会有那么多。”又说：“不论条件如何困难，粮食、物资，一定要抓紧调去，越快越好。”

    时间虽然那么迫促，董老还是不顾疲劳地为我分析当前的形势。他说，国民党的攻势，终究会被我们压下去，这主要还不是我们的力量比他们强，而是他们自己太腐败。他又再三交代：对中原解放区的支援，关系重大，斗争中要密切注意策略，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具体提到了当时湖北省的民主人士，如张难先、李范一等，因为他们有召号力，还拥有一批部下，不可忽视。记得后来我去找张难先时，这位老先生说过两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无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共产党无词可借；如无共产党的强邻压境，美国人也不会如此救援蒋介石。”

    第二天，董老就走了。随后，王震同志以中原解放区参谋长的身份来找我，还带了一份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批交湖北分署应对中原解放区进行救济的正式公函。

    那时，湖北的善后救济机构分为两套班子：一是联合国的救济总署汉口分署，主管湘鄂两省，掌握发放救济物资的方针政策，署长沙克诺夫，就是我在重庆相识的关系最好的一位美国进步人士；二是国民党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具体负责救济物资的接收、调运和分配。前者以洋人为主，主要是美国人，后者中国人居多，也有美国人。国民党害怕洋人，何况救济物资，又都是从洋人那里来的，所以洋人最有发言权。我是美国博士，以办事认真出名，所以洋人很佩服我，听我的话。根据这个有利条件，我首先陪王震同志去拜会沙克诺夫，会谈中，我极力强调必须坚持联合国制定的战后救济工作三大原则：不分宗教、不分种族和不分政治（党派）。沙克诺夫当场宣布：对中原解放区，一视同仁，决不例外。

    三天后，由王震将军、沙克诺夫署长和我随带6大卡车的面粉，由同情我们的加拿大医生巴尔开车为前导，作为试探性的支援，从汉口直接奔赴中原解放区的宣化店。沿途不断遭遇国民党布置的阻碍和干扰，由于有沙克诺夫在场，国民党怕洋人，不敢放肆阻扰，我们的车队，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胜利到达宣化店，受到郑位三、陈少敏、许子威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那里举行了万人群众大会欢迎我们。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向往多年的解放区，第一次受到这样热烈而诚挚的欢迎，亲眼见到了迎风招展的红旗，亲耳听到了“共产党万岁”的欢呼，百感交集，热泪夺眶而出，既受感动，又受教育。

    当天深夜，郑位三、陈少敏以及包括汤池学生在内的许多同志，和我一同商量往后如何排除干扰，源源供应物资的一系列问题。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还责怪我，不应该出头露面自己跑来，这很不策略。他估计国民党即使一时不敢直接对我下手，也会采取其他借口进行陷害。后来果然不出他之所料。

    次日，即召集公开会议，决定在宣化店成立善后救济分署办事处，委派吴显忠为主任，并设立医院，由外籍医生主持。

    从那以后，我们继续将粮食、医药、被服、器材、罐头食品等，运往宣化店。虽然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故，但物资基本上都还能送到。可是，随着中原解放战局的演变，情况逐渐恶化。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宣布戒严，封锁交通。随后，更悍然下令禁运，沿途布防，而中原解放区那边，由于敌人封锁，急需大量粮食供应。一发千钧，时间就是胜利。急中生智，我们决定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之计，一方面在原路上，继续周旋，麻痹敌人；另一方面赶紧在上海将进口的粮食面粉，装上一长列火车，开到南京渡江，沿津浦线徐州，转陇海路到郑州，再南下平汉路过武胜关，在应山县所属的杨家寨这个小站卸货。随即由早已集中待命的驴车、马车、手推车，紧急转运。等到国民党发觉时，这1000多吨物资，已经越过二郎店，送到宣化店了。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同志告诉我，那次机智地运去的粮食，使大军得以推迟突围三个月，大大有利于战略转移的完成，也巧妙地牵制了敌人。

    不久，中原解放军开始突围。为了配合这一战斗，按照党组织的部署，我们用湖北省救济分署的名义，印制了一批职员证和难民证，掩护一批干部和指战员，转往东北或其他各地。当时，郑位三同志曾特别关照吴显忠转告我：还有一批伤病员，都是党的功臣，要尽力抢救，进行治疗。我立即指派美国进步人士甘乃大女士出面，把他们接到武汉，住院就医，痊愈后，分别转移。

    狡猾的敌人当然不肯罢休，在大军突围转移时，国民党武汉行辕两次下令救济分署紧急征用全部卡车300辆，妄想用以追击我解放军。第一次，我根据国际协定，以善后救济署不能参加国内战争的托词，严厉拒绝了无理的命令。第二次，我动员湖北分署和联合国分署的进步外籍人士出面，强调联合国颁布的善后救济三大原则，卡车照样不能用以从事政治性的活动。由于外国朋友的大力支持，国民党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这接二连三的对反动派的打击，不能不使他们恼羞成怒，他们一再对我采取卑鄙的手段：敲诈勒索，造谣中伤，公然向法院诬告我贪污，不但上了报纸，还开具了要拘留我的传票。最后，竟由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会议通过，说我是共产党员，签署了对我的逮捕令。

八

    1948年1月，我到了上海。我在湖北分署的时候，常常因公去南京、上海，也就常常有机会见到驻在南京，并兼任解放区善后救济署主席的董老，向他汇报，听他指示，有时他还能抽空与我谈谈话。可是，这次“逃亡”到上海，董老却因国共和谈破裂而返回延安了。远隔山河，又是两个天地。虽然，在董老的指导下，我已投身革命多年，但毕竟还在党外；却又被戴着一顶“红帽子”，陷于一种明枪暗箭、防不胜防的孤军作战的处境，不禁令人怅惘无言。

    不料，刚到上海就有人来访。说是有人请我中午在锦江饭店吃饭。到了那里，才知道请客的主人就是张执一同志。我异常高兴。关于我最近的情况，执一同志完全知道，他并且表示，今后直接和他联系；还告诉我说，在我在上海没有找到工作以前，一切生活上的问题，包括我爱人的分娩费用，都由组织上负责解决；最后，他希望我还是打进洋人的机构里去，因那里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本来，我是有不少外国朋友的。我就陆续去找美国大使馆、美国新闻处、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经济发展总署中国分署……起初，都很顺利，把职务、名义、薪津、待遇，什么都谈妥了，可是到最后却一个一个地又都向我表示歉意。究竟为了什么？后来通过曹孟君同志，又联系金仲华同志去摸底，这才知道所有联合国和美国机构招用的中国人员，都得经过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签字。由于他们那里藏着我的“红”色档案，所以那个总领事始终拒绝签字。用他们的话来说：“今天的上海，已经不是昨天的重庆了。”而用张执一同志的话来说：“我们不应该把你搞得那么红的。”

    好在我的老同学马博广这时介绍我认识了国民党粮食部上海紧急购贮会的主任杨绰庵，杨邀我担任这个会的顾问。这个机构是非常时期的产物，与美国人合作。粮食的来源，一半由美国进口，一半在江浙一带采购。我把这些情况和张执一同志一谈，他欣然赞成。因为当时解放大军已出关，平津解放在即，形势急转直下。上海的粮食问题，关系特别重大，掌握大量粮食，这对解放上海，乃至上海解放后的稳定，都将产生很大的作用。因此，张执一同志不但给我布置了许多任务，还派了田绥祥同志，负责我们之间的随时联系。

    凑巧那时杨绰庵又当上了国民党财政部的次长，上海粮贮会主任就成为他的兼职。同时，他发现我同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上海分署（从美国进口的粮食由该署负责）打交道很顺利，该署的第二把手又是我的老朋友；他又发现我认识翁文灏、王世杰、吴国桢等国民党的显要，因而对我十分放心。再通过杨和我的老朋友章友江（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去做工作后，他就索性把粮贮会的实权，包括他本人的图章，全部交给了我。我及时利用这一合法地位，聘用了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1948年底，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京沪一带进入紧急状态，地下党要我按期地全面掌握上海地区的粮食、棉花、棉纱、布匹、汽油、煤炭、木柴等物资的库存数量、地点及其进出情况。我借口应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紧急需要，组织得力人员，由孙慰祖负责，携带证件，分别前往码头、仓库、堆栈，实地调查清楚送组织参考。至于粮食购储情况及进口的数量，每隔三天，由孙慰祖向组织汇报一次。这场兴奋紧张的正如董老所说的经济作战，一直坚持到三野的部队浩浩荡荡开进大上海。

九

    1949年6月，华中局组织部来电邀我即日赴汉。到达汉口时，前来迎我的竟是张执一同志。他当即将我送到陶铸同志的家中欢聚。我和陶铸同志，分别八载，倏而相逢，抚今追昔，怎不令我感慨万分！在即席的宴会上，我惊喜地发现在我身边的人正是当年的司机张杰同志，使我不禁联想起一段往事——那晚在救济分署的时候，国民党的一名特务，虚张声势地前来找我，扬言已获得密报：我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藏在吉普车里，偷偷地送给了李先念。我说：“绝无此事。”特务说：“你不要耍赖，你的司机是我们的人。”当时我哑然失笑，因为司机张杰正是我们的地下党员。

    9月，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北京。仰望天安门，心潮汹涌。尤其是在锡拉胡同董老家里和他相见的时候，我们双手紧握，久久不释。董老还是那样的神采奕奕。他说：“我详细看过你辗转寄来的信，并从有关方面得知你近年来的工作表现，你为党做的工作是许多党员做不到的，不同意你到延安，而留你在白区工作，是对的吧！”接着，留下我长谈，重点是农业经济建设和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末了，他意味深长的注视着我说：“从此你可以有用武之地，干自己的本行了。”

    政协会议开罢，我正准备随集体去东北参观，忽然接到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通知，我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事出意外，不免有些惊讶，因为我虽自回国以来，全心相信共产党，决心依靠共产党，但是从未想到党会委以我这样的重任。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难以胜任这样的重托，还是去从事棉花科研工作比较恰当。这些思想，我如实地反映给董老。他一边倾听，一边点头，最后告诉我：“这是我经过认真考虑又和总理商量决定的。”他认为能够知道自己的不足，才能继续争取提高。他勉励我往后还是要勇挑重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并具体指出，争取参加土地改革，加强思想改造。随即派张林池同志和我经常联系，在政治思想方面，张对我的帮助很大。
10月，我到农业部上任后，就参加中财委的会议。在会上，陈云、薄一波同志对我说：“你就是棉花副部长，把棉花搞上去，是你的责任。”随后参加政务院会议，周总理对我说：“你是棉花专家，一定要把棉花搞上去。”我听了几位首长的指示，心中感到非常惶恐，怕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期望。记得在农业部欢迎正副部长的会议上，我在讲话中提到：“20年之内，一定能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做到丰衣足食。”董老知道后，马上找我到他家里谈话说：“中央没有作出决定的事，我们不能随意说。你讲20年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做到丰衣足食是没有根据的。以后讲话要慎重考虑。考虑话讲出去要是起什么作用，解决什么问题。”这是董老对我第一次批评，使我深受教育。

    1950年初，陈云同志派我前往湖北筹集棉花良种支援江苏。到湖北后，重逢了许多乡亲和战友。回京时，正好董老邀我参加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会议由薄一波同志主持。大家各抒所见地交谈了对当时农村税收的观感，一致不同意政务院对农村的税收政策。我根据在家乡了解到的情况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对比，作了比较全面的发言。我说：“叫得最厉害的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坚决拥护。解放前地富交税少，甚至有的不交税。今天要他们多交一点就叫喊。”过了两天，董老找我去谈话，在提到我那天的发言时说：“因为你跟党的时间长，所以你跟党的观点接近，对党的政策比较了解。”

    1956年，我认真地总结了自己的前半生的经历，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写下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首先送给董老，董老亲自审阅，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他还说：“你第一次写这样的材料，能够达到这种水平，已经很不错了。以后在和平环境中，还要继续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己。”

    同年，我被批准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董老曾为此向我致贺。
    1964年，组织上派我到湖南湘潭参加社教运动，代职当县长。那时，我虽已花甲之年，但身体健康，能和群众同住、同劳动，皮肤晒得几乎跟农民一样。其间一度回京看望董老，他见了我非常高兴，又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和我畅谈。从过去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他反复询问经过三年困难之后的农村情况，再三叮咛：“一切工作要依靠群众，要重视科学实验，加强技术推广。技术推广之前，又须经过严格地实验，群众同意接受后才能推广。”他的严肃、认真、诚恳、亲切，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不料这次谈话，竟是董老和我的永诀。

    “文革”十年浩劫，人妖颠倒。这期间，我也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特别是我在董老的支持下，参加美国对外经济事务局和善后救济署的那些经历，都被说成是私通外国的罪行。倍受磨难，几致丧生。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所受到的最严峻的考验。在那无数的难眠之夜，我总是重温董老的谆谆教导，追忆在董老指引下所走过的革命道路，以坚定自己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当时，我虽和董老音讯断绝，但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因为我深信一切问题，最后肯定都会弄清楚。但最了解我的领导中，首先就是董老。在那种阴沉险恶的政治气氛下，他老人家处境又是怎样呢？以他老人家的高年，是否能经得起种种难以想象的冲击呢？正当我沉浸在这一连串疑问和忧虑之中时，忽然传来可靠的消息：董老得悉我的遭遇后，于1970年为我写出了有力的证明，使我得到解放。感动之余，我仿佛又见到了大义凛然的董老正在激励着我：要经得起考验！坚持就是胜利！

    1975年初，听说董老卧病，由于我仍然“靠边站”，不便前往探望，只能暗自祝愿他老人家早日康复，为国珍重；并企盼着雨过天晴，能再次面聆老人的教诲。不料4月2日下午，突然接到董老女儿良翚的电话：老人已于今晨和我们永别了。这时，我不顾一切地赶到董家，后来又前往设在北京医院的灵堂。凄切的哀乐声中，我屏息伫立在董老遗体前，40年来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

    1981年，我曾率领中国农业科学代表团前往美国，重游母校康乃尔，寻访昔日美共的同志。归途中，飞机越过太平洋，触景生情，联想起当年由美绕道西伯利亚回国，直接求见董老，参加革命，从而成为我一生的转折点……这时，董老的音容笑貌，再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董老的遗训遗愿，再一次萦回在我的耳际……(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四辑，本文作者杨显东，1949年，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同年9月，赴北京任农业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