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湖北税务黑幕

2014-09-15 21: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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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917—1923年之间，曾在湖北省先后参加过三个税局——宜昌烟酒公卖局、鄂豫火车货捐局、汉口征收局的工作。虽办的都是文书方面的事，而且时间合计不过两年多，但亲见的弊病就不少；加以在货捐局结识两个同乡老友，都办税二三十年，是个中的斲轮老手。他们曾对我说，吃厘金饭，是绝子孙的饭。曾不止一次把税局的种种黑幕告诉我，并劝我不要干这工作。今将那时亲历、亲见、亲闻的1926年以前二十来年湖北武汉、荆襄一带各种税局的种种罪恶与黑幕，就记忆所及，分为八项叙述于次。

买局长与卖员司

    任何税局局长，都是发财的差使，很不容易得到。唯其是美差，逐鹿者多。有些地方的省当局，或省财政当局，对于这项差使，就定有价钱。有些虽未明定价格，钱是不能不送的，或先送，或到任一段时间再送，各有各的做法，而必须花钱则一。另两种情况不须这样花钱，一种是当局的亲信，等于自己的代理人，是老板与做手的关系；另一种是上司交下或特别要人介绍来的，不敢向他要钱。但这种局长却必须识相，要向当局表示一种感恩图报的诚意。无论明送、暗送、先送、后送、变相送，总之，都要花钱，这就是买局长。而且只有买来的局长，位置才稳，风险也少。

    如果仗着有后台，一个钱不肯花，肯定不能久于其位，要被调职；甚或被告撤差。我有一个当局长的朋友就是如此被告撤职的，罪状是货票不符，侵吞税款。就是多收了税款，少填了税票，是情真罪当的。其实这种货票不符现象，原是是极普通的，他的被告发，是有人利用上司对他一毛不拔的不满乘机取而代之。我的朋友被撤后，接任的当然就是那告发人。此买局长一节，是做税局局长的开宗明义第一章。

    员司是指税局的职员和公役。职员中最重要的是总稽查、收支、稽查、分卡长等。公役中最重要的是签子手，其重要几与稽查等，甚至比稽查还重要。这种员司都是弄钱的第一关。局长既是买来的，对其所属重要员司当然也可出卖。出卖有明的和暗的。公开出卖，只有不谙官场的，才会这样做，稍有做官经验的人都不会这样做。他们采用暗卖的办法。这两类例子都很多。

请内行与抓要卡

    税局是靠舞弊发财的地方。所谓内行，就是善于舞弊的人。税局长要想发财，就要请下列几个内行：第一是总稽查。这个人是局长以下的第一重要人，等于第二局长。他必须熟悉本局的税章、税率、货源、商人习性(包括贩运货物和走私偷税等)、员司习性，尤其重要的是舞弊的方法。局里的稽查、签子都归他指挥调度，既要他们舞公家的弊，又要防止舞局长的弊。这个人用得好，既会弄钱，又对局长忠实，局长就一定发财；否则就发不了财。第二是“收支”。这个人照说只要懂得一些税务常识、会计常识就行。但必须特别对局长忠实。否则局里经收的税款都在他手里，倘若舞弊、浪用、盗窃，那还了得，因此一般都是用最亲信可靠的人。第三是重要分卡的卡长。这是收税的第一关，或复查的第二、三关，如不是内行或不忠实，那么，局长的好处就被他攫去了。第四是稽查。这是直接查货、征税的人，当然要内行，要忠实。第五是签子手。这是公役级的人，也是查货、征税的最初执行人。他手拿一根长的铁线签，跟随稽查去查货，对箱装、桶装、袋装、篓装、布包等等货物，数数排列的长、宽、高件数，就知所装一共多少件；对散装货物(如谷米)，量量堆放的长、宽、高，就知所装一共多少石。至于查看箱袋等内装何物，或有无夹带私货，便用签子打进一二件货物里面去，再抽出来一看，就知道一个大概。这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他们还熟悉商人走私、偷税的手段，能够在极短时间查出弊病来。向商人敲诈勒索时，会唱花脸，又会做丑角，来帮助稽查弄钱。他们做签子，有了一定业务知识，大都经过多少任局长，熟悉舞弊，熟悉官场情形，成为完全的老油子，很难驾驭。这就要看总稽查的手腕了。所以，总稽查一职特别重要，是局长能否发财的关键人员。

    一个税局下设若干分卡。分卡的卡长(也有称主任或其他名称的)虽是一个小小单位，却是一个好差事。上级或各方要人，都要介绍人来充任，这是局长最伤脑筋的事。好卡子是肥缺，不能都给人。于是自己抓住少数几个主要分卡，其余分配给各方介绍来的人；如不够分配，再巧立名目来安置。大概来往货物进入本局辖区的两头第一道分卡和中间的主要分卡，不仅是发财的主要所在，也是弥缝弊病的重要所在，必须抓在自己手里，才能稳定发财而无危险。局长抓住几个主要分卡，这是公开的秘密，上司也不会十分责怪的。

公比与私比

    一个税局有一定的税额，叫做“比较”，简称“比”。“比较”又有“公比”、“私比”两种，“公比”是财厅订的税额标准，“私比”是税局对收税员司所订税额标准。

    先说“公比”。所收税款不够“比较”，是要被上级指责的。这“比较”能不能“够”呢?除遇了大的水旱天灾和战事外，不仅能“够”，而且还有多，有时甚至多得很多。但掌握省财政的人，并不把比额加大，留着做肥缺，来安排私人或应酬上级和要人，好从中分肥。以此“比较”定得不高，办税的人只要顾到“比较”，就可为所欲为了。但也有胆小一点或较爱面子一点的人，不敢太吞多了，还能超额上缴。胆大的，就只管孝敬上司，不把“比较”放在心上。因为上司只看你孝敬多少，并不以“比较”为意，只要能“够”，或稍有不“够”，也就马虎了事。我记得汉口征收局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局长初入官场，得到这个大局，想做些成绩，博点清名，一洗“凡是税局长必定贪污”的恶名。于是月月超额上缴，但绝不孝敬上司。他的总稽查对他说，局长的守法奉公，我们只有敬佩，但这样一来，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局长不信。到了第三个月，财厅在他的缴款回文上附有嘉奖的话，局长大喜，就对总稽查说，如何?我就觉得世上决没有毫不讲理的人。总稽查笑着说，局长看罢！局长还是不信，还是月月超额，有时超得很大，而对上司的孝敬，则不理会如故。到了六个月满(那时这类局长大都六个月就换)，果然来了调职的命令，把他调到一个很小的局。局长到了此时，不胜感慨地对总稽查说，你真是太能干，我真是太糊涂。当然，这只是极个别的例子。

    再说“私比”，那就是局长对于重要收税员司所订的税额标准。这是完全秘密的。除那少数员司本人外，只有局长、总稽查、收支三人知道。所订标准，当然较“公比”高得多，但也一定可能收足。因为它是根据历年经收的情况而定的。这就只有做过本局总稽查或主要稽查的老手，才能不高不低恰到好处地订出来。也有些局长并不订出私比，而只用对下提高分肥成数的办法，以恩惠鼓励员司尽情报效的。这倒较订私比好。因为有了私比，如不结以恩惠，仍难买得员司的忠心。这种私比，必须绝对秘密，对张三订的，不能给李四知道，对甲分卡订的，不能给乙分卡知道。否则一旦泄露，就会带来许多麻烦和风险，甚至可造成贪污讼案。

花样与手法

    这里所说的花样，就是舞弊的名目；手法，就是舞弊的方式、方法。办税的目的就是弄钱，弄钱就必须舞弊，舞弊就必有一套方法。花样与手法，因地而异，也因办税的人而异，多得不可胜数。但却有好些主要相同的地方。现就目击耳闻，举出其中最主要而普遍的四项：

    一、戴帽子。这是一个由“大头小尾”演变而来的新花样。所谓大头小尾，就是货票不符。如实收100元，票上只填80元；那多的20元，就不上缴而私吞了。这也有三种情况：1．稽查签子们私吞，不上缴局长；2．局长和稽查们明分，不上缴财厅；3．稽查们私吞一部分，局长再和他们明分一部分，不上缴财厅。但这种做法，用在本局辖区内是无问题的；如须途经别的局卡，那就有被查出的危险。虽可事先联系，彼此分赃，但小辫子抓在别人手中究不妥便。因此演变出“戴帽子”的花样来。所谓戴帽子，就是浮收。如应收100元，却收了120元，而税票仍填100元；这多的20元，可供私吞。既不怕查，也不怕告，无“大头小尾”的危险。至于商人如何肯戴帽子——即甘心让他浮收，这就是所谓手法了。原来商人的货物，无论船装、车载、肩挑、手提，经过税局、卡时，必须停下来报税。报税时，除了极少数的外行或糊涂虫外，大都按照货物实数报税的。卡上的稽查就常用签子手上前去查看。看的时候，签子手一动签子，就知道了所插是否相符或有无夹带的大概。

    但他总是对稽查说，他少报了；或者说内里夹有私货。商人们当然极力否认。稽查就说，你敢让我们开看、过秤吗?商人一听这话，马上就说好话求情，不敢再辩了。因为你再辩，他就一定要过秤或开看；而他又不真的来办，只是搁着不理。眼看别人办完手续走了，而你还在那里呆等；你催他时，他明明坐在那里抽烟、闲谈，总说没有空，稍等。运货总以早日运到目的地为好，迟了要多开销，且怕赶不上价钱。尤其是那些水果、鲜鱼、肉、活鸡、鸭之类决不能耽延时日的货物，一多耽延，就有腐烂或死亡的危险。以此你越急，他越缓，非要你彻底投降缴械不可。所以商人一听要开看等等，就知是竹杠来了，马上陪笑说，你老们大忙，哪有闲工夫来麻烦；你老说要加多少，我们遵办就是。于是稽查、签子们做好做歹的决定一个加的数目来，商人照缴后，这一关就过去了。有人说，如有一百石货物，由襄阳老河口运到汉口，沿途要经过几十道局、卡，差不多每过一卡都要加一些，如此一路加来，总共要完四五百石的税。而所执税票仍是一百石，或者稍多一点。那些多余二三百石数的税款，就全归了各局或其员司们的荷包了。但商人的钱，是不肯白花的，他就在货价上把它转嫁给消费者。

    二、办手续。商人们运货经过局、卡，是有很多手续要办的。但这里所谓的办手续，除正当解释外，还会有一种需索陋规的意思。陋规，就是巧立名目要正税以外的钱，如验货费、验照费、写票费、盖印费等等，有多到十几项的，至少也有五六项。这类陋规，大抵每项数目都不甚大；而积少成多，一月总起来也是个可观的数目。报税次数多的商人，熟悉了这类陋规，不等员司们开口，就照数一一送上。他们知道，局、卡里立了这个名目，就一定要收费；不出不行，少出也不行，乐得出个爽快，还可节省时间。这类陋规，应归什么人得呢?各局的情形不同，各个局长的办法也不同。有些局，哪种手续费，就归办哪种手续的人得；如写票费归写票人得，盖印费归盖印人得。有些局则把一切手续费合在一起，大家明分。也有些局长不分这种钱，专让员司们去分。总之，这是一笔很不小的钱，做局长的运用得好，既可买得员司欢心，自己也有好处。

    三、大小吃。税局对整批货物只收税，不填票，叫大吃；一部分收税不填票，叫小吃；也叫整吃或零吃。大吃必须在本局辖区内销售的货物，不经过别的局卡复查的。小吃则实行戴帽子的办法，可以无往不利。最利于大吃的，是收火车货运税的局。如我曾任职过的鄂豫火车货捐局，有人称为大菜馆，就是经常大吃的。这个局是征收由河南郑州到汉口一段的火车货运通过税的机构(由汉到豫的货由豫局收税)。由豫到汉的货，主要是花生米、芝麻、烟叶、药材、煤等土产，都是20吨、40吨的整车装。也有杂货车，所装货物很杂，有一车装到百来种的。完税方式，由转运公司将本日所到货车的车号、吨数、货名等，报经货捐局担任对该公司的查货稽查，那稽查也事先到车站看到了某公司到了某些货车，自己记下来，两下核对后，就向局里总稽查转报。总稽查又将另人所抄车号、路局运货单再一核对后，即算好税款，填好税票，向该公司去收税。他们所玩花样，就是整车的吃或零星的吃。如10车(40吨的)芝麻，留几车不填税票，叫整车吃。如某车有土绸80件，留若干件不填在税票内，叫零星吃。两种吃法都是很便当而且钱也相当多的。只要事先与豫局联系好，彼此心照不宣，就无问题了。那吃下来的税款，由局长和有关员司明分；员司也可背着局长找些小吃，由有关的几个人分。

    四、捉扒手。这是税局查获走私漏税的代名词。商人只要有利不惜冒险，因此税局就要严防走私漏税。查出来，不但没收货物，还要罚款；对毒品、军火等，更要判刑。但如偷漏成功，又是赚大钱的事。以此，不断有人受罚，也不断有人再犯。税局员司对于这种捉扒手的事最感兴趣，因为捉到了，既可发财，又可受奖。

捞旺赔淡与擒王纵卒

    征税的货源，是有季节性的；因而税收就有旺季、淡季或旺月、淡月之分。淡季来货既少，不但弄不到多少外快，有时甚至不够开支，因而有所谓“捞旺赔淡”的说法，就是在旺月捞它一把，在淡月却要赔出开支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有些人却能想方设法，使淡月不过于淡，做到少赔、不赔，甚至还小捞一下，把“赔淡”变为“培淡”。

    至于擒王纵卒的办法，乃是一个汉口征收局长采用的。所谓“王”就是大商人，所谓“卒”是那些小商小贩。他觉得擒贼先擒王，把“王”扳倒了，以下的小东西就不成问题了。而且大商人的派头大，钱也多，惩他一下，既立了局的威信，所得的钱，要超过小商的多少倍。有一次他抓住一个大商人犯了以多报少的错。几经查明，并非有心错报，希图偷税，而是无心弄错的。因为他有两批同样的货，甲批多而乙批少；他运的是甲批，而报的是乙批，以致少报了七百石。这人是该业的领袖人物，生意既大，地位也高。局长觉得这是一个擒王纵卒的机会，扬言要重办。尽管很多体面商人来求情，他总是含糊其词，不作肯定答复。直到那商人大送贿赂，由局送到厅。结果，以手续错误罚款了事。这样一来，不仅中、小商人不敢轻易乱动，大商人也压低了一些气焰；而他也就博了一个能员的名。

捧上顾下与四面开花

    那时是贿赂公行的时代，你不会行贿，就弄不到钱，反之，钱送得越多，钱也弄得越多。有一个税局长，是一个最会送钱的人，这“捧上顾下、四面开花”八个字，就是他的“创造”。所谓“捧上”，就是对上要奉承周到，除了当然的孝敬(指明分的赃款)外，还要逢生、遇节送礼。他就因为会送礼，得到留任一届的好处。他的送礼与人不同，礼重而不张扬。例如表面是几条香烟的薄礼，香烟里却藏着贵重的钻戒。如此等等。这个局长除了贿赂上司，也善于笼络下级员司。员司如有困难，只要签呈一上，总可得到照顾。明分赃款时，也是让员司多分，自己少分。他这样上下收买，使上级喜欢他，下级拥戴他，即可安稳地发财。此外还要四面开花，到处送钱，使喜欢他的人更多，来减少社会上对他的指责和攻击。

不破例与少开例

    这是做税局长的秘诀，不管好例、恶例，只要是向例如此，他就照办。如“比较”一定要顾到，哪怕赔钱也要按旧例足“比”，否则显见自己只知要钱，毫无奉公守法之心。如各种陋规，是恶例，如不照办，等于空手出宝山，便成傻瓜。跟着好例走，可使人觉得自己不是十足坏人；即使稍有不好，还可原谅一二。跟着恶例走，别人做了初一，我何不可做初二；例又不是我开的，充其量不过说是一丘之貉罢了，不算什么了不起的罪名；而且可大赚其钱去孝敬上司，分润部下，又何乐而不为呢?再说“少开例”也和不破例的意思相近。如开好例——裁陋规，减轻商民负担，当然是好事，但自己的收入减少了，既会使员司怨恨，还要挨后任咒骂。如开恶例——加重勒索，这是使商民痛恨，且易传播恶名的笨事。他不说“不开例”而说“少开例”，意思就是遇到某种场合，也不妨开开。如钱已赚够，想博清名，可开点好例，以装门面；如值贪污横行，皂白不分，也可开点恶例，多弄几文。

官即是商与商也是官

    上举七项，记的是那时税局和局长、员司们的种种罪恶和黑幕。所有各种手法都和商人一般，讲究如何下本钱，如何牟大利，如何钻空子，如何耍手段，如何朋比为奸等等，真是“官场如商场”，做官就和做商人一样。所以说官即是商。所谓“商也是官”，并不是说商人做了官，而是说的那时曾行过的一种“包商办税”的办法。就是把某一税局，以每月缴纳若干税款，盈亏不管，包给商人去办；连该局每月开支经费以及用人行政，也由包商自理。承包商人必须预缴一大笔保证金，还要几家殷实铺保，不怕他不缴或少缴税款。但公家不过多得了一点税款(包税比额大过官办比额)，而人民的负担却要大大加重了。税局让他们包税，就是允许他们向老百姓身上刮钱。这些包商，也不全是商人，而是那些老办税的员司们，邀集一些商人来合办的。其中当然也要找几个与本税局业务有关的，而且有潜势力的商人或大流氓来共同办理。他们这种组合，是互相利用，共同弄钱。员司们利用商人的招牌和本钱、流氓的势力，商人流氓利用员司们舞弊弄钱的本领；所谓“打浑水捉鱼”。

    本篇所述，是1926年以前二十来年间武汉荆宜一带某些税局的情形。所述虽止一隅，而举一反三，当时全国税局情况，也就相差不远了。
(1963年6月)（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五辑，本文作者龚张斧于1917-1923年间曾在宜昌烟酒公卖局、鄂豫火车货捐局、汉口征收局任文书方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