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与陈昌浩

2014-09-15 21: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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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党中央。同年4月，王明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张国焘、陈昌浩从上海来到鄂豫皖苏区中心——河南光山县新集（今河南新县），随即在第二次反“围剿”前线见到了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曾中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和军参谋长徐向前。

    对于张国焘，徐向前可谓久仰大名：

    张国焘，又名特立，1897年11月出生于江西萍乡上栗，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为“五四”运动骨干分子之一，参加过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多次代表大会上，他曾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928年6月，张国焘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1月，他被共产国际派遣回中国，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对于陈昌浩——一个清瘦的年轻人，徐向前不识其人，也未闻其名，后来慢慢熟悉：

    陈昌浩，曾用名苍木，1906年10月出生于湖北汉阳永安堡戴家庄(今武汉市蔡甸区)，早年入武昌大学学习过，1927年5月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

    1927年9月，经党组织选派，陈昌浩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到苏联，陈昌浩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同为中共在苏联的“二十八宿”之一。1930年10月，陈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务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等职。

    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来亲自委托顾顺章安排，陈昌浩跟随张国焘化装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同样，对于纵横驰骋在鄂豫皖苏区的山西人徐向前，张、陈也是饶有兴趣，急于了解：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1901年11月出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念过书，当过小学教员，1924年春成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那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每月要找十几个学生当面测试和谈话，学生们排好队，站在办公室外面，一个个叫进去，又一个个走出来。一天，轮到徐向前了，他被叫进去，对话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

    蒋介石看看他，问道：“你叫什么名？”
    答：“徐象谦。”
    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答：“山西人。”
    问：“在家干过什么？”
    答：“当过教员。”

    一问一答，是那样的机械和无趣。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校长，俨然像个法官；而不肯多吐露半句话的学生，简直像个被告。校长看着学生，学生立正站着，尴尬得无法谈下去。在蒋介石眼里，“徐象谦”是个“无出息”的学生，谈话没有兴趣了，他挥挥手，徐向前转身走了出来。

    蒋介石怎么也不曾料到，就是这个学生，几年之后，跃然变成了威震鄂豫皖的红军著名军事将领。

    1927年3月，正是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猖獗、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却毅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担任由工人赤卫队整编成的红四师参谋长、师长，在“农民运动大王”彭湃领导下纵横广东海陆丰一年之久，并正式改名向前，寓意永远向前。

    1929年6月，徐向前奉中央军委派遣，到鄂东北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率部接连粉碎敌“罗（霖）李（克邦）会剿”、“鄂豫会剿”、“徐（源泉）夏（斗寅）会剿”。同年12月下旬，当选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委主席。1930年4月，鄂豫皖苏区红军整编，成立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又整编为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徐向前任军参谋长。3月上旬，他参与指挥双桥镇战役，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5000余人，这是红军首次取得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大胜利。

    初次见面，徐向前感觉到：能够年纪轻轻就曾到苏联学习过，并且能和张国焘联袂来到鄂豫皖，陈昌浩定有其过人之处。陈昌浩更是震撼：一个山西人不但能纵横海陆丰，还能跃马大别山，不愧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看走了眼！看来，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在军事上潜力很大。

 红四军南下之争——徐向前支持曾中生，陈昌浩襄助张国焘

    1931年5月，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张国焘就召开会议传达王明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

    鄂豫皖分局的职权，是直接代表王明中央实施领导，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鄂豫皖所有红军和地方武装。张国焘任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兼省委书记，陈昌浩为共青团分局书记。先到鄂豫皖并打出斗争局面的黄埔四期生曾中生，却仅仅担任军委副主席。从此，张国焘总揽鄂豫皖分局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张国焘下车伊始，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作了调整。旷继勋仍然任红四军军长，军委副主席曾中生兼任政治委员，下辖四个主力师，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军参谋长徐向前改任第十三师师长、红七十五师领导吴焕先，都是能征惯战之士。

    1931年6月，鄂豫皖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曾中生、许继慎等主张抓住敌人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南下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支持，张国焘也无异议，会议决定：红四军以少数兵力留在根据地巩固阵地，而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7月上旬，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开会讨论红军的具体行动部署时，张国焘推翻原来的南下决定，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威胁攻占大城市。因此，他要红四军兵锋指向皖西，先南下英山，再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徽省城安庆，威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限一个月完成。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义的计划，主张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即兵锋指向鄂东北，直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在运动中大量歼敌。但张国焘固执己见，部队被迫奉命作南下英山，东出潜山、太湖的准备。

    1931年7月中旬，张国焘为贯彻自己的意旨，对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了改组，让“沉默寡言”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8月初，徐向前、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仅仅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就攻占了英山城，歼敌1800余人。

    仗是打胜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却对下一步的行动忧虑起来。在英山城的一幢小楼上，深夜还亮着灯。曾中生和徐向前摆起军用地图，彻夜不眠，反复研究这下一步棋，到底如何走才好。

    曾中生考虑再三，说：“东出安庆，要通过四百里的白区，远离苏区，太冒险了。”

    徐向前说：“是啊，安庆是敌人重兵设防的地方，我们只五个团的兵力能攻下它？跑四百里，去攻打大城市，那是自找苦吃！”

    曾中生说：“我们不能硬着头皮瞎撞，安庆攻不得。”

    徐向前说：“绝对攻不得。”

    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原则问题上徐向前从不含糊。

    经过反复磋商，政治委员曾中生最后决定：留一个师守英山，以两个师四个团出蕲春、黄梅、广济。他一面部署部队前进，一面写信派人向张国焘报告，说明情况。红军部队冒着酷暑分两路南下，一路奔袭蕲春城附近的漕河镇，全歼敌人新八旅，活捉旅长以下16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乘胜进占浠水、广济县城，逼近武穴；另一路奔袭黄梅城，由于城壕水深，随即撤出，占领乡村。徐向前和曾中生灵活机动的指挥，使部队干部战士十分高兴。当地党组织和群众见红军归来，纷纷组织慰问，到处燃放鞭炮。被敌人摧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又很快恢复起来。短短几天，红军就从敌人仓库和地主豪绅家中收缴了许多财物。光是银子就达1800斤，金子20余斤，大洋7万元。金子后来全部送到上海党中央，其他财物解决了红军的吃穿问题。红四军南下，真是难得的胜利！

    张国焘坐镇后方，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没按他的意见去攻安庆，大为恼怒。8月27日，他以鄂豫皖分局、军委会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是“原则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

    9月初，红四军奉命北返，在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决定派人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这件处理不当的事，更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红四军南下问题遂成了一桩大罪！

    1931年9月13日，陈昌浩到达红四军军部，宣布张国焘的命令：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

在“肃反”问题上，徐向前、陈昌浩互有微词

    陈昌浩一到任，就开始在红四军中“肃反”抓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一直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徐向前问陈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土生土长的战士，有的是看着长大的，怎么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

    陈昌浩说：“你不知道，8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9月15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

    徐向前被弄得更糊涂了：现在被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人，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这件事在他脑海里始终是一个疑团。

    遵照张国焘的命令，徐向前率领部队西返。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在陈昌浩主持下继续“肃反”。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徐向前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偶然看见队伍里有两副担架抬着人，他就问身边的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是什么人？”

    陈昌浩说：“没有谁负伤，许继慎、周维炯是反革命，逮捕了。”

    徐向前听后，真怀疑自己的耳朵不好使，怎么许继慎成了反革命了？

    徐向前熟悉许继慎的历史和为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鄂豫皖土生土长的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

    面对许继慎、周维炯两位师长被逮捕，徐向前痛心极了，他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徐向前事前都一无所知。

    对徐向前的不满和抗议，陈昌浩一直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这次他也抬高了嗓门：“肃反抓人，是我职权以内的事，况且这又是张主席的决定。”那时，党中央有规定：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内比同级军官权限大。政治委员是红军中最高的领导者，是党和政府的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甚至有权逮捕同级指挥员。1931年9月底，部队到达光山县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形势逼人，徐向前只能忍气吞声。

    1931年11月7日，为了统一指挥，加强红军建设，迎接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鄂豫皖红军整编为红四方面军，原红四军军部改编为方面军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那一天，除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留在皖西活动外，红四方面军总部及各师部队都整整齐齐列队在黄安七里坪倒水河河滩上，接受年仅30岁的徐向前总指挥和年仅24岁的陈昌浩检阅。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徐向前、陈昌浩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他们的名字和红四方面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据《徐向前传》记载，“表面看来，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是三巨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但实际上，大权在握的是张、陈二人，张国焘有中央代表、中华苏维埃副主席的身份，一贯搞家长制统治。陈昌浩虽然最年轻，但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活跃人物。他能写能讲，又是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说话很有分量，有时连张国焘也不得不让他几分。有一次，陈昌浩签署布告，把自己的大名写在前面，张国焘名列第二。张国焘看后自然不舒服，但又不便质问陈昌浩，曾私下对别人念叨：‘是军委主席大还是总政委大？这样签署布告行吗？’平时，陈昌浩拿定主意要干的事，张国焘一般都同意，如果徐向前持不同意见，他们就两票对一票，使徐向前孤掌难鸣。”正是因为陈昌浩对张国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却在“肃反”问题上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所以徐向前愤怒不已。据徐向前回忆：“这年（1931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鄂豫皖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一律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张国焘竟然还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有个农民领袖、红军团长叫黄钢，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他不服，自杀了。陈昌浩回来说，‘你看黄钢反革命多么坚决，他剖腹自杀！’”

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
徐向前、陈昌浩谋勇相济，心有灵犀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蒋介石集团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终因兵力不足，迟迟没能部署就绪。趁此时机，红四方面军采取进攻策略，开始南下作战，徐向前选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黄安城。

    黄安城，是南线敌人离鄂豫皖苏区中心最近的一个重要据点，处于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包围之中。守敌六十九师战斗力不太强，屡遭红军游击袭扰，士气低落。但是，该师自到黄安城后修筑了许多工事，碉堡林立，防御体系比较完整。同时，黄安守敌还可得到麻城敌三十一师、黄陂敌三十三师、孝感敌四十四师的策应。对黄安这股敌人，实行强攻显然不行。经过深思熟虑，徐向前召开军事会议，提出长期围困、逐步削弱、创造条件攻城歼敌的作战方案。会上，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陈昌浩认为：徐总指挥提出的作战方案，既可行，又稳妥；如果能全歼黄安守敌，就可以粉碎敌人的围攻。于是，围困黄安的战役部署决定了，战役发起时间定在11月10日晚。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在粉碎敌人两次增援、一次突围后，方面军总部决定12月22日夜间攻城。这时，陈昌浩表现出惊人的胆略。据徐向前回忆：“那天白天，陈昌浩坐上飞机到黄安上空扔炸弹，散发宣传品，骚扰敌军。这架德式教练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用飞机，我们于1930年初在宣化店缴获的。……飞机运到新集后，命名为‘列宁号’。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陈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27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这次，飞机到达黄安上空后转了几圈，敌人以为是给他们空投物资来了，纷纷跑出工事，准备抢东西。万万没想到，来的却是红军的飞机。撒了些传单，还丢了两颗大炸弹，搞得敌军愈加慌乱不堪。”黄安守敌遭“列宁号”轰炸后，更加军心不稳，红军一鼓作气拿下黄安。黄安战役历时43天，共歼敌1.5万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官兵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电台1部。这是徐向前、陈昌浩任方面军总指挥、总政治委员后攻下的敌整师设防的第一个坚固据点，是运用围点打援、运动防御与攻坚结合的成功一战。

    1932年5月，徐向前、陈昌浩在安徽六安取得了“围点打援”、以少胜多的大歼灭战——苏家埠战役的胜利，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2年初，红军已经取得了黄安战役、商（城）潢（川）战役的胜利。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调兵遣将，企图从皖西向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敌人在苏区周围的兵力约10万余人，而红军只有近3万人。从兵员数量上看，敌众我寡；从武器装备上比，敌强我弱。怎么办？

    1932年3月，大别山已是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在六安独山镇，徐向前主持召开了有师长、团长和地方独立团长参加的军事会议，条分缕析道：

    六安苏家埠是敌人在皖西的前哨据点，敌岳盛暄四十师驻苏家埠。敌以苏家埠为枢纽，沿淠河东岸的韩摆渡、青山店、马家庵，北起六安城，南至霍山，总共部署了6个旅12个团。我方面军总部的决心是：在地方武装支援掩护下，主力全部东渡淠河，从侧后包围苏家埠、韩摆渡和青山店，以“围点”为钓饵，把来自六安、霍山，以及合肥、蚌埠方向的援敌，诱到陡拔河以东一举歼灭。

    但是，面对强敌，张国焘动摇了，不同意向皖西发起进攻。这时，陈昌浩的表态至关重要。晚年，亲历战事的开国中将徐深吉回忆：“陈昌浩政委看徐总胸有成竹，决心果断，就站在徐总一边。张国焘不得不收回自己的错误主张，同意徐总率师东进。”

    1932年3月底，红军挥师将苏家埠、韩摆渡包围起来，一部直逼六安城郊。苏家埠西濒淠河，居民有1万多人，水陆交通比较方便，是六安西南的大集镇，皖西敌人重点防守的一个据点。苏家埠被围困成孤岛后，敌人的粮食越来越困难，敌师长岳盛暄天天向上峰告急。4月下旬，蒋介石任命其嫡系第七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拼凑了15个团的兵力共2万余人，分两路由合肥向苏家埠地区进犯。

    张国焘见敌人来的兵力比较大，又产生了动摇，提出要撤出苏家埠、韩摆渡之围，放弃快要到手的胜利。徐向前找到陈昌浩，向他分析：“敌人虽然有15个团的援兵，但其建制复杂，内部矛盾很多，除厉式鼎的第七师以外，各部都遭受过我军的严重打击，士气低落，而且又是远道而来。我军士气高昂，工事坚固，以逸待劳，等敌来攻，在运动中歼敌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因此，主张坚决地打下去，夺取整个战役的胜利。”

    徐深吉中将回忆：“陈昌浩同志支持徐总的正确意见，同意打，反对撤，张国焘勉强收回了他的错误意见。”徐向前也承认陈昌浩的态度极其重要：“敌人来了那么多，打不打，是个难下决心的事。……这个时候，张国焘不想打了。陈昌浩支持我的意见，打！”结果，一切都在徐向前算计中，红军在陡拔河以东共计歼灭敌人3.5万余人，俘虏敌总指挥厉式鼎和5个旅长、11个团长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获步枪12000余支、机枪171挺、各种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飞机1架，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这是鄂豫皖红军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缴获最多、代价最小、战果最好的一次空前的大胜利。这样，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5月23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来电祝贺红四方面军取得苏家埠大捷，电报指出：苏家埠战役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无限的兴奋，更加强了苏维埃红军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许多红四方面军老人都说，没有陈总政委的支持，就没有苏家埠大捷！

徐向前、陈昌浩正确意见被拒，
张国焘落得一声哀叹：“不听徐陈言，吃亏在眼前！”

    1932年春，在国民党四大上，蒋介石特别提出鄂豫皖苏区的“危险”，决定将其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鉴于过去几次“围剿”作战指挥者不得力，蒋介石这次决定“御驾亲征”，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6月12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围剿红军的部署：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为便于指挥，蒋介石把他的总司令部设在汉口，下组左、中、右三路军。除了何成浚指挥的左路军专门对付湘鄂西苏区外，中路和右路军全力负责“围剿”鄂豫皖苏区。根据红军获悉的情报，敌总兵力共约30余万人，另有4个航空队。

    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围剿”迫在眉睫，徐向前、陈昌浩向鄂豫皖分局提出建议，红军必须立即进行准备，以对付敌人的进攻。然而，当时王明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任务却是：“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的根据地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平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平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根据地，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放，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作为鄂豫皖分局和军委会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更是被红军近年以来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他认为“现在是我们由冲破包围已经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根据王明中央的训令，他提出红军当前的作战计划是：第一步进逼罗山，破坏平汉路；第二步，沿平汉路南下，歼灭宋埠、黄陂一线之敌，威逼武汉。

    1932年6月下旬，根据鄂豫皖分局的决定，徐向前率领红军主力由潢川地区西进，执行破袭平汉路计划。结果，仅仅攻下鸡公山，歼敌1个团。此时，红军已连续作战7个多月，部队十分疲劳，而且病号日增，战斗力显著下降。因此，徐向前、陈昌浩再次向鄂豫皖分局建议，停止在平汉路的作战行动。6月底，张国焘在黄安县城西北的小镇夏店召开鄂豫皖分局会议。会上，徐向前再次提议：我军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休整训练。从目前的情况看，敌人的行动还只是在边沿区进行小规模侦察性的进攻活动，我们可以用一部兵力警戒敌人，主力放在鄂豫皖边界地区，一脚踏在苏区，一脚踏在白区，一面休整，一面掩护地方开展工作，开辟新区，巩固老区。同时可以就食新区，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陈昌浩表示支持。

    可是，张国焘和沈泽民对迫在眉睫的“围剿”仍然漫不经心，反对红军进行休整。沈泽民竟然说：“胜利了要再胜利，不能停止进攻，敌人这次‘包围会剿’，都是国民党的残余武装，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布置还未就绪，我们要趁此时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红军主力应乘胜南下，围攻麻城。”

    会上，围绕着红军下一步行动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论。张国焘先是摆出听取意见的姿态，不说多少话，最后他鼓足勇气又当了一回“家长”：“现在已转变到我们同敌人决胜负的时候了。决胜负的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绝不是马马虎虎的小事情。我们要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红军下一步的任务是，要实施不停顿的进攻，围攻麻城，夺取麻城，以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

    后来事实证明，张国焘决心南下围攻麻城，是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最为失策的行动。当时，如果能按照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去做，红军主力选择适当位置，抓紧时间进行休整，抽出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肃清苏区内反动民团，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敌人发动“围剿”时，红军仍可处于主动地位。

    以红军主力南下夺取麻城，决定已经作出，红军就没有时间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了。一着不慎，全盘被动。

    7月初，徐向前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麻城守敌，但是麻城守敌依托坚固城墙，久攻不下。当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和敌人相持于坚城之下时，东线敌人徐庭瑶纵队于7月7日向霍丘县城进犯，霍丘县城很快失守，一个团的守城部队全部损失。与此同时，西线敌人陈继承纵队于7月10日由罗山地区南犯，卫立煌纵队于7月下旬由孝感地区向西推进。

    这时，敌情已经非常严重。可是，张国焘不仅无视当前严重的敌情，而且夸大围攻麻城以来所获胜利的意义，令红军再次围攻麻城。8月初，徐向前、陈昌浩率方面军主力冒着盛夏酷热，再次围攻麻城。

    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已经向苏区大举进攻了。8月11日、13日，红军在黄安冯寿二、七里坪两次作战，虽毙伤敌人5000余人，但没有击破敌人的围攻之势，因而也就没能使整个战局发生有利于红军的变化，苏区中心区尽失；相反，却使红军受到重大伤亡和消耗，作战继续处于被动地位。面对危局，张国焘发出一声哀叹：“不听徐陈言，吃亏在眼前！”

漫川关突围战，徐向前、陈昌浩携手闯过生死劫

    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区域已被敌人占领，红军处境更加困难。这时，摆在面前的问题是：继续在苏区打，还是跳到苏区外面去打？

    1932年10月10日晚，在敌人紧逼的情况下，张国焘在黄安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了鄂豫皖分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方面军主力跳出苏区，到平汉路以西活动。11月初，徐向前、陈昌浩率部艰苦转战到鄂陕交界的漫川关，准备由此进入汉中。

    漫川关是鄂西北进入陕南的一个隘口。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恶。当红军进到漫川关以东康家坪、任岭地区时，几乎陷入困境：杨虎城部的3个团已据漫川关防守，堵住了去路；胡宗南部的2个旅，也由郧西赶至漫川关东南任岭、雷音寺、七里峡、古庙沟一线；敌四十四师，抢占了漫川关东北的张家庄、马家湾一线；敌六十五师、五十一师，尾追至漫川关以东大沟口、当山地区；敌四十二师，经漫川关以北的石窑子向南压来。

    在这里，敌人共动用了5个师又3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漫川关以东10余里长的悬崖峡谷之中。

    面对这个危急情况，怎么办？张国焘极力主张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他说这样目标小，行动方便。徐向前闻言，抽着旱烟不语。

    在节节失败的情况下，张国焘变得谦虚多了，又追问：“向前，你的意见怎么办？”

    徐向前说：“敌人要的是我们分散，以便各个击破，分散突围，不能啊！”

    陈昌浩在一旁说：“向前说得没错，我支持你！你决定吧！”

    徐向前说：“根据情报，北面敌兵力较少，又是敌人两股部队的接合部，是个弱点，可以从那里突围！”

    敌情不允许他们多讨论，最后按徐向前的意见，一致决定：以一部兵力牵制当面之敌，集中力量从北面敌人接合部实行突围。

    徐向前、陈昌浩的习惯是，哪里情况急，任务重，就到哪里去。他们布置任务后，来到担负“夺路”任务的红十二师指挥所。师长正向红三十四团交代任务。他们见到总指挥、总政治委员，分外高兴。

    徐向前问：“任务明确了吗？”

    “明确了！”许世友说，“请首长放心，一定会突过去！”

    徐向前、陈昌浩深知红三十四团的战斗力之强，更熟悉许世友这员战将。他参加过黄麻起义，作战勇猛，执行命令坚决。现在，把掩护全军突围的重任交给他，徐、陈是放心的。尽管这样，陈昌浩还是严肃地再次对许世友说：“这次突围，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决不能掉以轻心啊！”

    “保证完成任务！”许世友说罢跑步而去。

    入夜，红三十四团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向敌44师展开猛烈的冲击。这一仗，红三十四团的第二营500多人，伤亡300多，最后只剩下100多人，还是死打硬拼。战斗中，许世友发现附近的一挺机枪突然不响了，他一看，才知射手已牺牲，便把手枪往腰里一插，一个箭步上去把机枪抢到手上，向敌人猛射。经过反复冲杀，终于夺取了北山垭口，从张家庄至马家湾间敌四十四师2个旅的接合部，打开了一条通路。红军利用黑夜，沿着小路向北急进。第二天天亮，方面军突出包围圈，脱离了危境。正当敌人说什么徐向前部“仅剩下5000余人，毫无战斗力”、“衣不蔽体、食不得一饱”、“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馁”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从漫川关突围而出，于11月15日到达陕西商县西面的杨家斜。当年经过突围的老战士，谈起此战都后怕：“如果陈总政委也同意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那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12月初，红四方面军到达陕西户县以南的徬徨镇，部队分两个梯队前进，张国焘带红十一师、红七十三师先行；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红十师、红十二师殿后。第二梯队在徬徨镇尚未出发，敌人又围上来了。徐向前、陈昌浩紧急指挥部队实施反击，激战数小时，歼敌胡宗南师一部及陕军警备旅数千人。第一梯队闻讯返回接应，战斗已临近结束。这是徐、陈在转战中的一次“有惊无险”。

川陕苏区时期，让指战员有“高度阶级觉悟”，这是
陈昌浩的拿手好戏；让指战员有“杀敌本领”，这是徐向前的强项

    1932年寒冬，徐向前率领红军攀鸟道、履冰雪、战风寒，翻越过人迹罕至的大巴山，直下四川通江县城。接着，兵分三路展开：徐向前率一部西进巴中；陈昌浩、王树声率一部北取南江；王宏坤率一部东向万源。一月之内，红军连战皆捷，共歼敌3个团，占据通江、南江、巴中3座县城及周围大片地区。

    川北没有经受大革命洗礼，共产党的活动一直处于薄弱状态，群众对共产党知之甚少。红军新来乍到，要立脚生根，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徐向前和陈昌浩要求各部队组成工作队，分片包干，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和群众组织。在一次干部会上，徐向前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要使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陈昌浩插话：“在这一点上，我和徐总指挥不约而同！”工作队的干部、战士按照徐、陈的指示，深入到老乡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很快就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

    川北的土匪很多，啸聚在高山密林间，打家劫舍，绑架杀人，群众恨之入骨，叫他们“棒老二”。红军入川后，他们与逃进山林的散兵游勇狼狈为奸，经常偷袭红军，残害群众。徐向前、陈昌浩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令各部队剿灭土匪，一批土匪和会道门头目、骨干，被活捉公审。群众高兴地说：“有红军在，我们再也不怕‘棒老二’了！”由于打击了土匪、团结了人民，红军很快在川陕苏区生根立足。

    1933年春天，红四方面军召开军事会议，会议确定作战事宜由徐向前负责，政治动员、群众工作、后方工作、肃反工作、支前工作由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等人负责。2月下旬至6月中旬，徐向前率部反击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先后共毙伤敌1.4万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万余人，把田颂尧多年积蓄起来的兵力搞掉近二分之一。

    谈起这次胜利，徐向前曾谦虚地说过：“这场仗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把功劳归功于在后方从事政治工作、支前工作的陈昌浩等人。

    1933年6月底，徐向前、陈昌浩在旺苍县的木门场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提出摆在红军面前的中心任务是：整编队伍，加强训练，提高战斗素质，为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和发展川陕根据地，作好充分准备。会后，红四方面军再次进行整编，由原来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副总指挥王树声。一时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重新崛起。

    木门会议后，红军各部队掀起了大练兵的热潮。练兵，是徐向前历来重视的。从在鄂豫皖苏区起，红四方面军就形成了平时练兵和战地练兵相结合，走到哪里练到哪里的苦练传统。徐向前常说：“红军打仗主要靠有生力量，我们的有生力量就是人，是有高度阶级觉悟和杀敌本领的指战员。”他根据川北的地形特点和作战对象，提出大练兵运动的主要训练内容是：一、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二、河川战斗、山地战斗和夜间战斗的演练；三、四大技术（射击、投弹、劈刺、土工作业）的训练；四、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他要求通过大练兵，把部队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一步，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让指战员有“高度阶级觉悟”，这是陈昌浩的拿手好戏；让指战员有“杀敌本领”，这是徐向前的强项。徐、陈合作，红四方面军的军事素质得到很大提高。

    1933年9月底，徐向前决定发动营（山）渠（县）战役，打军阀杨森。但是，当他将战役计划提交方面军其他领导人讨论时，负责掌握同杨森秘密谈判的张国焘、陈昌浩才告知他，红军已经同杨森有“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徐向前认为，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和杨森谈判，而在于对这个反复无常的军阀究竟怎么看，认为红军没有必要被杨森的某些口头保证捆住手脚。他分析了打和不打杨森的利弊关系后指出：打是上策，不打是下策，如果杨森同意红军改造他的部队，真心实意和红军联合，有那样的把握，当然可以不打，但这种把握是不存在的。张国焘犹豫不决，担心落个“背信弃义”的骂名。这时，陈昌浩当场表示：“杨森的‘信义’又在哪里？我看咱们这是背‘信’存‘义’——为了革命的正义事业，说几句话不算数算什么！”结果，张国焘也未反对，打杨森的决心就这样定下了。是役历时半个月，共歼杨森部3000余人，缴枪2500余支，根据地向南扩展100余里，有90多万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其后，他们又率部攻打军阀刘存厚、粉碎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军锋强极一时。

反“六路围攻”，徐向前、陈昌浩“旋到
一起去了”；“肃反”再起，徐陈又生心结

    1933年10月，蒋介石令四川军阀刘湘纠集110余个团约20万人，对红四方面军进行长达10个月的“六路围攻”。在反“六路围攻”中，出现过徐向前、陈昌浩联手抵制张国焘的情况。

    1934年8月，徐向前挥师将敌军阵地劈成两半，造成了分割包围刘湘主力部队的有利态势。刘湘的主力第一、第二、第三师在东，已被闪电般进击的红军抄至后方。徐向前率前指在宣汉的马渡关地区，决定红军主力东旋，截断东面敌军的退路，打一个歼灭战。东面的阵地呈斜形，红军横插过去，越过一条小河，卡住山垭口，溃退的敌人就插翅难逃。但这时，远在通江洪口场的张国焘打电话给徐向前要部队西旋，攻打敌范绍增的第四师。

    徐向前认为，西面不是刘湘的主力，与红军处于平行地位，红军还没旋过去，敌人就会跑掉，只能打个击溃战。因此，他力主东旋，不同意西旋，但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讲来讲去，硬是讲不通。陈昌浩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也反复向张国焘陈述东旋的理由，但张国焘就是听不进意见。这次“马拉松”式的电话，竟打了五六个小时，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办；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陈昌浩只好命令部队西旋。

    西旋的结果，不出所料，劳而无功。范绍增见红军西旋，慌忙带上部队逃跑，5个昼夜竟南窜400余里。徐向前见兜不住敌人，令部队停止追击，回师东旋。但是，东边的敌3个师已经撤逃至宣汉附近的马家场、东升场一线，筑起防御阵地固守，红军的东线反攻被迫结束。徐向前、陈昌浩眼见即将到手的胜利成果被张国焘的瞎指挥断送，痛心不已！张国焘却对陈昌浩恼火不已，怒斥：“你和徐向前旋到一起去了！”

    最令徐向前头疼的还是“肃反”。还在反“三路围攻”期间，张国焘就借口部队“不纯”，进行大“肃反”，名单由他和陈昌浩及政治保卫局掌握，说抓谁就抓谁。红九军二十三团政委陈海松年仅20岁，作战勇敢，是个优秀干部，也被政治保卫局列入黑名单，要抓起来。徐向前得知后，气愤地给陈昌浩打电话：“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由于他的力争，保护了陈海松等人。在木门军事会议上，大家对“肃反”意见极大，迫使张国焘、陈昌浩停止了“肃反”。但是，仅仅过了个把月，张国焘便以反对“右派”和“托陈取消派”的名义，又一次掀起了“肃反”的浪潮。这次“肃反”，张国焘主要矛头指向多次批评过他的曾中生等一批领导骨干，诬蔑曾中生是“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的活动”，先后秘密逮捕了曾中生、旷继勋等高级干部，张国焘亲自出马审讯。

    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

    这时，陈昌浩只能支吾搪塞：“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

    曾中生被关押审讯期间，正气凛然，一直坚持同张国焘斗争，拒绝写所谓承认“错误”的“自首书”。他身陷牢狱，心在军中，奋笔疾书了著名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对四川的敌情、地形、敌人作战特点和红军战斗要领作了通俗的阐述，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军事教材之一。长征途中，曾中生最终被张国焘秘密杀害。没有保护住好战友曾中生，是徐向前心中永远的痛！

长征路上，陈昌浩由“态度很坚决”到身陷“密电事件”；
徐向前没有和毛泽东共同北上，“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1935年5月，由于敌情所迫，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意图和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5年6月16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要求其“北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次日，张复电中央：应集中兵力西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就暂时“南下”。这样，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适当时期”“西进”还是“应集中兵力西进”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6月下旬，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的达维桥胜利会师。不久，为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中央军委增选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军委委员。为维护两军团结，中央军委又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同时，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并为陈、徐二人颁发了金质红星奖章。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命陈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会后，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组编为左、右路军：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在左路军开拔后，中共中央在右路军驻地毛儿盖召开了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在会上表现是积极的：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发言。……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

    8月底，右路军顺利通过草地，并以陈昌浩节制的红四方面军为主胜利地进行了包座战役，为左路军北上奠定了基础。但是，张国焘却无意北上，多方找借口要求右路军南下川藏边。据记载：1935年9月9日，张国焘更密电陈昌浩，指示其劝毛泽东等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由于叶剑英知道后及时密告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得以脱身，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密电事件”。

    50多年后——1986年9月，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一文中还对“密电事件”及其前后情况记忆犹新：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我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我们在周恩来住地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九日复电，仍坚持南下。陈昌浩这时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

    9月10日，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党中央的北进方针且居心叵测，党中央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进。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实际上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遂告辞而归。

    10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才得知红一方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在关键时刻的这句话，使红军没有骨肉相残！作为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的陈昌浩没有感情用事，“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

    根据徐向前回忆来看，陈昌浩在“南下”、“北进”问题上本来是服从中央的，后来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也没有根据张的命令武力阻截毛泽东等人，因而不能随意地给他加上“张国焘之流”的帽子。

    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后，徐陈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红四军、红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过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对于没有答应和毛泽东共同北上并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南下”失败，徐向前、陈昌浩
都站到了“北上”的正确路线上

    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率左路军再次过草地南下。10月5日，张公开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妄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这时，陈昌浩认同了张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率右路军南下并接受了张的任职。由于路线、方针的根本性错误，红四方面军的“大举南进”很快失败，总兵力由8万锐减到4万。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被迫撤至四川甘孜地区，在这里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结为伉俪。不久，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共组中共中央西北局，陈昌浩当选为委员。在贺龙、任弼时、朱德、刘伯承等深入细致的工作下，经历南下失败沉痛教训的徐向前、陈昌浩改变了对张国焘的态度，决心压张国焘再次北上。6月6日，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努力下，加上陈昌浩等老部下的“倒戈”、“哗变”(张国焘语)，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8月到达甘肃南部。

    8月12日，为实现西北大联合，打通与苏联交通后出兵绥远抗日，党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一、当年10月或11月，3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准备；二、12月，以1个方面军拱卫陕甘宁根据地，另两个方面军和东北军合作，乘冰期西渡黄河，占领宁夏以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三、占领宁夏后，红军与东北军合组抗日联军，出兵绥远抗日。在这个宁夏战役计划中，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夺取岷县，进攻陇西等地，支援东北军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随后，党中央致电王明，将上述方案报请共产国际批准。9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但是，已经北上的张国焘仍然心绪不宁，“南进”不成又重提“集中兵力西进”，建议占领青海、新疆。于是，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召开会议，陈昌浩和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不利于三军会师的“西进”意见，主张立即北上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合红一方面军联合作战，并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最后，张的意见被否决。会后他对徐向前等人大发牢骚：“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19日，针对张国焘的“西进”苗头，中央又致电强调：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9月27日，经多方面争取，张国焘不得不和陈昌浩、朱德、徐向前等联名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及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决不再改变。

    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造成西北抗日大好局面，这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如芒刺在背，于是调兵遣将急上西北，其战略意图是：一方面，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机，对立足未稳的红军实施最后的“围剿”，将红军主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另一方面，强令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其“灭共”计划，并在与红军作战中削弱他们的力量，实现其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

    深知蒋介石险恶用心的中共中央无时不在防备，事事处处施以对策。这时，张学良将军又把蒋介石的有关作战部署通报给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尽快实施宁夏战役，控制黄河以西地域，接通与苏联的通道。

    10月11日，中共中央纵观敌我友三方形势，果断作出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其中，红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是：其一，为阻击南敌进攻，在西(宁)兰(州)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确保红军主力在预定地区展开；其二，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3个军的兵力西渡黄河攻宁夏。10月24日起，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九军、五军共约2.2万名指战员奉中央军委命令，相继在甘肃省靖远县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

对于西征军创建新根据地问题上，陈昌浩说
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徐向前说陈昌浩头脑发热

    陈、徐所部强渡黄河后，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向盘踞甘肃中西部的马步青部、盘踞青海的马步芳部、盘踞宁夏的马鸿逵部(三部统称“马家军”)展开了进攻。不久，由于国民党重兵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宁夏战役被迫取消。之后，河西红军进入孤军奋战时期。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之河西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不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8日，中央及军委又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其决心是：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将河东3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南防北攻，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争取与阎锡山、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河西部队为西路军，其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苏联)，时限为1年。11日，中央正式命令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对如此重大的变动，陈昌浩、徐向前当时是一无所知，特别是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的战略变动，事后也没有得到通报。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2.2万，今其已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15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一)同意你们向凉州进。(二)新疆接济正准备中。”对于中央这一重大而突然的战略转变，陈、徐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在西进的大方向上，3个军交替挺进，迅速西插，打了一系列漂亮仗，沉重打击了马家军。

    但是，4天后的11月19日，由于河东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又电示陈、徐，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对于中央的新指示，陈昌浩坚决服从：“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击溃，西路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成问题，能够完成任务!”而徐向前则认为：“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有兵员，能支持长期作战，而我们则相反。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陈昌浩说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徐向前说陈昌浩头脑发热。陈昌浩找军政委员会其他成员谈话，试图对徐向前的“右倾”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才作罢。

    11月21日20时、23日20时和24时，面对西路军日益兵困马乏的窘境，徐向前亲自起草电文，连续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23日至2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数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远方接济，三个月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又致电陈、徐，予以宽慰：“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注：位于甘肃西部，靠近新疆)。”

   12月，陈昌浩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国焘一起，成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与影响更加突出。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军委主席团随即电示陈、徐：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一面争取马家军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占领安西。于是，陈、徐率部进行休整，并对马家军开展统战工作。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又电示陈、徐：“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份夺取甘、肃二州。”接电后，刚刚解甲的陈、徐立即动员部队准备西进，打击“马家军”。

    不久，张学良又向我党、我军提出要求：为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西路军派出一部分兵力东返，配合河东红军迎击胡宗南部。为此，中共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能否以一部东进抵兰州附近，在东北军于学忠处补给弹药被服，然后东渡黄河作战。这时，西路军刚动员部队准备西进，现在又要东进，陈、徐为此又发生了争论。陈昌浩主张东进，徐向前从军事角度认为西进最为有利，会议将不同意见上报军委主席团，并暂停西进的动员准备工作。12月25日，在陈昌浩的坚持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一番争论后给军委复电：“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

    就在西路军尚未东进之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又急电陈、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于是，西路军又由准备东进改为筹划西进。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三大主力会师后，陈昌浩是坚决跟党走的，他对中央不但是坚决服从而且是近乎盲从了”。今天看来，当时陈昌浩的错误主要是政治上原则性太强而军事上灵活性不够。

西征军兵败祁连山，面对不肯离队的徐向前，陈昌浩

    恳切地说：“我们不能死在这儿，我们要回去和中央斗争去!”

    1936年12月31日，部队在西进路上举行了辞旧迎新的篝火晚会，广大指战员引吭高歌：“我们是铁的红军，钢的力量，工农的儿女，民族的希望。不打通国际路线，不是红四方面军!”但是，徐向前、陈昌浩没有想到，这竟成了西路军的最后一次集会，最后一次欢乐。

    1937年1月初，徐陈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这里人口较多，粮草丰裕，部队准备稍作休整后继续西进，速夺肃州和安西，力争在短期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向东打个“回马枪”。

    就在这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在扣押和审判张学良之余，又调集40个师的兵力向河东红军及东北军逼近，使军委又一次决定变动西路军的作战方向。

    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缓西进。”1月7日、8日，又连电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由于“马家军”占尽天时、地利，西路军却连补充兵员都困难，因此陈、徐建议红四军、三十一军西渡黄河来援，但未被批准。这时，他们对军委主席团给西路军的任务一变再变提出了意见。时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为向中央“表态”，以个人名义给陈、徐来电，一反常态地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但徐、陈已预感到：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的这条弄堂里，等待将士们的将是一场场殊死的决斗。

    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钳制红九军、三十军，然后用重兵对孤守高台的红五军实施全方位的包抄突击，血战一周后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以下3000多人壮烈牺牲。如今，在高台烈士陵园陈列室里，有一张当年敌人拍下存档的血腥照片——在照片中央的条凳上并排放着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本的人头，这张照片是西路军最后失败的缩影。

    “马家军”攻克高台得手后，急转矛头指向临泽西路军指挥部。3天血战后，西路军锐减至1.4万余人，徐、陈下令突围东返。但是，途中在甘州西南地区取得一些胜利后，陈昌浩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返抵祁连山下的倪家营子，力图贯彻中央“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倪家营子共43个屯庄，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水丰粮足，每个庄屯都有高2至3米的土围子，便于红军坚守。在此，西路军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还建立了地方武装。

    2月1日，“马家军”投入总兵力7万余人，对西路军余部发动总攻。战至2月中旬，西路军先后打退敌人对倪家营子的进攻达八九次，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云海以下1万多人。然而，此时的西路军包括伤病员在内已不足万人。2月24日，身陷困境的西路军再次给中央军委发去了求援的电报，语气悲壮：“请求军委派8个团以上的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以救援西路军”，“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又经过7天的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待援无望。3月14日，被敌重兵包围的西路军余部3000多人在陈、徐率领下，从祁连山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最后退守到冰天雪地的石窝山上。不久，陈昌浩以军政委员会主席名义作出三项决定：一、他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二、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王树声等组成，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将西路军余部分为3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李先念率领由红三十军余部1500多人组成的左支队，王树声率领由红九军余部组成的右支队，毕占云率领由伤员、病号和妇女组成的中路支队。后来，经过47个日夜的血战、从祁连山麓杀抵新疆时，这些队伍仅余420余人，改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面对不肯离队的徐向前，陈昌浩恳切地说：“我们不能死在这儿，我们要回去和中央斗争去!”他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中央的决策失误。会后，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组织了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分队负责陈、徐二人的安全，由西路军总部参谋陈明义、警卫排长肖永银率领。在路上，徐陈二人决定分两队回延安，陈明义等警卫人员携带徐向前密信先行，徐陈化装成落难的生意人结伴而行。

    在途中，陈昌浩因胃病严重寄寓湖北大悟县人、中医但复三家中多时，徐向前因操山西口音担心暴露而先行赴陕。1937年4月，徐向前先回到延安。11月上旬，历尽坎坷的陈昌浩来到延安。

陈昌浩因“陈昌浩案”走上绝路，徐向前为老战友主持追悼会

    1937年11月，延安召开活动分子会，研究西路军失败的教训，认为西路军的失败应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联系起来分析。为此，陈昌浩被免去一切职务，并接受了近一年的审查检讨。在此期间，他独自默默地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反复表示：“我必须就我的错误向党及红军以至西路军回来的同志与去新疆的同志检讨。”这时，徐向前已经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挥戈北上抗日。

    1938年8月，陈昌浩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8月27日，陈昌浩携幼子陈祖涛随周恩来夫妇赴苏治疗。飞机在新疆停留期间，陈昌浩随周恩来探视了西路军残部，他对昔日部下说，西路军的失败全是我指挥失误所致，对不起西路军的将士，我应对西路军的失败负全部责任。谈话间，他多次鞠躬谢罪，以至于双手抱拳到额，在场同志无不动容。

    1952年6月，陈昌浩返回北京，受到刘少奇和朱德的热烈欢迎，但他谢绝了所有党内、军内任职，选择了成为一名中共党史的研究学者——历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主编过《俄华大辞典》，翻译出版了《旅顺口》、《论共产主义教育》等书。1955年9月，徐向前成为共和国元帅。

    20世纪60年代，陈昌浩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许多当年的老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又一次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历史责任。

    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魔爪的无情追击。1967年7月30日，“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以后，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和毒打，情知“罪大恶极”的陈昌浩在寓所红霞公寓里吞服大量安眠药后永久地睡去。后来，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的骨灰盒。陈昌浩之死，引发了党史上著名的“陈昌浩案”——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造成的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昌浩案”终于浮出水面。

    1980年8月21日，陈昌浩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徐向前主持追悼会，公开承认其为“我党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31年9月至1937年3月，他先后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鄂豫皖分局军委副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他在苏联翻译了大量政治书籍、文艺作品，并编了《俄华辞典》，对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增进中苏友谊贡献了力量。”“他长期从事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对传播马列主义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元帅逝世，这时陈昌浩的历史功绩越来越为人们接受。

    1997年7月，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在“陈昌浩”词条中，中国军方、学界公开承认他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并实事求是地指出：“1936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与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作战，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

    2001年11月7日，江泽民在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在此，江泽民实际上也高度评价了西路军的最高领导人陈昌浩。

    2001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功勋卓著英名永存——纪念徐向前同志诞辰100周年》一文，其中有：“1936年10月下旬，根据党中央、中革军委的部署，徐向前和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共两万余人的部队，西渡黄河，征战祁连山，以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西进的途中，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徐向前同志以其冷静的头脑、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率部同强敌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血战。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没有援军，西路军孤军苦战四个月，歼敌2.5万余人，最终未能免于失败。
   
    西路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成为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在此，西路军和陈昌浩的历史功勋事实上得到了更明确的肯定，并明确提出西路军失败是“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没有援军”，而不是陈昌浩个人的原因。在这一悼念徐向前的文章中，陈昌浩得到公开公正的评价，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五辑，本文作者夏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