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阳县跑马公社的“共产风”

2014-09-15 21: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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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阳县志·大事记》记载：1958年12月24日，中共当阳县委办公室发文介绍了该县长坂公社东群小队办集体食堂的“经验”。至年底，当阳全县盲目办起农村集体食堂2958个，居民集体食堂204个。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集中起来共同吃饭，的确是一个奇迹。而该县跑马人民公社在这个奇迹中有了更大的创新，用这个公社的党委第二书记的话说：他们那里一夜之间就由过去的“社会主义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不久前笔者走访了一批人民公社化期间在跑马（现改称半月镇）任职的老同志，他们回忆和讲述了当年在跑马人民公社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公社化运动在当阳

    阎光福（时任跑马公社龙台管理区总支书记）、李大福（时任当阳计委副主任）说：1958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化之后的公共食堂是在一窝蜂的情况下办起来的。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将建设人民公社上升到“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高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的高度，并且强调“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做好准备”。这样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至9月底，全国农村除西藏、台湾外，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58年9月12日，当阳县东风人民公社成立。这是当阳县成立最早的一所人民公社。此后，公社化运动在全县范围一哄而起。农村集镇、健全的区乡行政体制被废除，完善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被解组，以原区所属行政区划为单位，成立庙前、育溪（含育溪镇）、慈化、王店、河溶（含河溶镇）、跑马（即半月，因1957年跑马乡搞车子化在全国出名，将半月区改为跑马人民公社）和草埠湖人民公社。公社成立后，实行“政社合一”，并大刮“共产风”。全县原来31个乡，改为管理区，将经过调整后的304个高级农业合作社，一律改称生产大队，大队以下分2217个生产队。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

    在高级社时，允许社员保留的家庭副业也属公有。并实行“工农兵商学五位一体，家林牧副渔统一经营”的模式。在人民公社成立初期，还曾一度提倡“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在生产中实行团、营、连、排、班的建制，搞大兵团作业。在群众生活中，各大队办食堂，男女老幼同堂就餐。实行“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按月发工资实际未兑现）。在并村搬家时，小家禽、家畜也实行集中喂养，取消私有制，村民离开自己原有的住所时，只准许带生产工具、衣服被褥等，其他一律不带，粮食更不能带走。公社党委还提出了“苦战一昼夜完成任务，向县委报捷”的口号。对此，虽有不少党员、干部想不通，有意见，但不敢提。当时流行“拔白旗，插红旗”，怕提了意见被当做“白旗”批斗。但社员对并村搬家从心里反对，哭骂声不绝，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有些胆大泼辣的社员大骂干部。

    先锋村五个妇女坐在半月街上连骂带哭了一天。不少社员以毁坏农具，大吃大喝来发泄不满。搬家时，社员觉得房子、家具、其他物件都将不属于自己了，就将锅、盆扔在路上砸掉，将家具、木床当做柴烧，把农具弄断、弄坏当做废铁卖掉。还有社员更是杀鸡宰羊、喝酒吸烟。跑马管理区嵩山大队在搬家过程中，宰羊200只，杀猪60头，杀鸡3000只；大队支部书记李林涛带着民兵到社员家翻箱倒柜。这个大队共有450户人家，其中被翻382户，共翻出社员收藏的粮食2万余斤，花生400多斤，红薯1000多斤。那时，社员为藏粮食想尽了办法，他们分别将粮食埋在粪堆里或山坡下。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曾在其撰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谈到了当时跑马公社刮“共产风”的情况。书中说：湖北省当阳县跑马公社刮“共产风”时，更是发生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公社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带队到外地炼钢铁）在大会上宣称：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时，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一结束，人们就到街上商店去拿东西，去得早的多拿一点，去得晚的少拿一点，最后去的是一位教师，只拿了两筒蜡纸。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社员家的东西。别人的鸡，可以随便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来挖。甚至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因为马上就共产主义了，子女也成了大家的。这个公社只剩下一项还没有“共产”：老婆还是自己的。不过这一项这位公社党委第二书记也拿不准是不是可以“共产”，说还得请示上级。这种事，今天看来好像是天方夜谭，可这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荒唐的试验

    冯德满说：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群众生产热情，以及由于头脑发热导致的浮夸风，使我们一班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中国的生产力已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用不了多久就会超过英、美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就要在中国实现了。当时之所以如此看好人民公社，在没有什么经验、试点的基础上，全国一呼隆实现了公社化，也是看中它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当时有一首诗歌，叫做《人民公社是金桥》，诗歌是这样写的：“单干如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路一条。”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人民公社化后，除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当年所谓的粮食“卫星”所迷惑，以致主观地认为粮食已经很充足，到了多得吃不完的地步。

    “放卫星”是“大跃进”期间特有的一个名词术语。1959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在世界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受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启发，不少地方把自己制造的所谓高产典型都叫作“放卫星”。1958年6月12日，河南省遂平县农业首放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我省麻城也放出早稻高产36900斤的卫星，这使得不少地方搞起了高产试验。我和跑马公社党委第二书记、公社主任张天高（他在我们跑马管理蹲点）在跑马管理区景山大队也经历了这样的事。

    大队干部吴正忠家门口有一口近一亩面积的堰塘，我们组织社员群众把他的三间土墙屋一拆，把这些土墙砖（人们说土砖可作肥料）全部填在堰塘里，把三块田里已怀胎的稻谷（约3亩地），用铁锹一窝一窝带土挖来垒在这块堰塘改成的田里，计划收万斤粮。由于不通风，再加上稻虱严重，这里的水稻都枯死了，结果颗粒无收。还有半月管理区在胜利大队一生产队选了2亩地，深翻1米（据说小麦根系发达，可长3米深），施化肥1000斤，施农家肥100担，耙了10遍，下种500斤，计划收粮2万斤。试验过程中，这500斤种子分了好几次才播完。麦苗长出来后太密，就从邻近的几个大队运来细竹竿，用捆绑搭架的办法将倒伏的麦子扶起。后又调来10台喷粉器分班轮流向麦子鼓风。尽管如此，这2亩地最后仅收了二百多斤秕麦。

    在放高产“卫星”的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豪言壮语，诸如：“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粮食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张天高还和公社副主任付宝民跑到跑马管理区泰山大队办起了万头养猪场，没有大型的猪圈，他们干脆放开散养。这样猪就跑到田里吃谷子，社员们看到后十分心痛，就向公社干部反映，公社干部却说：“公社的猪吃公社的谷，天经地义。”由于猪太多，稻田损失严重，又有人向天高同志汇报，他表态说：“把猪赶到山上去喂。”来人说：“山上有老虎（当时山林未开伐，有狼和野狗）。”天高同志又说：“猪即便是被老虎吃了，那也是中国的老虎。”今天看来这都是一些荒唐的笑话。

放开肚皮吃饭

    阎光福、冯德满说：那时到处放高产粮卫星，于是，人民公社运动后兴办了公共食堂，是和供给制捆绑在一起的；当时没有公共食堂这个载体，供给制不能顺利推行；而不实行供给制，公共食堂也难以迅速普及。这样一来，“放开肚皮吃饭”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首先以跑马管理区泰山大队为试点，把这个生产大队的10个生产队并在一起，住在10队和3队（这两个生产队是面对面的两个湾子），办了一个大食堂，全大队共一千多人吃饭，同时办了两个小食堂，分别供敬老院的老人和幼儿园的小孩子们吃饭，社员家里的锅盆碗灶全部交公。大家都称之为“幸福食堂”。社员到食堂吃饭时，自己吃饭自己盛，要吃多少盛多少，既不要钱，也不限量。同时，公社党委还在半月集镇（公社所在地）上的供销社餐馆里办起了“流水席”的食堂，人们随到随吃，无论来得早晚都能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当时一些过路行人，如枝江问安、袁码头等地和县内各地路过此地的行人，都可以在这里吃饭。他们来了就吃，吃了就走；有时人家不吃，还劝人家吃，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不吃白不吃！公社领导还要求食堂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菜一汤，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

    当笔者问起食堂的粮食和蔬菜的来源时，阎、冯两位老人回答说，粮食从各大队调，蔬菜直接到地里去挖。当年人们对“吃饭不要钱”大唱赞歌。社员们还编出了一套“吃饭不要钱的好处”的快板词，上街头演出，唱词写到：“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开笑颜；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为什么心里越想越是甜？共产主义快实现！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可是，好景不长，这样的好日子没有过多久，到了那年底和1959年初，公社的粮食就不是多得吃不完，而是严重不够了，大家开始勒紧肚皮过日子。1959年，遇上百年大旱，全县粮食在1958年的基础上减产465万公斤，1958年粮食总产14100.8万公斤。丰产不丰收，主要是由于当阳县委发出了“大办钢铁”的号召，占全县80%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到石码槽大办钢铁去了。粮食、棉花、花生都烂在田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让学校停课，发动小学四至六年级的学生下田割谷、扒花生、摘棉花。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由于缺乏劳力，有人想出这样的办法：往花生田里放水，用犁耕，让花生漂起来，再用篓子去捞。结果第二年春节刚过，田里生满了花生芽，半月街上到处是卖花生芽的农民。

    由于粮食生产“放卫星”，各地纷纷向上级报告粮食大丰收，冯德满说：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时间下乡，在家里（指管理区办公室）电话都接不赢，全县到处在放“卫星”。粮食部门信以为真，在制定1958年到1959年底的粮食征购任务时，按照各大队增产报告，确定本年度征购数量，我们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只得打肿脸充胖子，把农民的口粮甚至留下的种子也充作征购粮，加之鼓吹“放开肚皮吃饭”，搞寅吃卯粮，多吃了不少粮食，且浪费严重，致使各地公共食堂没办多长时间就出现了粮食紧张。在1959年春节刚过，人均每天吃不到半斤粮食，社员们在食堂吃红薯、萝卜，仍填不饱肚子，只得回家捡冻红薯，刨榆树皮、桐麻树皮，搞黄金条叶子、豌豆叶子、棉花叶子、花生叶子、水草和粮食混合加工吃。1959年到1961年三年里，我们公社患浮肿病的群众有近千人，饿死了70多人。

    在后来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流行忆苦思甜，50岁以上的人都能听到这样的笑话：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在忆旧社会的苦时，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讲起了1959年、1960年、1961年那三年自然灾害年吃公共食堂的日子如何如何，弄得我们这些主持会议的干部哭笑不得。凡是当年吃过公共食堂大锅饭的人，一提起那段日子，很多人都心有余悸。

    1959年冬天，半月管理区副书记任新林带领社员修堤挑土，一次中午吃饭时，看见盛稀饭的木桶里还有一些米粒，便用手去桶里刮干净后往嘴里送。这事后来被张天高同志知道后，便在大会小会上批评他，说任新林的思想要批臭（指用手刮稀饭桶子，影响干部的形象）。可见当时干部和群众挨饿的程度。

纠正平均主义和“共产风”

    郭清粹（时任跑马公社副书记）说：当阳县委发现跑马公社的“共产风”事件后，很快报告到地委、省委和中央。当时公共食堂已经揭不开锅，干部群众思想混乱，人心惶惶。1959年春节后，县委派出刘学纯（后任跑马公社党委书记）、陈立志（后任跑马公社副主任）、张宗贤（后任跑马公社党委副书记）和我成立工作组，到跑马公社去纠正平均主义和“共产风”问题。临走前，县委副书记高福长给我们交待了任务。他说，跑马公社“共产风”很严重，过去一连串的胜利，把一些人的脑子搞热了，冲天干劲与应有的科学精神脱节，我们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们的教训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你们这次下去一定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按照省委和中央的精神认真解决“共产风”问题。我们县委工作组下到半月时，张天高同志已被县委送到省党校学习去了。我们工作组走村串户，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59年4月10日，我主持召开了千人大会，会场设在半月农业中学操场上。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搞公物还家，解决“共产风”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的所有党员干部和部分社员代表、社直单位的职工，以及镇上的居民。会议一开始，公社、管理区两级党委带头作检讨，承认错误，使大队、生产队干部很受感动。接着开始退赔。会上，县里和公社当场拿出现金25万元，分别退还给生产队。还当场退还了刮“共产风”时公社从大队、生产队刮来的数十台拖拉机、抽水机、动力机、各种运输车辆以及二百多件家具，与此同时，还退赔了部分群众在半月街上“无人售货商店”推走的3部苏式倒闸自行车。听到退赔和实物退还的消息后，群众的疑虑一下子消除了，生产的积极性顿时高涨了起来。

    这次千人大会召开不久，省委调研组牛厅长（省卫生厅）一行5人在半月作了多方考察，又听了我们公社新一轮领导班子汇报后，表态说：我们抓住了要害，解决了实际问题，工作搞得不错。后来，县委安排我和刘学纯、陈立志、张宗贤四位同志分别就地任职。由于县委及时指导，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这一闹剧才告结束。（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六辑，本文作者彭远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