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平
说起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人们并不陌生。
在《西行漫记》书前插页第27页上,有这样一幅注明为“傅锦魁”的红军干部照片:灿烂的阳光下,身材挺拔的他,身穿整洁的红军干部服,腰扎武装皮带,英俊的脸庞上露出浅浅的笑意,干净的头发向后整齐地梳起,潇洒精干,充满活力。自1938年2月上海复社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本《西行漫记》起,70多年来,该书经过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并出现了多种译本,总印数早已超过千万册,然而“傅锦魁”这个红军干部到底是谁,对广大读者来说却始终是一个谜。
其实,“傅锦魁”的真名叫胡金魁。因为他浓重的江西口音,斯诺1937年在《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著中将他的名字误拼成“FuChin-kuei”,导致后来各种中文译本都错误地译成了“傅锦魁”。在他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生背后,却蕴藏着一个“红小鬼”鲜为人知的人生传奇。
长征路上邓发介绍胡金魁入党
1937年5月,为纪念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周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驻地专门召集参加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尚存的部分同志合影。照片冲洗时,毛泽东专门在这张合影的上方题写了两行字:“一九二七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一九三七,九月,于延安城。”参加这次合影的共有18个人,前排坐在地上者左起依次为: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三、胡友才；后排站立者左起依次为:杨立三、陈伯钧、毛泽东、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金魁和贺子珍。
胡金魁,1906年12月4日生于江西峡江县戈坪乡流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岁时随哥哥到吉安学徒做工。1924年,他积极组织参加赤色工会,并当选吉安市缝纫工会委员。1927年,他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31年初,胡金魁被调到红十二军经理处任股长,不久又调任红军总司令部副官处科员。1933年3月,胡金魁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科员,后升任保卫局副科长、科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胡金魁所在的国家保卫局和军委后勤部门、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参加了长征。11月间,在部队前往贵州的行军途中,胡金魁经局长邓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指派胡金魁全程陪同埃德加·斯诺采访陕北苏区和红军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成立,博古任主席,下设七部一局。1936年1月宣布增设外交部,下设交际处。胡金魁1936年1月出院后,调任外交部交际处工作。而此时的外交部实际上由周恩来主持工作,外交部招待所所长是胡金魁,外交部秘书是王立人。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推荐下,斯诺开始了自己“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伟大历史之旅,即到陕北苏区采访。
与斯诺同行的还有年轻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博士。毛泽东指派胡金魁全程陪同斯诺在保安和到保安以西的甘肃边境进行采访。毛泽东告诉胡金魁:一定要搞好生活饮食,吃饱吃好,务必使客人感到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同时还要从各方面尽量满足斯诺的采访要求,帮助他解决困难,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一路平安、愉快。
1936年7月8日,斯诺抵达苏区前敌指挥部安塞县白家坪。在这里,周恩来为斯诺拟定了一张为期92天的采访苏区日程表和路线图,并接受了他的采访。按照周恩来的安排,胡金魁作为外交部的专使与保卫局干部李长林一起,陪同斯诺前往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北保安,住进了提前为斯诺准备好的外交部招待所。这是一间坐北朝南的房子,阳光充足,挂着当时保安罕见的洁白的新窗帘。斯诺对此十分满意。胡金魁后来回忆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每天给他安排小米稀饭、烤馒头、炒鸡蛋一类的食物,他总是吃得津津有味,还高兴地告诉我,他的体重增加了不少。”
7月15日,毛泽东在保安接见了斯诺。随后,两人就抗日战争问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问题进行了数次畅谈。在保安,斯诺先后采访了毛泽东、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张闻天、陆定一、李克农、杨尚昆等他能采访的红军干部和战士。在保安采访一个月左右,斯诺一直住在招待所里,生活上由胡金魁负责招待。而实际上这个时候,招待所里的“外宾”极少见,自然他也就成为招待所所长胡金魁最尊贵的客人了。胡金魁除了要安排好斯诺的住宿之外,还要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密安排好斯诺的饮食,每天都要给他调剂小米粥、烤馒头、炒鸡蛋,尽量翻新花样,让毛泽东的这位“外国客人”吃得有滋有味。
在斯诺的眼中，胡金魁把他“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
在采访了众多高级将领和红军干部战士之后,斯诺希望毛泽东向他讲述自己的革命历程和人生传记,并“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但毛泽东认为他“个人是不关重要的”,没有同意。最后,毛泽东建议他先到宁夏红军的前线去采访。当时那里有国民党军包括马鸿逵的20万大军与红军对峙,战斗频繁。斯诺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1936年8月下旬,他们出发了。一路上,胡金魁和李长林陪同斯诺骑马西行,不受任何限制地采访了红军将领、士兵和农民群众。同行的还有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后来王汝梅也加入进来。
在前往红军前线采访途中,斯诺曾经有过“打退堂鼓”的打算。途中访问吴起镇后的一天中午,斯诺了解到国民党军即将发动对苏区另一次大攻势,于是产生了到国民党占领区即兵力较强的一方进行报道的打算,对是否去红军前线向吴亮平表示了犹豫。吴亮平劝他说:你不去我们红军的前线,你会后悔的！你这次采访也是不完整的。而胡金魁则以生气来激将,对吴亮平大声说:“我看哪,干脆你陪他回去,我一个人去前线。”胡金魁这么一生气,反倒让斯诺想通了,决定继续前进。胡金魁还是一个人在那儿生闷气,斯诺走到胡金魁身边说:“傅同志,走！带我去前线！”胡金魁这才露出了笑容,带领斯诺继续向西边的红军前线指挥部奔去。
后来,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七章“去前线的路上”中写道:“我当时是同傅锦魁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线。像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傅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里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从保安出发两个星期走了200公里,终于快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宁夏预旺堡了。驻军看到一队人骑马朝他们奔来,其中一个认识胡金魁,赶紧下马向胡报告说:“彭总正在等候你们！”随后,大家快马加鞭,见到彭德怀率一行高级将领正在司令部门外迎候他们的到来。
在宁夏前线预旺堡,斯诺采访了彭德怀、李富春、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陈赓、张爱萍、杨成武、杨得志、萧华等著名红军将领。陪同斯诺在红军前线采访的过程,给胡金魁留下了美好而又难忘的人生回忆。大西北的夜空是很清新的,因此,斯诺特别喜欢露宿。在星光下,他常常和胡金魁们畅谈到深夜,而且总是谈得那样的诙谐、乐观。记得有一次,当他谈到他来苏区采访,国民党造谣说到苏区去共产党是要“剥猪猡”时,他乐呵呵地告诉胡金魁:“我倒真感到了游子如归,自由无束哩。一路上,你们怕我喂了狼,夜夜陪我露宿。我这个‘外国佬’一点也不孤独,不寂寞,更不必担心‘剥猪猡’。”
9月7日,在红军前线采访一个多月后,斯诺、马海德和吴亮平、胡金魁、黄华在宁夏预旺堡兵分两路。马海德由黄华陪同随部队前往甘肃,去亲眼看一看红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三军会师”的伟大场面。而斯诺则由吴亮平和胡金魁陪同,起身赶回保安。
从宁夏、甘肃前线返回保安的路上,斯诺与胡金魁骑着马一路上有说有笑,他们早已是好朋友了。斯诺说,这次没有见到朱德总司令很遗憾。胡金魁告诉他:朱总司令很快就会回来和我们会师的,你不能再等一等？斯诺说:不行,我妻子佩格来信说她已经到了西安,正准备到保安来,我得回去接她。胡金魁开玩笑说:哟,还是老婆重要哟！他们从甘肃河连湾南下的路上看到一队少年押着两个被俘的民团匪首,斯诺以为他们就要被枪毙了,就去问胡金魁。胡金魁摇摇头说:“我们不杀俘虏,我们教育他们,给他们悔过的机会,他们许多人后来成了很好的红军战士。”
回到保安,斯诺又住进外交部招待所,生活依然由胡金魁负责安排照顾。
分别时，斯诺送给胡金魁一只圆形挂、座两用表和一支派克笔
经过近两个月的采访,斯诺感到所收集的材料可以编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了,但是还缺少毛泽东的传记材料。
1936年10月8日前后,胡金魁带来了毛泽东请斯诺前去谈话的邀请。斯诺有点不敢相信:“真的？”胡认真地说:“真的！不是真的,难道还有假？我们红军没有说假话的。”这天,毛泽东兑现了他的诺言,一连花了十几个晚上,在自己窑洞里那昏黄的烛光下向斯诺讲述了他的“自传”。
1937年,斯诺把毛泽东的“自传”以第一人称形式在美国《亚细亚》月刊7月号至10月号上连载。同年8月,经上海复旦大学《文摘》主编孙寒冰介绍,由汪衡翻译为中文发表；同年11月,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单行本图书《毛泽东自传》。1938年2月,斯诺又将其收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中,在英国出版。
在保安,斯诺参观了红军大学、红军剧社,观看了红军战士和“红小鬼”的演出。他还采访了博古、林彪、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耿飚、伍修权等红军高级将领和李德,和他们一起打篮球、打网球、打桥牌,还和他们一起用可可粉制作咖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胡金魁回忆说:“斯诺带的东西很多,有好几部照相机,大量的胶卷,许多必用的书报杂志和笔记本,一共有几麻袋,我们专备一匹马给驮这些东西。采访中,他自己累得满头大汗,却经常翘起大拇指夸奖我们为他分担了重任；我们当然更是感谢他远涉重洋、不辞劳苦到大西北来采访,宣传红色中国,介绍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而在斯诺眼里,胡金魁“具有大学毕业生的文雅、沉着风度,但他却是一个完全自学,或者说是由红军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为人幽默、有耐性、机警和勇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四五年前,他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工厂工人”。显然,斯诺对这个“红小鬼”的成长,感到十分惊讶和佩服。其实,1936年,胡金魁正是而立之年,整整30岁了,已经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镇定自若的第一代红军外交官了。
和斯诺朝夕相处两个多月,胡金魁和斯诺成了好朋友。斯诺还给胡金魁照了很多照片,除了美国《生活》杂志1937年2月号发表的那张单人照之外,斯诺还留下了自己和胡金魁、李长林三人一起骑马的合影。斯诺告诉胡金魁,他在红色中国的采访,找到了“东方魅力”的故乡。1936年10月底,斯诺结束了在红色苏区的采访行动,胡金魁负责为他送行,他们在洛川依依惜别。告别时,斯诺请胡金魁在他的笔记本上签下了他教的英文签名,还送给胡金魁一只圆形挂、座两用表和一支派克钢笔。胡金魁说啥也不肯收下。斯诺说:“这两件东西对你学习、工作都有用,你一定得收下,我一到那边（指白区）就会有的。”胡金魁非常感动,收下了两件珍贵的礼物,并一直珍藏着,它们陪伴着他走过了难忘的战争岁月。
负责接待并陪同斯诺访问红色苏区的往事,是胡金魁人生中最难忘的记忆,也是他在陕北完成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但他对此始终守口如瓶,即使在子女面前也从不谈及。《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西行漫记》在中国出版后,将他的名字译成“傅锦魁”,他也从未向任何部门提出任何修改意见。直到后来各种史料陆续公开,胡金魁的子女们才知道父亲接待和全程陪同斯诺采访的往事。而当孩子们向他求证时,胡金魁只淡淡地说:“书中（指《红星照耀中国》）将外交部公开了,当年我们说好的,对外要保密,只说是招待处的呀！”然后依然缄默不语。
1982年春,纪念斯诺逝世10周年的“斯诺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访的斯诺的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与重病中的胡金魁愉快地见了面,一起畅谈往事。后来,病榻上的胡金魁在夫人杨湘君帮助下,回忆整理了《我和斯诺》、《斯诺和红军》、《斯诺前来寻找东方魅力》等文章,发表在《长江日报》等报刊上。
从1936年10月起,胡金魁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陕西洛川、三原联络站站长,负责做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部队的统战工作,并负责为边区部队筹集物资、药品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刚刚于10月底接待完斯诺的胡金魁,因为有在陕西洛川、三原联络站负责做东北军和西北军部队统战工作的经验,奉命随同周恩来前往西安。
胡金魁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周恩来,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分别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基层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
西安事变后,胡金魁再次回到外交部。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组建。胡金魁任交际处处长。在任期间,胡金魁接待了许多投奔延安的热血革命青年和各界著名人士,如丁玲、舒湮等,还接待了诸如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柯棣华等众多国际友人。
蒋介石任命胡金魁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叶挺送胡金魁五支驳壳枪
1938年5月,胡金魁奉命南下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六七月间,周恩来指派他回到家乡,到南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工作,任副官处副处长。
当时,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公开的、合法的机构,工作由黄道主任负责,下设秘书处和副官处。秘书处处长是李家庚,副官处处长是吴法有。1939年初,吴法有调新四军军部工作,胡金魁接任副官处处长。办事处下设一个警卫连和一个便衣队。副官处的工作是“送款子、送弹药、送干部”,也就是承担为新四军军部筹集军需物资和枪支弹药的任务,主要是筹集军饷、被服、日用品、药品和枪支弹药,以及输送抗日青年和干部到新四军、八路军工作,同时与国民党三战区长官部保持直接联系。
1938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一周年时,南昌人民举行有几千人参加的游行纪念大会。当游行队伍行进到洗马池时,国民党特务故意滋事,突然高喊“打倒共产党”,于是队伍中也有人喊“打倒国民党”,双方发生了冲突,打了起来。国民党特务和警察局以此为借口,冲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队伍,并逮捕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主持大会的抗敌后援会主任许德珩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办事处主任黄道派胡金魁前往警察局进行交涉。最后,警察局局长黄光斗在胡金魁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在释放办事处人员后公开赔礼道歉。
1939年3月中下旬,日军大举进攻南昌,国民党慌忙撤退。25日,日军3个步兵师团攻入奉新、安义、永修县境内,直逼南昌城。当日深夜11点,在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工作的地下党员黄贤度,得知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蓄意借日军兵临城下的时刻,将密令国民党宪兵八团借口征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四辆华侨捐赠的汽车,在深夜包围、捣毁办事处,便立即秘密打电话通知黄道。得知情报后,黄道带领胡金魁等20多人紧急行动,清理文件,于当日深夜12点乘“上海煤业公司救护队”的汽车撤至向塘,再换乘火车到横峰县。29日,南昌沦陷。黄道和胡金魁带领办事处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在途经金华时,遇到周恩来从军部回重庆。随即,他们陪同周恩来到上饶。在上饶,他们随周恩来到盘石监狱,看望被国民党无理逮捕的新四军温州通信处的8名工作人员,并找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交涉释放政治犯问题。在上饶逗留两周后,周恩来带领黄道和胡金魁等办事处20多人乘车到达吉安,视察抗战情况。
5月上旬,黄道和胡金魁等带领办事处20多名工作人员由三角滩迁往上饶。在途经铅山县河口镇时,黄道因为染病,住进河口新生旅社,后又转到大同旅社就诊。此时,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河口留守处因为叛徒告密,受到了很大破坏。黄道赶紧派胡金魁带几个通信员到上饶去找驻地。三天后,等胡金魁风尘仆仆地赶回河口时,黄道已不幸遇难。原来国民党特务买通国民党第三战区重伤医院医生,借治病之名趁机给黄道注射了毒药。胡金魁怀着悲愤的心情安葬了黄道。6月初,胡金魁等人转移到上饶十里埠的庙宇,继续战斗。
黄道牺牲后,周恩来致电蒋介石,由蒋介石亲笔签署了任命新四军上校胡金魁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的委任书。在十里埠住了三个多月,胡金魁于10月又带领办事处工作人员,搬到离上饶城三华里的下滩头村一个地主家里。胡金魁还专门请人用正楷字书写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驻赣办事处”的牌子,挂在大门口。
办事处搬到下滩头村后,形势更加紧张。胡金魁回忆:“当时,办事处周围摆摊子的、补鞋的很多,其实都是特务。我不怕他们,有时我还问问他们每天能赚多少钱,但没有明问他们每个月领多少特务津贴。”
在这里,胡金魁还亲自接待过叶挺和夫人李秀文,以及袁国平、曾镜冰等人。他回忆说:“其间,叶挺来过上饶,住在旅馆里,随身带个照相机,曾到我们办事处指示工作,并给办事处五支新的双保险驳壳枪,我拿了一支,四个警卫员四支。”叶挺来上饶主要是到第三战区长官部交涉被扣压的3600支手枪问题。经叶挺义正词严的据理力争,顾祝同不得不将扣压的手枪如数交还给叶挺带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叶挺亲自赠送给胡金魁五支驳壳枪。
最早获悉并报告皖南事变情报的人
1940年底,形势更加严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已经无法在上饶立足,军部也来电要办事处撤回去。胡金魁说:“那时候,我们办事处要钱要器材,是找三战区第五军需局的,所以知道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情况。我一个月,最多两个月就要回新四军军部一次,汇报请示工作。”就在这个时候,胡金魁从国民党第五军需局震惊地发现国民党将用7个师的兵力包围袭击新四军军部的动向。他立即用特别紧急电报向新四军军部报告,是最早获悉并报告国民党顽固派将发动皖南事变情报的人。这份特别紧急的电报,胡金魁曾连续四五次不断地发往新四军军部,但均未得到军部高层领导的重视。
1941年1月3日夜12时,胡金魁奉命带领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撤离上饶。撤离前,胡金魁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各项工作,尤其关心电台和机密文件的安全。白天,他还冒着极大危险亲自去第三战区第五军需局领取了新四军最后一批13万元的军饷。他回忆撤离的情景时说:“除了驻赣办事处那块牌子仍挂在大门口外,所有的东西都装上了汽车,连同全部工作人员一起打后门乘汽车走了。”
路上,胡金魁要求司机尽快加速,能开多少迈就开多少迈,自己则身着新四军上校军服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当夜急行100多公里到达屯溪,遇国民党宪兵哨卡。随行人员出示了办事处的证件,而胡金魁端坐在车上,宪兵敬礼放行了。汽车继续前进,一直开到距军部50公里的太平县联络站时,才得知太平县已经有国民党两个师向军部实施包围。
5日晨,胡金魁身着上校军服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几个民工挑着办事处的物资紧跟其后,警卫员背着13万元军饷,向军部急行军。穿过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后,胡金魁带领大家在铜山徐遇到军部前来接应的特务团团长刘培生。刘对胡说:“我们在这儿等了两天了,刚才还打了一仗,消灭敌人一个班。你们太危险了！赶快下山！”于是,他们急行军,终于在下午5点多钟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茂林。胡金魁将13万元军饷和办事处的所有资产、印章和文件移交给军部军需处。吃过晚饭,叶挺打电话要胡金魁去汇报情况。胡金魁说:据我了解,国民党反动军队可能用七个师包围了我们。他还将在上饶出发前其他情报以及路上看到、听到的情况,向叶挺、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等新四军领导作了详细汇报。会上,有人还是不相信,说:天上掉下来七个师？你听到的是谣言。汇报一直持续到深夜12点,胡金魁回去休息时,看到通知:明早4点起床,5点出发。
6日晨,胡金魁随新四军军部北上,刚走了十来里路,战斗打响,皖南事变爆发。
9日晨,叶挺把4个团长和胡金魁找去开会,主张坚决地给予还击。叶挺激动地说:“同志们,你们是要死还是要活？”大家回答:“要活。”叶挺说:“要活,就打！除了米袋外,其他东西都丢掉！”于是,叶挺亲自指挥部队,一边打一边向江北突围。
10日,新四军军部任命胡金魁为列队参谋,一直跟随叶挺英勇奋战。
12日晚,敌人占领了军部驻地,军部突围受挫,向山上撤退。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叶挺下山谈判,遭扣押。
胡金魁和军部其他同志仍坚持在山上进行战斗。13日下午,他在山里遇到了项英。当晚,他们一起欲从这个山头突围时,被敌人发现,对不上口令,敌人开枪了。队伍不得已撤下山,他与项英等人再次失去了联系。胡金魁的警卫员陆云火也与他们走散了。队伍向十景坑方向撤退,转移到铜山徐,一面依靠群众隐蔽在山中,一面设法与地方党组织联络,准备突围。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他们见到了当地特委书记胡明,并一起商量突围和收容安排打散的新四军官兵的办法。最后,大家决定:排以下战士劝他们暂时回家或找老百姓家隐蔽；排以上干部等打听到江北新四军七师的地址后,伺机突围。
直到3月底,他们在坚持了两个多月后,终于抓住机会开始了突围行动。突围前,他们经研究决定,留下两名干部,与胡明一起开展地方游击战。
作为突围部队的党支部书记,胡金魁和罗湘涛一起带领45名幸存的排以上干部,白天在山上隐蔽,夜晚突击行动,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奋战,终于安全渡过长江,胜利突围并找到江北新四军七师,于3月底抵达在盐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
在山沟里，用陈旧的设备，印出了一流的钞票
皖南事变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新四军在盐城组建了新的军部。1941年下半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根据中央“华中各地应急速成立银行,发行边币”的指示,在南方根据地组织成立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对外称华光公司。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长朱毅、副部长李人俊分别兼任银行正、副行长。组建印钞厂,责任重大,陈毅和刘少奇亲自找胡金魁谈话,要求他担任华光公司的督导主任。此后,胡金魁先后担任了新四军江淮印钞厂副厂长、厂长、党支部书记；华中印钞厂厂长、华中印钞厂总管理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华中银行和山东北海银行合并后,他又担任了两个地区印钞厂的总管理处主任。
组建印钞厂,必须要有专门的印刷设备和印刷专业技术人才,尤其是雕版技术人才。为此,胡金魁和时任苏北行政委员会保安处督察长的吴福海一起,奉命前往上海,物色技术人员和采购机器、物资等。通过熟人,他们找到了印刷专家柳溥庆。柳听了吴、胡的介绍后非常高兴,立即答应到根据地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随后,柳溥庆跟他们来到了根据地。经商议,以华光公司名义开办印钞厂,柳溥庆任经理,其弟柳培庆任副经理。地址就选在江苏东台县裕华镇,新四军还配备一个营的兵力担任警卫工作。
不久,一批专用印刷设备和技术人员陆续从上海抵达根据地,而由柳培庆在上海秘密精心雕刻的江淮银行一圆的雕版也已经运到。可就在印钞厂准备开工印刷时,日军前来“扫荡”,印钞厂在短期内不可能开工,不得不将设备拆卸、掩埋,人员也随之转移,并留下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与地方共同组织抗日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
1942年7月1日,印钞厂转移到苏北阜宁县羊塞镇第二次开工,正式启用“江淮印钞厂”厂名,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印钞厂改由李人俊兼任厂长,胡金魁任副厂长兼党支部书记。陈毅军长和张云逸副军长等新四军军部领导参加了开工典礼,还带来了慰问品。在开工典礼上,陈毅还向全厂人员作了动员讲话。他说:“我们有‘两个胖娃娃’,一个是兵工厂,没有枪炮就找它；一个是印钞厂,没有钱花就找你们。以后,找你们要钱可不要小气啊！当然,我们要节约哟！”
江淮银行是刘少奇于1940年二三月间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工作时,在淮南路东江北指挥部所拟,到盐城后经与陈毅研究后确定的。1941年11月,江淮银行在海安成立,钞票背面的英文签名“胡服”由刘少奇亲笔所签。这是江淮印钞厂第一次出钞,盛况空前。其中一圆券铜版凸版印刷,十分精美,深受根据地人民的喜爱。陈毅再次视察时高兴地说:“你们在山沟里,用陈旧的设备,印出一流的钞票,真不简单！”这样的环境也只持续了几个月。1942年,日军调集了数万日伪军,向淮海、盐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印钞厂又一次被迫停工、转移。
抗日战争时期,印钞厂正处在日军“扫荡”最为残酷的地区,经常遭到敌人的袭击,生产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胡金魁带领这支既无作战经验,又大多来自大城市的印钞工人,采用游击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时而乘船下海,时而深入湖荡。战斗中,胡金魁首先考虑的就是一定要保护好印钞厂这些来自大城市的技术工人,把他们进行妥善安置,自己则率领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工厂警卫武装人员,一边与敌人打游击,一边坚持生产。
解放战争时期,胡金魁凭一部电台和上级保持联系,领导一个加强警卫营和工人纠察队保卫工厂。他多次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有条不紊、机动灵活地指挥着五六个工厂,二三千名职工的生产、分散、转移,再集中、再生产。
许多年以后,胡金魁领导新四军印钞厂战斗的故事,被他的战友们自发地记录下来,写成了《抗币风云录》一书,集中展示了他极其宝贵的领导艺术和闪光的人格。胡金魁去世时,分散在上海、昆明等地的印刷厂、印钞厂的老战友、老工人们依然没有忘记他,有六七十人联名发来唁电。
1947年11月,胡金魁跟随陈毅、粟裕大军进军豫皖苏,为解放开封作准备。从这年11月至次年8月,胡金魁作为南下干部长江支队成员,担任淮海大队政委兼大队长,率队南下。开封解放后,1948年8月至1949年6月,胡金魁担任豫皖苏工商管理局副局长、经理,兼任开封市中州银行行长。
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统战、政协工作三十二载，不求名利坦荡一生
武汉解放后,胡金魁南调汉口。1949年6月至1950年10月,他担任武汉中国人民银行监委（政委）,主要负责对接收的国民党人员的思想改造和开展金融市场的斗争。
1950年10月,胡金魁担任中南局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兼中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这个时期,胡金魁主要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其实早在1936年,他在洛川、三原和西安事变时,他已经开始作这方面的工作了）,多年来他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忘我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工作中,胡金魁始终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掌握好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他说:“人所共知,民主人士中大部分是地主阶级出身,还有一部分则由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又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其中部分人士过去参加过民主活动,对党是有贡献的,我们在运动中应该保护他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掌握党的具体政策,以树立人民民主的优势,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当时有人不顾党的政策,主张打倒一切。在中南局统战部内部的“三反”中,有人提出要把处级干部全部打倒,胡金魁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经过激烈斗争,才避免错误的发生。特别是在“五反”运动时,争论更多,有的认为应将资本主义工商业一齐没收。而胡金魁始终正确地划分敌我界限,区别对待,保护了一批应该保护的人。对曾经帮助过中共的民主人士,胡金魁始终怀有感激之情。曾有在运动中险些落难的资本家母女因走投无路,竟把一盒珠宝放在胡金魁这里。风头过后,她们才取走价值连城的宝物。她们不由自主地对在危难中毫不犹豫帮她们渡过难关的胡金魁鞠躬致谢,胡金魁却认为是她对共产党有恩在前。
胡金魁曾有两次调中央机关工作的机会。一次是由金融系统调至中南局工作时,央行总行希望他到总行工作；一次是1954年中南区撤销时,中央领导有意调他到北京工作,但都被他婉拒了。他说:“我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还是留在基层吧。”于是,他就留在了武汉,一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后省人大常委会成立,又同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至去世,他在地方一干就是32年。
在担任湖北省委统战部主要领导期间,胡金魁认真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他虽身陷逆境,仍忍辱负重,坚持党的原则,抵制“四人帮”及其一伙的倒行逆施,力所能及地排除干扰,严肃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关心并保护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为维护党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的威信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得到了海内外诸多民主人士、港澳地区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敬重。在“文革”结束后,湖北省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亟待整顿、重建。当省领导就省委统战部长人选问题征求部分党外人士意见时,这些“红色资本家们”异口同声地迫切请求胡金魁同志连任。胡金魁是当时最早恢复领导工作的干部之一,每次去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议,香港《大公报》总编费彝民都要专门前来看望他。如果胡金魁因病请假未到京与会时,费彝民或者待大会结束后自己专程来武汉拜访,或者请其他香港人士来汉看望。1982年春,香港工商会主席王宽城访问武汉,在与胡金魁见面时还专门提到费彝民的嘱托,这也是胡金魁生前最后一次会见港澳著名人士。
胡金魁说起话来总是平静舒缓,不急不火。但工作中,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敢于挺身而出,果断决策,坚决捍卫人民群众利益,深得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上世纪60年代初,他作为省人大代表团的副团长,来到襄樊、枣阳视察,先在县城住了几天。农民不干了,找上门来,拉着代表们的手说:“你们不能只住在城里,去村里,去我们家看看吧！”胡金魁去了,农民无粮可食的危机情况震惊了他,也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当晚,他奋笔起草电文报告,如实向省委反映了农村、农民的疾苦,在本不应由他签名的电文上毅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作为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胡金魁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曾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邓发、叶挺、陈毅、项英、毛泽覃、张云逸、粟裕、李富春等党、政、军多位高级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党的工人运动、武装斗争、政治保卫、外事接待、国共和谈、联络情报、金融经济工作,又在统一战线、人民政协等多条特殊战线上发挥作用,写下了传奇的人生。在他的履历表上“证明人”一栏中,依年代顺序赫然写着上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但他从未把这些资历当作资本来炫耀,从不将这些传奇当作功劳来宣传。他对自己的人生经历保持缄默,更不居功自傲,对党的机密更是自觉地毕生守护,一辈子就像一棵小草一块泥土,不招人不吭声,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生命和岁月。
自参加革命后,除1938年为父亲和祖父修坟立碑曾回过一次老家住了一天之外,胡金魁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毕生为党为人民工作,真正做到了四海为家。胡金魁与前妻牟卫昌于1937年结婚,并一同由延安南下。牟卫昌是四川人,也是长征干部,1941年在反“扫荡”的残酷战斗中,生下第二个孩子后病逝。他们的一女一子,因战争分别留在了上饶、盐城的老乡家里。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找寻失去的孩子,后来才知道两个孩子一个被日军飞机炸死,一个遭反动派杀害。1945年,胡金魁和杨湘君结婚,共生育五个子女。杨湘君1938年参加地下工作,1939年13岁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6岁参加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1947年,孟良崮战役胜利后的第三天,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没过几天,杨湘君在月子里就奉命带着两个孩子辗转到胶东。四个月后,因敌人包围胶东,她又单独带着两个孩子与其他同志们一起,带领印钞厂的部分工人从威海突围,强渡渤海,经大连、丹东,转移到临江。第二年初夏,她又奉命折回鲁中。这一来一去真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一个女性带着两个幼儿,其中的艰苦可想而知。有一次在沂蒙的深山老林中夜行军,两个孩子一头一个装在筐子里,请民夫挑着。谁知走着走着,一头的筐子空了,小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怎么办？这可是在打仗啊！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情影响了战斗任务,杨湘君含泪对随同的警卫员说:“不能掉队啊！走吧！”警卫员王克平坚持一个人折回,终于在一个山坡上听到了婴儿呜呜的啼哭声,原来小襁褓被挂在了山坡的一段树枝上。
平时默默无语的胡金魁,是一个勤于思考、善于学习的人。1963年夏,胡金魁带着两个女儿,踏上了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即南昌、吉安、井冈山、瑞金以及南京、杭州、上海等地。这一趟红色之旅,不经意中透露出他几十年深藏在心中的对逝去亲人的眷眷思念。
胡金魁的人生里程隔一段都与黄金和财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要么是为红军筹集资金,要么是携带新四军专款奔走在皖南,要么是做印钞厂的厂长专门制造钱币。可以说,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他与钱离得那么近,然而,他自己却一生为官清贫,生活简朴。早在红军初期,他甚至就提出不领兼职的工会薪酬！从供给制到薪水制,胡金魁官升8级,而他的存折上临终前只悄悄留下200元钱,作为儿女送他部分骨灰回家乡的路费。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胡金魁嘱咐简办丧事,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1982年7月23日,胡金魁在武昌逝世,享年76岁。他的遗照和重要遗物则由南昌江西省革命纪念堂用专柜永久珍藏。遵照他的遗愿,一部分骨灰撒在了江西家乡的峡江之中,另一部分与夫人杨湘君的骨灰同撒在夫妇俩工作了几十年的武汉市青山附近的长江。
2010年10月,他的家乡江西吉安峡江县委派人来武汉,拍摄了他的生平纪实电视专题片。不久前,这个片子在走出过众多红军战士的吉安市评选出的16个佳片中获得唯一一个一等奖。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胡金魁,一个鲜为人知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他高贵的品质和无私的革命精神,与江河同在！一位从延安走来的老诗人为胡金魁题词曰:“从山从海若山之坚凝海之宽厚,如松如竹含松之劲遒竹之正刚。”（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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