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年代  激情的岁月

2014-09-15 21:48:20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谢再安

    我于1965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机电系，分配到武汉长江汽车分公司，在长春一汽工厂设计处报到。陈祖涛处长对我们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要建10万辆规模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厂址初定湖南，你们200多人是首批进二汽的工程技术人员，在一汽培训。听后，我们非常激动，觉得有良机参加全国最大的汽车厂建设，定有用武之地和作为，又能回家乡工作，心里乐滋滋的。当组织部门征求我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挑选到汽车的心脏——一汽发动机厂实习和培训。从此，我在二汽一干就是30多年。回忆过去，往事一桩桩、一件件都涌现在眼目。

文革高潮设计忙

    1967年春。我任动力员时，二汽发动机厂筹建组组长、一汽发动机厂厂长毛德犹安排我去武汉华中工学院（以下简称华工）代表二汽参加曲轴动平衡自动线的研制工作，并嘱咐：这是国防科委下达华工和二汽的科研任务，为二汽提供先进的装备，是关系到今后二汽发动机厂生产和质量的大事，一定要主动积极地配合完成任务。当时，我对动平衡测量理论和数控去重技术一窍不通，感到压力很大，只有边干边学了，决定虚心地向华工老师学习。
到武汉时，正是“文革”高潮，师生停课闹革命，但主管设计的老师仍坚持在实验室工作。当批斗湖北最大走资派王任重书记时，造**派命令全部参加，我们也不敢违令。大家担心试验工作迟早会受到冲击，因此，当完成单头自动去重模拟试验后，我们立刻离开华工，于6月中旬赶到上海试验机厂。上海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更不安宁，工厂大字报、大辩论、大批斗乱哄哄的，但厂领导很重视，立即给我们安排住宿和办公室，总算有了根据地。
    在上海市机电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立即组成两个三结合：设计单位、制造单位与使用单位三结合；领导干部、设计人员与技术工人三结合的联合设计班子。为赶时髦，顺潮流适应形势需要，将设计班子命名为“二汽曲轴动平衡自动线战斗队”。上海试验机厂任队长，华工和二汽任副队长，成员厂还有上海第五机床厂、上海电器开关厂等五个单位设计人员约14名，设计高峰时，战斗队员达40人。除个别老工人外，其余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设计工作总指挥葛继覃和彭纪钢老师也不到30岁。战斗队的任务：完成自动线一条（5台单机4个机械手）和线外3台单机的全部设计和电子线路试验定型，并完成投产前的技术和物资准备工作，要求赶在二汽投产前自动线出厂调试完毕。战斗队下设三个组：总体设计（含机械手）组；机制液压组；电气组。我分在电气组，具体负责两台组合机电气、仪表停电记忆线路、印刷线路的设计和有关试验，同时兼顾面上工作，重点学习和掌握自动测量和去重理论及维修技术。
    7月，战斗队的工作全面展开。时处三伏天，烈日炎炎似火烧，白天工作，个个汗流浃背，没有人叫苦。尤其进入制图阶段后工作更为困难了，开电风扇图纸满天飞，不开风扇吧，人人汗滴桌上图，只有停一停，吹吹风扇凉快一会再干。
    晚上睡觉更成问题，厂里没有职工宿舍，我们都住在工厂仓库里。仓库没有窗户，只有气孔，晚上进屋宛如掉进蒸笼里，又热又闷，没法睡。有的老师风趣地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上房顶睡觉，上面宽敞、空气好，风呼呼的多凉快呀！”名牌大学的老师、清华的高才生搞科研，住仓库，睡房顶，只有在革命年代才能做到，也只有在革命的年代才能发生。
    10月，设计工作进入高潮。制图工作量相当大，仅机械装配、零件和电子线路原理图及印刷线路图就有好几百张。华工领导派来10多名毕业实习生和部分老师共20余人协助工作，此时队员人数近40人。上海的秋天和初冬不冷不热，正是突击工作的时候，效率很高，设计工作进展很快，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文革”浪潮滚滚而来，又冲击到战斗队。首先是华工造**派受7•20事件的影响而发难，认为我们身处桃园，脱离革命队伍，与全国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极不相称，几次“勒令”华工全部师生返校闹革命。有个别的队员思想也开始动摇，弄不好研制就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队里讨论怎么办？多数同志认为，我们不是陶渊明搞隐居，而是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和建设二汽都是毛主席定的，是国防科委下达的任务，队员是各单位领导委派的。造**派头头就算是“临时颔导”，还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更何况当时全国形势是“东风吹，战鼓擂，大乱时期谁怕谁”。因此，队里决定不予理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战斗队成员上试厂的杨某某被该厂的造**派突然押上主席台坐飞机。1967年秋，来上海会审设计方案的一汽机动处副处长徐见闻回长春后不久被隔离。消息传来，我们都非常同情和遗憾，他曾给全体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他的意见，华工改进设计方案，简化线路，他在我们设计的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华工老师都非常钦佩他，认为他对我们研制工作是有贡献的。特别是我们尊敬的毛厂长被隔离后，对我们工作的影响最大，我好像断了线的风筝，迷失了方向。一连串的事弄得队里人心惶惶，但是我们始终坚守岗位，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也不因平时加班加点可在家多呆几天，都严格按国家和厂里规定执行，老师的寒暑假也不休息，大家都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这在“文革”无政府主义时期一般是难以做到的。
    1968年8月设计工作基本结束。华工多数师生返校，华工主管设计的三名老师和工厂技术人员留下，继续完成设计扫尾工作，同时配合工厂作好投产的准备工作。10月，线外单机进入制造阶段。1969年6月曲轴总成动平机开始出厂调试；1971年底自动线和线外单机全部到厂，安装调试顺利，运行正常。检查零件符合工艺要求，剩余不平衡量均在100克／公分以内。战斗队，尤其是华工的老师三年多的辛勤劳动所付出的心血汗水，为我国在科技领域中填补了一项空白。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为二汽建设做过的无私贡献。
    1980年在二汽机动处高安生工程师的主持下，对自动线的电气部分进行改装设计，用中小规模集成元件取代原来的晶体管，简化电子线路，减少大量的印刷线路板和焊接点，降低了故障率，进一步提高自动线工作的可靠性。

验收磨床自增压

    1979年，我在发动机厂动力科任技术组长时，厂里决定让我出国配合验收设备。6月12日，随厂副总师顾永生到北京第二次与日本公司进行技术谈判，确认我方对数控磨电气设计方面提出的基本要求，从安装维修考虑日方必须提供的图纸资料，并提交书面资料清单。日方表示理解，同意尽量提供。
    在会上，因日方派人到二汽负责指导安装调试问题发生分歧，商务谈判时决定请日方派人到二汽负责指导。开始中机公司苏某某说，日方不收费用，我有些怀疑，请顾总查报价单，指导调试费用需要5万美元，还不包括在中国工作期间的开支。我认为，我们出国验收学习后，应该自己负责调试。
    日方说：“设备数控系统十分复杂，美国等发达国家买我们的设备，都是我们负责调试，中国技术落后，为什么不用我们？”日本人的诳语犹如火上浇油，考虑国际影响，我强压怒火，平静地说：“其他国家的事我们无权过问，我们只管自己该管的事，只要你们的设备质量没有问题，我们二汽能调出来。”老苏说我真犟，国家花了250万美元，首批引进曲轴数控磨，如果调不好，就等于买了一堆废铁，谁也负不起责任。你们出国验收，别人负责调试有何不好？我生气地说：“如果不相信我们，就另请高明。”会上空气很紧张，老苏对顾总说：“你的意见呢？”顾总很为难，看看我，最后表态，还是我们自己调吧！顾总为我承担了巨大压力的同时也为我暗暗担心。日方准备，当我们调不出来时再来人，从内心瞧不起中国人。11月9日，我随代表团团长顾永生、成员曲轴车间副主任朱俊、上机厂王开元工程师一行到日本横滨日平产业公司。12日开始进入验收工作程序，我除了听取设备机械和电气设计一般介绍、配合逐台设备验收外，我主要在实验室学习数控原理和故障检测维修技术，同时寻找有关资料。我感到时间不够，甚好，天助我也！在验收中出现第四主轴颈磨床工作时，曲轴烧伤严重，CP值也达不到工艺1.33的要求，日方需要整改时间。在正常情况下，逐台调整、试车、磨削、检查，就算一次加工合格，验收9台，原定时间双方都认为不够，何况又出现质量问题。因此，日本主动为我们办理护照延长手续，延长时间对我来说是天赐良机。
    工作越深入越感到控制系统的复杂性和难度，比动平衡自动线还多了头架变频调速系统和砂轮恒线速度控制系统。双休日，厂方安排外地考察和观光活动，外事纪律规定，不许单独行动，只能随同前往。可是我心不在焉，初次出国虽然感到新鲜，但无心参观现代化的工厂和城市，也无意欣赏凉山美丽的风景，满脑子装的是安装、调试、维修问题，有时候也埋怨自找苦吃。
    回国前，我向日方提出按我们的资料清单先提供一份全套图纸和说明书。日方说：“需要的图纸有些我们没有，我们维修不需要。”语气很傲慢，我一听就来气，我们需要的资料早已书面通知过，至于维修水平问题，你们可能采取简单维修法，哪块印刷线路板有问题就换哪块印刷线路板，我们的维修是要找出印刷线路中哪一个元件坏了换哪一个元件，修理水平要求高，但可降低维修费用。你们首先违反规定，我们也不按规定验收，损失由贵方负责此时，顾总着急了，“小谢，你在国内发火，在国外也发火，要注意国际影响。”
    团长批评有道理，但日方在欺骗我们，明明有资料却故意不给，没有资料怎么修？日方看到团长批评我，心里得到一些安慰，看到我的态度很强硬，只好自找台阶下，答复尽量提供图纸。
    第二天，翻译送来了一份全套图纸，并说在北京提出的都带来了，过去没有提的，工件尺寸自动测量原理图、接线图也带来了。设计师相泽和久保田先生说，这份资料很重要，维修需要，而且说，碰到难题时，可以书信联系。时隔多年，至今我仍很感谢日本技术人员那时对我工作的支持。
    12月26日验收工作全部结束，28日返回北京。回厂后，白天工作，晚上看图纸和说明书，每晚坚持到深夜1点后睡觉。因为英语水平太差，开始每晚只能看一小段，后来才稍快一点。6个月后基本掌握机床动作控制原理和安装维修方法，心中有数了。
    1980年6月底，引进设备陆续到厂，通知上海来人参加安装调试，因为王开元工程师保证负责机械液压部分的调试，但等了十多天，不见人来。7月上旬厂里决定，由顾总负责组织机械科、动力科，曲轴车间安装，我指挥机电修人员进行初就位，然后安装好一台调一台。第一台调试非常紧张，由朱俊亲自操作，动作调试比较顺利。自动循环空动作调完后，经反复检查机电部件、元件运行情况，未发现异常现象。最后，试加工、负荷调试一切正常，检查各项参数符合工艺要求，第一台顺利投产。调试人员不胜欢喜，顾总和我顿时感到全身轻松和舒畅。9月初，9台设备全部安装完毕，7台已投入生产，2台有质量问题，通知日方来人处理。一台是砂轮架底部油管破裂。一台是变频调速系统故障，据检查确认数模转换集成块损坏。属质量问题，我们也无备件。
    10月日本来人，看到7台设备正常生产，操作工人动作非常熟练，感到很惊讶。日方二话不说，老老实实主修设备。搞电的先生用先进的修理工具和仪器，找了两天的毛病，才找到故障点，确定是集成模块坏了，立即与日本联系派人送备件到二汽来，同时请我们原谅。翻译相川洋子对我说：“日本先生说，谢先生很聪明。”我说，在二汽比我聪明的人多着呢！

设备搬迁创奇迹

    1985年我任发动机厂设备副厂长时，总厂20万辆能力建设指挥部决定，将变速箱生产设备从发动机厂搬出，组建新厂。厂党委对领导班子成员约法三章：1.工作不打退堂。2.不怕自己的孩子考不上大学。3.不怕老婆闹离婚。我们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1987年6月变速箱新厂房土建和安装工程基本竣工，在发动机厂党委和厂部的统一领导、规划下，技术、生产、设备系统各单位已开始紧张有序地进行准备。厂里一套班子，两套人马（发动机厂的为一科，变速箱的为二科）。
    发动机厂厂长、变速箱筹建组组长王刚曾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搬迁计划和实施方案，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他要求搬迁不停产，每个零件一般建立8000辆份的储备量，即每条生产线设备从拆迁、搬运、就位、安装、调整，到正常生产，总共约20天时间，争取1988年6月全部完成搬迁任务。同时强调全厂总动员，认真准备，周密计划，精心组织，团结协作，集中兵力打好设备搬迁战。厂里分工由我负责组织实施，副组长孙存化总师和沈培根配合。
    我们设备系统开会，讨论如何完成王厂长交给的艰巨任务。有的同志提出大批量的设备搬迁、起吊运输工作量很大，有些设备状态较差，调试时间长、精度也难以保证，20天时间不够。车间只有一个机电维修班，既要负责生产维修，又要负责设备搬迁，人力不够，总之困难重重。会议决定：（1）运输问题请求总厂汽运处支援，每天需要车辆和吊车的规格及数量提前约定。（2）机动二科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对故障高精度低的设备列出计划，准备大修和项修。如不利用这次搬迁的机会进行修理，将后患无穷，苦海无边。（3）每个维修班留少量的人维持生产，人力不够从其他班组调，实在困难，请机动一科支援，同时安排机械一科负责搬迁设备的起吊和运输。（4）设备大修另请修理队伍。（5）搬迁计划，具体实施时间由机械二科与技术科、生产科协商。搬迁秩序，先搬后方车间设备，后搬生产设备。这样可锻炼队伍，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后，根据建立储备量和准备情况，再定生产设备搬迁时间。我们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有人不是常说“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设备部，天天挨屁股”吗？这次我们要苦干加巧干，争取不挨屁股受表扬。
    1987年9月30日，设备搬迁战拉开了序幕，全厂职工十分关心，有的主动出来帮忙，工作比较顺利。10月底，机修和工具车间的设备全部安装调试完毕，为生产设备的搬迁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
    按计划，11月9日杂件车间同步器各零件生产线开始搬迁，78台设备于12月2日全部调试完毕，当天在新厂房安排100辆份的生产任务，首战告捷，信心倍增。
    生产设备搬迁最难的是UX101外壳自动线，自七十年代初投产后没有机会大修和正规的中修，只靠一般的维修保养和突发性故障抢修维持生产。因此，设备状态极差，遍体是伤，平时是靠垫铜皮应付生产，个别的行家曾警告我们：“自动线不能修，越修故障越多，一发不可收拾。”我的观点是，不但要修而且要大修，彻底修好。我们请示王厂长，他精通业务，是机械科的后起之秀，当过设备科长和副厂长，深知修与不修的难点和后果，他一时难以表态。经深思熟虑后，他对我说，先做大修的技术和人力及备件的准备，搬迁时根据情况再定。
    机械二科领导到二汽有关后方厂联系请求支援。 后方厂领导和主管部门愿意承担大修任务，并派人到现场了解情况,都提出半年时间的要求,费用20多万。 大修时间半年，我们就要建立5万多只外壳储备，当时能生产EQ140变速箱外壳的厂家10个月也难完成，我们的外壳线每天能完成400台的生产任务就算不错了。看来二汽内部修理已无希望。我们只得到武船、武重等厂考察寻找修理厂家，最后确定由武船厂承担大修任务。我们要求60天内完成任务，投产出合格零件且设备恢复出厂精度，电气大修我们动力科负责。他们派人到发动机厂了解了设备精度和运行状况，提出能否增加修理时间，自动线大修费和线外9台单机安装调试费共14万元，所需费用我们表示同意，但修理时间不但不能增加，还希望争取提前，因为我们搬迁不停产，建立60天外壳储备很困难。后来他们研究答复，60天时间不变,签订修理合同，并表示尽量争取提前交付生产。12月初，武船厂派来10多名设备大修骨干和技术人员，其中有些是援阿专家组成员，设备安装修理经验十分丰富。
    12月11日晚7点，武船厂开始拆外壳生产线单机的固定螺钉，我厂拆通风管道，打掉二次抹面，计划12日上午8点开始将4台单机拖出厂房。因螺钉锈死，武船厂请求气焊支援，而机械二科领导要武船厂自己想办法，造成12日10点才开始拖设备，当天搬迁计划未完成。下午碰头会，我再次重申“局部服从全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原则，甲、乙双方要密切配合，共同完成任务。会上决定：机械二科科长停职检查一天，孙总劝我手下留情，我仍坚持己见，并要求13日务必搬完9台线外单机、线内4台拖出厂房，把耽误的进度赶回来。为了确保外壳生产线的一条自动线和9台单机60天内投产，我们派机大修技术员出身的副科长刁保昕专职配合武船厂负责修理质量和进度，协调处理现场问题。14日，外壳生产线全部进入新厂房，9台单机就位安装，自动线解体，进入紧张的修理阶段。
    第一批150台轴二、轴三设备从12月18日至21日，4天全部进入新厂房，大修设备解体，大批量轴齿设备的搬迁标志着搬迁工作进入高潮，搬迁战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总厂常务副厂长、20万辆能力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顾林生不仅为我们特批大修费用，而且派副指挥长黄甫庭、处长吴俊康到现场服务，为我们排忧解难。当看到我们的干部在现场组织200多名工作人员进行设备就位、清洗、安装、修理，还有大批量的设备继续从发动机厂运来，遍地是设备，遍地都是机床的零部件、油箱及电气控制箱的壮观场面时，连声地说：“工作量太大了，压力太大了，20天能投产吗？”他们都为我们捏了一把汗。
    轴齿设备大修由外单位三个大修队负责，从搬迁到投产要求20天完成。滚齿机和剃齿机是精密设备，按常规修理程序是不行的，他们加班加点精心修理，最终出色完成任务。
    第一批齿轴设备于1988年元月5日，即经18天后开始陆续调试，至元月15日，轴二、轴三设备全部调试完成。当天合格零件下线，最多的300件，数量最少的也有40件，大家信心百倍，一鼓作气按照计划完成轴一车间98台设备的搬迁任务（包括热后设备）。
    外壳自动线机械和电气大修工作非常顺利，到元月11日，正好1个月时间就开始单机调试，原计划提前5天即2月6日完成负荷调试，实际上元月26日自动线调试就全部结束，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15天。45天完成自动线搬迁和大修任务，自动线焕然一新，旧貌变新颜。试生产检查加工零件全部符合工艺要求，特别是加工稳定性能大大提高，据检查科、机械科共同对连续加工200个外壳的主要参数进行检测，散差曲线证明达到工艺1.33的要求。此次大修修理时间最短、修理质量最佳，创造了同行业的奇迹，为后来变速箱厂日产600台变速箱总成当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8年6月底，我们完成了热处理和变速箱总成装试生产线的搬迁任务后，累计完成21条生产线、共600多台新旧设备的搬迁和安装调试任务，并主动争取利用搬迁时间，对117台关键设备进行大修理，69台项修全部按时投产后，宣布变速箱设备搬迁大会战胜利结束。我们终于按计划圆满完成王厂长交给的任务。
    陈清泰厂长、顾林生常务副厂长在会上表扬了发动机厂、变速箱厂设备搬迁战打得很漂亮，速度快，质量好，我们终于实现了不挨板子、受表扬的愿望。10个月的日日夜夜所付出的劳动代价换来了成功的喜悦和精神上的安慰。成功来自上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来自全厂职工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来自全厂职工的“心齐、气顺、劲足”。
    1988年7月，听说机械一科科长自文清病重住院，我立即去医院看望。白科长含着热泪对我说：“谢厂长，我是在变速箱设备搬迁高峰时，不小心踩上一颗生锈的铁钉，由于当时工作忙没有引起重视，埋下了病根。”有人私下说，白科长负伤后，怕影响进度，仍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指挥设备搬迁，后来伤口难以愈合，经常血流不止，到医院检查时已成绝症。听后，我忽然眼泪止不住地滚滚往下流，深感内疚和惭愧。白文清为二汽第二次创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然而他得到了什么呢？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狠抓质量创国优

    1991年3月，我任变速箱厂厂长时，二汽产量每年以1万辆的速度递增，日产近500台变速箱的生产任务压得各级干部喘不过气来。东风车创国优，与一汽老大哥竞争激烈。陈清泰厂长要求创优车在25000公里道路试验中，各总成不许出一、二类故障，哪个总成出问题，哪个厂的厂长负责。总厂领导对变速箱总成质量更不放心，因为1990年变速箱厂已成为二汽用户赔偿车次第一大户，二汽出口非洲扎伊尔的三辆东风车，两台变速箱有质量问题，造成用户对东风车的质量很不满意。因此，担心不无根据。
    为确保变速箱总成在整车创国优时不出问题，我们开厂务会专题讨论，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借创优的东风切实提高我厂零件制造质量和总成装试质量，把总厂的要求变为我们工作的动力。会议决定，变速箱总成创厂优，确保整车创国优。从零件制造工序质量抓起，在全厂立即开展工序质量达标活动，厂里成立达标领导小组，由孙总负责组织实施。
    对全厂820道工序进行普查，调整合格的有713道，合格率为87%；对车间自检合格的312道工序，经厂领导小组验收，确认达标的为255道，合格率为81.7%；对存在的质量问题，列为总厂级、分厂级、车间级、班组级共291项，整改完221项，完成率为75.9%。难度较大的总厂级和分厂级共70项，继续攻关并抓紧联系解决新设备和工装到货的问题。
    从工序达标延伸到零件、分总成、总成达标验收，坚持抓质量“认真再认真”的原则，下苦功夫，做笨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东风车在25000公里道路试验中，变速箱未出一、二类故障。国优车回十堰后，陈厂长主持各大总成解体现场会，各厂厂长都小心翼翼地查看自己产品的零部件磨损情况，甚好变速箱零部件完好无损。陈厂长对我说：“变速箱的质量还可以，但有点滴油，要改进产品设计。”后来，EQ140变速箱一轴增加密封圈。
    由于零件质量达标，总成质量有明显提高，经总厂技术中心对变速箱进行静扭、换档和寿命试验，检测结果，我厂产品自投产以来，第一次通过了55小时和60万次强化试验，监定为优等品，质量高于同行业水平。因此，1991年用户赔偿车次同比下降30%，一举甩掉二汽第一赔偿大户的帽子。这是我们设备搬迁时，冒险争取大修理，恢复设备精度打下的基础。

产品开发求生存

    4月初，变速箱总成创厂优工作部署完毕后，我在思考新产品的开发问题。总厂领导吸取一汽产品三十年一贯制的惨重教训，组织实施“三车一机和合资生产轿车”的战略规划，不断推出新产品。我厂产品也二十年一贯制了，如不争取与二汽发展同步，不争取二汽内部市场，工厂必将萎缩，最后会吃大亏的。老产品产量虽然年递增1万多台，但是当二汽新产品大量投放市场后，老产品的产量必然大幅度下降。作为企业主要领导人，至少要看到企业五年后的变化格局和产品市场占有率。
    我们首先要开发的112J系列（俗称EQ150变速箱）变速箱输入最大扭矩为479NM，比老产品112C系列增加30%，可配EQ1108装车用，也可配6105、6110柴油发动机，特别适合EQ140超载使用。两年前广东韶关齿轮厂开始试制，并已小批量进入市场，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开发工作刻不容缓。考虑成熟后，立即与党委书记张志权商量，张书记同意开发，而且强调要快，万一生产有困难，我们去韶关买零件回来装配。
    在厂务会上讨论新产品的开发问题时，都认为应该开发，但对开发的可能性议论纷纷：生产任务重、创国优、质量攻关……等任务，压力已够大的了，新产品开发谈何容易。三轴九齿除个别齿轮可通用外，其余零件都有较大的变化，且新增倒档从动齿和固定齿座。我们只具备生产一个零件（外壳）的条件，因此，生产技术准备工作量相当大。
    会上，我提出1991年底完成50台J系列变速箱的试制任务，试制不是批量生产，不能等生产准备完成后再干，我们可以打破常规，必要时，采取万能加工和迂回生产的办法，只要符合技术标准就行。先做技术准备工作，齿轮加工是无法迂回的，复杂刀、夹、辅具要提前设计和制造，安排专人负责，争取9月底拿到手。所需毛坯生产科可提前与铸造一厂和锻造厂联系，最好8月能到厂，上盖总成由拨叉厂提供。生产技术准备工作由孙总组织实施；试制准备和生产，由生产副厂长沈培根负责落实。到年底还有8个月的时间，任务艰巨，时间紧迫，有风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设备搬迁多少难关我们不是都闯过去了吗？只要各系统干部共同努力，党政工团齐上阵，人心齐、泰山移，我相信年底一定能完成任务。
    9月上旬，全部毛坯到厂，部分急用的刀、夹、辅具陆续到货，月底试制工作转入紧张的加工阶段。两级领导干部都在现场组织连夜打通生产线，在设备工装尚未到齐的情况下，为了抢进度，车间采取迂回生产的措施加工。机修车间的领导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组织职工用万能车床加工变速箱主轴80根，加工十分困难，工作效率很低。其他零件加工难度也很大，进度慢。此时我已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下班晚，妻子送晚餐到工厂，才想起还没有吃饭。
    张书记怕完不成任务，11月底亲自带队去韶关商谈买零件的事，车间主任和班组骨干知道后，都纷纷表示，纵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按时完成任务。激发出全厂职工高度的生产热情和主人翁责任感，都觉得用别人生产的零件组装完成任务也不光彩。
    在总厂和各兄弟单位的全力支持下，经全厂职工8个月的日夜奋斗，于1991年12月24日按预定目标胜利完成50台J系列变速箱的试制任务。总厂陈清泰厂长、顾林生常务副厂长、技术中心主任闵佟、副指挥长黄甫庭等领导参加新产品下线仪式。这标志着，变速箱厂从此结束了只能生产单一产品的历史，向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多品种、宽系列生产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在8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不仅完成自制件的加工任务，而且完成了4万台能力的9种零件工艺设计。新设计工装670种，并全部落实订货，打通322道工序，为1992年形成4万台生产能力创造了条件。
    1992年7月，我任变速箱厂党委书记兼二汽变速箱联营公司董事长时，由潘程万总工程师继续组织完成J系列4万台能力的生产准备工作，产品质量不断改进，生产逐渐稳定。1993年已开始大批量生产，用户反映较好；1994年已成为我厂的主导产品，老产品的产量开始下降，而J系列的产量稳步上升。许多中层干部感叹地说：“如果1991年不开发新产品，现在我厂就吃大亏了”。因此，于同福厂长组织开发1120系列3吨轻型车变速箱时，工作非常顺利。1994年变速箱生产总量为17.84万台，创历史最高水平，大大超过总厂扩能生产纲领，利润总额为5709.73万元，这都得益于设备搬迁和新产品开发。
    1995年，我和于厂长商定，准备开发可配EQ491和一汽集团488发动机的1.5吨A71轻型车变速箱和东风公司为降低采购成本、急用的可配qEQ1108G、EQ109F6D及康明斯发动机6BTA的130K系列六档箱。这两种变速箱的结构性能和技术要求与C、J、Q变速箱大不相同。A71变速箱外壳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外壳加工和装配工艺全变。要求噪音在70分贝以下，齿轮精度9级以上，现有工艺装备不能满足要求，试制难度也很大。因为我们生产的产品要求齿轮精度8.5级，噪音90分贝，有时都很难保证。六档箱全新结构最大输入扭矩为580NM，对加工设备的刚性有一定的要求，现有的小滚齿机是不能生产的，大滚齿机还可以，但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必须增加设备。
    按常规生产准备，两种变速箱箱内部零部件自己生产，形成2万台的生产能力，仅设备投资就在1亿元以上，还不包括工装和厂房的投资。当时东风公司由于国家经济宏观调控，汽车市场疲软，正处于困难时期，如伸手要大量资金就干不成，况且总部需要的六档箱，襄樊江山变速箱厂早已批量生产，唐山齿轮厂生产的72中心距的2吨轻型车变速箱可配491发动机。要想抢饭吃，只能靠自力更生，争取外援。
    1995年10月，我在变速箱联营公司董事扩大会上提出联合开发、联合生产、联合销售、共同发展的联营工作思路，参加会议的30多个厂的主要领导均表示同意和支持。
    我厂产品开发科按会议精神，将A71轻型车变速箱全部零部件和六档箱部分零件计划布点安排试制，并强调严格按技术标准验收。96年初，东风公司马跃总经理带队到我厂检查指导工作，了解六档箱开发情况和困难，帮我们解决电子束焊机等专用关键设备资金，并要我抓紧时间，加快进度。黄甫庭副指挥长动员我大胆工作。
    4月底，我厂和协作单位试制的30台份六档箱零件陆续生产出来后，立即组装做试验，发现齿轴烧伤。技术部门组织分析原因，认为齿轮润滑油路不畅，采取加宽齿轮润滑油槽的措施，结果依然如故。后来又采取清洁润滑油和重新按图检查零件加工精度，都未解决烧伤问题，只得停止试验，另找原因。有人向我汇报，怎么办?我立即召开分析会，有关单位领导都参加。讨论中装试车间的领导说，装配时发现齿轴配合太紧;开发科的同志说，江山变速箱厂试制时也出现同类故障,齿轮内孔放宽5道后，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我们技术科坚决不同意修改产品图纸。技术科长说，修改图纸要经公司技术中心同意。我说，技术科长的意见是对的，专业厂一般无权修改产品图纸，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试一试。顾林生常务副厂长曾经对我说过，专业厂对总成质量负责，内部零件图可以修改，必要时可先斩后奏，但与整车连接部位尺寸绝对不能更改。我决定齿轮内孔放宽4道，返修一台做试验，修改图纸的事暂不请示技术中心，以免麻烦。后来有人对我说，技术问题党委书记不应该拍板。我说，你们试验三次都未成功，而且无办法解决，试制工作受阻，如果新产品开发不出来，工厂倒闭了，你说是技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在特殊情况下，作为厂党委书记决定做一次试验有何不妥？何况我受总部领导的委托和于厂长共同负责新产品的开发，于厂长出国期间，我全面主持工作，你们不要再犹豫了。
    我在中层干部会上号召全厂党员和干部在6月20日前完成20台六档箱的试制任务，向中共东风公司变速箱厂第三次党代会献礼。离开会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希望全厂干部和党员抓紧工作，克服困难，发扬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由于思想统一，目标明确，方法对头,大家集中精力返修一台份零件。齿轮内孔返修放宽4道，说来容易做到难,定位基准不好找，稍不小心零件则报废。由机加工专家李大勇帮助解决问题，组装一台做试验，试验成功了，成功的欢呼声震动全厂。6月20日党代会按时召开，20台披红挂花的六档箱敲锣打鼓地被抬进大会场，给庄严的大会增添了不少欢乐和庆功的气氛。年底由潘总、沈副厂长组织打通生产线，完成2万台六档箱生产能力的准备工作。
    1996年底，协作单位试制的五辆份A71轻型车变速箱的全部零件和分总成已到厂，开发科组织装配两台做台架试验，发现主轴卡死转不动，不敢再试。我请了三位专家：轴齿车间主任、轴齿加工专家吕发令，计量科科长、高级技师陈庆录，机加工专家、技师李大勇和有关领导及技术人员到现场分析、商量对策。大家主张解体一台，按产品图对外壳和齿轴零件逐一检测，发现公差配合有问题。因为产品图是我厂技术科和公司技术中心共同测绘的，公差的标注不一定符合原图，因此决定对部分零件由李大勇组织机修车间返修，重新组装后进行台架试验，运转正常。我与开发科的同志立即将A71变速箱送往技术中心底盘部试验室，请陈恩庭部长优先安排做鉴定试验。经过10多天的各项试验检测，除同步器的疲劳试验未做外，其余各项试验都符合技术标准，特别是变速箱噪音低于70分贝，陈部长很满意。
    1997年初，产品基本定型后，为了赶在491发动机投产前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快速起步，占领市场，我厂在2万台生产纲领内，计划只生产外壳，主要负责总成装配和试验，其他零件由协作试制单位生产。根据产品销售和经济效益情况再逐步做其他零件的生产准备工作，借鸡下蛋，滚动发展。外壳和总成装配试验的生产准备按l万台纲领起步，估计需要1000万元，同时需要另找生产场地。大量资金从何处筹集？资本运作如何运行？天无绝人之路，此时有人向我和于厂长反映：轴瓦厂开发公司在西城开发区新盖的厂房、库房、动力设施齐全，尚未投产；十堰市有家工厂有资金，无主导产品。我和于厂长决定，立即分头行动，先向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马跃汇报我们的想法，组建轻型车变速箱公司，希望总部能将轴瓦厂开发公司的生产阵地暂时划给我们。马总说：“你们尽想好事，想吃现成饭，别人能同意吗？待我了解情况后，做点工作再说”。马总没有封口，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十堰市领导很重视轻型车变速箱项目，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夏国玺带市传动轴厂厂长等人到我厂来考察洽谈，经几次谈判，达成协议。在马总的支持下，我方以生产场地和产品及其生产技术为资本，占75%的股份；十堰传动轴厂以1400万现金作为入股资本，占股份25%，组成东风轻型车变速箱有限公司。于1997年10月30日合资公司正式挂牌营业。合资公司董事长于同福主持召开董事会，决定1998年底形成l万辆的生产能力，我方通知协作配套厂做好相应的生产准备工作。
    1998年3月，我任变速箱有限公司专务总经理后，于同福调东风公司质量部。在新班子的领导组织下，于10月28日宣布完成1万台生产能力的准备工作，并举行隆重的总成下线剪彩仪式，提前完成预定目标。（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