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昔晋上校军衔受阻之谜

2014-09-15 21: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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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虎雏

    早就知晓台湾有个本家姓向的将军，近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和联络大陆辛亥革命后裔奔走于海峡两岸，当时我还忙于教学科研，无暇谋面。
    2011年武汉长乐园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在园内树起刻着有史可查的2829位辛亥志士名录的辛亥首义百年纪念墙，并给其中百名志士修筑首义群英衣冠冢，为全球华人提供永久纪念辛亥革命志士的场所。每次活动，大家纷纷用手指着衣冠冢卧碑上自家先辈的名字留影，这是武汉辛亥后裔在公祭时创造的带有“家祭”成分的纪念照。衣冠冢黑石卧碑上以姓氏笔画为序镌刻着百名志士的名字，碑的背部还刻有对应的百位后裔名字。其中姓向的志士有三位：祖父向岩、向海潜、向訏谟；碑的背部是他们后人的名字：向虎雏、向榕铮、杨玲。以碑会友极具“穿越”感，新结识的杨玲老武汉辛亥后裔创造的手指首群英衣冠冢卧碑上自家先辈名字的“家祭”风景线师是当年鄂军都督府会计长向訏谟的重外孙女，她告诉我百年前不应该发生的事：其曾外祖父没有牺牲在辛亥革命战场，却屈死在台湾歌星——蔡琴的祖父、武昌首义“第一炮”蔡汉卿的刀下，年仅26岁，此时向訏谟唯一的后嗣还是娘胎中尚未出世的遗腹子——向九三。而向榕铮就是台湾那位本家姓向的将军，他是向海潜先生的次子，现任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理事长。衣冠冢碑上我和向榕铮的名字上下相连着，未见其人，先知其名。
    2011年10月10日，向榕铮将军应邀参加湖北省暨武汉市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缅怀英烈祭奠仪式，他告诉我已专程去长乐园祭扫了首义群英衣冠冢，我们一见如故。榕铮兄仅长我几岁，中等身材，挺直腰板，举手投足显露出军人的职业素养。他曾任台湾国防部法制司司长，空军中将军衔，听说湖北家乡正在征集辛亥文物，就将其父向海潜的三等文虎勋章捐赠给武昌起义纪念馆。榕铮兄祖籍湖北大冶，却不像其他湖北籍台湾老兵那样带着一口乡音，他解释说那是儿时主要生活在沿海两广一带的缘故。或许是长年军旅生涯的原因，榕铮兄谈吐欠风趣，但还是对我讲述了一件关于“向家”的趣事：改革开放后，他第一次回大陆在南方一家酒店用餐，得知女服务生姓“向”，非常高兴；女服务生告之，她的老板也姓“向”，榕铮兄大喜过望，盛情邀请他们一起吃饭，“向”老板还特地送了两个菜。饭毕作别互留通信地址时，才知道一个是项羽的“项”，一个是丞相的“相”，都不是我们向日葵的“向”。
    榕铮兄带来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编的辛亥武昌首义百年纪念专辑《为天下先》样书，我也回赠刚出版的《向岩纪念集》。不一会，他指着我的书第285页《祖父与被忘却的杨经曲先生》文中的插图“杨经曲的政治委员、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1955年给祖父向岩的信”问我：张执一何许人也？紧接着就说：张执一的一篇文章，害得他当年没有从中校正常晋升到上校军衔。我诧异，北京共产党中央机关领导干部的一篇文章怎么会影响到台湾国民党军队一位校级中层军官的晋升？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人物研究处张肇俊研究员是我多年的朋友，他送我一套300万字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李先念年谱》时，我向他讨要了一套《张执一文集》。读罢方知，原来张执一同志还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领导人，曾和向榕铮的父亲、洪门五圣山“龙头佬大”向海潜有过很深的交往。1945年张执一任中共上海特别市副市长，下设台湾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书记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员蔡孝乾，张执一曾代表上海局4次亲赴台湾指导工作。但蔡孝乾后来叛变了，共产党在台湾岛的组织瞬间崩塌，400多名在台湾工作的共产党员或被捕或被杀。这在两岸关系对峙时期，张执一文章的出现，当然要影响到向榕铮的正常晋升。
    张执一出生武汉市蔡甸区贫苦工人之家，15岁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龄从1927年起算），其信仰执着，立场坚定，实事求是，襟怀坦荡，可谓“执一不渝热血洗苍穹”。他具有卓越的统战才能，1939年在鄂豫边区新四军第五师工作时，结识并敬重时任国民党汉川县长的向岩，谱写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战歌。1967年8月25日张执一在给陕西省和西安市出具关于向岩的书面证明材料时写道：

    解放后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时，由李先念、童世光等人提名到中南区任参事，还参加过湖北省政府任委员。原因是向岩过去帮助过我们，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这人董老也认识，因他是辛亥革命的。
    陶铸据我记忆和向岩不太熟识。

    是年祖父已经辞世9个春秋，其中“陶铸据我记忆和向岩不太熟识”突兀之语，耐人寻味。1940年陶铸以统战部长身份来我家看望祖父，并送3000圆盖一漂亮小楼供我老祖父安度晚年，这是鄂豫边区统战史上一件特办之事，在边区一时传为佳话。但出具证明材料时正值“文革”疯狂时期，20天前的1967年8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分别在中南海受到残酷批斗。同时，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批判大会，打倒“刘邓陶”声甚嚣尘上。此时，张老为保护我家，免添不必要的麻烦，特增加这句用心良苦的“突兀”之语。从他夫人王曦给父亲向刚的信知，张老在病榻上仍关心着向岩先生后人的工作和生活。
    向海潜比我祖父年轻17岁，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他俩共过事的史料。向海潜先生字松坡，湖北大冶人。少家贫，15岁即投入湖北新军三十二标当兵，后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他为人豪爽仗义，敢作敢为，素与会党亲近。曾仿效水泊梁山组织“群英会”，群英会对外也号称108人，实际人数远大于此数。刘复基十分赞赏他善用群英会这种组织形式，可以大量结纳会党成员，形成雄厚的群众基础，而会党具有反清传统，对革命非常有利。“二次革命”时奉命镇守江阴城，伤亡惨重，向海潜誓与江阴共存亡。孙中山闻讯，令其撤退，并说：“我宁可失江阴一城，不可失向海潜一人。”

    1923年，向海潜来到上海，创立洪门五圣山，被公推为总山主。孙中山虽比向海潜年长许多，按洪门规矩还得称向为“大哥”，因为孙中山早年曾参加过海外洪门组织致公堂。向海潜计划以上海为基地，打开洪门发展新局面，虽遭到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三大青帮势力的挤兑，但他累踬累起，愈失败愈坚忍，经过多年经营，五圣山终于走出了初创时的窘境。四•一二政变后，向海潜与主张反蒋的李济深最为投缘，李济深不但加入了洪门，而且出任五圣山的会办，地位仅低于向海潜。至30年代，洪门势力范围已扩大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向海潜要求具有爱国传统的洪门成员投身抗日斗争，告诫大家不仅要抱洪门的义气，还要有中国人的骨气，团结抗日。七七事变后，向海潜誓言：“海潜韬晦沪上，愿本孙中山反清精神，率洪门健儿，与敌寇周旋，虽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他向往进步，积极向共产党靠拢。
    1932年，时任中共武汉特委委员兼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的张执一，因叛徒黄国平的出卖被捕。为了救出自己唯一的儿子，其父张勤松变卖田地得300块钱，却悉数被他人骗走，这位扬子江火轮上的老船工终因“人财两空”，顿感生活绝望，自杀身亡。张执一认为“监狱是革命者暂时休息的凉亭”，并写下“铁镣铜铐终何用，难锁囚徒报国心，何时遂得人民意，百万红军破蒋京”等数十首诗。其母亲继续花钱求亲拜友疏通，1935年8月张执一以“不得离开武汉和行动随时报告”为条件结束2年零9个月的湖北反省院铁窗生活。出狱后的张执一一刻也不歇息，跑到上海找到党组织就开始工作。是年底，北京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海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张执一是召集人。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逮捕“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七君子，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宋庆龄﹑何香凝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人一起受监禁，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沈钧儒等7人。张执一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让向海潜在家中公开宴请沈钧儒等七君子，造成很大影响，向海潜也因此扩大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对张执一愈加信任。当时上海很多工人参加了洪帮，共产党当然不会和帮会混为一团，但有群众的地方就得去工作，只有利用洪帮身份才能接近、教育、组织工人。为方便工作，经组织同意，张执一在向海潜家参加正式入“帮”仪式，并取得“帮会”中地位颇高的“心腹大哥”身份。他在向海潜家出出进进，宛如家人。张执一以洪帮名义建立了一支500余人250条枪支的武装游击队，还谋得一份月薪80元的上尉书记一职。

    1937年10月董必武从延安来汉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要求在沪的武汉籍同志迅速回来，重建湖北党组织。张执一响应董老召唤，从上海徒步一个多月艰难走回武汉报到。董老充分肯定张执一在上海的工作说：孙中山早年闹革命就是依靠华侨、留学生和帮会，华侨出钱，留学生出知识，帮会出人力。要求他保持与向海潜的联系，继续做好洪帮帮会工作。
    从此，张执一在湖北本土抗战第一线战斗了7年，其间，认识了时任国民党汉川县长向岩。1940年初，张执一以张自忠送给的少将参议身份，从第五战区把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接到战火纷飞的大别山，才有了史沫特莱战地采访祖父和精心为祖父拍摄那幅手捧诗卷读书照的故事。
    1944年夏，河南蒋介石部队溃败，存在着稍纵即逝的有利发展机遇。在鄂豫边区党委会上，张执一针对郑位三同志“以巩固为主”的保守路线，大声疾呼“在巩固中求发展”、“就是倾巢而出地打通通往八路军的道路，也是划算的”，主张向河南方向发展，终因一票之差被否决（建国后李先念曾明确表示，如果当年采纳了张执一的意见，1946年内战爆发之初，我军中原部队就不会孤军被困，发生那场可歌可泣的“中原突围”）。是年冬，张执一奉命前往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汇报工作时，因为具有从事地下工作和敌后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阅历深，见识广，留在华中局工作。
    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1945年8月12日新华社华中分社宣布，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指示，任命张执一为上海特别市副市长，从而开始了“神秘”的上海地下党工作。他兼任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又是从向海潜那里最先得到蒋介石下野等有重要价值的情报。他成功策反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和驱逐舰“长治号”起义；成功策反国民党“太子军”预备干部4000人的训练队及国民党“骄子”伞兵三团3000人的起义等等，极大瓦解敌人军心，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中共上海局下设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台湾籍的蔡孝乾。1946年秋冬之交到1948年底，张执一曾代表上海局4次前往台湾检查与布置工作，足迹遍及海岛南北，为刚从日本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台湾人民送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问候和温暖。此时，他发现蔡孝乾向党隐瞒了其婚姻状况。1948年7月，在香港协调中共台湾党组织工作会议上，张执一认为蔡对组织不诚实，有贪图享受的迹象，建议将蔡孝乾强行留下，送往解放区，但此建议未被采纳。

    蔡孝乾，台湾彰化人，自幼生长在台湾岛，萌生反抗外来侵略的革命思想。1924年，16岁的蔡来到大陆，在瞿秋白的熏陶下，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1928年他返回台湾组建台湾共产党，不久又到大陆参加了万里长征。抗战胜利后，蔡回到台湾，成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负责人。蔡生活腐化，占用党的经费，还公然与自己的妻妹同居，在党内影响极坏。据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的回忆，被捕后的地下党干部，曾在监狱中集体声讨蔡孝乾。揭露其“生活腐败，诱奸14岁的小姨子马雯鹃，侵吞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去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晚上在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嘴脸”。一个40多岁的男人，整天跟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人以兄妹相称，姘居一起，形影不离，成为蔡孝乾自我暴露的致命特征。化名老郑的蔡孝乾1950年1月29日在台湾被捕，不到一周就叛变，交出全岛共产党员的名单，换取台湾安全部门少将副参议官一职，苟且偷生。他还在报纸上恬不知耻发表《告台湾地下党同志书》，劝告共产党员们自首。蔡孝乾的叛变，使共产党在台湾全岛的组织瞬时崩塌，4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或被杀。
    由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供出了朱枫、吴石。受牵连的还有：吴石的妻子王碧奎、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在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被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50年6月10日，他们4人被押往刑场。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她身中7颗子弹，倒在血泊中，英勇就义，时年45岁。吴石在临刑前写下了一首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1981年2月，张执一完成这篇名为《自述》的数万字初稿，曾被上海某些单位以搜集参考资料作为研究使用，但未经本人同意，竟以采访记录发表，引起作者不快。又用了两年时间，经过很多当事人回忆核实，反复修改，直到1983年春逝世前，张老才定稿。榕铮兄或许认为他的军衔晋升受阻，缘于其父向海潜与共产党干部张执一的过深交往。我则不以为然，这是因为国民党从流传到台湾的《自述》文章中新发现张执一曾是蔡孝乾的直接领导，还4次来过台湾，是大陆分管台湾共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虽然过去了几十年时间，但仍需要重新复核1950年的那起共产党大案，这才是榕铮兄军衔晋升受阻的主要原因。至于向海潜先生的问题，连蒋介石都知道其一贯的政治态度，并无大碍。所以一年后，榕铮兄还是晋为上校军官了。

    2012年10月中旬，向榕铮将军携子向士贤回大陆，我们又欢聚武汉。他花了3天时间研究本文后，完全同意我的上述观点。榕铮兄特别阅读了渴望很久的我提供的《张执一文集》，才知道抗战时期其父向海潜先生曾在上海家中公开宴请刚释放出狱的“救国会”沈钧儒等七君子这大的事。他在台湾只看到该书中《自述》的第五部分——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其中有两处提及其父与共产党的特殊关系，即认为这是当年军衔晋升受阻的原因。榕铮兄在台湾国防部任职多年，对吴石同志遇害和蔡孝乾叛变事件了如指掌，至今回忆，感叹不已。
    2000年8月25日，“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参观了展览，看着一幅左翼人士遭枪决的照片，神色凝重，并首次代表国民党为当年的残酷行为做了公开道歉。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还在“文革”时期，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吴石的夫人后来获释出狱，定居于美国。她病逝后，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合葬于北京京郊福田公墓。2010年12月9日，朱谌之殉难60年后，她的骨灰终归故土；2011年7月14日，朱谌之烈士骨灰安葬于浙江镇海革命烈士陵园。
    1973年，吴石将军被国务院追认为革命烈士；1994年，吴石烈士和夫人的遗骨合葬于北京。2010年12月9日，朱谌之殉难60年后，她的骨灰终归故土；2011年7月14日，朱谌之烈士骨灰安葬于浙江镇海革命烈士陵园。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呼吁：“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利益。（转自《文史资料》总第九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