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的应山县（现广水市）委党校

2014-09-15 21:48:41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广水市政协主席  李健强

一

    我是1980年3月调到中共应山县委党校做理论教员的。

    当时县委党校在十里同兴店东南约5里地的殷家大屋。殷家大屋也叫殷家新屋，是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一座建筑，由99间半房间、12个天井小院组成。相传是外地一殷姓高官发了大财之后，来到此地买田置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这“大户豪宅”。整座建筑原设计建造100间房宅，但几年施工，最后半间总是不得成功，只得以99间半竣工告终。但这并不影响这座建筑气势宏大、构筑精细的特色。它高墙厚壁，青砖灰瓦，层层院落错落有致，殿、堂、厅、室排列精巧，排水、通风、采光、遮阳布局得当。正堂侧厅均由一人合抱粗的杉木立柱支撑，房檐、门楣、窗扇都有雕刻精美的饰纹图案。各小院、厅堂之间以走廊连接沟通，下雨时到院内任何一间房里都不会湿鞋，尽显这“大屋”结构别具匠心，环境幽静雅致。而“大屋”之外也是山环水绕、绿树浓荫、溪水长流。山前屋后共有山场林地180亩，耕地93亩，一并成为这座庄园的组成部分。

    建国土改之后，殷家大屋一直是县管的公用建筑，虽几经改造扩建，但原貌大体依旧。1958年，县政府在此兴办了“应山二中”。二中停办后，1969年9月又办“五七”干校，作为县直机关干部边学习搞运动，边劳动做农活的基地。1970年初又在此开办应山县中学教师培训班，在此基础上，1972年2月恢复了应山县中级师范学校，直到1973年7月迁至广水镇西河边现校舍处。中共应山县委党校于1960年秋在城关东岳观正式成立，1963年下半年迁往城关北门外果木园，没有招生办班，名存实无。文革中，1968年9月党校被撤销。1973年3月党校在城关西门展览馆恢复，同年10月迁到同兴店殷家大屋，与县“五七”干校同为一体，一套人马，两块牌子。1979年干校撤销后，殷家大屋就成了县委党校独有的基地。党校除了负责全县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任务外，也承接了这273亩田地山场的耕种管护责任。

    当时，党校校长由县委分管领导兼任，副校长是吴帮杰、殷肇继。吴帮杰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1981年10月初，吴帮杰调到县委宣传部，殷肇继主持党校全面工作，理论教研室主任杨运华升任副校长。党校内设行政机构有办公室、教研室、总务处和农业组。办公室负责全校机关行政日常管理和学员培训的组织联络工作，汪宏彬任主任。教研室负责教学培训，教员有张国栋、殷海松、高崇福和我四个人。总务处负责全校后勤保障和校产管理维护工作，盛心恕任主任，后由吴大斌接任。农业组负责田地耕种、山林管护等农业生产，由吴方金、方立斌和聘请的几位农工组成。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应山也不例外，全县的政治经济形势处于重大的转折和变化之中。应山县委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按照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要求，制订了新的经济发展目标，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举措。一是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79年元月开始，就指导一部分生产队由“定额计酬、按时计分”向“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过渡，个别队已“包产到户”。二是平反冤假错案，给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1979年2月，应山县委成立复查处理冤假错案领导小组，开始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全面复查，共改变原处分111件，撤销1363件，恢复党籍143人，收回安排工作30人。到当年10月，给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共计6882人。同时，给17836名地富子女重新确定为社员成份；对错划的283名右派分子全部予以摘帽改正，收回安排工作258人；对512名原工商业者、213名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分别落实了政策。三是解放思想调整农业结构。在1979年11月召开的县委四届六次全会上，提出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甩掉“双季稻”，恢复稻麦连作的传统耕作模式；把单打一的粮食生产结构调整为农、副、工三结合结构，实施退耕还林、还牧、还渔，鼓励农民大兴家庭工副业生产和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四是确定了城镇企业的改革试点，提出了放宽政策限制，大力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措施。五是对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对指责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和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党员干部进行全面清查和处理。

    这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受到了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改革开放的局面正悄然兴起。然而，也有一些人不理解、不支持。他们或漠然视之、消极应付；或满腹牢骚、横加指责；甚至我行我素，公开抵触。其根源就是一些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上没有“转弯”，文革“左”的错误理论还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转变全党工作重心，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丢掉毛主席革命旗帜；给“地富反坏右”摘帽，是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葬送社会主义江山；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搞“资本主义单干”，走“回头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了解放前”；进行党的组织作风整顿，消除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纠正不正之风，是“小题大做”、“与己无关”。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消除文革“左”的错误影响，引导党员干部思想 “转弯”，把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县委对加强党校的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扩大培训对象。由原来只培训县管党员领导干部、理论学习骨干、农村支部书记，扩大到全县机关所有股级以上党员干部、公社所有任职党员国家干部、县内各战线企事业单位党员负责人，要求两年内将这些对象普遍轮训一遍。二是扩展培训内容。在时事政治方面，除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公报、叶剑英国庆三十年周年讲话和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外，重点学习邓小平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在理论知识方面，除继续巩固1979年“实践标准”讨论成果外，增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史观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等五大经济规律内容。1981年起还增加了《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和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等内容，以提高学员对三中全会政策的理论认识深度。在党的建设方面，除《党章》、《准则》外，增加《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1981年下半年起，重点增加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力求从党的建设理论上，认识同党中央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重要性，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正确理解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从根本上增强党性，立党为公，做一个合格共产党员。三是增加培训时限。将每期培训学习时间由原来10至15天增加到25天至一个月。每期人数150至200人，由县委统一确定对象，县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组织入校。

三

    县委对党校的工作部署安排后，从1980年3月起，党校培训班一月一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轮训大战。当时教学力量薄弱，我们四个专职教员，通常总有一人在省、地党校学习，老师的授课任务每期都很重。为了加强教学质量，两位校长和办公室主任都担负起授课辅导任务。老师们接受到授课任务后，都是不分日夜，废寝忘食地备课，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查资料，写讲义。当时党校不通电，晚上看书写字就用两盏煤油灯在寝室照明，熬夜加班之后，煤油灯的黑烟给两只鼻孔熏下的烟垢往往几天都难以消除。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以饱满的热情认真备课，为完成教学任务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党校的培训教学是非常有自身特色的。首先，每期培训班开办后，都按党的组织原则，以学员所在工作系统划分学习小组，组建临时党支部领导各小组的在校活动，负责考核本组学员在校的学习表现。每个学员无论年龄、资历、职务、水平高低，都以普通学员身份参加学习，都一样遵守党校的各项管理制度。其二，学习方法上采取“两为主”、“四结合”，即：“自学为主、读原文为主”，“学员自学与老师辅导相结合、独自看书与小组集中讨论相结合、做题考试与相互交流相结合、学习内容与解决思想实际问题相结合”。其三，教学安排上“四对一”。每期培训班按学习内容分二、三个单元，每个单元分为若干专题，教学安排上，一般是用四个半天来完成一个专题，即学员自学原著原文半天，听老师讲课辅导半天，听课后做思考题重温复习半天，小组交流讨论半天，简称“四对一”。

    殷家大屋远离城镇，交通不便，要进城一趟须步行12里山路到王家棚子等候应广公路上的客运班车。等候时间短则几十分钟，长则一两个小时，往往过往客车满员，要等候几班才上得了车。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学员与原单位工作脱钩，超脱清静，便于静心读书。但基本条件很差，给学习带来的困难也是现实的。当时没有专门的教室，小组活动和学员自学无场所。大家自学或讨论只能在自己的宿舍里进行。学员们住的都是少则四五人，多则十来人的不规则的房间，小组讨论只能在稍大的宿舍里挤坐在铺上进行。每逢集中“上大课”听辅导讲座，就在学员食堂大餐厅进行，支两张桌子铺上蓝布，架起麦克风作讲台，学员们在餐桌边聚集而坐听课做笔记。

    党校教员的工作，可是个要求高、锻炼人、长学识的岗位。党校学员与普通学校的学生不同，他们都是各单位的领导骨干，各自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一定的文化基础，但彼此间的阅历、文化基础以及年龄、职业等又参差不齐。有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工作经验丰富“见识广”，有的工作年限不长，却有文化水平“底子厚”。给他们作辅导讲课要能觅得“知音”得到认可很不容易，必须要对教学内容钻研透彻，讲课时抓住要点，取舍得当，深浅合适，形成自己特色。既不可为追求深度故弄玄虚，带大家死钻牛角尖，也不能丢弃主题照本宣科、浅进浅出，使大家无所收获，而要能讲得透核心内容，说得清理论要点，点得到来龙去脉。此外，党校教学内容宽泛，政治敏感度高，涉及知识面广，与现实生活结合紧密。“讲大课”要求观点准确、概括精练、例证恰当、语言生动。教师既不但要掌握基本理论知识，还要知晓现行政策及其来源；不但要有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功底，也要能掌握一些自然科学及社会生活知识，了解一些社情民意，人间百态。为做好教学工作，校领导带头学习钻研，亲身示范，要求我们老师要先学透原著原文，拟出重点、难点、疑点，然后集中讨论授课提纲，统一宣讲口径。各自备课完成后，组织大家相互听讲评议。讲课之后，还要求总结交流授课的心得体会。熊宗荣当时在县委宣传部负责理论科工作，几乎每期培训班他都到场听课，给党校教学提了不少帮助和指导意见。

    我当时二十四、五岁，“入道”时间不长，是理论教学的新兵。但在培训教学重担的“高压”之下，不分昼夜地补课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原著、记笔记、录资料、听讲座，认真听取学员和老师们的意见，使自己在不长的时间里，教学能力有了很大提高。1980年至1983年，我写下了近20万字的读书笔记，写出了30多个专题的备课讲义，担负了党校培训班50多场次辅导讲座，到县内农村、机关、学校宣讲《准则》、《决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等20多场次。1981年底，我被县委组织部任命为党校教研室副主任；1982年10月，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共应山县第五次代表大会；1983年9月，又担任了党校党总支委员。回想起来，在县委党校教学岗位上的四年里，自己正是有了“教”的压力，才有了刻苦“学”的动力，边工作，边学习，弥补了不少理论知识的“短板”，不仅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也为后来适应不同工作岗位的需要打下了基础。

四

    刚刚步入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浪潮兴起。学员们进党校培训，各自都带有不同的思想疑问和对新时期的期盼。每个专题的学习讨论，气氛都十分热烈。大家发言踊跃，直抒己见，各种不同的观点、看法当面交锋，往往争论不休，面红耳赤。党校提出了“解放思想搞培训，培训为了解放思想”的观念，教学上坚持“学术讨论无禁区、理论宣传有纪律”，要求教学人员深入到各小组参加学员讨论，要敢于直面各种疑问，大胆否定“左”的错误理论观点，耐心做好对学员们的释疑解惑工作，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当时突出的“思想转弯”难题，一是如何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说毛主席也有错误，是否毛泽东思想也不要了？二是如何看待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承包到户，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自1980年春起，每期培训班的教学都围绕解决这两个问题来展开。学习辩证唯物论来扫清“两个凡是”的影响，树立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无完人的理念;通过回顾建国前党的28年历史、客观分析建国后大家亲身经历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十年文革内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及原因，说明毛主席功绩是第一位的，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但毛主席确实也犯了严重错误；从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经济规律的作用，来证实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正确。

    解放思想的培训教学，终于取得了思想解放的培训效果。原关庙公社副主任马大保，是位建国初入党的老党员、老干部。1981年下半年，进党校学习了《决议》后，他谈到：三中全会后，摘了地富分子的帽子，我想不通，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认为这是“变了天”，要回到旧社会。去年又分田到户，我还是想不通，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后来又说毛主席有错误，我更是气愤不己，难以接受。毛主席领导共产党打下了江山，把我们从“三座大山”下解放了出来，怎么有错误呢？通过党校学习，现在弄清了毛主席功绩巨大，功劳是第一位的，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是，一分为二，他老人家也不是神仙，确实也有搞错的地方。象“文革”中打倒了那么多老干部，你斗我，我斗你，全国搞乱了，这就是大错误，不能再坚持。我们分清了毛主席的功绩和错误，才晓得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邓小平是带领我们党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在一期县直机关领导培训班的讨论中，农口学习小组的同志说到：过去总认为搞承包到户就是搞单干，搞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只有公社集体化才是社会主义，动不得，结果“戴到一大二公的高帽子，搞了几十年还是饿肚子”。在党校学习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理论，才真正弄清了分田承包的正确，“瘦人把不合身的大褂子裁一截，才合身”。大家联系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全县就增产粮食一亿多斤的实际，认识到根本原因就是实行了分田单干的好政策，丢掉了“不合脚的绣花鞋”。听到学员们深切的体会，我们感到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党校培训对促进大家解放思想，摒弃“左”的错误理论影响，增强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发生了重要作用。若干年后，我有时遇到当时党校结识的朋友谈起这些，大家都庆幸自己有这一段党校学习经历，由衷地感慨当时的培训学习，使自己解放了思想，在后来几十年改革开放中没有掉队，作出了成绩。据统计，自1980年至1982年的三年间，县委党校共举办培训班31期，培训37754人次，其中，1980年10期、1187人次；1981年9期、1297人次；1982年12期、1293人次，完成了县委既定的培训任务。

    在开办党员领导干部培训班的同时，1980年10月初，党校还办了一期两个月的“农村青年干部选拔训练班”。由县委组织部董明旺带队，我做辅导员。这个班一共22名学员，都是在各公社（乡镇）经党组织层层考核选拔出来的优秀青年。他们当时二十四、五岁，是高中毕业返乡的大队（村）干部，不少人当了好几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把他们选拔起来，是为了充实县直机关和基层领导力量，党校培训后转为正式国家干部身份。两个月的培训，主要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文件，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理论知识和《党章》、《准则》等，以提高政治思想素质，适应上岗要求。我与他们年龄相当，经历相似，有着共同的语言。除了完成党校规定的学习内容外，我有时还“自作主张”搞点国外先进科技介绍、文艺名作欣赏之类的课外讲座，丰富了学习内容，也增强了大家的学习兴趣。两个月时间不长，但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学习结业时互相依依不舍。现在，他们中的许多同志已退离一线工作岗位，但30多年来为广水的改革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五

    党校组织培训教学不容易，而要保证后勤生活服务更不容易。当时党校的财政经费很少，每年只有1.8万元拨款，全校编制在册21人，每月工资总额938元。学员进校一天交八角钱的伙食费，六角钱的住宿费，一角钱的办公费。为使大家吃得饱、吃得好，总务主任盛心恕和吴大斌费尽心机，处处精打细算，把学员们每餐都调剂得味美可口。殷家大屋远离集市，柴（煤）、米、油、盐、菜要靠唯有的一辆嘎斯车进城拉回。但殷家大屋到王家棚子没有公路，一条山间机耕道，坡陡弯多路窄，且沟壑纵横，遇上雨天，更是泥泞难行。为了保证学员天天吃菜新鲜，他们坚持每天天未亮就起身进城买菜，风雨无阻。遇到车子抛锚，他们便肩挑背驮把东西弄回来，从未耽误学员用餐之需。党校地处乡村，搞好学员住宿环境难题不少。负责这项工作的吴光英，是个50多岁的老头，听力不好。他岗位是保管员，但实际上是党校的总务大管家。每期培训班用的几百床垫絮、被子、床单、蚊帐的拆洗晒换，几百副床头、铺板、桌椅的收扫搬放，几十间房间的灭蚊、除蝇、防虫，他总是不声不响，日夜手不闲、脚不空，弄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他保管的大到几百石粮食，小到一本本信纸、一瓶瓶墨水都清清楚楚，无一差错。后勤保障最头疼的是开水和热水的供应，虽安排有专人烧水送水，但似乎很难满足大家的需要。负责烧送开水的方兴美，是下学时间不长的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小名叫“大毛”。每天从早到晚总能见到他挑壶送水的身影，但听到喊叫“大毛”要水的声音还是最多。党校每天晚上的露天电影，是唯一的集体文娱活动，也是党校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学员们进校后，除有一、二个晚上开组织生活会外，其余只要不下雨，便自带凳子到稻场上看电影。只要见到架起了电影放映机，拉起了银幕，四周乡邻的老老少少便纷至而来，和学员们一起在稻场上挤得水泄不通。负责放映的殷修波可是个吃得大苦的人。他必须每天骑自行车翻山越岭40多公里，进城到电影公司送还头天放映的电影拷贝，再租回今晚要放的拷贝。好在那几年刚刚改革开放，新出的和加上“解禁”的文革前影片很多，电影内容丰富，有时一晚放两场，也不重复。

    党校每月一期近200人的培训班，来了走，走了来，每期紧紧张张，人声激荡，使人感到殷家大屋总是充满活力、生机无限。但是，这个偏僻村庄的闭塞，给人带来的生存艰难也是无法回避的。每期培训班结束学员离校后，剩下我们“党校人”守着空空如也的百间“大屋”，便怅然若失。学员们走了，平日沸腾的人声消失了，要听点什么，只有打开半导体小收音机；晚上露天电影没有了，小发电机也不再开，要照明看点什么，只有再点起煤油灯。从校领导到教职工大都是农村“半边户”，上有老，下有小，平时家里田地耕种、妻儿老小无法顾及，一旦自己有了急事也是来去不便、束手无策。1981年6月5日夜晚，殷海松老师由于患肝硬化引起静脉曲张血管破裂，大口吐血不止。为把他送进城里医院治疗，我们一帮人硬是整整忙乎了一夜，到第二天清晨才把他从殷家大屋弄到县一医院，险些耽误治疗送命。

    由于地处偏僻，不单是教职工生活困难重重，难以安身，学员们也反映极大，不愿进校。到1981年下半年，学员入校率越来越低。每期开班报到，县委组织部、宣传部虽专人催促，开会督查，但收效仍然一期不如一期。此外，学校近百亩耕地，虽然有时为了抢季节不误农时，教职工和学员一齐下地抢收抢种，但日常耕种管护仍然要靠雇请人员来承担。雇请人员少了忙不过来，多了带来的结果是“豆腐盘成肉价钱”，收获的东西比市价贵出几倍，收不敷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农民对党校山林土地蚕食不断，砍树盗耕事件屡屡发生。他们认为，这些土地应由当地农户耕种收获所有，不该占为国有。在这种情况下，1981年3月，县政府确定党校移交50亩耕地“借”给县公路段，用于培植道路树苗。但是，这并没有化解当地群众“要地”矛盾。党校领导多次向县委县政府反映情况，申请搬迁。1981年8月，党校党总支向县委正式提出了书面报告，希望能尽早把党校迁至县城。经过校领导的多次申请，到1982年春，县委有了将党校迁至城关北门果木园的动议。1982年5月底，开始了党校从殷家大屋向城关果木园的迁移，7月下旬开始在果木园整修房屋进行校园建设。到1982年9月22日，党校完成了从殷家大屋向果木园的搬迁，9月28日，在果木园原有的旧房里，开办了第一期“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领导干部培训班”，县委党校在果木园开始了建设发展的新征程。

    (作者：李健强，男，1956年出生，湖北省广水市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1980年3月至1984年3月，任中共应山县委党校教师、教研室副主任，党校党总支委员。现任政协广水市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