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应山又是一个大荒年，老百姓生活艰苦，我们新四军和县大队的活动经费夜很困难。日军一方面对我基本区实行经济封锁，一方面又不断“合围”、“扫荡”。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一游击纵队曹文彬部，夜从四望山南下，进犯我应北根据地。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在日伪和顽军的夹击下，形式越来越严峻。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县委指示我们手枪队，到应山县城，从日伪政权、地主老财和反动巨头那里为部队搞一批给养。应山县城市日军第三师团驻地，城内城外，都驻有重兵，戒备森严，真可谓是虎口拔牙。我们却闯了三次，胜利完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即打击了敌人，又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一 闹 山 城
割谷以后，已是深秋，县手枪队根据县委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踊跃报名，都要求参加战斗，最后挑选了十多名战士组成了一个班，由我担任班长。我让大家化好装，从寿山根据地出发，来到城北不远的望城岗，悄悄地往下，与县城北关两面保长王庭三取得联系，根据他提供的情报，经过侦察，决定将日伪“兴应合作社”作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日伪“兴应合作社”设在西门外西关帝庙内，是日军控制地方经济、掠夺物产的工具，驻应山日军第三师团及伪军的军需均由该社承担。该社秉承日军的旨意，一方面卖力推销日货，一方面大事收刮土产。他们收刮土产的主要手段是统制食盐，实行食盐专卖。通过“专卖”，捞到不少油水，这可是个肥缺，担任社长的就是伪县长韩尚德的侄子韩达民。日军通过伪“合作社”实行贸易统制，控制沦陷区市场，掠夺应山大批物资，除供其侵略战争军需外，还将大批原材料运回日本国内。特别是对我基本区实行经济封锁，不准食盐、药品等物资流入我基本区。因此，伪“合作设”内存有大量我们急需的物资。可要到伪“合作社”去为我们部队搞些给养，就如到老虎嘴边夺食，风险不小。据我们侦查，应山县城虽然戒备十分森严，但日军的重兵主要驻在城东和城南，城西相对较弱，只在西门城楼和西门岗上建有炮楼，“兴应合作社”正处在这两座炮楼的活力交叉点上，如果稍有响动，惊动了敌人，也是进来容易出去难。
经过周密的策划，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背着北风冒着蒙蒙细雨，沿着西河沟，深一脚低一脚，干一脚湿一脚，在夜幕的掩护下，过了西门桥，悄悄地摸到“兴应合作社”院墙地下，搭人梯翻进了院内。院内也静悄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我们拨开老板的房门，突然把手电筒照到他脸上，老板从梦中惊醒。我用手枪对着他，一边亮出四个指头，一边轻声说：“快起来，我们有事找你商量。”他一边哆哆嗦嗦说:“好，好”，一边颤颤惊惊下床穿好衣服，浑身象筛糖一样恭恭敬敬站立在我的面前，等我吩咐。我说：“现在天寒地冻，我们抗日战士都在忍冻挨饿，现在找你要什么，你大概也明白……。”还没等我说完，他就连声说：“好，好，你们要什么就只管拿什么。”为了便于携带，当然是现金。我说：“我们要钱！”他吓得直打哆嗦说：“钱，钱都上交了，没有钱，”说着打开所有的柜子，确实没有钱。我说：“好吧，那就拿点东西吧。”好不容易跑一趟，决不能空手而归，就让他把我们引进仓库。我们挑了一些食盐、毛毯等物资，打好包，又把事先准备号的布告贴在“合作社”大门上，意思是中国人不要替日本鬼子卖命，当汉奸决没有好下场。随即我们十几个人一个人背两捆东西，为了日后再从老板身上弄些钱，便押着老板，又神不知鬼不觉从原路撤到望城岗。
返回望城岗，我即派五名战士押着老板，挑着战利品，连夜赶回寿山，向县委汇报。我和十名战士仍留在望城岗，先美美睡了一觉，第二天分别化装成打柴的、捡粪的、做小买卖的，伺机再闹腾一下。
天大亮以后，敌人才发现我们贴的布告，已发现合作社丢了不少物资，日军三师团司令官大发雷霆，下令清城，四门戒严，城内城外到处增加岗哨，大街小巷巡逻搜查，折腾了一天，一无所获。晚上，他们刚刚静下来，我们与王庭三派来的陈老六接上关系，又突然出现在北关，为了迷惑敌人，就点名道姓，到处喊“捉汉奸王庭三啦。”等敌人四下出动，我们早已溜之大吉。一连几天，三更半夜我们就到城四关外，又是喊，又是叫，东一枪，西一枪，又在铁桶里放鞭炮，敌人不知道来了多少新四军，又拉警报又开枪，折腾了几天几夜，拖住了敌人一些兵力，减轻了对基本区的压力，我们胜利完成了任务，便回到了寿山。
二 闹 应 山 城
时值隆冬，应南抗日根据地生活更加艰难，既缺粮食，又缺活动，特别是经过一场特大旱灾，老百姓饥不裹腹，衣不蔽体，许多人不得不外出逃荒。县委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决定让我们手枪队配合应北税金队再次进入县城，向商家征税。
我带着县手枪队的一个班（我仍是班长），和应北税金队手枪队队长柴大义带的几个人，共16个青年人，带着由地下党组织搞的“良品证”，扮做学生，通过伪军中队长尚武的关系，从东门混进了县城。进城后，住在东门一家饭馆里，在老板的掩护下，白天混在赶集的人中，一面熟悉活动路线，一面侦察日伪的活动情况。到了晚上，就分成几个小组，分头到商家做工作。通过地下党组织，知道那些商家比较老实，那些商家比较顽固。那些事汉奸商人。对那些老实商家，进行抗日宣传，解释我党的抗日政策，动员他们向抗日民主政府交纳税金，为抗日做贡献；对比顽固的商家，则软硬兼施，迫使他们向抗日民主政府交纳税金；对汉奸商人，则施加一定的压力，在枪口底下，让他们乖乖交出税金，又不敢向日军通风报信。我带几个人先到金秉文家，他开的是银楼，开始他以为是汉奸来敲竹杠的，我们一个战士伸出四个指头向他示意，说：“不要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4年没交抗日捐，现在找你要，是不会少拿的。”他连说：“聂幺哥，你要高抬贵手，不要把我的脑袋搞掉了。”说完，便按数字交纳了税金，随后又到另一家。经过一整夜的活动，我们在敌人鼻子底下，征收了一大笔款子。为了安全起见，又与地下党争取过来的伪军中队长尚武取得联系，天亮之前在尚武的掩护下，由应北税金队从南门出去，先把这笔巨款送出县城，赶回寿山抗日根据地。
我们手枪队的几个人，在天大亮后，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准备出城。走到一家日本洋行门口，与日军几个宪兵遭遇上了。为了敌在巢里制造恐慌，我们故意迎上去，伸出四个手指头，向他们亮了相，示意我们是新四军。他们见我们人多，也没有声张，与我们擦身而过，但没走多远，敌人就拉响了警报。紧接着全城戒严，日军的机枪到处扫射，一队队日伪军夜四下出动了。赶集的老百姓一下子炸了营，躲的躲，跑的跑，喊的喊，叫的叫，我们也混在奔跑的人群中，向东门突围。城门已被封锁了，我们又折身从东南角爬上城墙。城墙大约有两丈多高，下面是一条二丈多宽的护城河，河上结了一层冰。东门炮楼上的日军发现了我们，即向我们打枪，并向我们压过来，情况十分紧急。如果直接跳下城墙，我们不是伤，就是残，损失很大。幸好我们一人带了一把伞，我急中生智，立即命令大家张开伞，伞一伸，跳下了城墙。我们没有伤亡，只有一个战士丢了一把伞。我们跳下城墙后，抢过护城河，沿东草街向三里河跑去，已远远把追赶的敌人抛在后面。
刚到三里河，遇上了由日伪控制的反动“红学”，他们共有几十人，把我们团团围住，不让我们走。我们做工作，说：“我们是新四军，只打鬼子和汉奸，不打老百姓。”他们都说：“我们就是来捉‘四老板’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来硬的了，我说：“如果再不让开，我们就开枪了！”他们说：“我们是红学，有神法，刀枪不入！”再不能拖延了，后面的日伪军就要追上来了，我们就开了枪，当场打死了四名红学，其他红学见状，一下子四散逃开了。我们终于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返回到根据地。
从此以后，应山城里的老百姓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一些地主老板也受到了震动，都自动地向新四军交纳税金。日本鬼子却被激怒了，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聂幺（当时我的外号），报信者赏光洋五十元，活捉者赏一百元。但他们到哪里去抓我呢？他们不但没有捉住我，我们还趁他们晚上运粮时，分别从西门外、南门外截走了他们的运粮车，还把警告他们的布告贴在南门上。神出鬼没的手枪队不断让他们心惊胆颤。
三 闹 应 山 城
腊月，年关将近，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地面也积了厚厚一层雪，为了让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过上一个象样的春节，县委决定再次派我们手枪队（这时我是队长）进入应山县城，搞一批春节物资。腊月二十九（1942年2月14日），县财政科长方略带着我们手枪队一个班和一个长枪班共30余人，从吉阳山下洪庙冲出发，越过广应坪公路，穿过中华山，到杨家岗附近一个湾子里。地下党从县城派来的同志已在这里等着我们，根据地下党提供的情报，方科长把我们手枪队分成了五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都有一位由城内派出来的同志作向导，并确定了猎获对象和行动路线。为了万无一失，各小组又分头讨论了作战方案，把每一个行动细节都考虑进去了。临行前，方科长向我们作了战前动员，要我们既要勇敢，又要谨慎，既要不惊动敌人，又要把猎获对象安全带出来。
天刚煞黑，我们即向县城进发。这是雪夜行军，我们借着雪光，连跑带走，踏着没脚深的积雪，高一脚低一脚，只听见沙沙的踩雪声和呼呼的喘息声，近二十里路，竟不知不觉就到了县城边。我们来到县城东门靠南的城墙底下，长枪班则分散埋伏在印台山北首的山坡丛林里，担负着掩护和接应任务。向导同城内派来接应的人对上暗号，他们都是伪军中队长尚武派来巡更的人，先已联系好了，他们把一批白布拴在城垛上吊下来，我们拉着抛下来的白布，一个接一个攀上城头，分了四五个组，分别向指定的猎获对象奔去。
我带着两名手枪队员，跟着向导区抓汉奸商人王福周。王福周本来住在东门外，在城内开有一个粮行，每天晚上总要在鸦片馆里抽大烟，聊足了天，吸足了烟，到深更半夜才出城回家。应山沦陷后，他投靠了日本人，做上了粮食生意，四下抢购粮食，囤积居奇，时值荒年，又高价卖出，大发国难财。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径直向一家烟馆摸去。王福周果然在里面抽大烟，我们推门进去，用枪口对着他，轻声而又严厉地说：“不许动，我们是新四军！”他一惊之下，丢下烟枪，举起双手，颤颤惊惊站起来，连声说：“有何指教？”方科长有事请你去商量！”我把手枪向外一指，他直说：“可以，可以。”我们象老朋友一样拥着他，用手枪暗暗抵着他的腰，说：“你如何让我们出城。”他说：“跟我一起走，到城门口你们只点点头就可以了。”走到东门口，他摘下礼貌，向守门的两个日本兵点点头，哈哈腰，说：“太君，朋友的回家。”王福周在县城可是名人，两个日本兵朝我们看了看，我们也向他们点了点头，便打开了城门。
我们顺利出了城，走到东关街，他说：“你们饿了吧，弄点吃的。”我们说不饿，便来到指定的集合地点东岳观坡下。不一会，其他几个小组都翻下城墙，也来到了东岳观，拥着10余个商人，连夜赶回杨家岗。方科长正等在那里，向他们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政策，要他们主动赎罪，为抗日军民筹办一批物资和现金。他们都连声答应照办，并保证大年初一把物资和现金设法送到杨家岗。随后确定了各人所交现金和物资数量，便放他们回去了。
大年初一，这些商人带着伙计和亲友，装成拜年的人，提的提，背的背，挑的挑，陆续来到了杨家岗指定地点，把大批物资，如糖、烟、酒、糕点之类及现洋，交到我军手里。而这些都是在日军眼皮底下悄悄进行的，日军丝毫没有察觉。我们手枪队员每人背一袋现洋，大家手里都提着“年货”，回到应南，除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外，每人还发了一个月的津贴。不久，我们又通过伪中队长尚武，把躲进应山城的太平镇左家河大地主左某，诱出县城，在张杨店将其抓获，交给抗日民主政府，又筹到了现洋三百元。
（聂祖武 撰稿 彭为群 张家金 整理 广水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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