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周恩来同志去宣化店

2014-09-15 21: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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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6年1月19日，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决定在重庆召开，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为了让会议能在和平气氛中顺利进行，向国民党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建议，经过坚决的斗争，迫使国民党与共产党于1月5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商定由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简称“三人小组”)，会商解决国共双方军事冲突以及有关问题。

    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双方下达了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政府代表罗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由执行部派遣军事调处小组分赴各地负责执行《停战协定》。可是蒋介石却以这次签订的协定，作为缓兵之计，等他的军事部署就绪后，马上就会撕毁《停战协定》，燃起内战战火。国民党为了配合向东北、华北、华东进行全面地攻击，在华中地区调动了11个军26个师共三十余万兵力向湖北礼山县(今大悟县)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军区六万部队进行严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从1946年1月到4月底达4个月之久，并下令在5月4日到9日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全面进攻。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于5月1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揭露国民党的罪恶阴谋。4日周恩来代表从重庆飞往南京，向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代表提出共同前往宣化店实地调查国民党军队违约行为的紧急建议，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代表被迫接受了这一建议后，周恩来代表同国民党代表徐永昌、美国政府代表白鲁德(当时张治中、马歇尔不在南京)于5月5日从南京飞抵武汉，6日启程去宣化店。当时我在《新湖北日报》工作，报社派我随同周恩来副主席前往，到今年5月已过去了56年，但往事还历历在目。现在回忆这段历程，周恩来同志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始终是难忘的。

(二)

    5月6日早晨，我们到汉口杨森花园集合，在朝霞初放、晴空万里的景色中，四辆专车开离武汉向宣化店进发。周恩来副主席跟他的秘书坐一辆小吉普车，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以年迈，不能前往，由武汉行辕参谋长王天鸣、第三处处长邓定远作代表坐另一辆小吉普车，美国政府代表白鲁德跟他的翻译坐一辆小吉普车，武汉各报社派出的记者二十多人和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任士舜等三人共约三十余人坐一辆大吉普车。

    专车很快驶离市区，擦过黄陂县城垣，转眼过了木兰山、长轩岭，在整个行程快走一半到了名叫石棵松这个地方的时候，却被一条河流挡住了车行的通道。这条河原来是一条四五米宽的溪沟，上有石桥可过。两三天前连降暴雨，山洪暴涨，河水不但淹没了石桥，而且水面宽达百米。吉普车不能通过停了下来。身着武装的周恩来副主席跳下车来，出现在我们眼前。他十分仔细地观察了地形和河床的深浅，思考了一下之后对国民党代表王天鸣、邓定远说：“河并不深，可找一些人来把车子抬过去。这是你们管辖的地段，你们能否去找一下。”。王天鸣无法推辞，从东村跑到西村才找来几个保长。周恩来副主席立即嘱咐他们转去找人。这几个保长转去之后不再返回。王天鸣、邓定远等得十分焦急。邓定远无可奈何地对记者周恩来同志涉水过河的情景们说：“王参谋长是陆军中将，我是少将，这次竟被过河卒子将了一军。”眼看水势在继续上涨，周恩来副主席立即找任士舜设法。任士舜迅速爬上山坡，振臂高呼：“我们共产党中央的周副主席来了，我们是到宣化店和平谈判的，请大家来帮我们抬车过河。”农民群众听说周副主席来了，又是任县长的号召，一拥而来一百多人。他们首先下水探清石桥的方位和河水深度，再把吉普车抬上肩，齐心协力，一步一移地把四辆吉普车全部抬过了河。这时我们才知道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共方代表任士舜，曾任中原解放区黄孝县长。

    车上所有人员在周恩来副主席的号召下都脱下衣裤，只穿汗衫，一手高举随身衣物，一手找一同伴互相搭肩，彼此搀扶，涉水过河，周副主席和他的秘书搀扶在一起领导我们前进。在一百多米宽、齐腰深的急流中，周副主席不时提醒我们：“手要扶紧，要避开漩涡，要注意河底的石块。”过河后已是黄昏，大家分别借宿在农民家里。

     7日早晨，专车继续向宣化店进发，由于公路多年失修，路面凸凹不平，坡度大，急弯多，大吉普车走得慢，又常发生故障，被小吉普车丢得很远。当大吉普车于下午3时到达河口村的时候，周副主席在这里已等候多时了。任士舜宣布还要在这里留宿一夜。我同《大公报》的吉彭信、《大刚报》的余湘等趁此机会访问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对我们说：“这次去宣化店的目的是国共双方代表亲临冲突的地区，共同了解违反《停战协定》这一事实，再根据事实分清责任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总的目的是争取和平、民主和统一。希望国民党能作出积极的反应。”他又说：“你们可去参观一下解放区，看看那里的军民对和平与打仗的态度。”任士舜对我们说：“周副主席上午就到达这里了，因为等你们的大吉普车才停留下来，还做了一些说服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王天鸣、邓定远曾坚持三辆小吉普车直开宣化店，把大吉普车上的记者丢在河口村。他们唯恐新闻记者看到了解放区的真实情况。

(三)

    8日早晨，继续前进，专车快接近礼山县禹王城中原军区警戒线时，中原军区已派有代表来迎接。这天车行顺利，中午就到达宣化店，在当地军民列队欢迎的锣鼓声中，周副主席立即去宣化店竹竿河西岸的湖北会馆与国民党、美国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各报记者都住在宣化店正街南端中原军区司令部招待所。

    下午，我们在中原解放区《七七日报》工作人员陪同下参观了宣化店。宣化店在湖北省礼山县东北，是一座山区集镇，有公路南通武汉，北达河南省罗山县，为鄂豫两省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原军区于1945年10月24日组建于河南省桐柏山地区，1946年元月中原军区部队转移到河南省光山、罗山、新县和湖北省礼山一带时，中原军区司令部和部队机关才进驻宣化店。时间虽仅4个月，却把这座穷困的集镇治理得很有生气，一切日用品都有供应，军区机关附设的各类工厂的产品又补充了市场供应的不足，粮食、布匹是能自给自足的。受国民党宣传而被蒙蔽了的记者们无不感到新奇。

    下午6时，中原军区召开了一次招待酒会。会上军区首长接见了各报记者。司令员李先念、副司令员王树声、参谋长王震、政委郑位三、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党委负责人陈少敏、行政公署正副主席许子威和杨经曲等都一一跟我们交谈。他们的态度平易近人，谈吐温文尔雅，使人感到亲密、诚挚。在觥筹交错中，周副主席、李先念司令员一再提议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而干杯。

    晚8时又举行了一次文艺晚会。在多盏煤气灯的照耀下，李先念司令员致欢迎词后，周副主席上台讲话。他说：“我今天既是主人，又是客人。我以主人的身份欢迎来宣化店谈判的客人和参观的记者们。我们欢迎我们的客人为维护和平做出有益的贡献。未来的道路虽然还很曲折，我想只要为人民利益着想，目的是可以达到的。我以客人的身份感谢宣化店的主人，你们已做了许多有益于和平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我相信会做得更好。”周副主席的讲话，激起了热烈的掌声。国民党代表王天鸣接着上台发言，他也谈什么和平，立即遭到与会的一位干部提出质询。这位干部说：“王参谋长口口声声说和平，如果真要和平，为什么行辕派那么多军队围困我们?”王天鸣无言可对，幸亏李先念司令员给他解了围。讲话结束后，军区文工团作了文艺演出。演完独幕话剧《把眼光放远点》后，正准备上演另一节目时，周副主席即征询坐在他身旁的记者们对节目的意见，大家都说要看解放区的秧歌剧。文工团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改演了刚从延安学回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演出结束后已近午夜，周副主席立即同军区的首长开会商讨，一直到天明。

    我们于6日晨从武汉出发过了整整三天，很少看到周副主席休息、睡眠，但他一直是精神奕奕，谈笑风生。在一切困难面前指挥若定，应付自如，永远不知疲劳而忘我地战斗着。

(四)

    9日早晨，我们离开宣化店之前，李先念司令员、王震参谋长在边区参议会参议员的陪同下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李先念司令员说：“这次宣化店会谈只能摆出军区部队被围困的事实，国民党不能不承认这些事实，至于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待周副主席到武汉继续磋商。”又说：“我们是要和平的，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打，我们能够奉陪。”王震参谋长说：“不要以为我们人少，装备差，真正打起来，国民党部队的伤亡不一定比我们少。”军区首长对和平与战斗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行署副主席杨经曲会后对我说：“以前在武汉见过你，现在是第二次，我想第三次见到你的时候，全国已解放。”解放区的首长对中国的前途看得是多么清楚。

    周副主席回到武汉后，与国民党代表徐永昌、美国政府代表白鲁德在汉口杨森花园继续会谈。经过周副主席的坚决斗争，迫使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代表于5月10日签订了《汉口协议》后，返回南京。《汉口协议》共七条，概括起来分两点：一、双方继续遵守1月10日的《停战协定》，不许进攻；二、同意中原军区伤病员和眷属以及照顾伤病的医护人员千名转移到华北解放区。《协议》签订后，中原军区的伤病员和眷属开始转移，先后转移了八百多人。到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从各个进攻点集结，对中原军区部队进行大包围，中原军区部队遵照周副主席在宣化店时的战略部署，粉碎了国民党的“围歼”阴谋，武装胜利突围离开了宣化店。（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一辑，本文作者徐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