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熊秉坤，字戴乾，曾名祥元，又名忠炳。湖北江夏县人。1884年生。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寻常的足迹。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父亲率新军工程八营首先发难，打响了第一枪，随又率敢死队攻占清廷督署；在阳夏战斗中，誓死保卫新生政权。史学家称他是一位忠贞不渝的共和卫士，武昌起义第一枪的制造者，武昌起义的组织发动者，新生政权的英勇捍卫者，高风亮节的民主革命勇士……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撰写国庆贺词时，提笔即谓：“今日何日?
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发难之日乎?”先父由于首义有功，后来擢升陆军少将，成为混成旅旅长。1913年，父亲鄙弃袁世凯的高官厚禄，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先组织改进团，后任鄂中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期间，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高级副官、代参军长等职。为实现孙中山先生宿愿，谋求中国统一，回到武汉进行策反，时遇“二七”大罢工。根据当时湖北武汉中共党的工作负责人张国焘回忆录称，当时党的最后一次会议地点，因被敌人发现，临时改在革命元老熊秉坤先生家召开。父亲既作了掩护者，又作了参与者，他的发言，表露了他敢打敢拼，视死如归的性格。
父亲曾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开创期间，他结识了周恩来同志。北伐成功，国共却分家了，从此，天各一方。周恩来同志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父亲则一度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武昌市市长。1931年后，父亲长期挂名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46年退役。解放战争期间，父亲通电反对独裁，推进和平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受到各级党组织无微不至的照顾，尤其是周恩来总理体贴入微的关怀。
早在50年代，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同志于百忙之中，来到我家，转告了周恩来同志关怀之情，并让我家搬到水果湖张家湾居住。父亲当即诚挚地感谢周总理及张省长的美意，并说自己年已古稀，垂暮之年，一切都不讲究，不必再迁新居，后人也自有后人福，无须考虑他们。何况国家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处都在搞基本建设，需把钱用在基建上，国家富了，民族兴旺了，儿孙们自然也受惠其中。体学同志哈哈大笑说，熊老，看来你真是一个廉洁自律者，一生两袖清风，安于清贫淡泊，给你房子不要，舍不得这既破又老的房子。你时刻记得国家和人民。我们共产党人讲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你也有这民族传统美德，我们真是好朋友，真是同心连根的一家人。走时，体学同志再次劝父亲迁移新居，父亲婉谢。张省长见此情景，只好派人将先父住屋予以修缮。在修缮中，父亲也只同意将屋面漏雨之处重点修缮，任何装饰一律辞谢。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父亲作为全国纪念会的筹委和湖北推选出的辛亥革命志士代表，参加了北京盛典。国庆宴会上，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得知父亲也出席这次宴会，便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表露想见父亲一面，张副部长立即禀报周总理，周总理欣然同意。“末代皇帝”来到父亲面前，高举酒杯说：“辛亥革命，你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统治，打倒了我这个当年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为新人。为表达谢意，容我敬你一杯。”父亲则谦逊地回答道：“承当不起，我们过去是夙敌，你是皇帝，我是乱民；今天是共产党领导，冤家路宽，大家择善而从，成了朋友，都作了新人，新人做新事。让我们为国家昌盛，民族兴旺共同干杯。”此后，周恩来总理又精心安排组织了溥仪等人与我父亲等革命党人的正式会见。这一会见成为旷古未闻的历史性会见，是一次奇人奇事奇会的“三奇”会，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1964年，全国政协开会，组织上特许我陪同前往。湖北省的委员都住在民族饭店。记得有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广才，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建国前国民党最后一任湖北省主席朱鼎卿，建国后曾任武汉市副市长的孙耀华，还有著名汉剧艺术大师、须生泰斗吴天保……他们一起应邀出席了周总理主持的国宴。父亲因饮酒过量，回到饭店，显现出一副醉态。孙耀华等几位对我说，你父亲今晚太高兴了，多喝了几杯，吃醉了。张副司令员哼着楚剧《蔡鸣凤》说：“嘿，你父亲今天风头出足了啦!”我紧张地问道，是否酒后失态。他们哈哈大笑起来。孙耀华说：“周总理到湖北这边打招呼，与你父亲握了手，又一同坐下来谈天，我们这些人都只能在一旁静听。”吴天保说：“像跑龙套的站立两厢。”朱鼎卿说：“大家列队行注目礼。周总理走后，大家为你父亲高兴，称道你父亲为湖北添光增彩，还都知道你父亲是海量，你一杯，我一盅，喝多了。”张副司令员说：“让他美美地睡个好觉吧!”
父亲通宵睡得很香。第二天大早一醒来，就对我说：“周恩来总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宴会上那么多人，那么忙，他各处都事无巨细地照顾到了，到了湖北这边与大家干杯后，拉我坐下来，肩并肩地谈家常，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挚诚。身为一国总理，一点官气也没有，毫无架子可言。过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了得?怎么会与我促膝而谈?!我在过去，家里应该是高朋满座，可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而今居然能和当朝‘宰相’坐在一起……”我急忙问父亲，周总理说了些什么?父亲说那真是体贴入微，问我血压，问我心跳，问我住得怎样，吃得怎样，过得怎样，到北京习不习惯，问你们在哪里工作，问有几个孙儿孙女……俗话说，好男有泪不轻弹，可父亲这时哽咽起来，他说：我活了80岁，哪有什么泪水不泪水。
可昨天，两个眼睛都湿了，心要跳出来了，血像烧开了的水，人在梦里一样。周总理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这时哪里又说得出一句话来，只是摇头连说不、不、不，连谢一声都没说，我太糊涂、太对不起周总理、太抱歉了。后来周总理对我说，我前几年的许诺，会放在心上，你在湖北，有事还是找找张体学，方便一些。我赶紧说：张省长是个好省长，很关心我的。周总理听了，满意地点点头，并让我有什么要求大胆地讲，包括个人及儿孙的。我连忙回答道，个人及家庭的绝对没有，要有就是希望早日建成辛亥革命纪念馆。周总理连连点头说：提得好。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继承者。我们肯定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歌颂辛亥革命，要把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让全国人民了解和知道。辛亥革命不仅是改朝换代，推翻了封建，废除了专制，打倒了皇帝，更主要的是人们在精神上、思想上获得空前大解放，共和深入人心，反对皇帝，反对独裁，为以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道路。没有一百多年来诸如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梦寐以求地追寻真理，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周总理还说，辛亥革命是国共两党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促进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都需要有这么一个辛亥革命纪念馆，应当积极筹备。父亲告诉我，他听了周总理这一席话，真有点像小孩子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一股幸福的暖流在全身流转。我问父亲：“周总理说答应你的事会放在心上，是什么事?”父亲幸福而又神秘地一笑说：“现在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
1969年，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父亲病危。当时高干病房被取消了，连一般病房的医治与护理也被打乱。张体学同志虽担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三把手，仍有时时被揪斗的风险。他不好对医院下命令，而是设法示意让医院为父亲改善医疗条件。医院同志立即以抢救重病号为名，封闭了一个楼梯转角，辟成一个临时单间病房，加强了医疗与护理。又让我已下乡当知青的长子熊永铸请假回城，与我日夜轮流照顾。这时，父亲告诉我，你曾经问过的一件事，现在该告诉你了。1959年春，全国政协开会，周总理邀约了部分年岁较大的委员开座谈会，鼓励大家把自己亲身经历，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记下来留给后人。他说，这是一笔财富，了不起的财富，可以让后人借鉴、学习，从中吸取经验，接受教训，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服务。总理祝愿大家健康长寿。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自然规律，人人有份，十分公平，谁也有这白的喜事到来的一天。大家已是高龄，时不待人，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挽回损失，因此希望老先生们在有生之年，写些东西留给后人。在座的百年之后，我尽量提供服务……散会时，周总理又特意对我说：“你老在外地，找张体学就行。”父亲讲到这里，稍停又接着说：“到时候，你去找张省长，报个丧，不必也不要提要求和照顾。”
父亲去世是在1969年5月31日下午5时左右。我遵照遗言，找到时已古稀之年的陶述曾副省长，他领我到省政府办公厅麻佩三秘书长等领导家中，可就是无法与张省长联系上，他们都感叹地说，熊老死得太不逢时了。这时，已是夜晚10点，我送陶老回家后，无可奈何但又抱一线希望地与好友王子和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门前傻等。刚去，警卫同志还误认为是去静坐的，后来了解情况后，得到了理解与支持。凌晨两点前后，我们拦住了时为“抓革命促生产”负责人的丁力同志，说明情况后，他先让我们在门前等候。5分钟后，将我们请入了会客厅，转告了体学同志意见：熊老生前，周总理十分尊重和关心，丧事要报周总理。先用小车送你们回家，并问有什么要求。我回答道：没什么照顾要求，是骑自行车来报丧的，不必用小车送了。丁力同志说是体学同志意思。于是，我们坐小车回到家中。第二天一大早，果由以后曾担任参事室主任的安平等几位同志来到家中，代表体学同志及组织慰问家庭。
并传达了周总理四点指示：1、安葬在武昌九峰烈士陵园；2、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操办丧事，赠送花圈；3、开追悼会，报纸电台发布讣告和消息；4、慰问家属，听取意见。自此以后，我当了甩手“孝子”，省革命委员会操办一切丧事。只是在临开追悼会时，突然改为告别仪式。张体学同志带口信来：“很想亲自主持参加，但不太方便，以后有机会到家中看望，务望节哀。”这时，我知道了体学同志有难处，也不再提任何异议，因为一切都是徒劳的。告别仪式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韩宁夫主持。参加告别的父辈们，既感伤失去了一老友；又有幸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在浩劫中被允许聚会相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有幸参加民革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并一起合影留念。我深深感受到党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党的统战工作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真可谓：桔树老来红，皓首沐春风。!（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七辑，本文作者熊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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