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自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正式创刊后，至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关于《人民日报》的筹办经过，有不少专家曾撰文论及。其中一个不争的史实是，它由当时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因此，二者均可称为今天《人民日报》的前身。“树有根，水有源”，如果我们再刨根问底：“前身”又是从何“脱胎”而来?寻找答案无疑是有意义的。由于这两种报纸先后创刊于1940年11月7日和1946年5月15日，前者的来历就更值得探究一番。
近日，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我专程上门拜访了《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抗敌报》总编辑袁同兴先生。
袁老已近九旬高龄，家住武汉市。他是河北阜平人，曾用名袁济、袁济川。早在1931年，他与中共地下党员王宗良、李心仁等发起成立“旭光文学研究社”；抗战开始后，曾任晋察冀军区《抗敌报》社总编辑，后担任边区政府《救国报》副刊《老百姓》主编；1942年后，历任正(定)新(乐)联合县政府秘书、县长等职。不久，入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学习；1947年，在上海参加吴晗、费孝通组织的《观察》社活动；建国后调至武汉工作，直至1975年退休。作为一位诗人和民间文学家，他出版过《谐合的心曲》、《血战百花岭》、《俚曲短唱》、《晋察冀根据地抗日民歌选》、《晋察冀妇女歌谣》等专集，现在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晋察冀文艺会等社团会员，还是目前湖北省作家协会中最年长的会员。
采访这位耄耋老人，因为事先有预约，袁老有所准备。他首先对我热心关注已被不少人淡忘的《抗敌报》表示感谢，然后缓缓地讲述起60多年前的往事：“1937年秋，八路军进入冀西阜平县开辟抗日根据地，10月初成立了阜平县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王平同志任主任。因为我是宣传第一大队队长，考虑到当时宣传材料缺乏，便向王平建议创办一份报纸，以加强抗日的宣传鼓动工作，很快得到批准。社址就设在县城关帝庙简易师范内，社长叫赵炯心，我任总编辑……”
从老人的回忆中，我了解到，报纸取名《抗敌报》(头几期叫《抗敌》)，开始是三日刊，每周出版两次，每期油印八开纸版型两张。印刷员叫赵玉山，负责刻蜡纸和油印，编辑有李景波、李树桥、孙棣生等五六人。
1937年11月17日， 晋察冀军区成立，因工作需要，上级决定将抗敌报社交军区政治部接管，由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社长，黄敬、邓拓兼任副社长，袁同兴担任总编辑。《抗敌报》改为四开石印两版，于12月11日正式创刊，报头由舒同题写，发刊词系袁同兴起草，邓拓修改定稿。它面向全区发行，从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了第一张抗战的报纸(1938年5月1日，新四军军部机关报在皖南创刊，亦名《抗敌报》，1941年1月停刊)。1938年4月，《抗敌报》升格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的机关报，袁同兴此时也转至边区政府报社工作。1940年下半年，边区领导机关由阜平迁至平山，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每日四开四版，由邓拓担任社长兼总编辑。
听完以上介绍，我请袁老再重点谈谈自己在《抗敌报》任职期间和邓拓交往的故事。他稍事休息，理一理思绪，继续叙谈：“我和邓拓同志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1937年12月初的一天。袁同兴同志他一到报社，就和我商量报纸的编辑、出版规划。他认为，《抗敌报》是抗战的旗帜，应反映人民的心声。他对我强调说：‘党报要宣传敌后解放军民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在为民族求解放。因此，我们在工作中要抢时间，争分夺秒，一面战斗，一面编辑，让边区军民尽快看到我们每一期的报纸。’邓拓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以后每当我把编辑好、待发的稿件送给他审阅时，他总要仔细琢磨，有时为了一个标题更醒目些、为了一个词语更生动些，他会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使我深受感动。”谈到这里，袁老若有所思，又顺便讲起了自己和著名摄影艺术家沙飞的一段友谊：1937年12月下旬，上级为了加强《抗敌报》的力量，新委派25岁的沙飞任副社长。
沙飞原在上海美专读书，因在《良友》画报等刊物发表《鲁迅先生与青年木刻家谈话》和《鲁迅遗容》等照片被学校勒令退学，不久在太原全民通讯社当摄影记者，然后随一一五师来到阜平。沙飞很善于团结同志，说话时总是面带笑容，让人觉得和蔼可亲，在工作中和袁同兴配合默契，彼此心情都很舒畅。1938年元旦前后，袁同兴提出想看看沙飞的摄影作品，沙飞毫不推辞，热情地找出他在平型关大捷中拍摄的八路军活动和缴获日寇大量武器的照片。袁同兴欣赏之后，恳请沙飞为自己拍张照片作纪念，沙飞很快满足了同事的心愿。
我见袁老兴致颇高，插话道：“您在《抗敌报》还有哪些难忘的事值得一提?”慈和的老人有问必答，马上举了几个例子：一是1937年12月9日的夜晚，袁同兴将次日见报的文稿交给黄敬同志过目，黄敬见文尾的日期是“十二月九日”，显得有点激动，袁同兴感到奇怪：“不对吗?今天确实是12月9日啊!”坐在一旁的邓拓听到后，接过话头：“你不知道吗?黄敬同志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啊!”袁同兴这才恍然大悟。不几日，黄敬回忆‘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便在《抗敌报》发表，引起读者很大反响。二是1938年元月，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宣告成立，袁同兴以《抗敌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成立大会，并报道了这一喜讯，题目是《民主照亮太行山——记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成立》。三是1938年春节前夕某日下午三四时许，聂荣臻司令员带着一位身材高大的同志迈进《抗敌报》的门槛，聂司令员向袁同兴介绍说：“这位是作家周立波同志，是特地来向你索要《抗敌报》的，请你给他每期清理一份，有吗?”袁同兴十分激动，立即办妥，周立波连连道谢。后来，周著《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一书还收入了铜版印《抗敌报》样张的图片……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看得出来，袁老已感到疲劳，我不忍心过多打扰，准备起身告辞。袁老热情地为我找出有关史料，以供参阅，并补充说，曾有一位北京的同志来找他了解有关情况，过后撰文时却对《抗敌报》的初创史绕过去不提，说明“讲真话”何其难也。接着，袁老又打起精神，指点着墙上的名家字画，请我共赏。一幅是费孝通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亲赠的墨迹，其文曰：“确保晚节，力求在永息刻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天下固然没有无瑕白璧，但一生做事总可以及世自清，不留遗憾——应同兴同志嘱书老人守则第三。”另一幅是原上海市美协主席丰子恺先生于50年代特地赠与老友袁同兴的一幅画，题为《种瓜得瓜》。画面上是一男一女两孩童哈腰抬着一个大瓜，满脸笑哈哈的。
我一边拍照，一边暗自寻思，两幅字画背后一定包含着鲜为人知的故事，正如袁老今天讲述的史实一样弥足珍贵。可惜时间不允许我再作“题外”的探究，便匆匆将自己新出版的一套《向阳湖文化书系》送给袁老，附带解释说，这是以“存史”为目的而编著的。随后，带着对老人的良好祝愿，愉快地结束了这次采访。
返程后，我特地查阅了1998年4月至6月间的《人民日报》，当时为纪念创刊50周年，该报举办了“我与《人民日报》”征文活动，从4000多篇来稿中选登了37篇文章，遗憾的是，无一追溯到《抗敌报》这段历史(仅一篇提及《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同时，我又找来两本名人专著认真研读，幸有所获。其一，李公仆先生大作《华北敌后——晋察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8页有段短评弥足珍贵：“《抗敌报》是晋察冀边区舆论界的权威，同时也是抗战新文化的播种者。在这一个报纸的第一版社论栏和第四版上时常地转载一些最进步的政治论文。虽然是一个四开隔日出版的报纸，每一号总有关于国内国外的短小精悍而通俗的短评，给予读者以纵横捭阖的国内外情势的正确而明锐的认识。
《抗敌报》在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把边区政府工作中的军政民统一起来。”其二，《王平回忆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六章“开辟抗日根据地·初到阜平”中记述到：“‘动委会’开始办公……人手多了，我们还出了一份油印报纸，取名《抗敌》。记得第一期上除了宣传‘动委会’成立以外，还登了一篇揭露日本侵略军暴行的战地通讯，很受群众欢迎。后来，成立晋察冀军区时，这个小报便由军区政治部接过去办，不过已不是油印，而是石印、铅印的报纸了。”老将军这段话和袁同兴先生回忆完全吻合。由此可见，《人民日报》的“发源地”已经找到，这就是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阜平县油印报纸《抗敌》!此说如经认定，《人民日报》的历史应从1937年10月写起，比1948年6月提前十年零八个月。
《抗敌报》，你的名字不该被遗忘!（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六辑，本文作者李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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