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连载之二)

2014-09-15 21: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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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

    7月22日早上，我想请示一下总理，看总理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办。总理住处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说，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

    23日凌晨3点钟，我们收到了林彪以中央名义调我们进京“开会”的电报。5点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遍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尽管如此，武汉军民声讨王力的游行队伍还是连绵不断。当二十九师师长率领两卡车战士护送我们去机场时，见战士们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振臂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一路上通行无阻，顺利地到达了机场。我们到了之后，牛怀龙、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和其他进京“开会”的人也陆续到达，一共是15人。刘丰这天进进出出，发号施令，已经俨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他规定我们不准离开屋子，并且召集我们的秘书、保卫干事开会，要他们和我们划清界限，对我们采取事实上的防范措施。实际上是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24日凌晨3点多钟，我们飞抵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总理交代宾馆工作人员：要严守纪律，注意保密。为了保护我们，总理还下令给京西宾馆增派了警卫部队。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又策划了新的阴谋。我们一到，吴法宪就找到刘丰，对他说：“你们这次要旗帜鲜明，狠斗他们!”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我们刚住进京西宾馆，造**派就知道了，并且冲了进来，这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傅崇碧同志派人把我们藏进电梯，熄了灯，让电梯悬在半中腰。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问傅崇碧同志，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派退去?傅崇碧同志说：造**派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总理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派撤出京西宾馆，负责保证我们的安全。总理声色俱厉地对谢富治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代!”谢富治一出面，造**派很快就撤走了。总理这天上午还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去做三军造**派和文艺口造**派的工作，不要冲击京西宾馆。戚本禹接到总理的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总理的指示不好办!”根本不做工作。而吴法宪则告诉总理，说他接到电话后，找了三军造**派的头头，做了工作，但三军造**派不仅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反而要求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交给三军造**派批斗。

    其实，吴法宪做工作是假的，耍花招才是真的。文艺口造**派撤出京西宾馆后，三军造**派就立即包围了京西。三军造**派的行动是林彪派叶群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串连”布置的，叶群要求三军造**派包围京西宾馆，“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还要求他们到处张贴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黑后台”徐向前的标语口号。为了给三军造**派鼓劲，叶群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他们的游行示威，甚至亲自出马，邀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对三军造**派的支持。

欢 迎 大 会

    7月24日，我们到京的当天晚上，中央文革根据林彪的“第二步骤”，开会研究关于“七·二○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会议还决定7月25日下午召开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和出席大会的人员名单。会议情况书面报告了林彪。

    25日下午3点钟，离大会开始只剩下两个小时了，林彪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江青、陈伯达、关锋、姚文元表示“拥护”林彪的意见。江青和陈伯达说，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关锋甚至建议，为了“壮大声势”，应请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等人也参加大会，而“住西山的那一位(指叶帅)就可以不参加了。”林彪对关锋的意见非常赏识，夸奖他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果然，那天下午的大会，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没有参加。

    下午4点多钟，林彪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以前我们要作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蒯大富又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蒯大富还留心观察了林彪，看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清华造**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和各地造**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迎接林彪“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阶段”。据蒯大富交代，他们当时分析：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人多、力量大。“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蒯大富等人的分析，完全切中了林彪分裂军队的反革命目的和篡党夺权的罪恶野心。

指 鹿 为 马

    7月26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说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通知称我们为同志，并附有中央复电的全文和主席的批语。批语说：“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报如下，请酌定。”复电共五条，其中第二条，主席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二字，内容是：“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主席称我为同志，使我深受感动，当时如果没有这两个字，林彪要整死我们是很容易的事情。

    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名义上是讨论问题，实际上是斗争我们。会场有意布置过，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我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指定在第一排“就座”，但只准站着，就和接受审问一样。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谢富治讲完，吴法宪发言。这天早上4点多钟，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开会之前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七·二○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派抹黑。吴法宪受到指使，气势汹汹地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吴法宪的话完全是信口胡说，总理三次打断他的话，要他讲主要的，但他仍然滔滔不绝，并攻击徐帅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帅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说完，徐帅写了张条子递给总理，忿然离开了会场。据说陈毅和谭震林同志没有发言，也是中途离开会场的。

    会上，我申辩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过来，摘掉我们五个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许我们讲话。会议中间休息时，受到指使的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我们进行武斗。总理在休息室听秘书周家鼎同志报告后，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且跑着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但这些人已经溜掉了。总理后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派，有造**派的精神。”中央常委的扩大会议搞武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会议从中午开到吃晚饭，吃过晚饭又接着开，我低头弯腰地站了六七个钟头，实在支持不住。我看见康生坐在那里不讲话，心想，康生年事高，又是文革顾问，和他讲讲，也许能让我们坐下来，于是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话没说完，康生脸一变，恶狠狠地训道，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说着又逐条解释那个有五条内容的电报，经他解释，我比反革命还要反革命，主席称我同志的意思也完全变了样。康生和江青还一唱一和，说党里有坏人，军队里也有坏人，张国焘、彭德怀、罗瑞卿就是坏人，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煽动部队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中央、中央文革，也是解放军的败类，是解放军的奇耻大辱等等。林彪的几员大将和江青的几名走卒在会上也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所有到会的人都必须发言，表明自己对“七·二○事件”的态度。

    按照毛主席的批语，是用不着开这样的会进行“讨论”的。林彪、江青开这个会，目的是要指鹿为马，进行一次政治测验，看看党内军内有谁敢再反对他们的极左路线，谁要是反对了，其下场就和陈再道等人一样，“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阴 谋 得 逞

    “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预谋已久的反革命步骤，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67年1月10日，“一月风暴”前夕，林彪就在关锋、王力等人“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上批示“完全同意”。接着，他又让林立果写“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让吴法宪“把要揪的人的名单和材料交给在北京串连的军队院校的学生，由学生们去揪”。妄图在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的同时，再打倒一大批军队的负责同志，把党政军大权统统夺到手。林彪、江青一伙从有意给武汉军区出难题到“诱发”“七·二○事件”，就是为了实现“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革命步骤。

    7月22日，王力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对“北航红旗”的造**派说：“这下子，要抓住武汉事件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了。”同一天，林立果之流“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署名“红尖兵”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二○事件”和“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社论、评论、文章、图片连篇累牍。从7月26日开始至8月28日为止，《人民日报》就发表和转载了22篇社论，其中有一天竟登了四篇之多，整版都是社论。中央文革还要求新影等制片厂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拷贝”把《北京支持你》搞出来。8月6日，这部纪录片用专机送武汉首映。所有这些，在我党的新闻史上是从来未有过的。

    7月27日，林彪、江青一伙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信中诬蔑我们和武汉人民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我和钟汉华同志的职务。刘丰连升三级，当了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8月8日，林彪、江青一伙用专机把武汉造**派的头头们和新到职不久的刘丰等人接到北京。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等人两次接见他们，进行谈话。据他们整理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造**派代表讲话纪要》，这些“中央首长”说“武汉出现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的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七·二○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从7月21日开始，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和王力等人还到处发表关于“七·二○事件”的讲话，提出“文攻武卫”、“砸烂公检法”和“改组人武部”等反动口号，各地小报则大肆宣传，疯狂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

    7月30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一个有各地造**派一百多名头头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蒯大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和王力在天安门上作的黑指示，说，现在要解决军内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的动态。同一天，北航红旗的造**派也在武汉传达王力、关锋的黑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中央用这么大的决心，这么大的气魄处理陈再道制造的“七·二○事件”就是这个转折的标志。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8月2日，中央文革接见武汉造**派一个坏头头，要他们向各地派人，介绍和推广他们与军内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据这个坏头头交代，武汉造**派先后派出了不少人，在全国各地冲击军队，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这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浪潮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同志被打成“七·二○事件”的“黑后台”，徐帅和徐海东同志的家多次被抄。许多军队负责同志被批斗监禁，惨遭迫害，甚至连一些公社和大队的人武干部、民兵干部，也被打成“陈再道式的人物”，不能幸免。湖北、河南因为“七·二○事件”大揪“四个一小撮”(党内、军内、公检法内、百万雄师内)，后果就更为严重了。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番号、代号，撤离武汉整训改编。在东湖宾馆多年担任警卫毛主席任务的部队，竟被刘丰、张昭剑等人武装押送到农场。据湖北省统计，全省在“七·二○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人，仅武汉市就打伤打残6.6万人，打死600多人。如果算上林彪、江青一伙在1968年、1969年挑动造**派之间进行武斗的伤亡人数，那就更加骇人听闻了。

    8月9日，林彪针对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局势，总结出“打”的“四种情况”(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说什么“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否则，“反动的东西就不能暴露”。林彪、江青一伙愚弄和残害干部群众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先刮“一月风暴”，后“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又借成立“革命委员会”和召开党的“九大”的机会，把一大批死党、亲信和打砸抢分子安插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在组织上形成反革命帮派体系，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空前浩劫。

丢 车 保 帅

    中央文革在开会研究“七·二○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对“揪军内一小撮”叫得最凶。康生说：“为什么不能提军内一小撮?”第二天，也就是7月25日，康生告诉王力，说他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了毛主席(在上海)，毛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8月1日《红旗》杂志两篇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关锋主持起草，王力看过以后由陈伯达签发的。8月中旬，毛主席批示，说这两篇社论是“大毒草”。同时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且批示“不用。”退给了林彪。消息传来，林彪、江青一伙慌做一团。叶群把毛主席退回来的文件，悄悄地锁进保险柜。然后叫林立果给江青写封信，说“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来是没有的，后来有是别人加进去的。江青和康生则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主要怪陈伯达。8月下旬，毛主席要追究责任。江青说，不能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把责任都推给王力等人。康生更是出尔反尔，赖得一干二净，他说请示毛主席时，毛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根本就没有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来的。就这样，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串通一气，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打成“变色龙”、“小爬虫”，关进了监狱。小野心家、阴谋家罪有应得，大野心家、阴谋家却蒙混过去了。

    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江青在广州见到钟汉华同志，她恬不知耻地说：“我对不起你，我也是上了林彪的当，他是副主席，他上了天安门，我也跟着上了天安门。林彪当时是想一箭双雕，通过‘七·二○事件’，既打倒陈再道同志，又谋害毛主席。请你转告陈再道同志，向他道歉。”江青以为，用这几句话，就可以把她和林彪互相勾结的一段肮脏关系一笔勾销。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不干好事的人，哪怕把自己说得再清白，也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结束语

    1967年“七·二○事件”是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革命行动，它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分子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是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制度太不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太不健全。经过十年浩劫，我们的党和人民有了血的教训，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愚弄人民、残害人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有了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是一定能够成功的!

    最后还必须说明一下，我在本文里点到一些造**派组织，其中除极少数像朱鸿霞、胡厚民这样的坏人外，大多数群众在当时是受蒙蔽的。我希望并且相信，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北人民，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全文完)(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二辑，本文作者陈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