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在山西(连载之七)

2014-09-15 21: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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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痛斥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

    总结血的历史教训1939年，当时序进入仲秋前后，山西敌后斗争的形势更趋尖锐、复杂、严峻。阎锡山除了不断指使其部属加紧和日本勾结，密令旧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派人前往临汾与同蒲线敌酋清水师团长进行“和平谈判”，以换取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侵袭外，为了积极推行和强化反共、反决死队、反牺盟会的活动，以武力瓦解牺盟会，取消决死队的罪恶目的，阎锡山还以统一各地军政的领导为借口，公开下令将整个山西省重新划分为四大游击区，并特设四个“山西省政府行署”，指派他的心腹、亲信、高级将领兼任各行署的主任：晋东北为第一行署，主任为杨澄源，驻守五台县，任务是控制晋察冀边区收回晋东北各县；晋西北为第二行署，主任为赵承绶，驻守兴县，任务是统一掌握驻扎在晋西北的顽固势力，控制决死队暂编第一师等新军和牺盟会的活动；晋东南为第三行署，主任为孙楚，驻守阳城县，监视第三、第五专署和决死一纵队、三纵队的活动；晋西南为第四行署，主任为陈长捷，驻守桑城（在吉县境内），控制第六专署、政卫旅等新军、牺盟会的活动，妄图通过这些措施把牺盟会、决死队的领导权强行夺到他的手中。与此同时，阎锡山还使用“分而治之”的恶毒手段，公开分化新军的力量，将决死队原来的四个纵队分别切割改编成为八个旅，并指定他的晋绥军旧军官充任各旅旅长，以实现其取消新军，恢复旧军的罪恶目的。同时，还下令取消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和农救会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

    早在秋林会议期间，为了集中全力反对共产党、打击牺盟会、消灭决死队，阎锡山就精心策划组织了“精神建设委员会”、“敌区工作团”、“政治突击团”等多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全都是由一些死心踏地、坚决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分子和一批地痞流氓所组成。此时，他为调动和发挥这些反动组织的作用，便大批地将他们从笼里放出来，让他们疯狂地进行破坏活动。在阎锡山决定派遣这些破坏分子潜入晋东南进行破坏活动时，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竟公开号召他们：“你们到晋东南后，要不惜作蛇蝎蚰蜒去进行一切破坏活动。”果然这些蛇蝎蚰蜒被放出笼后，所到之处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利诱分裂、刺探情报、投毒暗杀、策动武装叛乱等等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迭迭发生。与此同时，为了取得国民党蒋介石的支持，阎锡山在秋林会议后，还特派他的亲信、心腹梁化之专程前往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训练班受训，然后又参加以陈诚为首的三青团代表大会，受到蒋介石的亲切接见。蒋介石对梁化之说：“二战区处在抗战和防共反共斗争的最前线，不仅肩负着抗战的重任，而且必须打好反共复兴的基础，阎锡山同共产党斗争是有经验的，这方面阎先生无论有什么困难，中央一定无条件地予以支援。”梁化之回到山西后，阎锡山便立即设立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恢复国民党在山西的公开活动，命令他的所有高级军政要员统统参加国民党。于是阎锡山和蒋介石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又联合了起来。

    由于蒋介石对阎锡山不断地输血打气，使阎锡山更加气壮如牛，有恃无恐。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便毫不掩饰地给他的晋绥军各级旧军官下命令说：“要坚决地对反对他的人（意即指反对他妥协投降，分裂倒退的人）实行突击！要破除情面，大刀阔斧地实行突击！凡阻碍进步，阻碍革命者要铲除尽净，该怎样就怎样，哪个部队阻碍进步，阻挠革命要不客气地铲除它。”最后，阎锡山更杀气腾腾地说：“今天的专员县长，如能供给军队粮食，补充士兵缺额，维持省钞价格，就是革命的专员县长，即可存在，不能如此，便不能存在，便要突击。”正是在阎锡山掀起的上述种种倒行逆施反共妥协投降，分裂倒退以及血腥的煽动下，在三晋大地上磨擦纷起，逆流横生，各地武装冲突、暗杀事件频频发生，山西的形势已经完全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

    杨献珍清醒地看到了蒋阎反共顽固派就要向抗日根据地军民下手了。为此，他为了向决死三纵队和五专署的领导人通报他在路东的工作情况，介绍和交流他在路东整军经武的经验，曾亲赴路西会见了决死三纵队和五专署的戎子和、董天知等主要领导人。在会见中，杨献珍根据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以及他对阎锡山为代表的山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的认识，提醒他们在任何时候考虑问题都应从阶级观点出发，万不可以私人关系代替阶级关系，在当前时局已明显向着恶劣方面发展的时刻，一切应从最坏处着想，准备随时应付最坏的情况，并建议他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清洗撤换所有不可靠的旧军官，把三纵队的各级军事指挥权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中。只可惜杨献珍在决死三纵队由于没有担任实质性的职务，他只有建议权而没有行使命令的权力，他的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决死三纵队领导的重视和采纳。

    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始终关注着决死三纵队和五专署的安危。1939年10月，彭德怀到延安路经沁水县赵庄决死三纵队驻地时，曾专门召集决死三纵队和五专署负责干部戎子和、杨献珍、董天知、郝廷光、张立森、宋净明等人开会。会上，彭德怀传达了党中央和北方局对时局的看法及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突然事变的方针，介绍了山西政局的发展情况，并叮嘱说：形势很严重，阎锡山说，天要下雨了，要准备雨伞，我们也要准备雨伞。对于坚持顽固立场的旧军官，要早下决心清理，防止里应外合。会后，杨献珍立即返回路东将彭德怀的指示在党内进行了认真传达，要求大家务必要认清形势，提高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麻痹大意，要睁大眼睛睡觉，不要做政治庸人。接着他又和在路东工作的党内主要负责干部一起对两个保安团以及各县公安局、县大队、县政府的旧军官、旧官吏再次进行了摸底排队，坚决地清除了一些漏掉的坚持反动立场的不可靠的分子，从而纯洁了内部，巩固了部队和抗日民主政权。

    1939年12月1日，经过长期准备、精心策划，阎锡山终于发动了山西“十二月事变”，打响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第一枪。阎锡山发动此次事变的行动口号是：“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磨擦晋东南。”正是按照这个计划，阎锡山在发动“十二月事变”的当天，便以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为由，命令驻扎在晋西的决死二纵队于12月5日向灵石、霍县段同蒲路破击，而把他的晋绥军为“预备队”置于决死二纵队之后，妄图对决死二纵队进行前后夹击，一举消灭于晋西北地区。决死二纵队政委韩钧明察秋毫，洞悉了阎锡山的险恶用心，坚决抵制了阎锡山的命令，并致电阎锡山：

“总座伯川先生：
    61军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学生誓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12月12日誓师。此后半月，恐无暇报告钧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是生报恩师最后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
    学生韩钧叩印”

    阎锡山见报，气得扼腕顿足，当即召开高干会议，宣布决死二纵队叛变，通电全国，进行讨伐，并任命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61军军长陈长捷为讨叛军司令，向驻扎在隰县、孝义一带的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进攻。当时，阎锡山的旧军大部驻守在晋西。这里除驻有19军、61军外，还有一个独立师，一个教导师。步炮联合，武器精良，人数众多；而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完全处在伪顽军强大兵力的包围之中。在他的东、北面为日军控制的同蒲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南面是陈长捷集团军的61军、83军和警备师、教导师某部；西面是王靖国的第13集团军的19军和33军。此外，靠近同蒲路沿线还有与日军紧密勾结的崔道修所部新编第一旅。事变发生后，陈长捷当即调集了四个军四十七个团的兵力，在日军5000余人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向着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猛扑过来。陈长捷命令他的部队“务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与分进合击之力围歼之部署一鼓而肃清之。”妄图将决死二纵队围歼于隰县以东汾西以西，义棠、中阳的山隘之中。

    然而经过锤炼征战的决死二纵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围歼的。他们在八路军晋西支队强有力的支援下，英勇奋战，顽强拼搏，给进犯的敌人以有力的反击，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但终因敌我力量过分悬殊，不可硬拼。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尽速挣脱敌人的南北分进合击和陷于重重包围的严重局面，决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毅然决定丢掉晋西，于12月下旬冲破离（石）军（渡）公路日军的重重封锁，胜利地转移到临县的招贤镇进行集结休整，随后又转移到离石、静乐、交城一带集结整顿。这支部队在韩钧的领导下，历经20多天的连续战斗和艰苦卓绝的日夜行军，在八路军的接应下，最后终于跳出重围，胜利地与晋西北八路军及新军会师。

    在晋西事变爆发后，晋西北也同时爆发了严重的事变。晋西北是以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为主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在这里除驻有八路军120师的部队外，还有决死四纵队和工卫旅，暂编第一师等部队。晋西事变爆发后，阎锡山为了麻痹我八路军，一面指示驻守晋西北的赵承绶同八路军谈判，同时又密令赵承绶所部之骑兵第一军与郭宗汾之33军在兴县、临县一带集结，准备让晋西的19军、61军等部在消灭了决死二纵队后，立即北进，然后越过军（渡）汾（阳）线，会合赵承绶、郭宗汾两部向晋西北决死四纵队和八路军进攻。同时，阎锡山还密令其在决死四纵队独七旅旅长卢宪高和203旅旅长刘武铭等旧部军官策动叛乱，把部队从决死四纵队中拉出来，成立所谓“中国抗日忠勇军。”

    自晋西事变后，牺盟会总部即不断向决死队各纵队发出通报，决死四纵队从通报中得悉突然事变已经发生后，便立即采取主动行动，决定先下手为强。经过一场紧张的策划部署后，于12日午夜零点一举逮捕了203旅旅长刘武铭、参谋长刘锦魁、34团团长褚适褐等反共顽固分子。在这次“零点行动”中，除独七旅旅长卢宪高和20团团长刘鸿绪等少数顽固分子逃跑外，所有顽固派军官全部被我逮捕，从而消除了隐患（卢宪高逃到秋林后，被王靖国枪毙）。与此同时，工卫旅、暂一师也抓紧对内部进行了整顿清理，逮捕了阴谋叛变的反动军官。次日部队即迅速向岚县普阳镇一带转移，跳出了日伪顽固派军队的包围，靠近了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和八路军358旅的指挥机关。

    12月16日，赵承绶在兴县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向晋西北八路军和决死四纵队进攻的行动计划。会上新军暂一师的续范亭坚决反对阎锡山、赵承绶之流挑动内战，自残手足的行为，他不顾个人安危，中途退席，向中共报告了阎锡山、赵承绶的阴谋，并亲自带领暂一师两个团的兵力迅速抢占了赤坚岭重要阵地。八路军120师和决死四纵队在获悉赵承绶的进攻计划后，为了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麻痹迟滞敌人的进攻，便主动地加强与赵承绶的接触，并以召开统一战线座谈会为名于12月25、26日与赵承绶等人开了两天会议，从而为粉碎阎锡山在晋西北的军事进攻计划争取了时间。

    12月27日晚，晋西的决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经过艰苦转战到达临县招贤镇后，赵承绶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临县为中心集中兵力，阻止决死二纵队与晋西北八路军、决死四纵队会师。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为了粉碎赵承绶这一罪恶阴谋，立即于岚县史家庄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了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对阎锡山、赵承绶的部队进行反击。嗣后，从1940年初开始，经过近半个月时间的激烈作战，我军不仅胜利地将决死二纵队接应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而且将赵承绶所部压缩到临县的一隅，迫使赵承绶于13日晚放弃临县县城，仓惶南撤。临县一战，使阎锡山在晋西北的反动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赵承绶所部几乎全军覆没，郭宗汾部也损失过半。之后，随着晋西北、晋西南部队的胜利会师，阎锡山的反动势力被我全部赶出了晋西北，从而结束了抗战以来在晋西北长期存在的两种势力、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使晋西北成为一个完全巩固的抗日革命根据地。

    晋东南是决死一纵队、三纵队活动的地区，也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这里南有驻扎在阳城的阎锡山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行署主任孙楚指挥的独八旅，西北有活动于沁水、屯留、长子一带的国民党部队93军、27军等部，东北面有国民党的40、41、14军、新五军等部，一旦蒋阎勾结向我发起进攻，决死三纵队便首当其冲，形势异常险恶。早在“十二月事变”前，孙楚这个穷凶极恶、反动透顶的刽子手，在他被阎锡山加封为第三行署主任，进驻阳城后，便亲率旧军和国民党驻晋东南的部队以“协助改进各县政治为名，从事肃清工作”，先后撤换晋城、阳城、长治等10个县的牺盟会县长。晋西事变爆发后，他接到阎锡山进攻决死三纵队的密令后，更是争先恐后，迫不及待地举起屠刀杀向晋东南的抗日民主力量。12月4日，孙楚指使国民党14军陈铁所部袭击捣毁了阳城进步报纸《新生》报社。12月15日，孙楚调集武装在阳城进行突然袭击和血腥屠杀，阳城县、区、村政权和牺盟会以及工青妇等抗日救亡团体均被捣毁，地方武装被缴械，抗日干部被杀害者达100余人，其手段残暴毒辣至极。接着在孙楚的疯狂指使和煽动下，沁水、阳城、高平、晋城、长治、浮山等县也相继发生了捣毁牺盟会，惨杀抗日干部的同样残暴事件。在上党地区，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不仅袭击了牺盟会上党中心区，《黄河日报》上党分馆，同时还绑架、活埋、杀害了1600多名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以及牺盟会干部（其中被杀害者达五六百人；被绑架者一千多人）。一时，抗日有罪，反共有功，白色恐怖笼罩着晋东南大地。

    12月23日，孙楚策动驻沁水、阳城、晋城、高平等县决死三纵队内部的反共分子8总队的总队长孙瑞琨、副总队长袁士琏、7总队总队长张济、副总队长靳福忠、197旅旅长兼9总队总队长赵世铃等发动叛变。这些部队在孙楚部属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疯狂围攻、强力威迫下，将决死三纵队纵队司令部、一个旅司令部、3个总队、一个建制营、3个连，共计4000余人及武器装备裹胁而去。其中被俘、被捕党员干部和政工人员150余人，30余名政工人员惨遭杀害。与此同时，孙楚所部及国民党中央军还先后占领了五专署的阳城、沁水、浮山、晋城、高平、长治、屯留、陵川等9座县城，摧毁了这些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一部分地方武装。五专署和各县储备的军用物资和民用物品被抢劫一空，修械所、被服厂、生产合作社和后方医院等均被完全捣毁，使决死三纵队和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中，决死三纵队游击十团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该团全体官兵在红军干部、团长雷震、政治主任戴云程的领导下，由于对反共顽固派的斗争认识明确，立场坚定，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工作做得充分细致，在事变中又能机智灵活地采取对应措施，所以，当部队处于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他们仍胜利地冲破敌人的包围和封锁，由屯留将部队转移到了靠近八路军、决死一纵队所在的安全地带，避免了损失。

    决死三纵队在遭到敌人严重打击后，戎子和、董天知等纵队领导人由于在路西已不能立足，便带着决死三纵队和五专署的200余名骨干人员向路东转移，而此时敌人仍在后面紧追不舍，值此危机时刻，正巧彭德怀同志由延安返回晋东南。见此情况，便派了八路军一个营截杀了一阵，方掩护戎子和一行人等越过白晋路转移到了路东安全地带。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阎锡山、孙楚发动的晋东南事变中，由杨献珍等领导的五专署路东地区，由于他们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一直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并及时地采取了强有力的防范措施，特别是清除了阎锡山晋绥军不可靠的旧军官，整顿了各县的公安局、县大队，纯洁了内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当反共顽固派向路东地区发动进攻时，当即遭到抗日军民的坚决抵抗。在整个事变中，除晋城县受到一些损失外，其它五县都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

    晋城受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那里驻有国民党杂牌军四川的军队，山西的顽固势力同他们互相勾结。一天夜晚，他们帮助山西顽固势力突然发动进攻，包围了晋城的抗日县政府，县长宋乃德逃出了包围，跑到附近八路军游击队唐天际那里，才幸免于难。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杨献珍义愤填膺，立即挥笔，写了长篇文章《论十二月政变》（此文写就于1940年1月，曾在《新华日报》华北版连载），愤怒地痛斥了阎锡山发动反共反人民，公开背叛中华民族，破坏抗日大业的十二月政变的滔天罪行。文章以犀利、尖锐的笔锋对山西统治阶级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精辟地剖析了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山西反共顽固派制造十二月政变的性质和目的。指出：“去年（1939年）12月，晋西和晋东南同时发生的山西旧军进攻抗日新军，摧毁抗日政权，破坏抗日团体，屠杀抗日干部的非常事变，决不能看作只是山西内部磨擦的问题，这是一种反革命的政变，是中国自抗战以来一件最严重的事情，是中国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之决心脱离抗日阵营的信号，是分裂与团结、投降与抗战分野的开始，是革命与反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是一件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每一个黄帝子孙（假若自己还承认自己是黄帝子孙）所应非常关心的问题。”“十二月政变这是公开宣告了山西上层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步性之终结，宣告了他们从抗战阵营中转向投降与反革命，同时山西的投降运动又是与全国妥协投降活动密切地呼应着的，因此，这一政变又预示了全国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在抗战时期某种程度的进步性之终结，预示了这一部分人从抗日阵营中分裂出去终是不可避免的。”

    继《论十二月政变》之后，1940年2月杨献珍又以“华明”的笔名，在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七期，发表《山西十二月政变的经验教训》的长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杨献珍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着重地总结了决死三纵队和五专署遭受惨痛损失的原因，指出：“十二月政变虽是一种突然事件，但却不是突然发生的。……五区遭受这样大的损失，诚然是由警惕心之不够，但只是遭受损失的原因之一，而非全部，除了警惕心不够之外，还应在整个机构之不健全中去探求。至于造成警惕心不够的原因，乃是在抗战期间，对于党员的阶级教育不够之所至。”而其中“特别是一般作公开工作的同志，在抗战工作中，只紧紧把握住了统一战线的一面，而未紧紧把握住斗争的一面。统一战线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统一，但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矛盾的绝对规律，可见统一战线并不排除斗争，相反的，其本身就包含着斗争。而且有时必须斗争才能保持统一，斗争就是为了统一。关于矛盾统一的规律，平常也没有强调讲过，更没有把它拿来教育一般干部。甚至为了统一战线的缘故，平常连阶级两个字也不敢提，以致一般作公开工作的同志，阶级观念渐渐模糊起来。有些同志考虑问题，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而是从人情友谊或私人感情出发，拿个人关系代替了阶级关系。一般同志政治上的麻痹，就是从这里产生的。”由此，杨献珍从十二月政变的血的事实中，总结了以下五条经验教训：

    甲、地主资产阶级是善于变节的，翻脸不认人的，在平常，他们的好听的话是不用钱买的，对于他们的话，经常应该打折扣地去听，而在事变严重的关头，更大部不能置信。我们的同志对地主资产阶级太忠厚、太老实，阶级观念又是那样模糊。反过来看看地主资产阶级，他们的阶级意识又是多么尖锐。今后应对党员加强阶级教育，应发动全体党员及一般干部深刻研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的双重性。

    乙、阶级斗争是非常残酷的。在阶级斗争的场合，没有私人感情的位置。不必说朋友关系，就连父子兄弟手足之情也没有作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湖南的反动地主把自己的儿子女婿捆起来送给何键去砍头去枪毙的，不知有多少。因此，在任何时候考虑问题，都应从阶级观点出发，万不可以私人关系代替阶级关系。

    丙、判断周围所与接触的人，应从那个人的阶级本质上判断，经常细密的从政治上去观察，从他的社会关系去观察他，而不应从他口里如何说，便判断或相信其为如何人。

    丁、在时局向恶劣情况发展的时候，一切应从最坏的情况着想，准备随时应付最坏的情况，不能光往好处想，藉以安慰自己，这样将使自己陷于政治麻痹。
戊、在紧急情况下处置问题，早一分钟就胜利，迟一分钟就失败。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因此新作风应该是坚决迅速彻底，万不可迟疑犹豫拖泥带水。

    与此同时，杨献珍为了阐明自己对十二月事变的观点和认识，于事变发生后连续给薄一波发了三份电报。其中1940年２月19日的一份电文谓：“十二月政变在晋东南屠杀极惨。进步分子被抓住后无幸免者。县、区、村干部死难者在六百人以上。单是阳城一县，即死三百多人。晋城方面四十七军在这一次参加政变，阶级斗争色彩极为鲜明。地主阶级的野蛮性与残忍性完全暴露出来。同时说明了反革命一次比一次有经验，更毒辣，孙楚虽是很凶，但无大力量，全用借刀杀人计，以穷凶极恶的谣言，挑拨中央军对地方政府与团体的恶感与仇恨，故中央军完全参加了这一次政变。由此次政变所得的经验教训，在总的方面说，我们在抗战中只紧紧把握了统一战线的一面，而忽略了阶级斗争的一面。统一战线本来是矛盾的统一，但我们却忘了统一战线中，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规律。政治上麻痹，即是由此产生，请特别注意。”同时还指出：牺盟会不应分化，牺盟会欲继续发展存在，牺盟会的干部与会员就必须大量参加武装斗争。

    1939年12月17日至27日，晋东南召开了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十二月政变战火纷飞、乌云翻滚中召开的。这次会议虽是晋东南牺盟会代表大会，但晋西北、晋东北各地牺盟中心也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因而实际上是继1937年第一次全省牺盟代表大会以后又一次全省性的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山西面临的反共顽固派妥协投降已成为主要危险的严重形势，制定并通过了牺盟会新的行动纲领、工作纲领。在这次大会上，经大会民主选举，杨献珍当选为牺盟会晋东南执行委员。

    1940年１月，杨献珍奉命调中共中央北方局担任北方局秘书长。至此，杨献珍正式脱离了他曾经工作、战斗了两年零三个月的山西系统。(全文完)(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三辑，本文作者萧岛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