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祯与台湾(上)

2014-09-15 21: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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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葆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生，其父系道光举人，母系林则徐之妹，妻系林则徐的次女。沈本人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举人，二十七年为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编修，进而历任知府、广饶九南道、按察使、江西巡抚、总理船政大臣，同治十三年(1874年)任台湾巡视兼办各国通商事务，光绪元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

    沈葆祯自幼长住林则徐家，深受这位抗英英杰的影响，是一位有强烈民族感的爱国者。他对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深恶痛绝，对于日本垂涎台湾更是时刻警惕。他曾多次指出：“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他多次上书要特别警惕日人的入侵。果然1874年间，发生了日军大兵侵台事件。当时，沈葆祯正任总理船政大臣，当他接受巡台大臣之时，即提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材”、“通消息”的正确方略，并且着手进行战略布置，对日开展斗争；日军败溃后，沈葆祯又着手台湾的建设，取得重大的成效。本文仅就沈葆祯保卫主权、建设台湾之事作较详细的叙述，供读者参考。

调兵遣将囚困日倭

    沈葆祯是一位有强烈民族感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当清廷于1874年5月29日降旨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处理台湾海防事务兼理各国事务之职时，他很快提出了防御倭寇的战略良策。他又是位具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多谋善断、英勇破敌的军事家，接旨的短短时间里就调兵遣将，很快完成了围困入侵台湾琅王乔的日军之战役部署。这个部署有如下要点：

    遏敌四策沈葆祯在接旨仅半个月内就完成了船政工作的安排和福建海防的部署，紧接着于6月14日与福建布政使潘霞尉和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等分别乘“安澜”、“伏波”、“飞云”等，巡视台澎。他看到台湾“海防、陆汛一无可恃”，“台地千余里既无一炮”，澎湖则“无一山一田，守之极难”，而日侵略军则虎视眈眈，如果“再得劲旅协之，似烽寝可消。”面对不利形势，沈葆祯提出对敌四策：(1)固民心，慑莠民之心，作义民之气，同仇敌忾，则“全台屹若长城矣”；(2)联外交，争取国际上更多的朋友以孤立敌人，“将来颇易于收场”；(3)豫边防，加强福州、厦门沿海防务，调集广东、山东等省的舰船、商船作后援，另派一特大号轮在澎湖海巡弋，再调派4营兵力增加福建沿海一带防御，并调回胆识可用的戟将等；(4)通消息，当时还没有无线电联系，沈灵活地运用4艘兵轮作一省一台、一省一厦间的联络，互通消息，重要文报一日便可知道。

    大本营6月17日沈葆祯等到达安平。经充分计划，确定安平为指挥全局的大本营。
安平位于台南市。历来系兵家必争之地，是很好的驻防要塞。100多年前荷兰人即侵占这个地方，并把它作为占领军总督的巢穴。从那时起已成为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就在安平古堡“赤嵌楼”擒捉荷侵略军司令。郑成功登陆驻军时，把该楼作为处理军政事务的衙署“承天府”。此地在郑成功驻守台湾时立为“藩府”。以这里为大本营，进可指挥前沿部队发起水陆进攻；退有强大的后盾。

    大本营的兵力(台南市和外围海口安平)驻有内地开来的楚勇一个营；又从广东募得兵勇九个营，8月初到达安平。为保证大本营的安全和指挥自如，沈葆祯决定修安平大炮台一座，安放西洋新大炮。炮台选址三鲲身，距安平300丈，离府城7里。8月间，日意格雇来洋匠头帛尔陀、鲁富、外国枪炮教师都布阿、拉保德、哈利孟、贝鲁爱到台湾，修建炮台。上置大炮5尊、小炮4尊，可容兵勇1500人，平时由一名副将率300名士卒驻守。炮台四周凿有壕沟，灌入海水。后来，沈葆祯又在凤山县境内修建东港炮台和旗后炮台。东港炮台靠近前线；旗后炮台扼住凤山外港——打狗(高雄)的轮船入海口。在对日军作战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南路前线南线系直接与日本侵略军短兵相接之地，也就是前沿战地部队，守要防得坚固，攻要能制敌于要害。沈葆祯把此首当其冲的重任交给台湾总后张其光。这个部队原系正规军(绿营)一个营的兵力，驻在台湾中部彰化等地，沈葆祯到台后，按湘军、淮军营制扩充成两个营，并以洋枪装备。由王开俊率一个营进据东港；记名总兵戴德祥率另一个营移屯凤山。不久，张其光率领新兵抵达凤山，各营继续往南线进移。王开俊营进驻枋寮，迫近日军前沿，阻止日军继续北犯；戴德祥营改驻东港。为了加强南线兵力，潘霞尉于7月下旬视察打狗港后，赴凤山旧城招募兵勇，8月份募得士勇500人，沈葆祯命名“安抚军”充实南线。沈葆祯也亲自在郡城招勇1000人，分为“飞虎左营”和“飞虎右营”两个营。在沈葆祯努力下，南线前沿部队由7月中旬3个营1500人扩充到8月中旬的8个营8000人。仅南线清军已大大超过日军侵台部队的一倍多。

    北路布防面向全岛正面门户，防务的任务：一是作为整个前线部队的巩固后方，防止日军北侵；二是防止日军从日本本国向台湾增援侵略军；三是支援南线部队对日军作战；四是与南线部队共同抗敌。日军舰队不时出现在台湾北部海面，又不时有日本情报人员出没于苏澳、岐莱一带活动。北防部队的任务也很重要。因此，沈葆祯在基隆地区由内地楚勇营守卫；后又调粤勇5个营分守基隆、沪尾；而在苏澳地区则布防4个营的兵力，他们是李学祥率领的“正规军”一个营；自募兵勇两营；步置镇曾元福招募的500人，这4营兵力全由税务司薄郎训练成洋枪队。

    为了加强北路的防务，后来又从厦门调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和楚勇两个营，使驻台左系湘军达到4个营。罗大春于8月率部600人抵达苏澳，大大壮大了北路防护能力。沈葆祯还决定“福星”号军舰常驻台北；又在基隆和沪尾各建炮台一座，注视着北面领海。此外，沈葆祯还设有澎湖防务和福建沿海防务。

凝聚人心抚番协作

    沈葆祯在布防军事的同时，非常重视台湾本地群众的工作，特别是原住民的工作。他是自幼受儒家思想培育成长起来的。对于儒家关于“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自施，尔也”等等民本道理，他通晓自如。因此，他一到台湾即指示福建布政使潘霞尉和台澎兵备道颁布安定台湾民心的布告：

    本钦奉圣旨渡台前来，帮钦差沈大臣办理此事。当查牡丹社“生番”杀害琉球国人，固属凶恶，第该处系中国管辖，应由中国接待办理，以符务约。……本司现会同本道乘坐轮船亲往琅王乔，面见日本带兵官西乡中将，断不任其再及他社。为此示谕番社人等，务安本业，本司、道自当设法保护，自不听其越及各社。

    与此同时，沈葆祯特派台湾委员周有基、千总郭占鳌等人深入番地各社了解情况，多做山胞的争取工作。沈葆祯原本担心日本侵略在镇压牡丹社的同时对其他各社加以高压和物资引诱相结合的行径会逼使番社降服。后来从周有基等的报告中获悉：“各社番目托粤庄头人吁气归化。谓沐皇上深恩，向由尹等居山，自作自食。今日本肆虐，心实不甘，乞垂怜作主，保全数千生命。用兵之日，各愿先行”。事实上，日本人确实对牡丹社、高士社实以残无人道的屠杀，而对其它十六社实行烧杀的高压与招降相结合，目的使此十六社屈服。至7月21日止，这些社民虽均“受抚”而心不服。日军对他们仍然抢掠财物，抓鸡捕禽，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各社社民被其凌辱不堪，又无处申冤，他们只有聚集山厅，饮酒共议，设法与日军抵抗，以武力赶走日本侵略者。

    沈葆祯从此得出：“台地民心可用，当事能拊循而激励之，足以敌忾”的结论，从而制订了“驱番抚番”的方针以及“结人心，通番情，审地利”的“抚番”策略，并且指示潘霞尉、袁闻拆等主要官员亲自出面，做好番社头人和社员的工作。

    周有基、郭占鳌工作相当出色，6月23日两人带来各社头人156人到潘霞尉住所。潘极热情接待，山胞倾诉日军入侵后，分扎各处，断绝了他们的生计，坏事作绝，他们实在难生活下去。潘霞尉好言相慰，保证清朝廷一定给他们作主，并约定次日前来商议。

    6月24日，琅王乔地区15社头人前来具结。牡丹、高士佛两社正遭日军攻剿、龟仔角的果乃社也正抗击日军，头人不能赴会。潘霞尉再次安慰他们，并分赏银牌、衣服。众头人穿上衣服，佩戴银牌十分高兴。他们呈上禀文，请求清政府设置官吏，加强对该地的管理，也表示愿意进行编户。

    袁闻拆的抚番工作也是有声有色的。他是江西乐平人，曾是左宗棠的部下，以创办乡团武装有名。1871年派驻台湾。1874年日军入侵琅王乔时，台澎道麦献纶多次派员探听情况均不详。惟有袁闻拆敢作敢为，他直接登上日舰，面见日本入侵军头目，责问：“何故侵占我们番地?”日本人狡辩：“牡丹社番，前曾杀害琉球失风难民，特前来讨其罪”。袁即反驳：“社番是我国所属，为什么不请我们问罪?何况卑南社番(于1873年)曾经救过你国商人佐藤利八等四人出前山，由福州送上海，交你国领事，现在你们为什么恩将仇报借故入侵琅王乔?”驳得日本将领哑口无言。袁因此名传全岛。现在他接受抚番之命积极深入卑南各社，凡72社，人口1万人。他亲自邀集各社头人，进行开导，宣传清政府的旨意，要他们共同对日抗争。到会的25社51位头人以及番民二三百人，经袁的工作，大家皆愿意蓄发移风易俗，并出具切结。保证“以后遇有遭难船只，永远保护，不敢残害”。袁还将这些头人引到沈葆祯的大本营，沈亲予以银牌、衣服等奖励，使他们心向祖国。值得一提的是卑南头人陈安生等五位头人，他们曾是日军收卖、拉拢的对象，袁闻拆亲自做工作，陈安生等5人当即雉艹发，表示改俗，与日军抗争到底。袁特引他们到安平，沈葆祯亲自接见，鼓励并奖给银牌、衣服，好言抚慰，并派船送回卑南。这5人在日后反日斗争中，行动十分积极。

精兵锐舰制敌要害

    上述部署与工作，已是对敌兵临城下，又与民同心，同仇敌忾，应该说对付侵占琅王乔日军足足有余。但沈葆祯确是深谋远虑的将才，他考虑问题始终不离全局。他顾虑一旦与入侵日军交火，战争扩大，而成为中日战争，这个部署和防务力量即远远不足。

    他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日本国内，有人确实不自量力，他们妄图冒险把战争无穷升级。6月30日，日本陆军中将山具有朋向日本政府请求，要带兵3万，“蹂躏江苏，乘机上直隶”。在狂人叫战的声浪中，日本内阁于7月7日通过了《宣战发令次序条目》。7月26日，日本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以私人信函的形式向番地事务局长宫大隈重信建议：1、早日在台湾发动陆路攻势；2、在长崎集结精兵12000人，舰船30余艘，一旦收到北京谈判破裂的电报，便攻占大沽、天津，直趋北京，并分出军舰一艘炮轰福州、基隆；3、在鹿儿岛招募新兵3000人，攻占镇海、宁波，切断上海到台湾的海运。当时日本在长崎一共只有5艘兵舰和9艘运轮，而且潜力几乎挖尽。但日军头目中这种狂妄野心，不能不引起十分的警惕。

    从全局考虑，沈葆祯又向清廷提出，务必在军力方面加强三点。

    第一，准备在架设福厦电线的同时，另敷设由台湾府城到沪尾转向白沙渡海从福清县元万安寨登陆接马尾、福州城的电线。就是以省城福州为通讯中心，电报联系可通台岛南北，讯息传送更为直接和迅捷。后因包揽工程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干扰，时至日军撤退，仍未架线。

    第二，为加强海上战斗设备，要求购买铁甲船两艘，起码可以与日本现购外国铁甲两艘力量相匹，再加上我国自制船舰，海上力量大大超过日军。为此，沈葆祯提出借洋款600万两(清政府只批准200万两)备用。沈葆祯的设想是，一旦爆发中日战争，按西洋人的作战艺术，在歼灭入侵琅王乔的日军后，由舰队送运陆军经琉球，摧毁长崎港，封堵鹿儿岛港的出口海；在陆军炮火的掩护下夺取海口炮台，保护舰队冲入鹿儿岛湾，聚歼那里的日军舰船，迫敌订立城下之约，胜利结束这场由日军挑起的战争。

    按照沈葆祯的委托，日意格物色了两艘外国待售的铁甲舰，一是英国现成品，要价125万元；另一艘是德国船，待百日后制成，且有船无炮，锅炉只堪用两年。沈葆祯权衡再三，决定放弃。后来日意格又物色一艘丹麦铁甲船，并称“已有成议”。丹麦不愿一直驶入中国，又不肯换中国旗号出口，但由于中国海防迫切需要，买卖依然成交，由中国先交完7000英镑。虽然仅得一艘，但沈葆祯认为，配合闽厂所造7～8艘兵轮，“亦可开一小局面”。后因中日议和已成，且清政府拨款和欠借之洋债一概堵截而致书退船。

    第三是加派淮军为精兵攻击力量。沈葆祯要求购买铁甲舰的同时，要求调淮军5000人入台，其中从北洋拨3000人，从南洋拨2000人，使驻台军队具有在地面上一举攻击日军要害的能力。淮军是当时清廷军队中最精锐的陆军，全部西式装备，洋操训练。淮军包括盛军、铭军、武毅军、庆军等等许多部分，而以铭军、武毅军为最精锐的部队。铭军将领系刘铭传；武毅军首领为郭松林，都是淮军中屡立战功，久经沙场的队伍。李鸿章对沈葆祯的意见是支持的。但考虑到，南北洋防务都比较紧张，北洋无兵可抽，南洋尚需增援。徐州则有刚从陕甘撤回的铭军和武毅军16个营可供差遣。李鸿章当即命令铭军将领唐定奎率铭、武各军步兵13个营6500人由徐州、宿迁，日夜兼程南下，到江边乘船援台；留下武毅军3个营，扩充至5个营驻守徐州，派刚从西北撤回的武毅军5个营到上海吴淞口设防；铭军17个营部署在山东济宁。这些部署都为了接应台湾的沈葆祯，以对付来犯的日军。

    增援的淮军于1874年9、10月间分3批到达台湾，沈葆祯把这3批淮军驻防于凰山一带，直接进入前沿阵地，与入侵琅王乔的日军对垒。这支部队数量上两倍于入侵的日军，炮火大大优于日军。且与淮军同时在前沿的也是用洋枪武装起来的由沈葆祯亲自掌握的“正规军”楚勇、粤勇。看到这样的形势，日军极为恐慌，马上故作姿态，搞军事演习，虚张声势，并扬言将有“大兵可到”。

签《北京专条》日军败退

    沈葆祯对日侵略军的囚困布防，已使日军为“瓮中之鳖”；几次与日军头目的面对面的舌战，日军已是理屈词穷。加上日军入侵琅王乔后的种种情形，日军已处于兵临绝境的地位。

    日军的必败之势，已很明朗，明治维新中起主要作用的木户孝充和大久保利通，唯恐对华作战的失败会给国内带来扰乱，他们认为应该寻找“体面的”退兵途径以解决这次危机。特别是大久保利通，积极活动，竭尽全力地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局面。他的活动得到日本政府的赞同，被任命为全权办理大臣，拥有“决定战和之权”、“指挥在清所有文武官及决定其去留之权”。8月6日，大久保利通奉日本天皇“勿使此举酿成国交上之不睦事故”，“向大清国皇帝所任具有同样权力之大臣转达朕意”的谕令，动身来华谈判。

    8月19日，大久保利通抵达上海，获悉沈葆祯加紧制造和购买铁甲舰的消息，更加紧张；又知道李仙得一度被拘，感到美国也不支持日本而觉透心凉，更认为必须从速“体面”撤军。

    9月1日，大久保利通到达天津，审阅了首任驻华公使柳原前光送来的报告。该报告详述战争已不可避免。这时大久保利通仍然理智地坚持“与中国战端不可开，只求保全面子而己”的既定方针。

    9月14日至10月31日，大久保利通在北京与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庆王奕匡举行多达7轮以上的谈判。10月31日，双方签署了《北京专条》，以中国出银50万两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兵。

    从《北京专条》来看，清政府对日本的确做出了妥协，主要表现在，承担50万两银的偿款；容认了“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容纳了日本自认为“保民义举”的主张。专条体现全台湾都属中国领土，“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表达了“生番”问题属中国主权。说明日军撤退实质上是败退。

    虽然，对日人妥协部分并非沈葆祯处理台务问题的原意，但这是清廷的决定他也只有依示执行。

    12月上旬，沈葆祯接总理衙门通知专条3款已互换文字；大久保利通将赴台会同西多中将办理撤兵事宜；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交付中国官员收管；命葆祯派员赴日军营验收，随即派兵驻守，以便将来筹办善后事宜等。

    次日，日本政府福岛九成带该国通事吴硕等谒见沈葆祯，告称大久保利通已往琅王乔；并带来善后事项5条：

    第一，“从今约5、6日之间，敝国所拨大船，自必齐集琅王乔，载兵回国。应请沈大臣或潘大臣如期驾至该地，与我西乡耶中将会晤，以便彼此料理交待事宜。贵国所派兵员，现下不过充为交代，彼此照应，尤可不必多负。”

    第二，“从来两国大臣一切往来公文，彼此缴回注销，永为结论。则其沈、潘两位大臣与西乡耶中将曩(昔)日所有来往一切公文，亦宜就琅王乔会交之便，两相交换。”

    第三，“我国人民，在生番被杀死者，遗骸现就当时收埋之旧址，更建墓碑表之。将来如有亲戚朋友人等舰客就迫港口之际，便登岸扫祭者，务望使其即日登岸拜奠而归。”

    第四，“所有交代事宜完旋之后，即望贵道立将其由飞札及电信捷报上海道台处，以便转申北京总理衙门查照。”

    第五，“本国现在厦门派设领事，将来如在贵道台所辖之地，倘有交涉敝国事件，务望贵道速即照会敝领事，以便照办其事。”

    这五条，沈葆祯认为，大意与总理衙门的通知相符。唯有第3条，沈葆祯心有看法，但想到既然专条已换约，大局已成，允许按日方提出的意见，但必须带有领事官发的执照并盖有领事官的印章，方可上岸而且祭毕当即归退。沈葆祯均把此情专报待核准。

    1874年12月底，一切按条约结交办理事宜。先是日本特使东久世侍从长抵达琅王乔，传西乡耶从道都督率军返日。同日，中国快速兵舰扬武号入港。28日中国军舰凌风号亦抵琅王乔以备接收。过几日，西乡耶从道下令撤营。同时，中国军舰两艘入港，遂即互行交接点清，西乡耶从道一行则搭旗舰高砂丸，由筑波与龙骧两艘日本军舰护航撤离。两天后琅王乔地区日军已完全撤离台湾。一场战争危机，以日本兵败告终。(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三辑，本文作者陈奇文、沈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