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追忆（上）

2014-09-15 21:46:11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辛亥首义与黎元洪

    辛亥(1911年)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是由群众急迫发动，非某一部某一人能擅其功。假使无工程营首先开枪，亦必有他之部队开枪。盖因机关破露，名册被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遇害，大家认为发动是死，不发动亦死；同是死，不如发动，还可求生。所以工程营一开枪，他部队皆同时响应。又假使总督瑞徵不逃，统制张彪不走，捍一形胜之地、与革命者坚持一拼，待到天明，情势如何，尚未可料。因其一逃一走，失却头脑。革命方面以协统黎元洪素得军心，临时请出为首。仓猝之际，众有所归，目标遂定，此非预所计议而推戴。说句迷信话，殆天意也。

    黎既被迫出面，危不自安，迨至各省响应，群情依附，大非黎之所料。黎出面之初，对于首义诸人，一切喏喏连声。首义诸人以黎由彼等拥出不知重视，只顾互闹意见，给黎以难堪，由是官僚乘机而入。

    当都督府初成立，所用秘书皆只工于露布草檄，不善于官牍文字。有广济县举人饶汉祥，由福建候补归来，衣衫蓝缕，由督府秘书彭汉一介绍效力。众以其熟谙公文，亦遂迎之。初为秘书，文笔生色；继任秘书长，用其旖旎悱恻之词藻，为黎四方通电，增高声价，黎极喜悦。且以秘书长之地位，旦夕与黎接近，殷勤应答，更得黎之欢心。饶窥黎之不快于首义诸人，乃施用挑拨离间，并勾联袁世凯门下之刘承恩等，使袁黎相结合，首义诸人还不觉察警惕，还在与黎相龃龉。黎遂索性倒入袁之怀抱，借袁以杀起义有功的张振武、方维二人；借袁以解散湖北军队四师。袁世凯野心勃勃，正乐于黎之就范；黎既就范，可以对于民党为所欲为。癸丑(1913年)长江流域讨袁失败，以黎在湖北为袁用也。袁之敢于僭谋帝制，以黎入北京受其羁縻也。但是袁封黎为武义亲王，为嵩山四友，黎皆不受；浙江巡按使屈映光代其称臣，且能面唾。可谓良心未死，大节不亏。

    及至袁死黎任大总统，对于湖北首义人物，尚能分别安插，并且说有饭大家吃。首义人物，亦觉得此前对黎应付不善，致铸大错，彼此皆有悔心。正欲有所计议，而政潮发生，风云变色，盖因内阁总理段祺瑞刚腹自用，其秘书长徐树铮才气自逞，与黎之敦厚性情，极不相容。复以内务总长孙洪伊去就问题演成府院冲突，演成督军团会议，由督军团会议，演成张勤复辟。黎避位去天津，通电有云：“堕溷之花”，国人讥笑。在天津下令委李根源为内阁总理，李虽未组流亡内阁，而事后为其母夫人作墓碑，犹署此官衔。同时康有为于复辟之际，宣统赐以头品顶戴、弼德院副院长，康亦列此官衔于其母夫人墓碑。荣乎辱乎，此亦仁智各有所见。

    当黎元洪为大总统，北京小报记者称湖北有三杰：大总统黎元洪、伶界大王谭鑫培、名妓小阿凤，都是湖北籍，都是湖北黄陂县人，亦凑合巧矣。相传黎出生是私生子，因为其父年近五旬无嗣，一日清晨牵牛犁田，见田边遗一婴儿，温温有气，抱而归家，交妻抚育。以至成长，初学海军，继入陆军，在清末作到混成协统红顶花翎，民国作到大总统称元首。如果是私生子，亦灵秀所钟。虽无功德于民要，亦历史过程中不可抹煞之人。

首义第一枪究竟是谁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工程营首义，究竟开第一枪者是谁?有人说是开第一枪者已被当场处死，熊秉坤见势不祥，接开第二枪，遂轰动全营。因真正开第一枪者已死，无人出而争功，就落到熊秉坤身上。

    1913年讨袁失败，党人纷纷亡命日本，我与熊秉坤在东京神田区九段坂下辰实馆同住一房约四月之久。彼此穷蹙，每每一枝香烟，戴成两半各吸半段，吞吐烟雾大有余味，因之穷蹙中无话不谈。谈及起义时之首先开枪，熊谓听见怒吼就即开枪，亦顾不得谁是第一。斯时亡命东京之革命党人，鄂省军籍很多，亦都认为熊是首义先开枪者，但不一定是第一枪；熊亦未以第一枪自居。

    熊之亡命穷蹙，孙中山先生并未加以重视，还是黄克强先生念其为首义军人，给以安慰，送以日钞50元，熊喜形于色。嗣因孙黄闹分歧，黄先生离日赴美，熊与我由田桐介绍同去癈町区灵南坂孙先生寓邸填写中花革命党誓约。田桐邀我住芝区琴平町大田寓办理孙先生来往函牍；熊仍留辰实馆，尚不能直接见孙先生，遇有请求必奔走于居正、田桐二人名下。假使是第一枪首义者，孙先生何致待遇冷淡?及至1916年广东成立大元帅府，仍是待熊冷淡。

    然又何以孙先生作自叙而言熊是武昌首义第一枪，则因孙黄分裂后有人指武昌首义不是孙先生所策动，甚至说孙先生播越海外，根本未预见湖北事。孙先生为杜悠悠之口，而以熊秉坤曳裾在身边，所以作自叙，硬性认定熊是由其策动，在辛亥武昌首义开第一枪。仿佛人证俱在，非他人所能訾议。因为孙先生硬性认定，熊遂坦然以第一枪自居，湖北首义人物背后多有奚落。兹特据实记载，留待编史者参证。

孙武名字是影射

    辛亥武昌首义以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三人最露头角，称为“三武”。孙武名字是影射孙文。辛亥四月我见胡瑛于武昌府狱，胡氏云：“海外革命机关是同盟会，首领是孙文，字逸仙。因其在日本寓次学日本人习俗，挂中山方小木牌于门口，同志来往甚众，咸称为中山先生。顷闻外间传说孙文有个弟弟叫孙武，字遥仙，来武汉主持革命，嘱我到汉口《大江报》询问詹大悲是否有此事。我去问詹，詹莫明其妙。随后詹告我曰：“是为便于号召革命者所影射”。犹之香铺中有谢胜兰出名，就有谢胜兰冒充兄弟行。此不足深究。嗣而辛亥首义成功，孙武怕同志揶笑，直称孙尧卿而不称孙遥仙。

    孙武个人禄位野心未能如其愿，转而与同乡地皮大王刘歆生争财产，闹得两败俱伤；又与一般落伍军人结成“将军团”，企图在北洋军阀中染指于湖北财富，闹得声名狼籍。当日本人在华北利用殷汝耕倡冀东自主、挂五色旗，以孙武为辛亥武昌首义人物拉作帮手，就于挂五色旗有根据，具币帛相招。孙武受其聘，且应允组党，只因殷汝耕畏惧孙武不听调度，虚与敷衍。孙武窥其情，知不足以有为，仅仅受其顾问经费。及至冀东政权发生变化，孙武失却顾问经费之收入，病死于北京。汪精卫之南京伪政府曾经对孙武下令表扬，给以恤金。其子孙刚亲到南京具领。

政治人才宋教仁

    宋教仁，字钝初，笔名渔父，湖南桃源人，为民国初元之政治人才。运用手腕，取消同盟会，成立国民党。身入北京为农林总长，窥探袁世凯虚实。国会创兴，主张政党内阁，欲自任总理。袁世凯忌之，用内务总长赵秉钧谋刺杀宋于上海沪宁车站。

    赵秉钧为袁之智囊，对于革命人物，当谓“孙中山英而不雄，黄克强雄而不英，余子碌碌无足介意”。惟于宋教仁，则誉为“江左夷吾”。且向袁曰：“若是宋之政党内阁成功，只有认君入瓮。”因之袁有死宋决心。宋氏一死，而有南京讨袁兴兵，刺宋之凶手无一漏网，甚至设计之赵秉钧亦被袁毒毙以灭。民国以来之暗杀案件，未有如宋案凶手之彻底消灭者。

    宋在北京住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用有秘书二人：一为浙人陈乙白，字大化；一为湘人刘白，字耕鹿。我因革命与宋氏稔，二人与我均相契。自宋死后，二人不得意。陈抑郁以殁，刘则走峨嵋学道。刘曾寄予书曰：“处世贵含蓄不露，宋公伤于露才杨己。”予于1946年游北京三贝子花园，抚摸宋氏所手植之树，黯然伤怀者久。

中华革命党陈其美

    癸丑(1913年)讨袁失败，党人纷纷亡命日本。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亦先后抵东京，孙住癈町区灵南坂日友头山满家；黄住小石川区崎町日友平山家。孙先生遇着党人就说：“本人若到南京主持军事，决不致败绩若是之速。都因你们不听我的说，你们以后要跟着我走，才有光明前路。”言下，一若肝火甚旺。因之一般亡命党人，皆私相告，语孙先生脾气很大。先是党人尝言，孙先生是革命理论者，黄先生是革命实行者。孙先生不服此言，特提出示意。此时组织新党重行革命，是大家所同意。惟应如何组织，须待孙、黄会商决定。

    陈其美以胃病住日比谷公园对面胃肠病院，时与孙先生见面。认为组织新党，若仍然孙正黄副，则陈永被抑压，亟欲将孙、黄变为孙、陈。力言于孙曰：“如组新党，应由先生独自作主，无论何人皆应服从先生，统一事权不得稍有制肘；如需钱用，在沪筹款有把握。”孙先生对于国内革命欲自显身手，听其言中肯，欣然许之，遂定议组织中华革命党。以革命为号召，凡入党者填写誓约按捺指印。誓约中有“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字样。党人中有认为服从个人近于专断且置黄先生于何地，发生激烈争辩。孙先生见争辩者不休，对于主张改“服从”为“附从”允许斟酌，陈其美坚持不肯改。

    适逢在上海筹有一笔款项，分给流亡党人。党人于穷困中见有钱，认为孙也好，黄也好，横直都是领袖，因之踊跃填写誓约。中华革命党于以成立。虽是孙先生任总理，而大事须问陈其美；陈任军政部长不啻为副总理。黄克强先生观此情形，认为孙先生组党事前事后皆不与之商议，留在东京，作用不大。只有出走美国，听由陈其美主持。

    陈氏手段辣，工于向上海富商挟持筹款，又性喜风流。辛亥起义任沪军都督，出入平康北里，报纸多载其艳迹，称为风流都督。到东京后，日友请其写字，即挥笔写“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亻幸名”。当其住在胃肠病院，我每晚必去探视。在闲谈中，陈所发议论最使我难忘怀者有三点：其一，他说机会是人造的，随时皆有机会，如果呆头呆脑等候机会，这是庸人；其二，他说过去出名人物并非有特殊本领，只因机会凑合，遂致出名；其三，作事要有勇气，当干就干，不能疑虑多端。他说话的神态，表示人要毒辣，笑我性情庸碌，终其身恐无成就。今果然矣。

    但是孙先生创立中华革命党费尽心血，为培植党中人才，商请日友法学博士寺尾亨开办政法学校，更聘日本有名政法学者任教授，使党人文籍者听讲；又商请日友陆军大佐森川茂开办大森学社，延聘日本有名军事家任教授，使党人武籍者听讲。并鼓励各同志多上图书馆看书，多订阅报章杂志，多研究中国内情。惜我贪玩，沉湎于东京酒色，负此光阴。其时孙先生尚未与宋庆龄结婚，由民党老人代作家庭调解，其子孙科无所可否，其女孙丽、其婿载恩赛则有异议，经调解始无事。

孙黄分裂及对立

    癸丑(1913年)讨袁失败，孙、黄两先生亡命东京。孙先生初未公开反对黄，黄先生亦未公开反对孙。孙先生欲组新党革命，假使陈其美两边拉拢不自起野心，孙黄不致分裂；又假使胡汉民本着旧交，两边劝导，不自抱消极，孙黄亦不致分裂。无奈可尽言者不尽言，不能尽言者从而推波助澜，播弄是非，裂痕因之造成。

    自黄先生出走美国，张继、李烈钧赴法，柏文蔚、白逾桓赴南洋，留在东京之亡命党人不入中华革命党而观望于黄先生者，如李根源、覃振等另组欧事研究会，并由黄先生资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作言论机关；中华革命党则办《民国》杂志，名虽胡汉民主持，暗实戴传贤主编。因之孙、黄显然对立。在欧洲之汪精卫、吴稚晖诸人写信到东濂加以嘲笑。陈其美认为革命障碍，致函黄先生劝其合作。函稿是由邵元冲起草，朱执信润色，词句有古文风(全文载《孙文学说》中)。黄先生接信后，原欲作复，以左右批评陈之来函有教训口吻，遂置而不答。

    中华革命党之着手组织，胡汉民曾主张以孙先生为总理，黄先生为监理；孙仍然赴欧美联络外交，所有内地革命，交由黄负实际责任。孙先生不愿，陈其美更反对。胡见此情势，遂避居日光香根等地，沉默无言，而居正、谢持等力促中华革命党成立。自护国军起，中华革命党到处发难，居正能在山东潍县成立司令部，蒋介石为其参谋。蒋好嫖，动辄扯款，居颇厌烦。嗣后蒋之幽禁居，是报此夙恨。

    黄先生于护国之役由美返沪，助李根源、程潜等兴兵。未几，黄先生病故。孙先生深致挽痛。党人向在东京所组织之欧事研究会至此以黄已死改组为政学会，上海《中华新报》为言论机关。政学会因原始与黄先生有关系，所以一贯反对孙先生。

广东成立大元帅府经过

    当黎元洪去总统职，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成为混乱局面。孙先生拟赴浙江护法，以联络之军队反覆变卦。适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宣布自主，遂约同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一部分海军南抵广州。海军原有闽派、粤派、杂派之分，程譬光是粤人，第一舰队司令林葆光也是粤人，副司令温树德是浙人，向皆受闽派歧视，所以能带领粤派、杂派一部分海军南下。同时，国会议员亦因蹙蹙靡靠也乐于南下。成立非常国会，选举孙先生为大元帅，建立帅府于广州南岸士敏土水泥厂。粤人以受桂军压迫，对于帅府及国会议员深表欢迎。并于国会议员设招待所两处：海珠招待所和回龙寺招待所，床帐饮食，一应俱全，按人月送亻夫马费100元。爱风流者，每于夕阳西下，徘徊漫步于珠江堤畔，与珠娘打情骂俏。更有沉迷于紫洞艇咏赏风味，为外省所无。诗人刘大同作有《岭南吟》百首，哙炙人口。

    帅府建立伊始，由当地驻粤师长李福林派兵护卫。省长朱庆澜知不容于陆荣廷地位难保，又知孙先生急需军队作实力，乃趁机会送顺风人情，拨交孙先生省防军20营，孙先生委陈炯明统率。

    孙先生之任大元帅，陆荣廷原不愿意。陆人宣布自主，其目的在取得湖南；若北迁能委以湘粤桂巡阅使，就可安然无事。因为目的无从达到，又欲挟孙先生以自重，见帅府声势赫赫，极为不安，只有嘱其部属暗中制肘。广东督军陈炳坤是陆之心腹，对帅府处处施加阻碍，经粤人群起反对，由陆荣廷委莫荣新为督军。莫于就职时，曾拜谒孙先生表示服从，但对于所拨交之省防军20营军饷则积压不发，再三交涉亦无效。孙先生愤怒之下，于1918年阴历正月初四清晨，登永丰舰炮击观音山督署，以示惩戒。当炮击时，督署参谋长郭椿森主张还击，财政厅长杨永泰谓若还击，必有死伤，易惹起大问题，不如处以镇静，托人调解，另用手腕应付。莫荣新听其言，请商团团长陈廉伯出面调解，孙先生亦不欲为已甚，坦然返府，态度自若。所有省防20营军饷，仍由督署清发，但须以离省为条件。适福建有事，遂开往福建，由是有粤军之名。

    我此时充帅府秘书兼《珠江日报》编辑。《珠江日报》是滇军所办。滇军是护国讨袁时由李烈均带来，帅府倚若长城，加委滇军师长张开儒为陆军部长，加委张之秘书长崔文藻为交通次长兼陆军次长。

    滇人李根源由陕西脱险，转津来粤，有政治欲，由杨永泰、郭椿森联结引荐于莫荣新接统滇军。李根源手腕敏捷，一夕而逮捕张开儒、枪毙崔文藻，心目中无所谓帅府和孙大元帅。当李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兼南韶连镇守使驻节韶州，冠盖络绎，隐然为重治重心。因之有北徐(树铮)南李之称。章士钊游韶州，题李之客亭为“大树轩”，誉李为东汉冯翊。

    1919帅府改组为军政府，由岑春萱主持，列孙先生为七总裁之一。孙先生在上海著《孙文学说》问世。综计帅府成立约一年有余，扼于军阀与政客，丝毫无进展，惟拨得省防军20营，改称粤军驻闽，在军事上树有基础。嗣后粤军回粤，创造新局面，皆由此而变。

章太炎、唐继尧、陆荣廷

    章太炎为近代国学大师，清末同盟会在东京刊行《民报》，太炎主笔政。民国建立，袁世凯委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以学者风度，不善作官，内外受沮；对袁颇加指摘，被袁幽禁于北京；袁死才得勿恙。

    国会非常会议在广东举孙先生为大元帅，举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为元帅，以陆氏处有桂、粤；唐氏处有滇、黔，兵权在握，不能不崇其名号。孙先生就职后，陆、唐无表示，派马君武赴桂、章太炎赴滇观动静。太炎为帅府秘书长，不乐于案牍，自亦愿往。唐氏在云南沾沾自喜有夜郎风。

    太炎游说不行转而赴四川走鄂西，与鄂省唐克明、蓝天蔚、吴醒汉诸人相周旋。诸人皆辛亥首义人物，在鄂西主持护法军事，与太炎尚能言谈。其时柏文蔚任军事指挥，笑谓太炎曰：“先生乃当代学者而非政客，何必不在名都讲学而乃于山陬僻壤讲政，是岂郑康成所应有。”太炎亦笑曰：“讲学是教人，讲政是救心。今四方多故，应以救人为急。”嗣因军事频繁，鄂西粮秣不继，地方发动神兵闹事，太炎创猝走沪。临行致函于师长吴醒汉云：“星火极昌燎原，不能诵孝经退贼，君等好自为之。”醒汉未加注意。卒因神兵狂涌，醒汉脑袋被刀伤，手指被斧削，死而复生。事后研究神兵起源，全因人民不堪军事担负，被逼而起，不过托以神兵为名。

    太炎寻常不修边幅，喜吃赤豆，在鄂西所书篆文对联甚多；对于国民党老人，最瞧不起吴稚晖、张静江之流；更鄙视蒋介石为流氓得志。其门徒恐其贾祸，劝其韬光养晦，遂赴苏州讲学，间或学韩文公作诗墓文，文不留稿。一代学者，就此以终。

    我于民国9年、10年在上海偕吴醒汉访太炎数次，见其满口浙江土音，手摸脚指丫不辍，书籍狼藉满地。暗笑为此完全是学者神气，无怪处世多触忤。

    唐继尧字癉赓，1883年生，云南会泽人。清末留学日本，士官，回滇任军中管带。辛亥起义出兵援黔，任贵州都督，转云南都督；袁世凯窃国，能延纳蔡锷、李烈钧护国讨袁，斯亦健者；民国以来，与山西阎锡山同称，地位长久。

    惟唐以僻处云南，受左右之恭维拍捧，养成尊大惯习，出入用仪仗，有小朝廷风味。假使生在长江流域，得人夹辅，帮助孙先生作革命骨干，必可纵横驰骋，作一番大事业。因唐之性情聪明，举动亦安详和蔼，对人谈话使人印象愉快；所惜牡丹缺少绿叶，形成隗嚣一流。虽是滇军踪迹遍及黔、桂、粤、蜀、陕、鄂诸省，然而滇军所至，只闻战威，不闻得民心，结果遭受失败，落得云南民穷财尽。

    当孙先生崩逝于北京，唐想乘机就副元帅捡便宜，而时不许可，徒留话柄。其本身亦因内部生变，终于民国16年怏怏以殁。

    我曾旅居云南两年，颇悉底蕴。见其为欲囊括巴蜀、宰割百粤，军势浩大，滥发富滇银行纸票，滥造广东银毫，叹为是只顾前攒，不顾后路，无不失败。结果均弃甲曳兵而返。此亦民国史上之污痕。

    陆荣廷，字干卿，生于1859年，广西武鸣人。少壮时专在云南与广西边境之湄公河抢劫为生，安南之法国人来往受其害。陆每次抢得财物皆装载于谭浩明船上——谭此时携妹在河下荡船，利装黑货。陆与谭来往既频，渐与谭妹有染，遂成婚。岑春萱任两广总督，受法国人责难，恐惹出外交上纠纷，曲意对陆招安，给以官职。入民国后，陆之官运亨通，风云聚会，拥有两广地盘，向与其同伙作强盗之谭浩明、陈炳坤、莫荣新等皆为疆吏。

    陆无问鼎中原之野心，只欲并吞湖南，联湘粤桂为一气。两次命谭浩明出师湘省，皆败折而返，陆有余恨。以后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屡次垂涎于湘，亦是不得逞。推而上之，太平天国亦是不得志于湘。敌伪期间，日本人更是望而却步。湘省民气屹然，诚足自豪。

    陆荣廷不喜用外省人，亦不办文武学校，部下无谋臣策士，弄去弄来，总是旧角色。中间虽曾一度与欧学会之李根源等接近，而不全听李根源等主张。尝对人言：“别人讲兵书战策打仗，我不讲兵书战策也是打仗。”其思想锢蔽可想。当孙中山先生以大元帅名义派马君武赴桂，马以乡谊向陆氏大义晋言不为接受。此时桂人称陆为老帅，或曰干老，或曰武鸣；至今则称为老桂系，以别于李宗仁、白崇禧之新桂系。

    陆在龙州、南宁、桂林、武鸣等处皆有住宅，其性喜水，住宅皆建筑于水中，无水亦必人工挖土灌水，通以木桥。我曾于1924年4月与吴醒汉在其龙州住宅寄宿10日。据陆之守宅老仆云：“陆有特长，凡所施为，必预于先夜逐条写出审定，不临时张皇摸索。”其子荣光不能绳继媲美，以金钱被部下暗杀于沪。其他之谭浩明、莫荣新等亦皆以金钱死于非命。陆失败后，亦曾走沪，最后仍归死于桂得善终。

政学会与岑春萱

    清末慈禧听政，岑春萱与袁世凯皆邀宠幸，并驾齐驱。民国成立，袁氏为大总统，岑则孤寂寡闻，受袁氏奚落，心有未甘。乘护国之役建都司令部于肇庆，梁启超为都参谋长，李根源副之，殆亦对袁氏消恨吐气，军事告终。梁启超以蔡锷赴滇，岑春萱到肇庆，皆由其策动隐患，自负为讨袁功高。岑春萱以本身下台无着落，年老仍属热衷，时与李根源辈酬酢。李根源是政学首脑，既已接统驻粤滇军，知陆荣廷不悦于孙先生之大元帅，建议拥戴岑春萱。陆为岑之旧部，不能反对。岑此时乐于有人抬捧，政学会此时乐于有人作其幌子，遂定计改大元帅府为军政府，设七总裁以岑春萱为首席，以广州农事试验场为府址。

    岑氏派头甚大，官样十足，仍有清末制台大人神气，遇绅耆和官吏拜见，须口称大帅，折腰请安。清末大吏入民国不改派头，惟岑春萱与周树模。周为湖北天门人，曾任黑龙江巡抚，面如泥塑城隍，与徐世昌私交极笃。徐任大总统，委周为平政院长。周在北京住家，面前置有蒲团，披以红缎，凡欲向其求差事、求保荐，必须下跪磕头，此老于北京者所深知。岑春萱亦犹是也。但岑氏于政学会诸人，倚若左右手，对李根源尤加礼貌。当政学会踌躇满志，吴佩孚在衡州通电有云“北有安福(即安福系)，南有政学；一丘之鳖，厥罪维均。”国人韪之。

    李根源接统之滇军，原系李烈钧于护国讨袁由滇带粤。根源既夺取军权，处处对烈钧提防。烈钧初不介意，后见根源气焰逼人，愤而由广州走从化而至始兴之滇军旅部。根源派队沿途堵截，欲杀烈钧。驻在始兴之滇军旅长杨益谦，左袒烈钧，声数根源罪恶。根源请岑春萱到韶州，电烈钧调解。桂系陆荣廷、莫荣新等正乐于滇军分裂，减少肘腋之患，听由岑氏调解。由是滇军附从根源者改称海疆军，调驻雷州、琼州；附从烈钧者，仍称滇军，调驻湖南郴县。此为1919年有名之二李分家。我在根源戎幕充当文牍主任，所以知其详。

    此时陈炯明率带赴闽之粤军，已经扩充训练成为劲旅，开拔回粤，粤人众口歌颂。桂系军队节节抵抗失利，调李根源之海疆军援助，亦是在河源一战而溃。桂系既莫保，因之军政府于1920年瓦解冰消，政学会诸人与岑春萱奔逃而至香港。岑春萱就此消逝。其子岑德广于敌伪期间，曾至南京担任赈委会职务。

陈炯明叛变原因

    陈炯明，字兢存，1878年生，广东海丰人。清末参加革命，民国讨袁护法均有功。孙中山先生素重之。在大元帅期间，令其率粤军赴闽。粤军回粤后，军权由兢存统率，政权由孙先生委人负责。孙先生被选为非常总统，组织大本营。粤军第二军长许崇智想夺取兢存总司令地位，日在孙先生左右媒蘖兢存之短，孙先生信许为心腹，怀疑于兢存。适胡汉民亦因私事对兢存不快，亦向孙先生晋毁言，孙先生乃有孟母投梭之起。兢存拂然于怀，未有以辩。其部属亲信窥兢存意旨，从而分立门户，增添是非，嫌隙由是日起。又兼之师长邓仲元、省长廖仲恺先后被暗杀，讹言迭起，议论庞杂，孙、陈隔阂划若鸿沟。

    兢存愤而回惠州家乡，吴稚晖、居正、张继等奔走调停。孙先生表示只要兢存写悔过书，一切均可谅解。兢存本有允意，而其部属如师长叶举、洪兆麟荣坚决反对，尤以叶举最激昂。在僵持中，孙先生表示不过问广东军政权，提师出桂，转而北伐。师之先锋，已指向江西。孙先生回广州稍憩，而兢存之师长叶举率兵围攻总统府，孙先生蒙难无恙。

    在叶举以下犯上虽是兢存不在广州，而叶举敢于发动，说者谓兢存必已于事先知其情。犹以赵盾本未弑齐君，因其逃未出境，则认与弑君有关，所以太史董狐直书曰：“赵盾弑齐君。”兢存之被称为叛变，亦若是焉。

    出此意外，兢存通电下野，宣布将军队交李烈钧，驻札粤赣边境。烈钧因种种困难不易调度，仍演成孙陈相争。当兢存的师长叶举占领广州，接近孙先生之许崇智于皇迫中仍走福建。

    斯时段祺瑞之秘书长徐树铮亦在福建，则因段之皖势力被吴佩孚北上打垮，徐树铮欲依福建督军李厚基、师长王永泉谋再起。李厚基貌合神离，徐氏则托庇王永泉著《建国》一书，发挥政论，内容平淡。当其在北京叱咤风云，以为才智不可一世，及其在福建穷途蹙蹙，一愁莫展，信知机会不可久邀，权势不可久窃，无功德于民而为人民所弃宜矣。

    许崇智等到福建，欲联合徐树铮等而有为，以李厚基、王永泉亦有争端，难于安身。适滇桂军乘虚袭取广州，驱走叶举，欢迎孙先生由沪回粤，重立大本营，于是许崇智等回广州。

    当叶举围攻总统府窃据广州，孙先生电调北伐军队兼程返旆靖难。叶举恐难对敌，暗与驻广西境内之滇桂军勾联。滇桂军始而利用其接济，继而乘广州空虚，驱走叶举。孙先生回粤后，欲藉滇桂军消灭陈炯明势力，深相倚靠。但滇桂军各自霸占地盘，包揽烟赌；在财政上只顾收入，不顾支出；还向大本营逼索军饷，趾高气傲。孙先生苦于应付，拍卖广东公产，曾对滇桂军将领云：“我不惜牺牲广东，只要你们对得起广东父老。”但是滇桂军利用打陈炯明，以向孙先生要钱。要一文则打一文的仗，要两文则打两文的仗，仿佛是在做生意。加以孙先生拍卖公产，其子孙科任广州市长，请人化名投标，居间取利，粤人责难四起。孙先生内外交感，曾愤而以头撞柱。

    兢存失败后，潜居香港，身无余资，一度偕白逾桓走天津观望形势。鉴于日本人狼子野心，军阀孙传芳等毫无远略，旋即他手。有人劝其与日本合作，谋华北新局面，兢存叹曰：“已经冒叛变之名，何能再冒汉奸之名。”可谓善于晚盖。（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五辑，本文作者岑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