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追忆(下)

2014-09-15 21: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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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之发迹

    1923年，许崇智任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许因地位已高，乐于享受，染烟癖，溺玩好，不理军务，诸由参谋长当家。对各师、旅长云：“参谋长的命令就是总司令命令，服从参谋长就是服从总司令。”蒋因之联络各师、旅成熟，使用权术建立根基。一夕写信许氏，附舢船票5张，谓：“各将领对总司令有误会，请总司令到上海暂避，候疏通清楚再恭迎。”许氏就此乘船骇走。

    许氏既走，蒋拉拢胡汉民、谭延?捧场，改组编制，事机应手，定计北伐。假使当日许崇智好自振作，抓紧军队，又何致有蒋介石?蒋之得孙先生信用，亦因许崇智懒堕不问事。蒋则随侍殷勤，小心翼翼。孙先生遂顺手用之，非预有成见而重用蒋也。

善于活动的杨永泰

    杨永泰为政学会有关人物。政学会人物甚多，杨之善于活动，尤可纪。杨字畅卿，广东三水人，1918年依傍老桂系，猎取广东财政厅长及省长。政学会开始联翩莅止于粤，是由杨牵线引至。广东为财富之区，贿买官职者不惜巨金。杨每年必为自己或老小公开祝寿，接收礼物。有送金玉珠宝则受，余皆璧谢。贿买官职之人，藉此搜罗环琦以进。有人诋杨为贪，杨辩谓：“非贪，是为蓄积政治活动资金。”

    嗣后老桂系崩溃，杨逃伏于日本横滨，乘机回雷州之遂溪县，挈李根源残余之海疆军，通电反对孙中山先生任非常总统。粤军讨平之。杨亡走上海，抑郁以居。蒋介石纵横得志，在南昌设有军委会行营，在汉口设有湘鄂赣三省总司令部。杨因与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有旧(相传熊式辉曾充李烈钧之下级军官，犯法当枪毙，经杨力保得释)，夤缘而得委为行营参议。杨出其素所蓄之资金结纳蒋之心腹差弁，蒋每日爱看什么书，爱谈甚么话，密告于杨。杨据以见蒋，就能迎合投机。蒋惊为奇才，由行营参议调委为三省总部秘书长。杨仍以资金结纳蒋之差弁，凡蒋有所施为，杨皆能预窥其隐，辅佐如意。

    1933年某月，有船载大批烟土、吗啡，由川驶汉，泊于江边，是蒋所收买，运交上海杜月笙等。杨知张难先廉洁锋厉，负总部党政监察责任，怂恿张往江干盘查检举。张不明底细，公然前去查询；转报于蒋，提请彻究。蒋口虽应允，神气冷淡。而此满载烟土、吗啡之船，竟扬长下驶。张始知上当，闷闷不能说出。杨不仅玩弄张难先，而尤玩弄何成?。何氏贪于蒋之宠眷，虚报军功，沉溺声色。杨明赞暗抑，向蒋揭发。蒋怒斥何，竟骂带湖北人为“九头鸟”。杨又不仅玩弄何成?，而刘峙、顾祝同为蒋忠仆，亦时受杨之操纵奚落。刘、顾二人不服，直诉于蒋。蒋嬖信杨，委杨为湖北省主席。杨对蒋献媚，辟武昌马路成“中正”二字，使蒋在飞机上目观快意。诸者称为拍空中马屁。

    杨永泰有于政治上清一色之雄图，刘峙、顾祝同等危惧，伙谋于特务头子戴笠刺杀杨于汉口江岸，诿为胡汉民羽党刘芦隐所为，捕芦隐系狱。

浙江人评说张难先

    鄂人仕浙任封疆大吏者，乾隆时有帅承瀛任浙江巡抚，民国时有张难先任浙江主席。承瀛仕浙有惠政，金刚寺巷立有“帅公祠”。西湖十景之“平湖秋月”，即因承瀛起坐而创建。难先仕浙，其美绩则无所见。
   
    难先性纤谨，处处顾虑打算，想作事而又怕债事，想交宾客而又怕遭物议。因之处处矜持，处处不能周全。中枢成员来往，认难先虚伪，在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对难先提出惩戒。难先躬赴南京辩论，此由于不善应付所致。
 
    张难先在主席任中，蒋介石及孔、宋外戚，曾一度游西湖。有人建议由省府拨款交地方人办理招待，难先怕有浪费，自行主持。宋氏弟兄、孔氏儿女以及宋太夫人早晚茶点，须用外国上等货；菜肴食品，忽中忽西，喜厌不常，须名厨轮流更侍。难先竭尽心力，一日两次派员赴沪采办，仍不为孔、宋外戚所悦。孔、宋外戚对于任何用品，以价钱高者为美，价钱低即弃置不顾。尤其是卫士侍从，气焰亦大，稍不遂意即摔碗掼杯。难先平生未受尝此气焰，惟暗自跌脚。

    西湖有盛庄，是清吏盛宣怀遗产，建造华丽，仅其洗澡房即精巧绝伦。自招待孔、宋外戚洗澡后，僚属请难先洗澡。难先谓享受过分，怕犯造物之忌，终不肯洗。浙人公评难先：只可俭节居家，不能为国理政。其然岂其然乎?

蓝衣社与鲁涤平

    1933年，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游西湖(陈握广东军政大权与广西李宗仁等相呼应，外间称为天南王。蒋介石虽与联洽，心实忌恨)，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以东道之谊，在西湖设宴为陈接风。谈话中无形泄漏蒋对西南秘密。蒋疑鲁有外心。适鲁患病，着特务头子戴笠就鲁宅毒毙之，诿称为脑冲血。鲁妾惊诧，即掀掼于楼下石角死之，诿称为壮烈殉节。均给以厚葬优恤。民政厅长吕必筹是谭延?旧人，是与鲁同心一气，在鲁宅观此情形，志在保身，噤不敢言。蓝衣社仍有戒意，乘吕必筹到南京，因其嗜酒，用鸩酒毙之以灭口。此时正是蓝衣社凶横时期，家属不敢伸张，赖有上海小报略为记载。
胡汉民僻性

    胡汉民，字展堂，前清举人。祖籍湖北宜昌，寄籍广东番禺。清末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用“去非”笔名，为《民报》作革命文字。入民国后迭主粤政，虽有坚韧性，惟器量近于偏狭：与汪精卫为宿好，因意见相左，俨如仇人；有时同坐火车轮船，亦不交一言。蒋介石利用此点，或故意亲胡而疏汪，或故意亲汪而疏胡。运用权术玩弄股掌，使二人争风吃醋若妾侍。一般识者，公评汪、胡二人有学无术，蒋介石不学有术。汪胡二人毫无觉悟，反以国民党元老资格听由蒋之摆布。蒋来一个不高兴，禁胡于汤山，刺汪于党部。胡由汤山外释，愠愠而走香港，欲联陈济棠实力复蒋之仇；而济棠虽拥有广东实力，却迷信阴阳风水乩仙命相，胡乃失望。

    胡在香港不能大有作为，恨以殁。其一生治身谨严，不好色，妻死不再娶。仅有一女，无子。平日器量偏狭，有两点证明：其一，胡喜下围棋，如果有人多嘴，必怒目横视；其二，胡喜搓麻雀牌，如果有人多嘴，必变色拍桌。作诗学王半山，写字学《曹全碑》。我在广州长堤照霞楼，亲见其下棋打牌，嫌人多嘴。

敌伪期间南京政权变化及瓦解情况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人既侵占华北又侵占华中。当南京陷落，握兵权、政权者，只顾逃跑，置整个人民生命财产不问。日本人知难整个吞食中国，原欲利用吴佩孚号召华北，唐绍仪号召华中，以吴唐二人联合成立一新局面。因唐在上海被暗杀，吴在北京计较条件，日本人颇为踌躇。吴之条件：一、反蒋由中国人反，日本人不能代包；二、军队由中国人训练，日本人不能干预；三、日本军队撤出中国。日本人正在为难，适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等，为个人出路愿意迁就，遂由彼等组织北京临时政府。适梁鸿志、温宗尧、陈锦涛、陈群、任援道等会于上海，亦为个人救穷，愿以苏、淅、皖区成一组织，遂建立南京维新政府。在北京、南京均是挂五色旗，均是无确定主张，只宣言维持残破之局，以待来者。日本人苦于中国地大物博，不能整个吞食，原利在分段处理，如此一来，恰中所怀。于是设华北新民会及开发公司，设华中大民会及共发公司，分段控制。

    南京维新政府以梁鸿志为行政院长，温宗尧为立法院长，陈群为内政部长，任援道为绥靖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并开设华兴商业银行，印有华兴钞票而未普遍发行，仍用旧币开支。日本人抬高军用券，踩低法币，掌握布、米、油、盐各日用品，尽量搜刮军需物，维新政府因陈群主张，未以华兴票助虐。但因维新政府之为首诸人，均属资格相等，彼此不相上下，组织不伦不类，完全是暂时凑合，沐猴而冠。

    梁鸿志，字罗翼，福建长乐人。清末教廉，曾任段内阁秘书长，加入安福系。安福系失败后，蛰居上海，境遇极窘。喜作诗，诗亦清新。任援道，江苏宜兴人，以军籍不得志，专喜各方奔走寻门路，结识梁鸿志。此时日本人正向华中找傀儡问于任，任以本身无名望转荐梁。梁无魄力，转于陈群。陈字人鹤，福建长汀人。曾充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秘书，曾与胡汉民共心腹。为蒋所不容，投依上海闻人杜月笙办学校以顾生活。梁鸿志与陈群有同乡关系，说以好处利害。陈初颇不愿，后见老蒋拥数百万大兵，只顾保全实力，节节后退不晓得到何时何地为止，感前途无望，乃结合梁鸿志投入破烂局面。我此时由广东逃难到沪，与陈群遇。陈谓我曰：“若有钱做生意发国难财，就可住在租界唱反调说风凉话；如果吃饭犹无钱，就要过细想想。”适老友陈雨苍医学博士，亦以动脑筋为言。

    1938年10月日本人继续攻下武汉，以何佩?为省长，拟在湘、鄂、赣另立一组织，另设天民会，与北京之新民会、南京之大民会相呼应。正与陈中孚、黄大伟诸人接洽，而汪精卫由重庆外出，致以寝议。日本人鉴于北京、南京之两组织声望低劣，对国际对人民均起不了大作用，亦不加重视。汪精卫自重庆外出而安南而日本，又由日本而南京、北京，号召国府还都，恢复旧有机构。北京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同告撤销。北京设政务分会，仍由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等主持，南京之梁鸿志任监察院长，温宗尧改任司法院长，陈群、任援道一仍其旧。所有国府主席及行政院长、军事委员长概由汪兼，汪之领袖欲可谓完全达到。惟汪之内部分出派别，周佛海任财政部长，罗君强任司法部长，形成湘派；陈公博任上海市长兼立法院长，梅思平任南京市长，林柏生任宣传部长，形成粤派；李士群任江苏省长，丁默村任社会部长，形成特务派；陈耀祖任广东省长，褚民谊任外交部长，陈春圃任行政院秘书长，形成裙带派；梁鸿志、陈群、任援道形成维新派。湘派与粤派暗中争权，周佛海与陈公博势不相容，罗君强谋死李士群，欲取江苏省长。汪不悦，改委陈群。陈群利用机会斡旋于湘、粤两派之间，颇得信任，梁鸿志则委蛇图存。

    汪伪政权成立之始，对外声称他们不是汉奸，是来联合各党各派救国。并谓唐生智派其弟唐生明，许崇智派其族弟许崇清，加入组织，均可前来一同担任职务，因之气嚣颇高。日本人允其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加上反共和平建国黄标帜，谑者称为“赏穿黄马褂”；又因日本人允许军警帽徽用青天白日标记加上红圈，谑者称为“钦赐巴图鲁”；又因日本天皇贺汪精卫就职时，曾送帽子一顶、皮鞋一双，谑者称为“望小孩子放乖”。

    汪并创设中央储备银行，印发储备券。初颇慎重，嗣因日本人收回军用券改用储备券，按月须担任日军军费，开支浩繁，乃滥发钞票。始而票面是1000元、2000元、5000元，继而票面是1万元、5万元、10万元，价值低落。但日本人规定储备券只使用于华中，不能用于华北，华北须使用联合准备银行之准备券。准备券可与满洲票对比，视储备券价值为高；但储备券调换满洲票，亦只能最多调换50元，逾额须经银行许可。故斯时由华中赴华北，须在徐州车站调换币制；由华北赴满洲，须在山海关车站调换币制，手续麻烦，行旅不便。汪伪政权又颁布同光勋章。同光是后唐庄宗年号，伶人敬新磨打诨云：“同光于尽”。这一次就有人说：“汪也光，日本也光。一同完蛋。”后竟如其言。

    汪伪政权在南京、上海、武昌曾经办军校，训练军队，培植势力。但因日本人处处制肘，与原所约定一切由汪作主之诺言相违背，一再向日本政府交涉，无奈日本政府的命令不能贯彻。其少壮军人又分海陆空三派，彼此意见不一，应付深感棘手。汪每于内部开会，有忿忿之词。日本坂坦大将来华视察军情，在酒宴中对汪有讥讽，汪气愤之下触动旧日枪伤，背骨隐隐作痛，甚至不能撑持。由其夫人陈璧君作主，前赴日本福冈市医治无效，以至于死。谓日本人故意将其医死。

    汪平日演说有天才，所作诗文均流利清新。假使早死在刺摄政王时，或被刺死于中央党部时，皆可成名千古。惜其早不死而留下汉奸之名以死。其妻陈璧君亦曾在政海活跃，平素不许汪有二色，广东人称为恶婆。汪之离开重庆，或谓是与蒋介石唱双簧，或谓是由陈璧君促成，疑莫能明。

    汪死后有子有女，安葬于南京紫金山麓。抗日胜利，陈璧君被逮入狱，其子女为汪设灵位表曰：“爱国主义之失败者”。新六军军长郑洞国用炸药炸毁汪墓。蒋介石挽汪之联语云：“纵玺破，求圭符，曲直耿予怀，太阿虱含万丈冤气；宁瓦全，不玉碎，是非留后论，双照楼终千古传人。”

    汪死后，陈公博代行主席及行政院长职权。周佛海以财政部长兼上海市长，转与重庆通消息。思从特务头子戴笠手中，合蒋为表里。设非日本投降，周佛海与陈公博必闹决裂。因为周佛海在沪编有军队，陈公博在南京拥有军校学生，两皆有所布置。

    日本人投降时，驻南京之警备司令后藤中将曾向陈公博诸人献计曰：“诸君今日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自杀而死；中策是携带财力军力走苏北投依共产党；下策是坚强南京国府阵容。日本大军向南京投降，造成南京、重庆、延安鼎足三分之局面。除此三策，再无路可走。”公博谓：“愚蠢已极”。周佛海偕罗君强、丁默村飞赴重庆，打算由戴笠保荐，可以见信于蒋。适逢戴笠坐飞机失事，无人袒庇，结果陈与周等均分途解回南京，处以死刑。惟陈群接受日本人之上策，服药自杀，并预嘱其妻妾焚毁遗骸不留痕迹。

    日本人侵华除用兵力外，还分设梅、兰、竹、菊四个机关，直隶其天皇之大本营。梅机关以汪精卫为对象，汪伪政权所作所为，须先经梅机关同意。汪伪政权时期，南京有曰“梅公馆”；辉煌大厦，即梅机关也。兰机关在湖北、湖南、江西找对象，对象未找妥，利用何佩?作湖北省长，暂时作为幌子。竹机关以吴佩孚为对象，吴不肯出，以陈中孚冒吴之名义，在河南一带号召吴之部将如寇英杰、陈嘉谟等，日本人认为无能不予起用。菊机关在广东、福建找对象，大对象难于找妥，利用黄大伟作闽粤边区绥靖司令为钓饵，此为过去一段旧史，不可不知也。陈中孚，粤人；黄大伟，鄂人。均是不得志于蒋而走投日本人。

古物南下之劫

    清宫古物，蒋介石于华北局势紧急时运其南下，在南京朝天宫筑有坚固之地下室存放，美其名曰保存。其实古物南下，是秘密资卖一笔巨款。当火车运抵浦口，报纸载古物掉包，多有损失。斯时军警护卫，谁敢动手掉包?敢于动手者，就是有组织之蒋介石属奉令之行事。蒋先无卖古物之念，只因烟土、吗啡销路有限，筹款穷于术。适李石曾取得清朝历代帝后真容，中外学者誉为至宝；吴稚晖、张继取得古版书及古制航海帆船等件，经法人评为价值至钜；于右任喜爱书法，取得乾隆《三希堂法贴》原订本，尤为不可估价。蒋遂决意盗卖古物。因蒋之决意盗卖，他人更乘机偷窃。今所留存北京故宫之古物多是粗重之品，其在朝天宫地下室所存古物，日军攻占南京后将其搬走，虽日军于投降后应允归还，然无档案册籍对照，亦是其随意检交。此亦古物南下之劫。
(1959年7月)（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五辑，本文作者岑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