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抗战时期的吴国桢先生

2014-09-15 21: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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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桢先生是个不平凡的人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算得上是一个为人民做事的官员；在国民党党员中，他算得上是一个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人。

    1932年11月至1938年10月，吴国桢在汉口任市长时，我在汉口和武昌念书。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1939年12月，他继贺国光任重庆市长时，我在重庆大学肄业进入社会，在报馆当外勤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担任外交部次长、中宣部部长时，我在重庆的一家报馆当采访主任。抗战8年，正是吴在国民党的政治舞台上春风得意、平步青云的时机。在官场浮沉的风云中，他是一颗崛起的新星。

    作为吴国桢先生的长时期的市民，作为职业记者，我对其人其事颇多见闻。现记录于后，也可算是对历史的一个交待。但是事隔50余年，回忆不免有遗漏、错讹，尚希识者不吝指正。

扬眉吐气收回日租界

    汉口原是特别市，由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因湖北省财政短绌，1931年何成?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就力争将汉口市收回省辖，以借汉口市之财源，解决省库之不足，中央准其所请，不久即改汉口为省辖市。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汉口市，对市民生活威胁最大的要算是张公堤缺口后的洪水泛滥。1931年的大水，使汉口全市沉浸在洪涝之中。我住二曜小路的房子，被淹1公尺之深。市民以木筏子为交通工具，在原街道上行驶。每到洪汛期，人心惶恐不安。托上苍保佑，在吴国桢任市长后，每年都能平安度过。当然，这是与他认真负责防洪，日夜坐阵张公堤办公，亲自指挥防范分不开的。

    市民在政治上感受压抑的是租界，它是帝国主义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据点，是压迫中国人民的一块沉重的石头。在汉口，早年曾有英、俄、法、德、日等国的5个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先后收回了英、俄、法三国的租界，只剩下德、日两国的租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侵略不断升级。在汉口日本租界与华界相邻的地方，日本浪人或侨民经常无端挑衅，和附近居民发生争执与斗殴。人民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着时局的发展，从抵制日货进一步升级到烧毁“敌货(日货)”。“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汉口市民为响应抗战，声援前线抗日将士，曾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烧毁敌货”运动；可是，处在日租界内的日货却安然无恙，更有少许中国奸商，则携带日货藏于日租界。愤怒的市民也只能忍气吞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军民万分义愤。随后，汉口市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提出了“打倒日本，收复日租界”的口号，要求市政当局收回日租界。当时，这对身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值此关键时刻，吴国桢当机立断，决定顺民心，应民情，去进谏省主席何成?。何虽是个倾向亲日的人物，但在抗日的群情高涨之际，也不得不有所考虑。其人与蒋介石有“同靴之谊”，在国民党内是个有威望的元老。在何的心中，吴是个有才干、有见识的人。所以，何对吴的签呈，无不一一批准。传说，当时何正在床上抽鸦片，听吴说了几句，就照批不误了。

    吴国桢有了省主席的批示后，立即作出部署，既通知各国驻汉代表，又正式通知日租界当局，马上收回租界，并限期日本侨民全部撤离，且对其财产处理等等，都作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又下令汉口市警察局，会同有关部门执行。汉口各个日报、晚报均以头条刊出，有的还发了号外。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也就传遍了全市及武昌、汉阳，真是大快人心。

    那时，我所读的小学和中学，都紧靠日租界。在读中学时，曾有市民与日本浪人发生过多次争执，人们平时根本不去日租界，但在执行收回租界和遣送日侨时，我几乎每天都用较多时间去看热闹，大摇大摆地出入日租界，还和一些会说中国话的日侨攀谈。从这时起，在我们中国人的面前，他(她)们立即变成卑躬屈节的人了。许多日侨不愿回国，因为在汉口的租界里，他(她)们自称过着“天堂”生活，一回到日本，就只有靠吃咸鱼过日子了。军警站成两排，强迫日本侨民至江岸登上轮船的途中，许多日侨舍不得离开“天堂”，还依依回头，滴着泪珠。一些日本浪人，更是无精打采，垂头丧气地走上轮船……

    对于租界物资，除了私人所有者随身携带离去外，其他属于非私有的，均由市府查封接收。致于如何处理这些物资，管理被收回的租界，我一无所知。唯有一件事情使我记忆犹新，原在日租界的门内外，见华人就吠，甚至紧追不舍的几十只恶犬(我和我的一些同学都曾是其受害者)在接收后，由市府全部交给了警察局的刑侦部门。据知，其中还有一些后来随警局西迁到了重庆。

在保卫大武汉的日子里

    现在把武昌、汉口、汉阳共称为武汉，这是非常合理的。过去三镇一直分治，人们在习惯上则称其为“武汉三镇”。汉口成为特别市，是因为它是华中重镇，但是很多事又不能把这三镇分开。如防洪水泛滥，三镇非一起行动不可；在抗日防御战中，三镇则唇亡齿寒，故又称“武汉大会战”；日机空袭，在其上空发生空战，更无法区分三镇空中界线，因而又有“武汉空战”之称。由于所述之事，虽以汉口为主，但也与武昌、汉阳相关，故在有些地方不得不用武汉之称。

    1937年11月20日日军攻占上海后，南京国民政府通告中外，迁都重庆继续抗战。继而林森主席率国府班底经汉口前往重庆，其他院部及战争序列机构纷纷迁至武汉，且大部分留在汉口继续办公。军事指挥部门大多设在汉口，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简朴主办的《中国空军》也在武汉按期出版，宣传中国空军。随着南京政府撤退后，日机不断空袭武汉，我空军在苏联航空志愿队的协助下，毫不怯弱，毅然起飞迎敌，并于1938年先后取得了“二一八”、“四二九”、“五一三”空战大捷和“五二○”对日本九州各地投放百万传单的胜利。

    从此，武汉也由大后方变成了前线。吴国桢既要处理地方政务，又要承担撤退至汉口的中央党、政、军机关和战斗的有关事务性工作，工作纷繁，十分劳碌。

    当时，敌机空袭武汉是突如其来，市区少有空防设备，市民也无防空常识。为防日机空袭，市府便紧急通知，实行灯火管制，晓谕各家自建防空掩体。即号召市民，在自家照明电灯上挂一尺长的黑纱笼，使户外不见灯光；在饭桌上加放数床棉被，每当敌机来袭，人便躲身桌下。我是在1938年8月下旬离开汉口到重庆的，在这之前，市区尚未遭到日机轰炸。那时，吴国桢的政务不仅仅是下令实施市区的灯火管制，组织市民防空，还要安排接待伤兵，慰劳将士，负责推销航空奖券。

    吴国桢不喜欢参加党务活动。“C·C”派打手袭击刚刚在汉口出版的《新华日报》，吴闻讯后，立即下令警察局前往保护，认为这属于份内之事。中央机关迁至武汉，有的过汉入川，因此常要求吴找房子办公，找车、找船解决运输问题，许多下达的命令都是非办不可。吴对这些复杂难办的事情，处惊不变，从容对待，按轻重缓急一一办理。

    我记得有一个以军委会传下的指令，说军委会要在汉口办电影制片厂，要吴国桢帮助寻找宽大的厂房和拍摄场地，吴灵机一动，便把靠近原日租界西商马场附近的杨森花园，借拨给了这家电影厂。杨森本是四川地方军阀，在四川内战中投向了北洋军阀吴佩孚，杨于是以汉口为大本营，作反攻四川的基地。这个花园是杨的别墅之所在。

    此时，杨的部队已成蒋介石的部队之一，正在前线与日军作战。后据该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说：“吴市长借拨这个花园给我，因我与杨森都是四川人。吴很精明，要我写封信给杨军长。”以此事可见，吴处理类似复杂事情，是做得有理有节的。以郑用之为厂长的汉口电影厂，曾在汉口拍摄了几部抗战电影，如由史东山导演，舒绣雯、魏鹤龄主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由袁从美导演，高占非、黎莉莉主演的《热血忠魂》。此外，还拍摄了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执导，袁牧之，陈波儿主演的《八百壮士》(描写上海“八一三”抗战中，谢晋元团长率领800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事迹)，及反映女童军杨惠敏渡江献旗和英勇抗敌的营长胡瑞符的故事片(陈波儿饰杨惠敏，袁牧之饰杨瑞符)。在拍完杨惠敏一片后，袁牧之与杨瑞符，陈波儿与杨惠敏，还一起到武昌黄鹤楼拍照留念。汉口电影制片厂以后扩大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并迁至重庆纯阳洞。厂长郑用之见到吴国桢时说：“你也是我的市长了，你把杨森花园给了我厂，才使我们有今天的发展”。

    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当时苏联空军的援华航空志愿队来华助战，在武汉空战中光荣牺牲的人员不少。我曾亲眼见及一位在空战中牺牲的苏联英雄，是从汉口市区寻获的遗体，遗体完整。由市府安排，陈放在汉口市商会进门的大厅内，听候处理。像这一类的事，如每次空战之后打扫战场，收捡飞机残骸，寻找敌我双方被击落的飞行员，以及救死扶伤，组织群众慰问等等，吴国桢总是亲自过问，亲自办理，有条不紊地进行。就是办理上级党、政、军机关交办的任务和处理地方政务，吴也是如此。如在迁川工厂问题上，当时既有从天津、上海、南京迁川工厂路过汉口，又有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的工厂计划迁川。吴国桢不单纯从汉口和武汉三镇角度考虑，而是把整个迁川工厂问题，作为抗日战争的重要一环来考虑。据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查处统计：此次迁入四川的民营工矿共245家，物资达9万余吨，技工有4000人。在这些工矿中，以类别统计有：冶炼1家，机械103家，电器18家，化工40家，纺织25家，食品10家，教育用具32家，余为其他工业；以原设地点统计有：上海104家，次为汉口90家，余为南京10家，杭州、宜昌各4家，无锡、济南、汉阳各2家，嘉定、南昌、香港、青岛、太原、卸甲甸、石家庄、南通、九江、常州、郑州、长沙、天津、大冶等各1家，其他工区7家。迁移地点：90％以上在川东、重庆及近郊各县；迁至川西者为数较少，但都无不是经汉口转船，再逐步设法西上入川的。1938年春，上海炼钢厂与汉冶萍(即湖北汉阳、大冶、江西萍乡)公司的3个工厂——汉阳兵工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及汉口郊外的六合沟铁厂合并后西迁，就是从武汉起运至宜昌，再由宜昌设法入川的——这也是吴国桢的建议，而且也是吴利用地方之便，给予鼎力协助而完成的。抗战胜利后，这些迁川的工厂大都留在重庆。当时，这些迁至重庆的民营工厂还在渝成立了一个“迁川工厂联合会”，特别在其理事会之上，设了名誉正、副两会长。其中，会长是翁文颤，翁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系主持搬迁工矿企业的主管；副会长则是吴国桢，除因其时为重庆市长外，也是为感谢他在汉口任市长期间，对迁川工厂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吴国桢在任职汉口市长的后期，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初期。这时除共产党的报刊《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出版和发行外，在此工作的还有许多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诸如周恩来、郭沫若等。周恩来当时为军政部副部长，郭沫若为军政部第三厅厅长，还有秘书长阳翰笙及文化、史学界著名人士田汉、郁达夫、冯乃超、胡愈之，洪深、冼星海、任光、张曙、应之卫、史东山等，这些人都曾先后在三厅工作过。这一时期，武汉三镇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是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最出色的时期。救亡歌曲大家唱，从武昌珞珈山到汉口江汉关、汉阳鹦鹉洲，随时都可以听到人们的抗日歌声。田汉还在黄鹤楼前的广场上，指挥过武汉万余民众合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广大群众的爱国情绪沸腾了。千万个喉咙汇成一个声音——抗日救亡!

    在保卫大武汉的日子里，吴国桢与汉口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但因我作战军队不敌，10月25日汉口失守，26日、27日，武昌、汉阳又告失守。历时4个半月的“武汉会战”宣告结束。在撤退时，陈诚被发表为湖北省主席兼武汉警备总司令，吴国桢仍是省政府的委员，这时，吴国桢与陈诚开始共事。为了有计划、有秩序地组织这次撤退，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联名动员了武汉各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中学向大后方转移。并在鄂西一带设湖北联合中学，收容流亡学子，把省府迁至恩施。当时，有相当一批学生、工厂职工、公教人员，在吴国桢的帮助下，爬山涉水，辗转至重庆。吴有计划地安排和指挥车、船，组织撤退，直到最后才登上赴宜昌的轮船，挥泪离别矗立在汉口江边的江汉关。面对武汉的百万市民将遭受日寇的蹂躏，他是无能为力的。

    吴国桢在汉口任职期间及“武汉会战”期间，的确表现出了头脑清晰，态度明朗，大公无私，处事敏捷。这也许是他以后出任陪都市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国民精神”与“精神堡垒”的创议

    吴国桢是湖北恩施自治州建始县凉水埠人，他从小就离开了故土，从政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乡，武汉撤退时，他才顺道回籍探亲。但在家未及多久，吴便接到省府通知赴恩施。这时，因陈诚忙于军中事务，省务由严立三代行。吴拜见严得知，是重庆蒋介石侍从室电召。吴便匆匆西至重庆，又匆匆赴昆明接回家眷后，接任了新职，即新设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政务处长。这个职位，职高权大，但却属于幕僚地位。

    国防最高委员会的首长是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来说，以最简单的字句来评述，就是他离不开“权”。蒋当行政院长，宪法就指定为内阁责任制；他当国府主席，那就改成国家元首责任制。1937年蒋在南京时是行政院长，“七七”事变爆发后，党内外及国际友人都希望蒋把精力放在军委会委员长一职上。在此压力下，蒋于1938年1月1日辞去兼职行政院院长，由其姻亲孔祥熙继任。蒋专任军委会委员长，令张群为行政院副院长。此时，国府主席又是不大问政事的林森担任，蒋只任党的总裁和政府的军委会委员长，行政上受到限制，深感手中无行政之权。撤退到重庆以后，才由张群组织起草了一个容党、政、军于一体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权力集中于一人，就是由蒋任委员长。其常委包括“五院”(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司法院、考试院)院长、外交部长、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委3人，共计11人，秘书长为张群。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时，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两个讲话。会议通过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指挥权，这就使蒋介石有了最高权力，可以决定任免各部部长及各省主席。吴国桢担任政务处长，顾名思义，也就是“最高政务”主管长官了。其职权涉及行政院所属各部，也弥补军委会政治部工作之不足。主要制定战时对内反共，对外抗日的政治活动方案，是一个居于高位的“政治设计”部门。

    吴国桢任政务处长后，提出的第一个新的政治活动，就是要加强民众的抗战意识，这和军政部的民众训练、社会部的组织民运相比，内容更具体、更全面，且纳入了高层次的领导，后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于1939年3月11日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并通电全国施行。同时设“国民精神总动员会”，按照吴国桢的方案，由蒋介石兼会长，张群兼秘书长，吴实际上成了这台戏的主角。

    国民精神总动员开始在全国各地实施，重庆是示范地区。1939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举行了有3000余人参加的第一次“国民月会”，蒋介石、孔祥熙等到会，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了训词。当晚又举行火炬游行，参加游行者达10余万群众，目的是要大造声势，推行此一运动。四川省主席王缵绪是依靠国民党中央势力才当上其职的，此时正遭到地方势力反对。王对蒋介石表示拥戴和效忠，因此在接到国防最高委员会的通知后，立即由该省动员委员会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规定每月举行“国民月会”，并决定在蓉各机关、团体、学校、军队及市民分区段集中，按国民党中央颁布的“国民公约及誓词”，举行国民公约宣誓。此一运动开展于3月27日，比示范区的重庆市要早30多天。

    这些所谓“精神动员”、“国民公约”，都是为了巩固蒋介石政府及其个人的统治。要说公约中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其中有关宣传抗日的部分，但某些条款中也有含蓄的“反共”和“防共”内容。当时，精神总动员会还训练了一批督导员，分赴各地监督公约的实施，以及了解月会召开的情况。

    在吴国桢的上面，有张群、蒋介石，吴在主体作用方面是遵命办理；但在发动群众坚持抗战，支援前线将士，后方防止日军间谍，识别汉奸等方面，吴是持积极态度的。

    自国民政府撤退到重庆以后，日军飞机对重庆的轰炸也日益猖撅。1939年5月3日，日机45架以密集的队形轰炸重庆；5月4日，又以27架再次轰炸重庆。繁华地带的都邮街、柴家巷、鸡街口、会仙桥等，被炸成一片废墟。全市电话、电信、自来水及其他公共设施毁于一旦。据统计，此两日市区房屋被炸毁1200余栋，市民死伤在4400人以上。当时的重庆还没有任何民用防空设备，市民也无任何思想准备，此两次敌机轰炸，比以前历次轰炸的规模要大，一时人心惶惶不安，灾区惨状令人难睹。精神总动员会深感民气消沉，对抗战信心有所减低。吴国桢认为除了要加强空防外，对内要振奋民心士气，树立长期抗战的斗争精神。并提出在敌机轰炸最厉害的地区，建筑一个能够体现全民抗战形象的“精神堡垒”。地点选定大什字周家院子的旧址上。

    为什么要选定在这里?因为在“五三”、“五四”敌机轰炸时，有两个很大的弹坑：一个在鸡街口，一个在周家院子，而以周家院子的最大。所以“精神堡垒”就在这个弹坑上竖立起来，同时把被炸毁的街道、房屋改造成了广场和马路，也美化了市容。

    “精神堡垒”被塑造成炸弹形，还刷下了几条大标语，即：“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胜利第一”、“军事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分别竖立在广场的四周。由于当时物质条件很困难，制作这“堡垒”的考虑也是临时性的，故请了中国电影制片厂搞布景装置的美工人员设计，形同布景。以后又改制过一次，图形象长城的烽火台，但保留了原来的6条标语。没有想到，在以后陪都建筑规划中，这里却成了重庆市的中心和商业繁华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个“精神堡垒”被命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10月1日重庆解放后，又把它改建成为“人民解放纪念碑”。

    “精神堡垒”是吴国桢在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政务处长后，主持“精动会”指导业务时创议而成的，也是按照他的设想建成的。把它改成“纪功碑”是在1947年10月，当时的重庆市长为湖北安陆人张笃伦(伯常)。张还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赠送给重庆市民的卷绸嵌于此碑内。这卷绸也与吴国桢有关。即吴在任陪都市长后，曾就日本飞机对重庆不断进行轰炸，多次发表对外演说，争取国际同情和声援，并向国际友人介绍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持抗战之决心，等等。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带来一卷绸，赠给重庆市民，由吴国桢主持仪式接受。卷绸上的文字为英文，其译文为：

    余谨代表敝国人民，向重庆市敬赠斯绸，以表吾人钦佩该市遭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其精神。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首任重庆陪都市长

    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重庆机关林立，政治地位发生变化，遂由四川省辖市改为中央直辖之特别市。重庆作为国府所在地的特别城市，在政治上、军事上乃至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它既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又是抗战的军事指挥中心，也是中外使团云集处；而且还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同时又是其他各民主党派的活动中心。各行各业知名人士、大资本家、大作家、著名演员和学者，甚至著名大亨都到了重庆，全国各著名报社也纷纷在此出刊。还有许多著名报纸迁渝后，由于报量饱和，被制止出版。

    为了树立长期抗战的思想，坚定人民的对敌信心，把重庆建成“更高档次”的战时首都——陪都，国防最高委员会于1939年12月7日，任命吴国桢接任市长，负责筹备陪都市的建立。吴则把建立陪都和建设陪都结合起来，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报送了方案。1940年5月，是重庆“五三”、“五四”惨遭日机大轰炸的蒙难一周年，吴国桢通过广播电台向市民发表《勿忘去年今日》的演说，抨击日本军国主义暴行，鼓励市民加强防空，树立长期抗敌思想。接着，国防最高委员会根据吴提出的方案，于同年9月6日宣布重庆为陪都，同时成立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由行政院长孔祥熙任主任委员，内政部长周钟岳和国民党元老杨枪白二氏任副主任委员，吴国桢担任负责实际工作的秘书长。这个“陪都建设计划”出于吴手，内容很丰富，据说对今日之重庆建设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后，是年10月1日重庆被正式命名为“陪都”，是日定为“陪都建立节”，并召开命名大会，举行了10万人参加的火炬大游行。各报均以显著位置报道此一新闻，且多以社论庆祝。有的社论说：“设立陪都就是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有的说：当前系“抗战艰苦阶段，面临重庆在敌机狂轰被毁的废墟瓦砾中，举行盛大庆祝会，这不是粉饰太平的点缀，而是表现不屈、团结抗战到底的钢铁般意志。”并且指出：重庆“是抗战的司令台和神经中枢”，等等。舆论界对陪都的建立，表示出极大的拥护，认为这对今后继续抗战有更重要的作用。对首任陪都市长吴国桢诸多嘉勉，希望他“为抗战作贡献”，“为市民谋福利”。

    当日，吴国桢还向国内外发表了电台广播演说。这篇演说稿也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由国民党中央社发出，各报均全文刊载，其题为《建设新重庆——陪都》。该稿为吴执笔，头一段是写重庆在历史上的地位，说历史上秦汉两大帝国都发轫于四川。秦得巴蜀，日臻富强；汉朝的兴起，先定巴蜀，再得汉中，以为“根据地”。说到对当时的作用，他还引用了蒋介石的一句话：“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并发挥说：“……而重庆会巴蜀之众水，控瞿塘之上流，绾毂西南，襟节湘鄂。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且就建成陪都，对重庆市民寄以希望。他说：“这是重庆市和重庆市民的光荣，而同时对重庆市民的责任亦加重。凡我重庆市民，自今益当格外奋勉，努力本身职务，增强抗战力量，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以副政府的德意而慰全国同胞的期望，才不愧为新陪都的市民。”

    陪都的建立，其建制和管辖范围比原特别市都有扩大。从省辖市到特别市，再到陪都，重庆从大城(指市中、南岸、江北3个区)扩充到18个区。过去被称为郊区的两路口、上清寺为新市区，化龙桥、小龙坎(工厂较多)、磁器口被正式命名为“西郊区”。

    吴国桢任重庆市长后，曾提出不用私人，不带班底，勉励市府工作人员安心工作。原市府秘书长随前市长离任而去，唯此一缺是用的“私人”。当时，在国民党官场中，许多主管官员多依赖幕僚长(秘书长)代笔、行政，不仅一切承上转下的公文、文件由秘书长拆阅、处理，就连首长的图章也都掌握在其手中，首长不过是听听汇报，发发指示而已。吴没有这个官僚习气，对市府的每份文件他都亲自过目，签署处理意见，所批的字也十分工整，毫不草率，就连他签的那个“桢”字，都写得规规矩矩，每笔到堂。他物色市府秘书长的作法，在当时的官场别具一格，一时被传为佳话。他请他的朋友吴泽湘来当秘书长，吴泽湘长于外交，此时本已发表为外交部新疆特派员，听吴国桢说要请他当秘书长，不仅惊奇，而且连称不行，说：“以我的文笔，哪能当你的秘书长!”吴国桢详细向吴泽湘解释，说主要是想让他以后协助自己负责市府外交，国际事务等，并非让其负责文牍等事宜。吴泽湘这才同意当市府的秘书长。此后，吴泽湘以秘书长身份，负责市府外交、国际等事务，使吴国桢腾出手来处理市府政务。这就是吴国桢当市长，不要秘书长看文件的内幕。

    吴国桢在用人上，除了这位秘书长外，其他一概不用私人。当时在新闻界甚传，市属工务局局长一职，将由其兄吴国柄担任，这显然是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吴任市长后，任命的各局局长，均为前任市长的原班人马，如：
   
    警察局长：徐中齐(前任留任)、唐毅(为蒋介石圈派)，均由蒋介石指定；
    工务局长：吴华甫，系前任所留任；
    卫生局长：梅贻琳，系前任局长留任；
    财政局长：刁培然，由财政局推荐，为前任留任。
    社会局长：主管文化教育、社会团体、劳工福利等，在贺国光任市长时，该职由湖北
    人戴经尘担任，贺离职后，由三青团推荐包国华任该职；
    会计长：蔡家彪，1937年就任重庆市府会计主任，亦系留任。

    吴国桢从政不用私人，不搞小班底，实际上是廉政之道。这种风气，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场上，也是很少见的。所以，当时的重庆临时议会，对吴的作风深表钦佩，议会中没有人责难这位市长。当然，吴的多种作风，也都无可挑剔。且重庆临时参议会参议长康心之，副参议长文化城，对吴国桢多有敬佩之情。

    对于重庆的发展建设，吴国桢虽然有详尽的计划，但因日军飞机不断地进行轰炸，很多都不能马上付诸实施。有鉴于此，吴国桢说：“当前市府的任务，是加强办理救济灾民，安置疏散，恢复市容，确保治安。”同时，大力开展城市民用防空建设，并成立专门的民用防空建设机构，协助做好民用防空洞的建设。市府的财政开支，大部分都用于这类建设之急需。

    在市政建设方面，当时在重庆的市区内，还修建了几条主干道(凯旋门属于计划，是否在吴氏任内所建，记忆不清)。除市中区从过街楼至上清寺，有一路是由市府所经营的公共汽车线路外，其余至沙坪坝、北碚等地，是由士绅温少鹤办的巴县汽车公司所经营，另有商办“校车”运行；还有由交通部嘉陵江运输处与市府合办的“驿运”(以新型马车为运输工具，比汉口交通用的马车要小得多)，开展郊区营运，这些对缓解城市和城郊的公共交通，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其他公用事业，如水、电等，过去都是一些“老牛破车”。吴国桢任市长后，通过市府和经济部的投入，因陋就简，部分改建，重点维修，市民生活、工矿、机关用水用电，得以勉强维持，但停电之事仍属难免。另外，增加了一些简陋的医卫设备，充实市区医院，对医药事业及私立医院加强了管理。那时，设在市中区的各机关或城内的办事处，大都是征用地方军阀的住宅大院，或者征用被疏散的学校，也有庙宇、祠堂。市政府设在已疏散下乡的川东师范学校内(现劳动人民文化宫)，也没作大的建设，市长的办公室亦不“讲究”。院内只是增建了一些公房，但都系简易的“抗战棚”，公职人员生活非常清贫。这就是在艰苦条件下“战时陪都”——重庆的景象。

防空奇耻污中华

    吴国桢平时非常注重仪表。他头发梳得很整齐，戴着金边眼镜，西装分春夏秋冬，领结讲究颜色的配合。接待记者，吴多着西装，表现出温文尔雅，加上他能侃侃而谈，所以舆论界对他颇多好评。这当然不是因为他的仪表，而是因为他许多施政令人满意之故。

    但是，吴国桢也有令人不满意的时候，这里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市区内，发生撕毁《新华日报》，殴打该报报童，破坏《新华日报》发行事件。吴作为重庆市长，他是非常注意陪都社会治安和政治安定的，认为这种殴打报童，破坏《新华日报》发行的暴行，是自我破坏市区的治安。尽管他对此“政治暴力”内心是反感的，但眼见如此，却也无可奈何。他采取的是“三不”对策，即不参与、不支持(这种活动)、不表态。他知道这事件的背后有“巨憝”，是搬不弯，惹不起的。他所能做的，就是下令市警察局要严加防范，以防事态扩大，并注意因此产生的不利治安因素(从历史资料来看，当时出面维护打手和暴徒的，是国民党宪兵。重庆的警察在此方面，似有所收敛)。

    吴国桢是国民党的政府官吏，他当然是维护国民党的统治的，也同样站在反共的立场上，他只是不同意用这种流氓式的暴力而已。也是受权力和条件所限，在这种特殊事件的面前，他采取了沉默——这可能是他的做官之道吧!

    第二件事就是令中外舆论哗然的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日本军国主义自从1938年10月4日首次空袭重庆以后，就从未停止过对这座城市的空袭轰炸。“五三”和“五四”两次对重庆狂轰滥炸，市区尸体遍地，又时值初夏，臭气薰天。幸存的商店关门闭户，学校被迫停课迁校。颓墙断柱上，贴满了“寻人启事”，到处是妻寻夫，父寻子，市民都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之中。1940年的“八一九”、“八二○”两次空袭，敌机来势凶猛，幸我防空力量加强，居民进入防空隧道，以致损失不大。

    重庆是多雾的山城，人称“雾都”，每年10月至次年2月为多雾季节，敌机在雾中难以识别目标，雾季过后便又开始空袭轰炸。1941年3月至5月，空袭达9次之多，每次投弹多者300余枚，少则100余枚。其中在4月1日，日机仅向市中区就投弹100枚。6月5日，敌机再度分批夜袭重庆，不断地进行疲劳轰炸，迫使防空当局摸不清虚实，不敢解除警报信号。当时，已是连续发布空袭警报的第三天了，而敌机不分昼夜飞来空袭，三五架组队窜入市空投弹而去，接着又是三五架轮番而至，每次间隔两三小时不等。在此空袭过程中，设在市中区较场口的红绿信号灯却突然发生故障，躲在十八梯、演武厅、石灰市防空隧道的人，由于时间过长，加上天气闷热，洞里潮湿，本就难受，又不见解除警报的信号，难忍饥渴，小娃娃啼哭不止。一些青壮年市民，烦躁难熬，便纷纷挤到进出口观看警报信号(挂一红灯笼表示有情况，挂两个红球即敌机进入市区，挂绿灯笼表示解除警报)。见一会儿红灯笼，一会儿绿灯笼，猛然间又出现红球，人多洞口小，人流出入频繁，洞内空气稀薄，挤来攘去，一人倒地又绊倒几人，相互挤压成堆。在外执勤的防护团人员，见此情形束手无策，管理也出现紊乱，秩序无法维持。又终因洞内严重缺氧，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隧道窒息惨案。

    这次惨案，伤亡数字是骇人听闻的，传说伤亡上万人，少则几千人。后来官方向报界公布说伤亡只有992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是惨案发生后，从蒋介石侍从室传出消息，说伤亡数字如是上了千人，非枪毙(指负责官员)人不可。报界为息事宁人，所以报的数字始终不到千人。但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搞不清楚。后来我听原在重庆市人民政府任参事的丁荣(抗战时任重庆防空司令部处长)说：“1988年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问题发生后，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拟予驳斥，曾丈量过石灰市、演武厅、较场口这几处出事隧道的容量，无论怎样密集，也不会超过5000人。”丁又说：“当时还有一些逃出洞的人，也有被抢救出来的入，但没有可靠的数字。总之，死亡人数要比当时官方公布的数字多一些。”显然，这是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惨案，也是国民党主管官员的严重渎职。于是民怨沸腾，舆论哗然。市临时参议会曾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惩办主要负责官员。

    当时，有一家由天主教办的《益世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杀马谡以谢国人》的社论，矛头指向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刘就此惶恐不安。他虽然是蒋介石军中的“四大金刚”之一，也怕当上“酆悌第二”。后来，当风声稍有转化，刘还不放松写这个社论的作者，密令将其逮捕。此社论的作者，为该报主笔赵漠野，闻讯逃逸，此后未再回重庆。

    那时，属于中央档次的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对大隧道惨案极为重视，向最高执政者要求查办责任者。于是，蒋介石组成一个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张伯苓、重庆市临参会议长康心如、国民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行政院代理秘书长蒋廷黻、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监察院秘书长程中行等7人为成员的“大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进行专门调查。据称，除几员主要负责人应负一定责任外，防空洞工程方面的问题突出，因此，将防空处副处长谢元模撤职查办，将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胡伯翰、吴国桢3人以“撤职留任”处分。后由于各方面不满，又才撤换了刘峙的防空司令一职，其职由宪兵司令贺国光兼任。胡伯翰受撤职留任处分后，不愿留任，对此事有所不服，认为此次肇事，并非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问题。防空事务机构，叠床架屋，争权夺利，指挥不能统一，又责任不明，有功相争，有过相诿，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如既有市政府领导的防护团，又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办的空袭紧急救济组织及刘峙领导的一个空袭救济委员会，社会部也有一个空袭服务总队，还有党部、三青团部都有空袭服务组织。没有基层人员，就让防护团团员(每个保甲派的保甲干事之流)身兼几职，一个人带几个红袖笼。这些人员的素质低，有时接到几个不同的指示，遇到复杂问题，都不能处理。此次惨案也有这种因素在内。一些打着为防空服务幌子的官员，在空袭时却不见前来服务，只有基层人员守着洞口，一出问题就难以招架。

    吴国桢在受到撤职留任后，一直勇于负责，主动向蒋介石报告，请求处分。同时，积极处理善后，兢兢业业，以戴罪之身，忍辱负重，在许多繁重的善后工作中，事必躬亲。一次，他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一事不周，全功尽弃；一人疏忽，全体蒙垢。”此次惨案的发生，吴只是因市长兼防空副司令，在职权上有责任，所以舆论界对他都能理解。

    防空司令部改组后，吴国桢仍以副司令兼职，但改变了挂名不管事的作法。他加强了市府对防护团的领导，自兼团长，并对团员着重平时训练和教育，提高处理紧急事件的能力。还举办“洞长训练班”，以提高基层人员的素质。防空大隧道工程处处长，原由副司令胡伯翰兼任，谢元模任副处长，胡被免职和谢被查办后，吴国桢才推荐其胞兄吴国柄继任该处处长。吴国柄对土木工程很有研究，在任处长之后，积极改善了防空隧道工程。

中国外交史上的光辉篇章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机偷袭美国珍珠港，同时，侵华日军袭击驻北平、天津、上海之英、美军。8日英、美两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重庆国民政府发布公告，正式对日宣战，并宣告对德、意处于战争状态。我各地市民和议会均先后发出通电，拥护政府向日、德、意法西斯宣战。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10日蒋介石又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号召我国军民，协助友邦，消灭共同之公敌。12月31日美国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并请蒋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蒋于1942年1月2日复电罗斯福，表示接受此职。并于3日由同盟国将此决定，公开宣布各国知晓。

    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已经形成了与英、美等国并肩作战的国际地位，对于历史上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必须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废除。因此，国民政府在这个时期，突出了外交工作的重要性。自1941年12月13日国民党第五届九中全会之后，就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以原外交部长郭泰祺调任该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以宋子文为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任外交部长就已清楚地表明，国民党的外交走上了更加亲美的路线，为依赖美国，蒋介石便决定宋以外长身份作为“特使”赴美。对于宋赴美后的外交部代理部长，经蒋介石、宋子文反复研究，认为吴国桢是最为理想的人选。因此发表贺耀祖接替吴国桢就任第二任陪都市长，吴免职后即被发表为外交部政务次长，并以胡世泽返国就任常务次长(胡是职业外交家)。任命发表的次日，宋子文偕吴到外交部与其他官员介绍，声称：“我将赴美，部务由吴次长代理。”

    吴在上任后的次日，即以代理部长身份，召开了在渝的中、外记者聚餐会。在会上，吴的讲话受到美、英等同盟国记者的赞扬，嘉勉颇多。其中，吴还谈到最近访华来渝之英国议会代表团，他说：“该团到重庆访问，与中国人民结成可贵的友谊，并与中国议会(指国民参政会和重庆市临参会)结成朋友，团结起来为打败‘轴心国’(即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而奋斗。”外国记者对吴氏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在聚餐时，有位外国记者向吴氏提问：“吴代部长在陪都任市长3年，对陪都有何感想?”吴以流利的英语，诙谐而幽默地答道：“3年来，与市民同甘共苦，精神振奋，感慨万分。相信在新任市长的领导下，重庆必将成为世界上之重要城市。”

    宋子文长于英文，据说任财政部长时，文件后面的签字都是用英文签署的。此次去美主要是争取美援，其二是提出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条约。去美以后，又去英国。针对这个任务的有关问题，他都是与吴国桢磋商过的，有的问题在磋商后还要向蒋介石汇报，请示其同意与否。尤其是在有关条款方面，文字上由吴对宋用英文向国外发出，对蒋则又用中文。由于这种特殊情况，事关重大，吴因此是可以随时进出侍从室见蒋的。蒋的侍从室管理严密，见蒋要通过侍从室安排，就是“五院”各部首长，也要服从这个安排。除孔、宋等几个人外，能随进随出见蒋者，寥寥无几，吴国桢此时却取得了这个“地位”，可亲到侍从室见蒋，因此也被人们认为他是蒋的亲信人物。

    1942年12月下旬，宋子文在美、英两国分别商讨了两个“新约”：一为《中美平等新约》，一为《中英平等新约》，对历来侵犯中国主权的驻军、领判、租界等诸多特权，一概废止。此二约于1943年1月11日，分别在美国华盛顿和中国重庆正式签订。作为正式文件的《中美平等条约》在华盛顿签字时，代表中国方面签字的是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代表美国方面签字的是国务卿赫尔。《中英平等条约》在重庆签字时，代表中国方面签字的是外交部长宋子文(此时宋已返重庆)；代表英国方面签字的是该国驻华大使薛穆(全权代表)和驻印度全权代表、驻渝代专员黎吉生。中国方面参加人员还有：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常务次长胡世泽等人。

    两个新条约的签订，是一件举国欢腾的大事，重庆各报都以两版篇幅，刊登新闻、评论及各条约全文，有的还刊出有关照片。《新华日报》以《我国百年桎梏从此解除》为眉题，以《中英美分别签订新约》为主标题，发表专文。并以《中英美关系的新纪元》为题，刊发社论说：“中英、中关两新约，开拓了中国与英美外交史上的新纪元。从此，中国和英美已站在真正平等的地位，而三国的邦交，是更加亲密了。”

    两个新条约废除了《辛丑条约》，也就是废除了英、美在华的特权，即其“驻兵权”、“领事裁判权”、“北平使馆界管理权”、“内河航行和沿海贸易权”，同时也放弃了在华的租界。中英新条约中，英方还放弃了指派英人总税务司和在中国各港口雇用外籍领港人的特权。社论最后还说：“我们中国将更加团结一致，克服一切困难，以准备反攻，以不负盟邦的好意和期待。同时，希望英、美盟邦也以此努力反攻战胜日寇为当前任务，来建立太平洋上真正的和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国民政府与英、美签订两个新的条约之后，又由吴国桢代表我国政府，相继与比利时、挪威也签订了《平等新约》。通过这一系列新条约的签订，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竖立起了“世界四强”的国际地位。在这些外交活动中，吴国桢有幸充当了局内的重要角色，这也是他一生中的光彩。

在抗战胜利前后

    抗日战争进入到1943年以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蒋介石的外交政策也从单一亲美转向了全方位。因此，在宋子文升任行政院院长时，改派了老牌职业外交家王世杰继任外交部长。1945年7月，王作为外长陪同宋赴苏联访问，斯大林和加里宁在莫斯科先后接见了他们。在莫斯科期间，他们同苏联方面又签署了《中苏同盟条约》。这是国民政府继“中美”、“中英”两条约后，在外交史上又增添的新的一页。

    外交部是行政院的首席部。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中，还有两个大部：一为组织部，这是控制在C·C头目手中的；另为宣传部，C·C虽极力控制，但蒋介石也注意不让C·C权力过大，因此这个部的部长由蒋指定C·C系统外的人担任。除了1942年因张道藩陪同蒋访问印度，在侍从左右时为其所重视，回国后即封了他为中宣部长(原为副部长)外，再没有C·C人员充当该部部长。张为唯一的C·C人员充当该部部长，未及一年就换了梁寒操(孙科“太子系”)，到1944年又由王世杰任中宣部长。此后到1945年7月，王与吴国桢对调，吴被蒋介石指定为中宣部长，于8月15日正式到任。

    吴国桢担任行政长官以来，一直对国民党党务兴趣不大，不仅不热心，且还抱有轻蔑的态度。他早在担任重庆市长时，蒋介石就指定他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所谓指定，也就是交组织部——C·C组织选举，把吴选进来。在一次国民党全会中，由于C·C有意打了折扣，结果吴国桢只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然而，国民党中宣部长历来就是元老党员、中常委，至少也是由中央委员担任，吴国桢却以候补中央委员身份当中宣部长，这在国民党的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他就成了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了。

    吴就任中宣部长也不带“私人”，副部长以下全部是C·C分子。吴不打算长久当党官，中宣部长对他来说只是晋升的阶梯，所以在C·C紧密控制下的中宣部，吴若无其事，并以他在国际上的声望，发表演说，争取外援。他就职不久，就招宴了驻渝的外国记者。在招待会上，他与各国记者谈笑风生，态度不卑不亢，为国内外新闻界人士所称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吴受命且以英语向外广播，但在受降问题上，因蒋介石竭力排除抗战8年曾浴血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吴国桢积极充当了蒋的喉舌，故而在受降和接收的争执上，为蒋大力作对外宣传，排除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抗战期间，国民党以“军事第一”为幌子，在国内采取“新闻检查”和“图书审查”的制度。日本投降后，成都、重庆两地新闻出版界提出废止“新检”和“图检”，有的自动停止了送检。中宣部为新闻出版主管机关，吴也主张废止此“二检”，但C·C方面却坚持延期。1945年9月，美国宣布废除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吴便以此向蒋介石报告，然后才由中宣部下文，废止了“新检”和“图检”。这是他当中宣部长后为新闻出版界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吴还建议中宣部改由政府领导，以摆脱党的控制，主要是仿效美国之制度。这个建议以后为C·C所利用，即在行政院加设新闻局，由C·C所掌握。

    同年8月，中共毛泽东主席应蒋介石电邀，由延安飞抵重庆，举行“国共谈判”。从谈判签署《双十协定》，到“旧政协”的召开，这都是吴国桢非常高兴的事。其时，他极力宣扬“毛蒋握手”，说这样“中国将走入富强康乐的道路”。曾几何时，“旧政协”决议为国民党好战分子所撕毁，吴身为中宣部长，就此深感被动，心里矛盾颇多。“旧政协”会后，蒋介石就已去了南京，吴因此便带着辞呈由重庆飞南京见蒋，坚辞中宣部长一职，1946年5月，他终于如愿以偿……
（1994年9月于重庆）(转载《湖北文史》2008年第七十五辑，本文作者陈兰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