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金秋，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文化部举办了各种文化艺术活动。9月20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历史博物馆二楼，即将开幕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化展览》大厅里，传出了优美的旋律，时而清脆明亮，时而深沉浑厚。一架历经两千多载的巨型青铜乐器——曾侯乙编钟正奏出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的《欢乐颂》。
应我国外交部之约，来自世界五大洲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记者、文化官员们，面对这发出奇妙乐声的庞然大物，或投之以诧异的目光，或发出惊奇的赞叹。由《东方红》开场，《楚商》、《欢乐颂》居中，《国际歌》压轴的古、今、中、外名曲演奏刚一结束，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作为湖北省博物馆赴京展出负责人，此次记者招待会的主讲者——我，被朋友们团团围住。热情握手、热烈祝贺的同时，一连串的问题向我提了出来。
“这么巨大精美的古代乐器，你们是怎样发现的?”“你们是怎么知道这古老的乐器能演奏出如此奇妙的乐曲?”……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场面记忆犹新。当年的美妙音乐，早已传遍五洲四海，庞然大物曾侯乙编钟陈列在湖北省博物馆，海内外参观者已超千万人次。二十多年前国际友人在北京提出的这些问题，以后在武汉、在香港、在日本东京，在美国华盛顿等地也曾有不少人向我提过。个中奥秘有的已通过多种途径公之于世了，有的则至今还鲜为人知。作为此墓当年勘探发掘的组织者和主持人，理当义不容辞地给朋友们以比较满意的回答。
炮声捎来的忧和喜
1978年2月的一个夜晚。
武汉东湖之滨的夜静悄悄。我正伏案赶写刚从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发掘现场归来的调查报告，窗外传来急促的呼唤声：“谭队长!快!长途电话，襄樊来的!”
二十多年来任文物考古队长的经历早已告诉我：每当冬日农闲季节，各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地下就会不断有重要文物古迹被发现，或者遭到破坏。深夜从地县来长途电话，少不了是这类事情的“告急”，或则报喜，或则报忧，或则求援。
襄阳地区(今襄樊市)博物馆王少泉同志在电话中急切地说：“随县(今随州市)文化馆电话报告，城郊公社团结大队境内一座小山岗上，解放军武汉空军后勤部雷达修理所扩建厂房，开山炸石，在石头山上炸出一片褐色土，面积上百平方米，褐土层中还有石板，像是人工铺砌的，他们怀疑是一座大型古墓，但拿不准，我们准备去调查，地区文化局王一夫副局长要我先向你报告一下，问问你有何意见。”
近几年来，在随县、枣阳、安陆、京山连续发现西周春秋以来的曾国铜器；襄阳、宜城、光化连连发掘出楚墓和西汉墓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再现脑际。职业习惯使我忧喜交加。岩石山岗上炸出如此大面积的褐色土，土层中还铺有石板，预示着可能会有重要的文物被发现，实属可喜。然而，老王急迫的声音，使我仿佛听到了开山炸石的隆隆炮声，这炮声冲击着我的心，“会不会把重要的文化遗迹毁掉呢?”我万分忧虑，急忙向老王说：“一、赶快通知随县，立即停止放炮，停止施工，保护现场；二、赶快向地委和行署领导报告，请他们吁请部队加强文物保护；三、你们速去随县，进一步查明情况，尽速告我，我随后即到。”
王少泉同志，年近半百，早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地理系，是一位热爱文博事业的人员，经常奔走于各县市，尤其注意基建工地的考古发现。随县的报告冲击着他的心，和我通电话后，在向地委、行署汇报的同时，又连夜给随县文教局打电话，转达了我的意见。3月5日，他邀了襄樊市文化馆一位有经验的文物干部刘炳和两名钻探工人赶到了随县，经过两天的现场踏勘和调查走访，认定为古墓无疑。当夜即在施工现场给我写了一封信。次日又匆匆返回地区汇报，9日来武昌。
3月10日，听完王少泉同志的详细汇报，我如释重负。这里确是一座大型古墓——一座岩坑竖穴木椁墓，虽然墓口已遭破坏，墓坑上部已失去的科学资料无法挽回，但所幸的是，还没有挖到椁板，椁室内的文物资料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当地驻军领导十分重视，已停止了施工、放炮，保护了现场，这是十分可喜的事。我们当即决定，把正在野外作业的考古外钻探技术人员召到随县，成立省、地、县联合勘探小组，探明地下准确情况，采取有力措施，抢救祖国文物。
红砂岩山岗上的“褐土之谜”
随县地处湖北省的中北部，居长江之北，汉水以东，是江汉平原与中原大地之间的过渡丘陵带，汉丹铁路(武汉经襄樊至丹江口)横穿县的中部，县城在铁路西侧，东南距武汉市约185公里。
雷修所扩建厂房施工现场的山包叫东团坡，东南距县城约两公里，这一带是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向东约700米，有氵厥水自北往南流过，往南约2.5公里，有氵员水自西往东而来，并与氵厥水相汇合。东团坡高出河旁平地约有二三十米，依山傍水，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自然环境良好，是一块“风水宝地”。
3月19日，我率联合勘探小组到达雷修所，作了初步现场查勘后，在与雷修所领导及施工人员的座谈中，身材矮胖、性情爽朗、心直口快的郑国贤所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1977年春天，上级批准我们扩建厂房，在这里平整土地，开始我们用人力挖土，表面是一层含沙黄褐泥土，但往下挖就是红色砂岩了，我们改用推土机推，推了不久又不行了，岩石十分坚硬，只好改为用炸药放炮，再用推土机推。不久，在这大片红色岩石中间，突然出现了一片质地松软的褐色土，不用爆破就可以把土挖走。我感到有些奇怪，和几位副所长、政委多次来到现场研究，有的说，这可能是当年的庙基吧，有的说，怕是战壕坍塌后的残迹吧。我琢磨着这都不太符合情理。 平日，我很喜欢读一些介绍祖国历史的书籍，也看过《文物》、《考古》杂志，总觉得这种现象有点什么名堂，但又解释不了。马王堆《考古新收获》及《中国猿人》的电影也在这里放映过。有同志说，说不定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山洞，后来被淤积了，今天炸出来就呈现出红色岩石中的大片褐土。我想，此说有点道理，中国猿人化石，邻近的郧阳猿人化石不都是从山洞中发现的嘛!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我们几个干部商量着要向政府报告。开始，我们给县文化馆打电话，报告了上述情况，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出现的这大片褐色土成了我心中的难解之谜，我给负责施工的干部打招呼：密切注视它，有什么东西挖出来，或出现什么异样，立即向我报告。果然不久，在这片褐土的东南边不远，挖出了几件铜器，我们小心翼翼地拿回来，我对着《文物》、《考古》杂志反复琢磨，有几件是战国时代的铜壶和铜鼎，还有几件小东西认不出来。我请王家贵副所长专程到县革委会去汇报，无论如何请他们派人来看看。
“王所长的县革委之行，总算把县文化馆的一位同志请来了，看了那几件铜器，他说：‘很好，这是文物，我们派人来取。’他又和我们一道去看了那片褐土，转了一圈，这位同志说：‘这里面没有发现什么文物古迹，你们搞你们的土地平整吧!’我还特地提出，我们在这儿放炮呢，他说：‘继续放吧!没关系。’事后听说这位同志是学音乐的没有学过考古，也难怪他。
“我们把那几件铜器送到了县文化馆，现场继续施工，继续打眼放炮，但我们心中的这个“‘褐土之谜’却越结越深。我只好三天两头往工地跑，像打仗一样，密切注视‘敌情’的变化，我们还到附近村庄去‘侦察’，访问老农，调查了解这里古来有什么传说，同志们说我简直成了‘考古谜’。今年初，出了新的情况，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王所长、李政委和负责施工的刘工程师，我们几个人聚在现场进行了讨论，但谁也说不清楚。索性动动手，找一找这些石块的情况。一经清挖，我大吃一惊，这些炸出来的碎石，原来是一块一块的石板，成一个平面铺砌在褐土层中。我更相信这决不是一般现象，肯定有重要的文物古迹，无论如何，要请专家内行来看看才行。我们决定再请王所长去一趟县里，请文化馆的领导和内行来。县文教局很重视我们的汇报，王君惠局长说：‘请县文化馆副馆长王世振同志去看看吧，他是在省里文物考古训练班学习过的，是我们县里的考古专家。
“王馆长究竟是学过考古的，比我们强。他来看了以后临走时说：‘这是一个古墓，有墓边，有经过夯筑的填土，不过这么大面积的古墓，我没有见过。我马上向地区报告。”
我听着听着，简直入了迷，我被这位中年军官的坦诚直率和热情感动了，我心里想着，他帮了我们的大忙，他为保护祖国文物立了一大功。后来，在我们进行发掘的日日夜夜里，他一直和我在一起，从各方面对我们的发掘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援，诸如保障后勤供应、劳力组织、供电、供水。他还亲自和我一道参加现场施工，在人流如潮的观众涌向墓坑参观的时候，他又成了我们发掘队里最强有力的“保卫队长”和“宣传队长”，他组织所里的职工，既负责维持秩序，保证工地安全，又耐心地向群众宣讲古墓文物的重要意义与保护文物的法规。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热情而豪放，对古墓的保护和发掘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军人，后来却因心脏病突发过早地离开了我们。1979年春，武汉军区政治部给他记了三等功，省人民政府给他颁发了奖状和奖品，同时立功受奖的还有雷修所的其他同志以及在这次发掘中作出贡献的有关单位和同志。
挑灯夜战东团坡
“褐土之谜”已经解开，一座特大型古墓就在眼前，赶快组织发掘自是毫无疑问的事。问题是，此墓是否被盗掘过?木椁保存情况如何?墓的时代如何?估计会有些什么文物出土?必须把这些情况大体上弄明白，否则，发掘方案、经费预算、物资准备都不好办。
我们在军营地住了下来，郑所长派人给我们架起了行军床，军人食堂里给我们摆上了非军人座席，施工现场挂起了工作灯，我们挑灯夜战了。我们打算尽快在这已被搅得坑凹不平、乱石成堆的山坡上，把古墓的情况探出个眉目来。
天下起了蒙蒙细雨，高出河畔几十公尺的东团坡，北风在呼啸，3月的早春天气，春寒料峭。几位外探技工，面对这庞大的墓坑，成片的大石板，早已为之震动，急切想了解它们下面的奥秘所在，你挥锄，他打铲，呼啦啦干开了。谁料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紧，我只好下令“撤军”，改天再干。
次日，风雨未停，可我们再顾不得许多了，一个上午清出了墓边，弄清了墓坑的准确形状与椁室的深度。此墓形状很特殊，和常见的长方形、正方形、亚字形、刀把形都不一样，未见墓道，坑口呈不规则的多边形，东西最长处21米，南北最宽处16.5米，总面积220平方米。规模之巨大，形状之特殊，在湖北境内是第一次见到。我暂时将它分为三室，即南室、东室、北室。椁盖板的深度也已基本弄清，最深处也只剩2.5米，最浅处还不到1米，有些炮眼的底部距椁盖板约有六七十厘米，好险哪!再往下放炮，该会造成多么大的难以料想的损失啊!多亏了解放军!真是立了大功。接着，我们用洛阳铲从木椁盖上取下一些表层木屑，从其木纹判断出木椁盖板的布置方向，获悉椁盖与墓坑分室基本一致，亦分三室按纵向或横向铺置，我们把这些都绘在平面图上。同时，又对东南角尚待拆除的一个旧水塔下残留的墓坑填土、石板及下部的白膏泥、木炭，作了系统的勘测，掌握了墓坑填土的地层关系，并绘制了剖面图。对已失去了的科学资料，尽可能详细地作了补救性记录。
排除盗洞的“干扰”
随县城郊发现一个特大古墓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议论纷纷，出现了各种猜测甚至谣言，许多领导人发出这样的询问：会不会有类似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那样的重要发现呢?雷修所负责施工的同志最关心的是：停工要停到什么时候才能复工?新的厂房还能在这里扩建吗?人们的各种目光聚集在我身上，等待着我的回答。
3月21日，天放睛了，我们集中精力查有无盗洞，清除了墓坑内已被炸散的浮土后， 情况就清楚了。果然在北室与南室相交偏西处有一个盗洞，直径约1米，快至椁盖板时，往东移至南室的东北角，斜着往下插至椁顶，将南室东北角椁盖板斩去长约80公分的一截，使这块盖板的东段，也斜着掉入椁内，上部的填土亦随之入内，一洞淤泥还夹有几块石板，此墓曾经受到盗扰。
一片唏嘘声随之而起。联合勘探小组内几位小伙子泄气了，“别白干了!”“累死了不好看!”“既已被盗，还有无发掘的价值啊?”四面八方的人们，更把目光集中到我这里，期待着能给他们以既信服又可喜的回答。
恰在这时，襄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秦志维，地委宣传部部长张桓，地区文化局局长汪浩如及县里的一些领导同志来了。我引他们看了现场，汇报了勘探结果。大家再次聚到了雷修所会议室。
“这个墓比马王堆和凤凰山的汉墓大那么多，会不会有像那样的保存完好的古尸呢?”秦主任、张部长直率地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看来，马王堆确实把人们关心地下祖国历史遗产的热情煽动起来了。
既不能给他们泼冷水，又得讲科学、讲实际。我说：“墓坑已发现盗洞，木椁盖板有一块已被截断，椁室内已进了淤泥，有积水，保存古尸的条件：深埋、密封、缺氧、药物灭菌等都已被破坏，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说：不可能有那样的古尸。但由于椁盖板没有揭开，里面详情还不清楚，规模这么大的古墓，一般是椁有多室，棺有多重，如果盗墓者没有把棺打开，而多重棺密封又很好，出古尸的百分之几的希望还是存在的，我们也可以作适当准备，以防万一。不过，此墓的重要性不在于此，比古尸更重要的文物肯定不会少的。”
“不是被盗了嘛?椁盖板不是被截断了一块吗?淤泥积水不是都进去了嘛!有古尸不是也腐烂了吗?其他还会有什么重要文物呢?真太可惜了，还有没有发掘价值啊!”县委宣传部韩景文部长这样问我。
这是我意料中的提问，早已准备了有关的资料。此时，我用三条理由作了回答：
“一、尽管有一个盗洞，但规模很小，可能属于早期的一种民间小型盗窃，尤其是如此规模的大墓，当年随葬必有大量大型青铜器，不可能被盗光的。二、科学的考古发掘不是挖坟取宝，不是只看墓内有无文物，墓坑、棺椁及其所反映的葬俗等等也都是很有价值的科学资料。三、退一万步说，即使被盗空，按照国家保护文物的方针政策，这么大规模的墓坑和木椁也是要清理发掘的，不能置之不理，何况不发掘又怎么能断定其为空无所有的呢?”三条理由似乎把人们说服了，地、县领导同志点头称是，表示支持。
野外钻探已告结束，各方意见比较一致，我们连夜赶写了“勘探简报”，提出了组织强有力的发掘队及早进行发掘的建议。并按照考古发掘规程，将此墓田野考古编号定为擂鼓墩一号墓(简称随·擂M1)
省委书记的果断决策
1978年3月5日，一份由省、地、县联合勘察钻探小组署名的《湖北随县城郊擂鼓墩一号大型古墓的发现与勘探简报》，送到了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韩宁夫同志手里。这位早年肄业于山东大学，谙熟中国历史的领导，一向重视文物考古工作，1975年6月，他闻讯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发现西汉古尸，4小时内即赶到现场，亲自组织指挥对古尸解剖与保护工作达5天之久。这天看到简报上明确写着：“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规模巨大，比凤凰山168号墓大14倍，形制特殊，湖北首见，是当前我国文物考古战线的一次重大发现，必须高度重视。尽管有一个盗洞，但行盗时代早，规模小，仍将有大批极为珍贵的文物出土，决不可掉以轻心，建议报国家文物局批准，组织强有力的科学发掘队伍，及早进行发掘。”他当即批示：“请告国家文物局。并同意组织强有力的发掘队，从事发掘。韩宁夫3月15日。”擂鼓墩在沸腾
5月9日，对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后，我们决定从5月11日开始，按既定方案，分五个步骤正式开始发掘工作。这五步是：一、清除残存填土，显露椁盖板；二、取吊椁盖板，取出浮在水面的器物；三、排除积水，清除淤泥；四、清理椁室，取吊文物；五、取棺拆椁。
鉴于墓坑及椁室规模之大，用常规办法取得完整的照相资料是困难的，遂报请省革委会批准，得到武汉空军的无私支援，由他们派直升飞机进行航空摄影。机场在武汉，5月10日试航，下午3点多，一架浅绿色直升飞机降落在墓坑附近的一片平整的空地上，我和机组人员及摄影师们勘查了现场，拟定了具体的拍摄方案，约定一周内在机场待命，准备随时起飞。
试航毕，飞机返汉，我召集发掘队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作了严密的组织分工，公布了《发掘队工作人员注意事项》，明确提出：“认真贯彻国家保护文物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考古发掘规程，坚持严密的科学工作方法，做到不遗漏、不弄错一个数据；不损坏、不丢失一件文物。”
从5月11日开始，经过几个昼夜的奋战，到5月14日，墓坑残存的石板、填土和木椁顶上的白膏泥、木炭及其他铺置物均清理完毕，取得了详尽的科学资料。
5月15日，木椁盖板全部显露出来，系用巨型方木铺成，共47块，每块宽与厚大体相当，在50-60厘米左右，长度不一，南室最长，每块长10米左右，东室次之，长6米左右，北室最短，长5.1-5.9米，南室北室皆东西向横铺，东室南北向竖铺。面积比墓坑只略微小一点，现场十分壮观，参加发掘的所有人员为之振奋。
这天，天气晴好。下午1点50分，直升飞机到达工地。考古照相师潘炳元、湖北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易光才登上飞机，开始拍摄发掘现场工作情况。围观的数千群众被我们组织在墓坑周围。第一次起落，飞机在墓坑顶上转了五圈才降落下来。年近六旬的老潘，已在文博单位搞了二十多年的文物考古摄影，登机拍照还是第一次。一下飞机就冲着我说：“老谭!太带劲了，第一圈没有拍好，第二圈，腰上系好了安全带，他们拉着我，我把脚踩在机仓门边，身体伸出机外，来了个‘倒挂金钩’，看得清清楚楚，墓坑全收进来了，安全没有问题，保你满意。”
接下来进行更低空的慢速飞行拍摄考古资料镜头，于是，我拿着电喇叭，向前来观看的群众发出呼吁，请他们离开现场。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留在墓坑里。
3点10分，直升机第二次起飞，三次低空从墓坑顶上经过，墓坑现场拍摄基本完成。
直升飞机两次光临擂鼓墩，把随县城关及其附近的人们都惊动了，这个有几万人的城关镇，一下闹腾起来了，每日前来观光者成千上万。以后随着椁室的清理，陪葬棺逐一取出，各种文物不断显现出来，来者与日俱增，最多的一天，来来往往竟达三万多人次。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限制人员出入， 都无济于事，越是限制，传言越多。一些机关、部队、学校、工厂的干部群众，出于好奇和想获得新的知识，又不断有组织地来联系参观，而我们的工作得力于这些单位干部群众的帮助，不宜拒他们于门外，且我们也有正确宣传文物政策法令的义务。为分散人流涌往墓坑现场，以免有碍工作，在雷修所的大力支持下，腾出了几间离墓坑较远的教室，摆放了一些出土的大件铜器，供人们参观。我们请县革委会发出通知，规定了预约参观的办法和参观纪律，但这仍解决不了发掘的正常进行与群众急于要参观的矛盾。一天，省革委会办公厅给随县革委会打来电话，传达韩宁夫书记意见：“立即停止参观，保证发掘工作顺利进行，保证文物的绝对安全。”为此，县革委会又即时印制了禁止参观的通告，广为张贴，同时又进一步在各通道口增岗增哨，还向群众宣布，发掘结束，立即在县里举办展览，满足群众要求。
大规模的人流被遏止住了，我立即动员同志们，抓紧时间，加快速度。但是，从开始发掘以来，擂鼓墩的“常客”却依然故我，附近城郊一些工厂的年轻人，上白班者晚上来，上晚班者白天来，每天都在关心着我们这里的进度。有些人迷到了每天必到，而且把我们工作人员的作业时间和分工都弄得清清楚楚。开棺那几天，把注意点放在我的身上，白天看我的行止，晚上竟注意我住房窗前的灯光。我们上半夜干脆睡觉，夜深人静再起来干。这一来，我窗前的灯光成了这些考古迷注意的焦点，只要我窗前的灯一亮，外面就一阵呼喊，“队长起来了，要开棺了，快去抢占山头!”
从5月15日开始，直到发掘结束，擂鼓墩真的沸腾起来了。(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三辑，本文作者谭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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