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湖北省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在武昌召开。政协湖北省第五届委员会诞生，黎韦同志当选为主席。从此，他离开了省委书记的岗位，走马上任到省政协主持工作，开始了开创湖北政协新局面的艰难历程。
就在这一年的盛夏，我由省委办公厅调到省政协办公厅(开始任秘书处处长，后任副秘书长。黎韦头几年未配专职秘书，有些事交由我办理)，亲身领略了他解放思想、勇于开拓的精神，光明磊落、爱憎鲜明的品格，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作风，思维敏捷、言辞犀利的文彩，深谋远虑、指挥若定的领导艺术。在他逝世6周年之际，我将其中印象最深的事记载下来，以表示对这位深受全省统一战线人士和广大干部群众爱戴的老领导的深切怀念。
先搭庙后请神
五届省政协组成后，主席会议和党组都雄心勃勃。按黎韦说的，就是：“我们要跟上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步伐，努力开创我省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但是，要开创新局面，谈何容易!
五届政协首先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缺乏起码的工作条件。
由于长期“左”的错误影响，特别是“文革”的破坏，使政协各方面条件都很差。虽然湖北省政协已经历了四届（连各届代表会时期算上，已历五届），有30多年历史，而到五届时仍面临不少困难。长期以来，省政协机关就只有一个秘书处，设在省委统战部内。换届前夕虽改为办公厅，但架子还未搭起来。工作人员少，从领导到办事员戏称“十八罗汉”。临换届前后虽进了几个人，但所增无几。特别是机关原办公地武昌红楼交省博物馆后，两年多来，省政协机关连一个办公的地方也没有，城里城外搬迁几次，换届时还寄居在省水产局的办公大楼内。这种情况下，连开展正常工作都感到困难，何以开创新局面呢？
黎韦上任后，痛下决心，从一些最基础的建设抓起，迅速建立起正常工作秩序，为开创新局面提供基本条件。
第一，确定办公地点。鉴于当时政协连个“窝”也没有的情况，黎韦采取“先搭庙后请神”的策略，亲自找省委解决办公地点。据说当时对办公地点的议论很多，有的主张在阅马场附近新建；有的主张搬到省三招（即珞珈山饭店）；可能也有的还想搬回红楼。黎韦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说服大家，五届一次大会闭幕后，即将机关搬迁到省一招11号楼，铺开摊子开展工作。后来整党时有人对此举提出意见。他同我谈心时说，搬到11号楼在当时算是最好的选择。谁不愿意住新楼？但盖新大楼不能适应当时的工作需要。没有地皮，钱也不够，没有一两年建不起来。这一两年的政协工作怎么办？一届政协任期就五年，如果两年不能正常工作行吗？珞珈山饭店比11号楼的院子是大一些，但远离省委，将来工作发展了，各方面都要自成体系是很难办到的。特别是大楼的结构不适合办公，它每个房间里都有卫生间，如果我们的服务一旦跟不上，房间里面臭哄哄的，怎么办公？同时，政协把院子要下来，饭店的一摊子人怎么办？至于搬回红楼，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家把红楼要走是通了天的。所以，搬到11号楼是反复比较后定下来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四大家”中有三家在水果湖，政协搬过来在一起，各方面条件比较方便，可以迅速展开工作。我听后感到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苦衷的，只是不便说罢了。
第二，添置办公设施。虽然有了个办公的地方，但与开展正常工作仍有不小差距。不要说这栋楼是1958年建的，好多墙体还是竹筋混疑土，年久失修，多处开裂，墙面污黑、斑驳，尤其办公设施极其简陋、奇缺，仅有的桌椅、文件柜等破旧不堪。人们看见政协机关如此，都不免有些寒心。黎韦一上任，就申拨了15万元开办费，购置了一批办公设施和桌椅，重点布置了大小会议室、阅文室和主席们的办公室，同时也部分改善了机关原有的办公条件，并对大楼进行了粉刷和初步修缮，使大家迅速安下心来工作。随后又在黄知真省长、田英副省长和财政厅何福林厅长等领导和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兴建了供暖系统、大会议厅(我们都戏称为政协礼堂)，购置了汽车；特别是1986年兴建了一栋42套的宿舍楼，解决了干部职工的住房困难；1987年在应山县(现为广水市)三潭建了休干所，夏天可供党外人士避暑、做学问，平时可开办政协干部培训班。在换届前夕，有一次他问我，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说，没有。就是觉得能再建一栋宿舍楼就好了。他一笑，往藤椅上一靠，右手举着正在吸的烟，左手扶在藤椅的扶手上，说：“哎呀!你看这好事不能让我们这一届做完了是不是?也要留一点好让人家做嘛!”
第三，建设两支队伍。办事得有人。黎韦上任就抓两支队伍。一手抓政协开展经常性工作队伍的建设。4月26日上午，五届一次大会闭幕，下午即召开第一次主席会议，提出各工作委员会和工作组成员的建议名单。4月27日、28日，即召开第一次常委会会议，协商决定了学习、工作组、对台联络、文史资料研究等四个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和13个工作组的组长、副组长（提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是预备会上任命的）。另一手抓机关干部队伍的建设。根据当时人手缺乏的情况，黎韦采取了三步走的策略，即：第一步，调动现有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第二步，急报省委要求增编到80人。五届一次大会一闭幕，他即起草增编报告急报省机构改革领导小组；5月18日，又以党组名义再次报告；6月14日，他又亲自起草报省委的信，为组建办公厅要人，并提出具体建议。省委同意在湖北的总编中央未核定下来前，先进14人，以解决工作急需。他对干部工作抓得很紧，要求很高。关键岗位的人员，他和有关副主席亲自物色。强调干部工作是政协党组的主要工作，进人和提拔干部都要讲条件。第三步，报省编委批准，在办公厅下先设立了秘书一处、秘书二处、行政处和提案、文史、工作组等三个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10月9日，省编委正式批复设三处五室(即秘书处、联络处(不久即改为政治处)、行政处和提案、工作组、祖国统一、文史、学习等五个委员会办公室)。
第四，建立规章制度。黎韦十分注重建章立制的工作。他认为政协是一个民主协商机关，必须建立必要的规则，以便各方面有所遵循。同时，机关也要建立各项制度，使机关工作得以规范。因此，在第一次主席会议上，即协商制订了《关于会议工作的几项暂行规定》，对于常委会会议、主席会议、秘书长会议、专委会会议的内容、时间、主持、列席范围及会议的准备、通知、记录与会后工作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接着，又经省政协党组和主席会议研究，并印发五届二次常委会会议征求意见，制定了《湖北省政协机关改进作风建立责任制的几项规定》，对于省政协常委、委员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及市县政协同志和兄弟省、市政协来客的接待，以及提案、信访的办理与值班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各项任务落实到人，使到政协来办事，人有人接待，事有人办理。同时，他还强调要求，各委员会、工作组和机关各处室都要制订工作制度和活动规则。当时机关制订了一批制度，仅我们秘书处就先后制订了会务管理、文件审批、机要保密、印章使用以及档案、文书、印制、收发、信访等制度，保证了工作的正常运转。
第五，狠抓机关工作。黎韦对工作抓得很紧。根据他的意见，在大会闭幕当天召开的第一次主席会议上，即提出了《省政协今后几个月的工作要点》的建议，并在紧接着召开的第一次常委会会议上正式通过实施。《要点》就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委组活动、组织委员学习、认真落实政策、开展调查咨询、加强同党派团体的合作和对台、文史、市县联络及加强机关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要求。为了使《要点》能真正落到实处，他在抓全局的同时，狠抓机关工作。当时，他对机关的要求就是三条六个字。第一条是“服务”。他常说：“机关要为常委和委员服务。必须走出办公室。只坐在机关里打电话、下通知，是搞不好政协工作的。”第二条是“饱满”。我常向他反映秘书处人手不够。他说你要给他们压担子。工作饱满才能凝聚人，才能锻炼人。没有事做就会松松垮垮，无事生非。第三条是“正规”。他说，政协办公厅是“四大家”机关之一，要正规一点。政协大楼外面要悬挂政协会徽。机关也要办通讯、简报之类的刊物，经常反映政协的情况和工作，送党中央、全国政协和省委、省政府，让人家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亲自确定机关先办《参阅件》、《湖北省政协简报》和《湖北省政协调查研究资料》等三种刊物，并拟定了各种刊物的基本内容、出刊日期、分发范围等。这些刊物主要由秘书处办，他经常阅读，作过不少批示。休息后，他还时常关心。约在1994年，有一次我去看望他，告诉他我们又创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名叫《各界反映》，主要是向省委和全国政协反映一些重大情况和意见，使领导机关及时了解，以便解决问题。他很赞成，连声说：“对嘛！对嘛！做政协工作，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不了解各界人士的思想，怎么能做好？”
为了推动工作向前发展，在五届政协成立后的一年多里，几乎每次主席会议上都要由机关汇报上次主席会议以来的工作，每次常委会会议上都要由有关主席或秘书长汇报上次常委会会议以来的工作，不仅有综合汇报，而且有专题汇报，并且还要安排时间，充分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我体会，他这样做是一举数得的事情。一是能督促我们经常进行总结、检查，使各项工作一环扣一环地向前发展；二是充分尊重主席、常委的权利，让大家了解政协的工作情况，更加增强主人翁精神；三是尤其将政协机关的工作置于主席会议、常委会会议的监督之下，使之得到不断改进。
由于狠抓了基础性建设，使政协工作特别是机关工作一天一个样，不断取得新发展。
从落实委员的政策入手
新一届政协成立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思想上“左”的影响得到一定的克服，组织上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上已把着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由于“左”的影响尚未清除，落实统战政策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有些地方和单位遗留问题仍然不少，有的是重视不够，个别单位还有阻力。尤其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起义投成人员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等，任务还很艰巨。有些人甚至说什么“把老九捧上了天”、“照顾过分”、“政策右了”，等等。有的人对落实政策采取“四不政策”，即：不予理睬、不作表态、拖着不办、不了了之。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政协委员的积极性，许多同志思想上有顾虑，有隔阂，有包袱，气不顺，心不齐，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有的开会不参加，有的参加了不发言，有的发言不讲真心话。
黎韦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坚决肃清“左”的错误影响，努力开创政协工作的新局面。不首先清除“左”的影响，就谈不上开创新局面。现在，面对这种情况，他果断决定，从抓落实委员政策入手，通过落实政策来深入清“左”。他常同我们讲，要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就必须有广大政协委员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委员的积极性，关键是要落实好委员的政策。我们把清除“左”的影响同落实委员政策结合起来，使清“左”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这件事做好了，作用是很大的。因此，尽管五届政协刚成立，要做的事情可以说是千头百绪，但他坚决抓住落实委员政策这个关键不放，全力以赴，一抓到底。
正是在这个时候，大约在1983年9月中旬，全国政协六届二次常委会会议决定，对各级政协委员落实政策的情况进行检查。杨静仁副主席亲自出席全国政协秘书长会议，对于派调查组分赴全国6大区检查落实政协委员政策的问题作出安排。9月25日至29日，以中顾委委员、中央统战部顾问平杰三同志为组长的全国政协赴中南调查组到湖北检查落实政协委员政策的情况，提出了10个方面的问题。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群听取了调查组的意见，当即表示要狠抓落实。这些不仅坚定了黎韦抓落实委员政策的决心，而且给他以极大的鼓舞，于是，他立即着手安排检查落实政协委员政策的工作。
从9月12日五届政协第六次党组会开始，到10月15日的一个月间，黎韦连续主持召开3次党组会，研究部署检查落实政协委员政策的工作，强调目前要以落实政策为中心，其他的事情让路，并决定把落实政策作为五届三次常委会会议的中心议题。为了把这次常委会会议开好，他要求，一是要准备好要学习的中央有关精神，记得当时我们组织人日夜加班，整理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几万字的讲话录音，翻印了中央和全国政协的近十个重要文件和材料；二是请省委统战部在会上通报我省落实政策的情况和问题；三是于9月24日向各地发出补充通知，要各地出席会议的同志准备落实政策的情况和意见。
10月4日至10日，五届三次常委会会议在武昌召开。黎韦主持，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省委统战部长陶扬作我省落实政策情况的报告。会议开了6天半，说是只用一半时间协商讨论检查落实政策的问题，其实另一半时间是学习中央和全国政协关于落实政策的指示精神，也是在协商讨论这个问题。黎韦要求每位委员畅所欲言，反映情况，提出意见，既可以讲自己政策未落实的问题，也可以反映别人政策不落实的情况。特别要求有什么事会上不好讲，可以写成材料交他办理。陶扬同志也公布了办公室的电话和地址，希望有什么问题随时向他反映。会议开得热气腾腾，反映了不少情况，说了不少心里话。10月10日，会议作出了《关于检查落实政协委员有关政策的决议》，决定省政协要会同省委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有关单位，组织100多人参加的调查组分赴各地，检查落实党外政协委员的有关政策。
会后，黎韦即主持党组会，专题研究组织调查组的问题。他要求主席们都要带队下去，并担任组长。还强调要请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同志参加，担任副组长，并亲自点将。接着召开了五届十次主席会议协商讨论，部署检查工作。
这次检查共分7个组。黎韦亲自带一个组到宜昌市、宜昌地区；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季方带两个组，一个组到襄樊市、襄阳地区，一个组到十堰市、郧阳地区；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谢威带一个组到孝感地区、咸宁地区；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许金彪带一个组到黄石市、黄冈地区；省政协常委、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马维清带一个组到沙市市、荆州地区；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史子荣同陶扬、省人大副主任唐哲和省政协副主席肖作霖、章文才、饶钦止、梁之彦与省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曾重郎等领导坐镇武汉。
10月19日，省政协召开调查组成立会，黎韦主持。他传达了省委有关落实政策的指示精神，向调查组提出了任务、要求和具体办法，强调1983年是中央要求七年内落实好有关人员政策的最后年限，要通过检查，推动各地抓紧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成立会后，各组立即行动，分赴除恩施以外的13个地市和50个县（市），检查工作迅速在全省展开。各组通过座谈、走访并请委员填调查表等方式进行调查，仅开座谈会就达100多次，对近400名在鄂全国政协、省政协党外委员以及2800多名市、县政协党外委员落实政策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其中，在鄂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被调查的面达87%，省政协党外委员被调查的面达90%。
黎韦首先到达宜昌。调查中发现，宜昌市对于全国政协和省政协党外委员的政策落实较好，但宗教房产等遗留问题突出，其中有6000多平方米的房产被挤占，6000多元的房租被扣发，6000余元的存款被冻结。他即同地、市委的负责同志座谈，并给地委书记马杰同志写信，要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要订出时间与方案来，限期解决。从而使一些问题迅速获得解决。如基督教的圣公会被一个公司占用作为仓库，政府限定11月10日退出，而他们11月2日就冒雨搬出来了。到兴山后，他听到对右派改正的问题有反映，便立即调档案看。结果发现确实有5人改正后仍有尾巴，于是建议县委迅速作了处理。宜昌的经验对全省各地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1月中旬，各组风尘仆仆，先后返汉。黎韦即于17、18日召开了两天汇报会。要各组汇报到具体人具体事，不仅要讲发现了什么问题，而且要讲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用什么办法解决。他边听边问边研究讨论边提出意见，使整个会议内容丰富实在，形式生动活泼。会后即着手起草向省委的报告：《关于进一步落实省政协党外委员有关政策的意见》。这个《意见》汇报调查的基本情况，分析落实政策的形势、问题及原因，对检查出来的8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并对尽快妥善解决政协委员中的政策遗留问题提出了建议。
省委对省政协的检查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支持。9月13日，黎韦就召开省政协五届三次常委会会议，亲自向省委起草请示报告，强调中心议题是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有关统战工作的批示，分析当前我省落实各项统战政策的现状，研究检查落实各级政协委员政策问题。省委立即批准了这个报告。10月15日，他提出省政协调查组赴各地的通知，希望能以省委办公厅的名义下发。省委办公厅即于10月17日向全省各地市委，各大型厂矿企业、大专院校党委，省直有关部门党组发出了通知，强调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是当前的一项大事。 这次检查是根据省委的要求进行的，各地各单位党委对此要引起足够重视，认真汇报情况，听取意见，切实加强领导，对检查出来的问题狠抓落实。12月9日，在向省委报出《关于进一步落实省政协党外委员有关政策的意见》时，他专门致信省委书记关广富同志，建议予以转发。12月15日，省委即以鄂发［1983］66号文件转发全省，要求各地、市、县委和省直有关部门党组认真贯彻执行，务必在明年2月底前基本完成任务。省委的指示对于落实各级政协委员乃至整个统战政策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进入1984年后，根据省委的部署，政协要开展整党。黎韦仍然抓住落实政策这个重点不放，把落实政策作为整党的主要措施。他认为，落实政策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还是存在不少遗留问题。仍要作为工作重点，继续抓到底。强调现在主要不是再发什么文件，而是要一个一个单位、一个一个人的具体研究解决。最需要的不在于多少形式，而是要以最大的务实精神，用最大的魄力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他建议调查组不能散，要继续抓好督查；同时建议由省政协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尹宇屏负责组成落实政策办公室，专门负责督促解决委员中存在的政策遗留问题。根据他的建议，元月13日至17日省政协召开五届四次常委会会议，把落实政策问题列为主要议题。会议期间，他出差在京，对落实好委员的政策十分关心，曾两次打电话回来，了解情况，提出要求。会议通过的《湖北省政协1984年工作要点》，把落实政协委员政策作为全年工作重点，摆在首要位置。会议要求，7个调查组上半年要继续赴各地督查。春节刚过，他即召开调查组联席会议，具体研究部署检查工作。五届二次全会后，主席们再次率调查组赴全省5市、6地35个县（市）进行检查。黎韦到荆州、宜昌，着重督查一些久拖不决的疑难问题。1985年3月，又组织调查组赴部分地市检查。1986年7月，单独组织省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再次赴有关地市进行检查。
为了推动具体问题的解决，黎韦亲自出面解决“老大难”问题，处理了大量来信来访。1983 年9月五届三次常委会会议作出检查落实委员政策的决议后，大量要求落实政策的信件纷纷涌来。他一向是十分反对搞什么批条子、打电话一类事情的。但为了落实委员的政策，我的印象，在那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要为委员的事作批示、写信，甚至亲自打电话敦请落实。经他亲自处理的信访，不仅有主席、常委的，也有委员的；不仅有省政协委员的，也有市县区政协委员的；不仅有政协系统的，也有各界非委员人士的；不仅有省内的，也有省外的。仅交我办理的就有几十件。例如：
有一位中学教师，是民主党派成员，右派改正后，怀疑档案中材料没有彻底清理。黎韦亲自给武汉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王功安打电话，王即派两名干部进行调查处理。后来黎韦又专门了解处理情况，直到落实为此。
有一位省政协委员，原任某县剧团负责人，“文革”中将其工资由一百几十元降为几十元，长期不予恢复。黎韦多次给其所在地的地委统战部负责同志打招呼，并明确批示，不仅要恢复原工资，而且要补发“文革”期间被扣发的工资。
有一位省外的同志来信，反映他有一个亲属“文革”中在汉非正常死亡，长期未能调查处理、落实政策，反映强烈。黎韦亲自给武汉市委王群写信，建议敦促有关部门负责查处。
还有一位省人大代表，是某县中学教师，于1983年夏携全家移居美国，不久来信表示了回国的愿望。我们作为一篇爱国主义教材刊登在政协办公厅的刊物上。黎韦看到后，马上交待我们找该县了解情况。当得知该同志走前已退职、退房，有诸多担心时，即明确指示，欢迎回国，一切不变。
仅我知道的，为解决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落实政策的问题，他多次向关广富、王群、刘奇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陶扬、赵富林(时任荆州市委书记)、董玉森(时任孝感地委书记)、陈扶生(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等许多领导同志写过信，反映情况，建议抓紧落实，有力地促进了一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落实党外委员有关政策的工作一抓就是四年，不仅解决了一批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而且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统战政策再教育。广大委员无不欢欣鼓舞，对党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许多委员都用“兴奋不已”、“激动不已”来表达当时的心情。章文才副主席的话“高山流水，党最知音”；周咏曾副主席的诗句：“身受党恩难尽权，唯求科技供绵薄”和粟一凡常委的诗句：“人民政协开生面，东风浩荡满神州”，可能就是大家心境的写照吧!
关键是牢固树立统战观念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黎韦一方面抓紧组织学习。10月18日，他即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专题学习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提出省政协及机关党组织都要积极投入这次整党之中，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我们领导核心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即在脑子中思考：政协的整党怎么搞？怎么通过整党来推动政协工作的发展？他就曾经问过我在这方面有什么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想越来越明晰。我记得在抓落实政策的过程中，他就对我说过，从检查委员落实政策中反映的情况看，省政协整党，关键应解决好肃清“左”的影响，增强统战观念，消除隔阂，扩大团结的问题。他常说，现在有些人习“左”成是。不从思想上认真清除“左”的流毒，就谈不上开创新局面。
黎韦就是这样的领导者，一旦思考清楚了，他就会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从那时起到1984年10月的一年中，共召开11次党组会，其中7次是研究的整党问题。1984年元旦过后不久，就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省政协党组及机关党组织的整党工作。他在会上明确提出，省政协整党的关键是进一步清除“左”的错误影响，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主要是解决好四个问题：第一，抓认识，提高对新时期统战方针、政策的认识，与中央保持一致；第二，抓作风，解决好民主协商问题，搞好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第三，抓清理，重点是清理“三种人”；第四，抓责任制，提高机关办事效率和水平。根据他的意见，党组成立了由史子荣、谢威、曾重郎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整党，并同时成立了由曾重郎主持的整党办公室。会后，黎韦全力投入整党工作，主要着力抓五件事。
第一件事，抓学习。他认为，整党要不走过场，首先是学习不走过场。什么叫学习不走过场？他提出四条要求，即：（1）要认真学习规定的内容；（2）对省政协党组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要有眉目，同时对本人要解决的问题也要心中有数；（3）对本单位是不是有“三种人”要查清；（4）发现问题边整边改。早在第一次党组会上，他就强调要学习中央文件，为下半年整党打好基础。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发布后，他立即组织专题学习会，要求党组同志把握实质，联系实际。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省政协党组及省政协机关党组织为第一批整党单位，要求在1984年上半年进行。黎韦雷厉风行，在1984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的半月内，连开两次党组会，一方面研究部署党组及机关的整党工作；一方面集中学习文件，统一思想。
第二件事，抓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黎韦在党组会第一次研究整党时就明确指出，政协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政协的中共党组是受党的委派来作统战工作的。因此，政协党组整党，必须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并明确要求， 在学习阶段就要作出安排。由于三月份要参加全国政协大会，四月份省政协要开全会，五月份要赴各地检查落实政策，整党只有暂搁一下。6月初，他即召开党组会具体部署整党工作。为充分听取党外同志的意见，一方面，他在6月初召开的省政协五届八次常委会会议上，动员大家帮助省政协党组整党。会议期间，不少同志给省政协党组和省委统战部提出批评意见。他在会议结束时，代表省政协党组和省委统战部诚恳接受批评，说：“大家态度诚恳，语重心长，对我们寄予了殷切的希望，我们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希望常委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什么意见继续提。”另一方面，他亲自安排在对照检查前，于6月18日、19日，召开党外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和副秘书长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同志的会议，请大家对照邓颖超同志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给省政协党组提意见。开会时，他亲自作动员，帮大家解除顾虑。到会同志发言十分涌跃，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党组同志教育启发很大。他代表党组衷心感谢大家的帮助，表示在整党中将进一步作检查。党组的《对照检查》写出来后，他又指示专门送各位党外主席和民主党派、工商联的负责同志，再次请他们帮助提意见。
第三件事，听取机关干部职工的意见。他认为机关同志最了解情况，因此，亲自安排在党组对照检查前，专门用两天时间，召开机关全体人员会议，动员大家给省政协党组提意见。党组的《对照检查》初稿出来后，印发机关各党支部讨论，提意见。党组《对照检查》基本定稿后，他代表党组在机关党员大会上作检查，然后又分党小组讨论，进一步给党组提意见。通过几上几下，反复地全面地听取机关各方面的意见。
第四件事，抓对照检查。他说，找准了问题，统一了思想，整党就成功了一半。因此，他非常重视对照检查这一步。他把对照检查的过程，当作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过程，也当作找准问题、边整边改的过程。党组的《对照检查》从6月下旬着手起草到8月底定稿，近70天的时间里，共7易其稿。我是从第五稿起参加修改工作的。正式起稿前，党组连续召开五个半天的会，集中搞对照检查，每人既检查党组集体的问题，也检查个人的问题。这为党组检查打下坚实基础。起稿后，他每稿都要认真修改。对此，我印象十分深刻。每一次，我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修改后送到他手上，他都放下手上的工作，日夜加班仔细修改，对一些提法总是要反复斟酌。到第六稿时，党组同志及机关党员都很满意了，有的领导甚至说，这一稿同前几稿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很好，很成熟了。但他仍不罢手，又改了两稿才满意。到向省委报出时，已同原稿面目全非了，文中的大标题都是他亲笔加上去的，许多话特别是一些重要提法和富于新意的语言，都是他写的。
第五件事，抓整改。他始终强调，整改是整党的落脚点，是检验整党是否合格的标准。整党一开始，他就明确了三条原则，即：一是重点是整顿好领导核心；二是坚持边整边改；三是要达到增强统战观念，发展党内外团结，搞好各项工作。随着整党的深入和党组对存在主要问题的准确把握，他对整改的主要内容明晰起来。在专题研究整改问题的第19次党组会上，他明确整改要抓好四件事， 即：第一，要进一步端正指导思想，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上来，政协工作要服从、服务于改革，为我省改革、发展出谋献策；第二，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左的那一套，特别要全面贯彻党的统战方针政策，搞好同党外的合作共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党外同志，要养成习惯，成为一条纪律；第三，要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搞好民主生活；第四，机关要建立岗位责任制，各处室的工作都要落实到人，提高效率。强调要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要用工作有无新发展来检验整党。他要求整党办公室将这些意见具体化，形成了一、二十条具体措施或办法，并在向省委报送《对照检查》的同时，报告了整改意见，其用意就是促进边整边改。9月份后，他即全力思考和督促整改工作，使各项措施能落到实处。到了1985年，他仍抓住整改不放，要求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整党的成果。
由于思想明确，要求具体，抓得有力，所以，通过整党，领导和机关同志的统战观念有很大增强，民主作风有很大发扬，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同党外人士的关系，把工作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必须同民主党派密切合作
黎韦一贯认为，民主党派是政协的重要基础。要搞好政协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关键要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密切合作。在学好邓颖超同志关于发扬人民政协优良传统作风的讲话时，他有一段精辟的发言。他说：“这五句话中，党内外合作共事一句是关键。能否合作共事，这是带根本性的大问题。共产党员要真心实意同党外同志合作共事，支持他们大胆工作，让他们有职有权。决不能自视高人一等。只有党内外合作共事，才谈得上搞好政治协商，才谈得上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也才能做到广交朋友。”所以，他把正确处理同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关系作为一个突出的指导思想贯彻始终。
五届政协一次会议时，我还未调到政协来，听说有三件事，在民主党派中影响很大。一是大会分组。根据黎韦意见，各民主党派都是单独编组。在研究时，全国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马公瑾提出，应把民建同工商联分开设。黎韦当场表态，同意单列编组。民主党派的同志认为，这不是一个具体的技巧问题，而是反映了对党派地位的尊重。所以，许多党外的同志都有扬眉吐气之感，盛赞此举。全国政协常委、省人大副主任、省民盟主委唐哲就说：“各民主党派单独编组，说明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提高了。这一特点也表明这一届政协是开创了新的局面。”甚至连列席会议的参事室、文史馆的同志也称赞说，我们来这多人参会，并单独编组，这是破天荒的。大家很高兴，开会积极，发言涌跃，不少人填词赋诗，以表喜悦之情。二是他在预备会和党员干部会上讲话时，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作用，使民主党派的同志和党外人士很受感动。三是会议期间召开碰头会谈办公楼的搬迁和分配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自已的办公用房都不够，而民主党派另有办公地点，不能给民主党派分；有的同志说，我们先搬进，有多的房子就分配给民主党派用；有的同志说，就是分了房，也不能挂民主党派的牌子，等等。黎韦反复做工作，强调政协自已挤一点，一定要把民主党派搬进来，表明我们是平等的。每个党派二间，党外主席一人一间，不要求每天来办公，主要是便于协商问题。要先分民主党派的房子，然后再分我们自已的，会议室、图书室共用。要同时搬进，集中挂牌，造个声势。这不只是个分房子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影响问题。这些事传到民主党派后，他们深受感动。
我到政协后，立即体验到他对民主党派的关心和尊重。在我的印象中，凡民主党派的事，他都放在心上。首先是为民主党派解决工作条件。五届政协成立不久，就同统战部联合向省委写出报告，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要房子。民建、农工省委会成立后，他即向机关的同志交待，民建、农工成立了，总要有个落脚点。可同一招商量一下，请他们把11号楼里尚未交给我们的11间房内的东西搬走，腾出来给民建、农工作办公用，以便他们好开展工作。对民主党派用车问题，黎韦也十分关注。他上任不久，即为党外主席每人要了一台车。为使用方便，同时也缓解党派机关用车的紧张状况，他指示把党外主席的车交给相关的党派管理，深受各位主席和民主党派同志的欢迎。我的记忆中，根据他的意见，我们曾多次起草报告，为民主党派、工商联要房子、经费，记得有一次还找省委秘书长要求给民主党派、工商联发文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黎韦注重发挥民主党派作用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他多次对我说，政协工作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过去民主党派是小媳妇，现在要让人家唱主角。还很幽默地说，可不要小视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人家可都是不小的政治家呢! 因此，他对开好全委会议、常委会会议、主席会议非常重视。他说这些会议是体现合作共事、发挥作用的重要形式，必须把时间安排充裕一点，让人家把话讲透，对所提意见要进行认真处理。尤其是主席会议。他说，我们的主席多是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你搞些一般性的内容，开会时就让人家表个态，那怎么行!所以，那时主席会议的内容既有全国的重要精神，又有湖北的重要事务，还有政协的重要会务，机关的人事任免也要报告。开会时尽量让党外的同志发言。会后很少整理成一揽子的综合材料向党政领导机关送，而是按问题整理成一个个单篇送出的。黎韦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像办理提案一样，来处理这些意见和建议。因此，各方面都比较重视，许多意见还受到书记、省长的重视，关广富同志就作过不少批示。往往是承办单位接到领导批示后，找上门来商量怎么办，我们才知道。至于给政协工作提的意见，黎韦更是虚心采纳。如五届三次常委会会议《关于检查落实政协委员有关政策的决议》，就是根据省政协副主席、省民革副主委肖作霖的建议作出的。省政协开展咨询服务活动，也是根据省政协副主席、省民盟副主委章文才的建议进行的。那时政协每遇大事，他都要亲自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来共同商讨。整党和落实政策都要专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意见。特别是落实政策，他很明确地说，这次检查落实政策主要靠民主党派。我觉得他非常注重听取大家对政协工作的意见。当时，政协全会是在人大开幕前开始，在人大闭幕后结束。有人认为会期太长，提意见。他果断决定，在人大闭幕前结束。据“老政协”们说，这是全国第一家。但是，提前两、三天开会的做法没有变，目的是对政协工作怎么搞，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既有利于改进工作，又有利于增强大家的主人翁责任感。
黎韦十分重视对民主党派成员的安排，并强调党内外要一视同仁，让他们有职有权。首先是党外主席的安排。五届政协主席名额定为15名。按党外多于党内的原则，党外8名，党内7名。五届一次会议只选出14名，党外缺额一名，待以后增补。1984年，省委建议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锐任政协副主席。这样一来，党内就成了8名。黎韦一方面热忱欢迎杨锐同志，另一方面多方反映，力主增加了党外的名额。工作上，党外副主席同样有职有权。如肖作霖负责对台联络工作，章文才负责咨询服务工作，孙跃华负责提案工作。饶饮止、梁之彦两老年事已高，曹宏勋是葛洲坝工程的总工程师，工作丢不开，不能参与日常会务，但同样参加政协的领导工作，同样负责落实政策的检查。而且，当时每次大会都是由党外副主席代表常委会作工作报告。再是党外秘书长和工作委、组负责人的安排。五届政协成立时，正副专职秘书长共3人，其中，党外只1位，就是无党派人士谢直。黎韦对谢直很尊重，很注意发挥他的作用。在第一次党组会上，他就郑重交待，以后开党组会，只要不研究干部，就要邀请谢直同志参加。所以，从第二次党组会开始，谢直就列席，并同党组同志一样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工作上，谢直负责5个委员会中的3个委员会，分管机关8个处室中的3个办公室。经过努力，1985年春，又任命了两位党外兼职副秘书长，一位是省民革副主委钱远铎，一位是省工商联副主委平麟伯，他们都是省政协常委。各工作委、组也安排许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成员为负责人，如那时有13个工作组，正副组长47名，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成员就有30名，占60%以上。
黎韦特别注意让民主党派的同志多出面，请他们组织和参加一些重要活动。那时请政协领导出面的活动很多，多由秘书处负责安排。他向我们交待一个原则，就是除了明确要求要党内主席参加的活动外，一律请党外的主席出面。所以，每次有单位来邀请领导出席的，我们都先请党外主席。如果党外主席去不了，再请党内的主席。至于政协的工作，党外的主席、秘书长和工作委、组的负责人，都是同党内的一样，经常安排带队或主持调查研究、检查视察、参观考察和学习座谈等活动。这种事情很多。如1984年7月，肖作霖副主席带领省对台办、省台盟和有关地市政协、统战部负责人，赴上海、福建、江苏、浙江等省市就祖国统一工作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考察，就是黎韦促成的。钱远铎参加落实政策检查也是黎韦点名的，并要他到荆州，为的是让他能兼顾参加全国在荆州的文物检查。来了客人，他也注意请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参加接待。仅我知道的重要接待活动就不少。1983年5月，五届政协成立不久，河南省政协来了一位副主席，是河南省民盟的主委，到武汉市有事。黎韦知道后，立即安排章文才副主席出面接待。1984年10月，全国政协港澳委员观光团来鄂，他指名请唐哲副主任、章文才副主席和省政协常委、省工商联副主委赵厚甫参加。客人到汉后，他亲自排日程，请赵陪客人看归元寺和编钟。1985年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来湖北，他点名请章文才、孙跃华两位副主席参加接待。1986年5月，农工中央方荣兴副主席来了，他宴请时，不但请省农工两位主委陪，还请章文才、钱远铎同志陪。1987年6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来湖北，他专请全国政协委员马公谨和省政协常委、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刘年芬参加接待。据我知道，民主党派的主、副委常常参加政协接待工作。
黎韦非常注重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工作联系。首先是恢复国民主党派、工商联秘书长联席会制度，由政协秘书长主持，请统战部负责同志参加。主要是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协调有关行动，取得相互支持。其次是举办常委活动日，请省政协常委和在汉全国政协委员来聚会，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第三是传达中央和省委的重要精神，请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同志参加。省政协有什么重大工作部署和重要活动都向他们通气，或邀请他们采取共同行动。第四是重要的工作会、座谈会等，都请民主党派、工商联的负责同志出席，并请他们讲话。当时有个别同志不放心，怕讲差了，想看看讲稿。黎韦强调，民主党派同志发言一律不审稿。有时为了宣传或安排，可先了解一下发言的内容，但不得干涉。
黎韦把支持民主党派开展工作当作合作的重要方面，经常加以强调。在这方面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1986年夏天，省委政策研究室准备进行全省流通体制改革调查。黎韦知道后，认为工商联在这方面有优势，因此，一方面建议省工商联参加调查，一方面向研究室打招呼，让他们联系。省工商联当作重要任务，立即组织力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由于他们人员熟，情况熟，拿出的报告很有特点，很有份量，受到重视。工商联和民主党派都认为这是一种好形式。二是1986年8月，黎韦根据民主党派的建议，决定中共的领导同志不参加，完全由民革、民盟、农工、民建、工商联的成员组成三个调查组，以省政协名义，独立赴各地检查落实政策。据民主党派的同志们说，在这湖北尚属首次。效果很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齐声赞扬。
此外，黎韦还非常注意保持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经常性联系。如民主党派开成立会、代表会及有关重要活动，包括省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归侨代表会等，都要安排主席到会祝贺。特别是1983年省农工成立大会，政协还同统战部联合举行茶话会，招待农工省委会的同志们，以表庆贺。有的还要致贺信、祝辞，我们就多次草拟过这类的文件。1985年1月，章文才副主席获国家科普重奖，受到胡耀邦、赵紫阳的接见。黎韦亲自布置我们写贺信，并派有关领导代表政协前往章家祝贺。1985年3月9日是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协常委、省民革主委陶述曾的90华诞。根据黎韦的意见，我们专门研究了为陶老祝寿的方案。3月16日，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委统战部和省民革在政协会议厅联合举行祝寿活动。陶扬主持，黎韦致祝辞， 国家和省有关方面送来鲜花、寿匾和贺电。活动隆重热烈，党内外同志都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统战政策的教育。为了招待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朋友，考虑到要方便他们（因为多住武昌城内），我们还专门在湖北剧场组织过电影招待会。尤其是我省著名人士熊十力诞生100周年，本来同政协关系不大。他却专门作了长篇批示，让我们提出纪念活动的建议方案，协助有关党派搞好纪念活动。
为了宣传同民主党派密切合作的重要性，1986年7月，经他倡议召开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提出20周年纪念座谈会。他亲自主持，发表讲话，并请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讲话。同年，《人民政协报》要为湖北省政协出专版，他的主题文章就是阐述的多党合作问题。为起草好文稿, 他先后找我谈过三次，每次都有独到的见解。文稿后经他反反复复修改才发表。换届前夕，全国政协召开即将卸任的省、市、区政协主席座谈会，希望把经验留下来。他接到通知后，多次找我商量谈点什么好？最后还是决定讲多党合作问题。1988年春，换届在即，大家都在议论给下届政协提希望的问题。2月26日，他找到我说，希望要说，但不必说多了，主要就讲必须深入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密切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五届政协期间，我曾多次就多党合作问题起草文稿，每次都要聆听他对多党合作的精辟见解。至今，他讲话的声音犹在耳际，情景似在眼前。感到每一次起草文稿的过程，就是一次受多党合作教育的过程。
在“最广泛”上下功夫
维护团结，发展团结，在“最广泛”上下功夫，是黎韦在政协工作中，始终坚持的又一指导思想。由于长期“左”的影响和“文革”的破坏，统战、政协系统积累了许多矛盾，党内外关系、上下级关系比较紧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有了不少的改善，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特别是存在于人们心灵深处的东西，是难以在短期内消除的。维护和发展广泛团结，既是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的重要内容，又是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的重要条件，因此，他到政协主持工作后，把团结工作摆上重要日程。
维护政协党组一班人的团结，是他首先给予极大关注的事情。他在新一届政协党组第一次会上，就语重心长地说：“希望我们党内要搞好团结。政协要尊重人才，要爱才，要惜才，不要忌才。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不要记仇。过去就是因为不放手搞得不愉快。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希望大家对党负责。”他不仅经常强调团结，而且带头搞好团结。在党组内部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他常说，党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同志。所以，他非常尊重党组每一位同志，全力支持大家，充分发挥大家的作用。如党组副书记史子荣过去主持科教部的工作，对大专院校熟悉，检查落实政策时，在院校的委员反映较多。黎韦就请他坐镇武汉，主持检查大专院校落实政策。党组副书记陶扬刚到统战部，矛盾很多，任务繁重，黎韦即从政协的角度大力支持配合做好统战工作。党组副书记周季方是上届老主席，对政协工作比较熟悉，常有许多新点子。黎韦非常支持他的工作，放手让他去搞活动。党组成员谢威长期做统战工作，党组成员许金彪也是上届老主席，对统战、政协的情况比较熟悉，有些要同党外同志沟通的事，黎韦常请他们出面。1986年春，由于年龄的原因，党内几位副主席都退了，补选穆常生、胡恒山、董玉森、毛更?、唐振生、韩文卿等六位为副主席，党组随之进行了调整。黎韦很高兴，说这些同志长期主持一个地方、一个方面的工作，都是有水平、有能力、有经验的同志，又年富力强，依靠他们，一定能在过去的基础上搞得更活、更好。许多出头露面的事也让党组其他同志去，如那时各方面的会议都专门来人、来函请他出席，他多是转请其他同志代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党组同志。如那时开常委会多住在东湖宾馆（当时称省委接待处）的南山和甲所、乙所，住房差别很大。他就让我告诉分房同志两件事，一是好房子让给党外的同志住；二是把他在会上的房子让给周季方同志住（因周住汉口，又常开“夜车”，不能回家住）。党组成员华煜卿长期患病，党组成员杨锐身体差一些，他常常问候，交待机关的同志多加照顾。
加强政协同统战部的团结，是黎韦给予极大关注的又一个问题。他多次在党组会上（那时的政协党组会，有时还请统战部马维清副部长参加）说：“现在政协和统战部主要是搞好团结，要捏拢，不要再象过去那样闹矛盾。”他还特别强调：“要警惕。有些人是靠吃磨擦饭起家的，不要提拔重用这样的干部。”为了维护两家的团结，他对政协要求很严。有的同志对过去政协机关进干部要通过统战部这件事有意见。他就态度鲜明地指出：“政协机关调进党外人士，是要同统战部通过个气嘛! ”并说：“我们都是作党的统战工作的，应该好好合作。”政协和统战部从红楼搬到洪山路11号楼后，政协房子多，统战部房子不够，他就指示让先满足统战部工作上的需要。1984年初，有一次，他听到有个别人为分办公用房嘀嘀咕咕，就严厉地批评：“政协、统战部要加强团结，双方都要对干部进行教育，不要制造矛盾和磨擦。”他在五届三次常委会会议上，还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专门讲政协同统战部的关系问题，充分肯定统战部的工作。为了进一步密切两家的关系，他十分注意日常的联系，交待我们，政协的重要文件要主动抄送统战部，政协的重要会议要主动邀请统战部的同志们参加。所以，那时政协开常委会会议都要邀请一位不是政协常委的副部长参加，党组会、主席会议也多视内容请统战部有关同志参加，甚至连召开全省政协工作会议也请统战部的同志出席。我来政协后，常听他讲一个原则，就是：政协同统战部都是做统战工作的，不要分彼此。工作要看需要，看怎么有利。有的事统战部出面有利，就由统战部出面，政协就在后面多做点事；有的事政协出面有利，就由政协出面，统战部就要甘当无名英雄；有的事两家出面更合适，就两家合起来做。在他同陶扬同志的提倡与身体力行下，政协同统战部很快密切起来，经常互相通气，许多重要活动联合开展，重要文件联合上报。尽管有时也有点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不影响两家团结合作的总格局。
处理好党内外关系，搞好党内外团结，是他团结工作的着重点。当时，党外同志思想上有疙瘩。过去有些事是统战部出面做的，所以对统战部的意见比较多。有些党外的同志公开说，现在北京是统战的春天，湖北还是冬末。黎韦认为党外同志对统战部的意见，说到底是对湖北统战工作的意见，政协同统战部要合起来做工作。因此，在第一次党组会上，有同志反映，过去统战部对党外一些同志不尊重，敲过一些人，人家有气，不愿到统战部去，建议他出面做做工作。他欣然接受了。会后，他即于6月22日约请党外人士谈心。第一次参加谈心的有孙跃华(省政协副主席、无党派人士)、谢直(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无党派人士)、梁希杰(省政协常委、省农工副主委)、钱远铎(省政协常委、省民革副主委)、郑南宣(省政协常委、无党派人士)等同志。黎韦肯定了统战部的工作，指出了问题，承担了担子，指出：“今天主要听听意见、谈谈心，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复过去的失误，团结起来向前看。”大家纷纷谈了意见后，他说：“今天就算话明气散了。当然有些话只点了一下，还没完全说透，但气还是散了吧！”“今后我们大家要互相监督，共同努力把过去的缺点改过来。”以后，他又分别找许多党外同志个别谈心，特别是肖作霖、孙跃华等高层人士，都是他亲自谈的。
黎韦深知，要搞好党内外团结，关键是党内的同志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尊重党外同志。所以，他对这个问题，既以身作则，又严格要求。他经常批评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现象，强调在政协内部要一律平等对待。所以，那时开常委会会议是不设主席台的。五届政协开第一次常委会时，我还未到政协来。据说当时摆了主席台，他硬是让撤了才进会场。我来后，每次开常委会，中间一圈都是长形的圆桌，后排的座位只摆三方，呈“U”型，靠会标的一方不坐人。主席们在中间一圈随便坐，不摆姓名卡。一些党外的老同志，如陶述曾、王之卓(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协常委、无党派人士、教授)、唐哲、梁希杰、钱远铎、刘叔鹤(省政协常委、省民革副主委、教授)、马公谨、赵厚甫、刘年芬、郑南宣等，常被邀请到中间同主席们交叉坐，有什么话随时可以说。1984年底，召开全省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党内外主席多人出席，结束时要合个影。根据他的一贯思想，我没准备在座椅上贴姓名。机关有一位领导要贴，并说是黎韦向他交待的。我们会务组的几个同志只好赶紧贴。谁知黎韦来后，一见椅背上贴有姓名，就发火，说：“谁叫你们贴这些灵牌位？我还没有死嘛! ”事后，他严厉地批了我一顿，问为什么没有政治头脑。我当然不敢说原因，只好吃个哑巴亏。
黎韦总是把委员的事放在心上，时时处处都体现出对委员的关心。委员遇到什么困难，找到政协来了，他就指示我们要尽力帮忙解决。他认为这就是做团结工作。如有的委员为本人出国、子女调动、孩子上学受阻了来找，我们就帮助疏通。有的委员出省办事，想找所在地的政协帮帮忙，我们也帮助联系。有一位农村的委员当了村长要贷款，给黎韦写信，我们也关照。此类事办了不少，有些委员的事还是他亲自处理的。如张学良将军的堂弟张大烈出国，省政协常委艾毓英落户，梁之彦副主席的儿子想从外地调武汉等，他就亲自过问。有一位在理发厅工作的委员向黎韦写信，反映盲人生活上的问题。黎韦在回信的同时，派人调查，使这位委员深受鼓舞。他还向我们交待，要多了解委员的情况。我当时很佩服机关几位“老政协”，他们同委员很熟，不但知道委员的情况，连委员家里的情况也熟。李健群同志就告诉我，做政协工作有一个诀窍，就是要熟悉人。所以，我们就千方百计熟悉委员，开会时倒开水、送文件是认人的好机会，我们会务组的都抢着干。为了解委员情况，他对慰问也提出具体要求，指出不要分年龄，不要分等级，也不能只是送东西，而应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同被慰问对象进行交流。所以，那时搞慰问时间都比较充裕，负责慰问的领导都要同被慰问的同志交谈交谈。慰问结束后，都要开一次会，由各路汇报情况，对反映出的问题逐一研究解决。
那时安排政协委员多有落实政策的性质，所以许多党外人士年事较高，常有委员生病、住院的。黎韦把关心生病的委员也当作一项团结工作来做，交待凡委员住院了都要去探视。我记得那时常要陪领导到医院看望委员，有时白天安排不过来还要晚上去。有的委员要到外地看病，我们也帮助联系。印象最深的是赵燧章委员要到上海看病，我们就同上海市政协及有关方面联系多次。省政协常委王保芝，治病要用福建的一种药，我们反复联系了一个星期。对一些知名人士、党外老朋友住院了，如果他自己去不了，还专请其他的主席或秘书长当代表去看望。如1986年元月，肖作霖同志开刀，他派曾重郎同志到医院去参加会诊。肖去世后，黎韦正出差在公安县，专门打来电话，了解后事有什么问题。得知其子女反映医疗费报销还有问题时，他让立即再写专题报告。副主席梁之彦去世后，他亲写追悼信，由我们送到同济医大党委。那时不仅政协委员的追悼会政协要派人参加，参事室参事、文史馆馆员的追悼会，我们也要参加。委员去世了，不仅当时悼唁、慰问家属，到省政协开全会时，他还把上年去世的委员的名单收集起来， 在会议开幕词中专门向他们表示悼念。
黎韦不仅注重团结党外委员，对非委员人士也十分注重团结，发挥作用。1983年10月，他就根据有的同志的建议，分别在党组会、主席会上提出，要根据工作需要，邀请一些退下来的领导和专家参加工作委、组的活动，不当委员，可以当顾问。1984年的工作要点，根据他的指示，专门强调：在工作组活动中，要更好的发挥参加各组的非委员人士的作用；在文史资料工作中，要吸收社会人士参加工作；在对台联络中，要鼓励台胞、台属、起义投诚人员各尽所能地为祖国的建设和统一作贡献。因此，当时不少委员会和工作组都聘了离退休的党政领导、专家、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当顾问。这些同志参加进来，为政协工作增添了活力，对政协活动的开展极有帮助。1984年底前后，听说有的省安排了港澳委员，作用很大，他非常重视，要求调查一下，看湖北有没有人在港澳既有地位、有实力，又热心四化建设的?如果有，他设想可以特邀当委员，也可以当常委。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五届期间未能实现。
遇事要善于协商
那时，民主是政协工作两大主题之一的命题还未提出来，但黎韦在领导政协的工作中，已经把发扬民主作为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来贯彻。一方面，发扬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作风，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另一方面，认真履行职能，紧紧围绕全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大事及统战、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充分开展协商，集思广益，发挥参政议政作用。
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重视发挥政协党组和主席会议的集体领导作用，是黎韦发扬民主、充分协商的重要体现。五届政协成立初期，工作头绪很多，他不仅没有因工作忙而忽视发扬民主，相反，更加注意坚持民主集中制。党组成立后的四个月内就召开了7次会，有时一周内就开两次会。主席会议组成后，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就召开6 次会，有时也是个把星期上十天就开两次会。所有重要问题，包括机关的重大问题，都要提交党组会和主席会议讨论，政协各工作委、组和机关的一些重要情况都要向主席会议汇报，并听取意见。每次党组会都是会前通报议题，要求准备好意见。会上让每一位同志，包括列席的同志充分发表意见，然后再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决定。涉及人事问题时，尽量让每个人参加。记得有一次，党组准备4月中旬研究人事，恰恰这个时候周季方同志要到河南洛阳去。他就给周做工作，如果要去的话，请务必在4月15日前返回，参加讨论人事问题。有些重大问题需要统一思想的，都要经过反复讨论后才决定。如整党时党组的《对照检查》，就是先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再起草文稿，然后7次印发党组成员征求意见。最后再开党组会，正式讨论，直到每个人都表示再没意见了，才正式通过。主席会议的开法也是如此。我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9月那一次，我们起草了一个向常委会会议汇报的材料送他。他9月24日在汇报稿上批示：“请于28日（拟于30日开主席会议）前送到各位主席手中，使之先看后讨论。切忌在主席会议上散发，不让先看就讨论的做法。这实际上是强加以人，要人举手通过。今后一律不能这样做。”所以，党组的同志和各位主席，包括不住会的党外主席，对整个政协工作包括机关工作的情况都是比较了解的，对一些重要问题都参加了决策，发挥了领导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黎韦在一次商量全委会议日程时，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对话，充分反映了他的思维方向和工作着力点。
有同志说：“常委会工作报告只安排讨论一天，开幕的下午大会安排植树。”
黎韦说：“一天短了，要讨论一天半，植树推后安排。”
有同志说：“酝酿侯选人时间长了不好，安排一天。”
黎韦说：“一天少了，是否安排两天，晚上散会都可以。”
有同志说：“预备会时间不会长。”
黎韦说：“要准备长。”
有同志说：“主席团会议可以搞简单点。”
黎韦说：“不简单。如果要增一个人或减一个人就不简单了。”
有同志说：“主席团成员名单在预备会上宣读一下就行了。”
黎韦说：“不行。名单要今天晚上发，明天上午看，先收集意见，下午四点开预备会。”
黎韦的这种民主精神在常委会会议上体现得非常充分。那时的常委会会议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内容丰富，每次常委会会议都要安排三、四项议程；二是讨论充分，黎韦的观点是让人把话说透；三是时间充裕，一般要开个把星期。对时间问题会下有些反映。有一次，我对他说：“开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必要？能不能缩短一点？”他说：“老张呀! 这你就不懂了。在‘左’的影响下，这些同志长期受压抑，有许多话憋在心里没地方说。政协是发扬民主的地方，要让大家把话讲完。如果时间短了，有人觉得还有话没讲，这就会影响情绪。时间安排长一点，大家觉得再无话可讲了，要求缩短时间时，我们再缩短会期，岂不是更好吗？”据说召开五届二次常委会会议时，有人准备开短一点，黎韦坚持开7天，强调要让常委们充分发表意见，把话讲完。他还具体安排要在会上传达全国政协会议精神，汇报全会以来两个多月的工作，可插话，可提问，搞得活泼一点。史子荣同志汇报工作后，他又请大家对政协工作提意见，作批评。召开五届三次常委会会议时，他又决定开7天。会上，陶扬同志通报了全省落实统战政策的情况后，黎韦怕大家有误解，特意作解释，说：“陶扬同志的发言，目的是请大家敞开思想，不是定调子。对问题的看法和估计，都可以讨论，大家不要有约束。”由于每次会议都要传达学习中央和全国政协的重要精神，通报省内重要情况，汇报政协工作，议题都是大家关心的，讨论时畅所欲言，委员们很高兴。大家说，过去参加政协会感到是负担，现在觉得很有味道。章文才、饶钦止、孙跃华这些老主席逢会就讲，这届政协朝气蓬勃，有新气象。
黎韦的这种民主精神在平时工作中，体现得最充分就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他有一个观点，就是要广交朋友，搞好协商，“关键要交好诤友。”他说：“只有团结那些敢于讲真话、敢于提意见、敢于直言不讳的人，能听得进逆耳之言，才能广交朋友，才能搞好民主协商。”因此，他十分注意听取大家的意见。特别是一些重要文件，都是反复征求意见。如常委会工作报告，从起稿到成稿，往往要修改七、八次。一般的程序是秘书处起草后，秘书长会议讨论一次，作第一次修改后印发各位主席征求意见，作第二次修改后提请主席会议审议，作第三次修改后印发各位常委征求意见，作第四次修改后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作第五次修改并请常委会会议原则通过，然后再请报告人修改一次，最后由他亲自审阅定稿。对大家提出的意见，他总是让我们修改时要尽力吸收。提得全对的全改；提得部分对的部分改；有的意见虽不能采纳，但为表示尊重，只要能动一下的就动一下；提的问题确实不能改的，就在会下找提意见的同志作解释。在这方面，他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如前面提到的修改党组的《对照检查》大家提的意见都吸收了。如有人说，对上届党组不必评价了，主要讲本届党组的事（由于整党的时限和大家的意见主要是指上届的，所以初稿中讲了上届政协党组的一些问题）。他当场就把对上届党组的评价删掉了，并增加了本届党组作自我批评的话；有人说，成绩讲多了，检查成份不足。他即把讲成绩的内容删了，增加了自我检查的内容；有人说，批“左”的表现时讲别人的多，讲自已的少。他即把讲别人的文字都删了。他先后修改了7次，直到主席们觉得再也无话可说了为止。有些草案，如《决议》等，篇幅不长，就当场修改定稿。如1984年11月五届十次常委会会议，要就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形成一个决定，会前我们形成了一个稿子。会议开始时，他就说，这是一个讨论稿，请大家提出意见进行修改，也可以推倒重来。在闭幕会上，由我宣读根据大家意见修改并经主席会议审查的稿子后，他又说，看大家还有什么修改意见，请提出来。包括地、市、州的主席，统战部长也要提出意见，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意见。有的同志就字句、标点提出意见后，他当场修改，并付诸举手表决。大家对这种方式既感新鲜，更感兴趣，后来在常委会上修改较短的文稿基本都是采取的这种方式。
为了在全省政协系统发扬民主协商精神，黎韦在对市县政协工作的指导中十分强调发扬民主。我们起草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时，他专门交待，作风问题要讲讲。他说：“现在是一些县太爷来当政协主席，习惯于拍板。这不行。大家不是问政协怎么搞吗？我看关键就是要形成民主风气，搞好民主协商。”根据他的要求，我们起草时专门讲了民主协商问题。为使大家了解他关于民主协商的思想，我把这段文字抄录如下：
端正作风，认真搞好党内外合作共事，这是发挥政协作用的又一个关键问题。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发扬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要求的，是政协本身的性质及其职能所决定的。只有发扬民主，搞好党内外合作共事，才能广开言路，使各方面的意见、 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如果不尊重民主党派，不尊重党外人士，不尊重知识分子，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搞好合作共事，甚至自视高人一等，有这种思想作风的同志是做不好统战工作的。我们要发扬共产党人的虚怀若谷、善于学习、倾听不同意见的好作风，尊重党外人士，搞好合作共事。各级政协的共产党员、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认真整顿好作风，同党外同志肝胆相照，赤诚相处，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1985年1月召开全省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他修改时，亲笔加了两段话，对民主协商的原则和方法，都讲得很透彻。这里也抄录如下：
共产党员在政协担任各种职务和担任同一职务的其他界别的人士，也是完全平等的，不能高踞于其他界别人士之上，不能包办一切。共产党员要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搞好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要思想见面，遇事善于协商，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有不同意见，要反复榷商。绝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要广交朋友，善于交诤友。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好坏， 决定于党员干部思想作风的好坏。
中共政协党组会议不能代替政协主席会议和常委会、全委会。必须严格遵照政协章程，定期召开全委会、常委会，并建立健全每周或半月开一次主席会议的制度。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和党委中心工作的部署，应先在党组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展开讨论，取得一致认识，提出具体贯彻或实施方案， 在提交主席会议讨论之前三四天，作为讨论稿发给党外正副主席，请他们审阅并准备意见，然后再开会。会上先由党组同志作说明后，请党外同志充分发言，提出修改意见。要善于使人把话说透讲完。如有不同意见，那是好事，往往可以避免片面性，使党组原拟的方案修改得更符合实际。也会有党外人士思想一时不通，就应该耐心地阐明党的方针政策，并进行商讨。 仍然不通的可以会后个别交谈，不必在会上强求一致，可以放在下次主席会上再议。在政协机关提拔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也都要提交主席会议讨论通过。有的干部任职，党组虽然同意了， 但主席会议通不过，就必须按主席会议决定办。提交常委会讨论的事项，如党外常委多数不赞成的，切不要在会上采取辩论办法，可以放到下次常委会再议。党外人士提出不同意见，往往是他们实行民主监督的一种方式。我们认真听取他们的不同意见，实际上是尊重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因此，不要动辄采取表决的办法。要认识并掌握政协工作的特点就是政治协商，通过协商来取得一致意见，解决问题。即使通过决议要付诸表决，亦应将决议稿发给各人先在小组会上讨论，修改。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形成大家都同意的稿子，使表决时取得一致通过。
随着这些精神的贯彻和落实，全省政协的民主协商之风进一步形成。
黎韦常对我们说，民主就要讲程序，讲程序就不能怕麻烦。政协工作的基本方法是民主协商，因此，政协工作就不能怕麻烦。
自觉接受省委领导
共产党同人民政协的关系是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各级政协组织都必须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黎韦在担任主席期间，非常注意摆正位置，自觉接受省委的领导，并注意搞好同省政府及其他方面的关系，这使政协开创新局面有了坚强的保证和良好的环境。
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那时，凡中央和省委有重要指示和部署，省政协都要召开主席会议、常委会会议和专题座谈会学习贯彻。黎韦认为，现在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个社会只要变革必会出现许多新事物、新矛盾、新问题。我们必须深入领会中央的精神，统一认识，提高自觉性，才能更好地为四化服务。所以，他把学习摆在突出位置，分工史子荣同志分管学习并主持学委会的工作。差不多每次常委会会议都要传达贯彻中央和省委的重要精神，有时一次就传达四五项，学习内容很丰富。有的还要作出决议，或发出文件，进行贯彻部署。如：1983年中央通知学习《邓小平文选》。我们专门安排主席会、党组会传达贯彻，并发出通知，对全体委员和各级政协的学习进行部署。1984年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省政协召开五届十次常委会会议专题学习贯彻，联系湖北实际献计献策，并作出了深入学习《决定》，进一步活跃政协工作，更好为改革服务的决议。1986 年，中央书记处批准下发了《关于全国地方政协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省政协立即召开市、州、县（区）政协主席和地区联络处主任座谈会传达学习，研究部署，并以党组名义向省委呈送了《关于落实中央有关指示，加强我省政协工作的报告》。省委立即批转了这个《报告》，对全省贯彻问题作出了部署。对省委的决策和工作部署，省政协贯彻也同样十分认真。如：1984年，省委发出了《关于在改革中转变作风，加强检查督办工作，落实各项决定的通知》（鄂办发〔1984〕29号）。黎韦专门召开党组会传达贯彻，并以党组正式文件向省委提交了《关于贯彻执行鄂办发〔1984〕29号文件的报告》，汇报贯彻情况和打算。1986年，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部署下半年工作。省政协立即开会传达，并向省委报告了传达情况。为了全面宣传贯彻新时期党的统战和政协工作的方针，他几次让我考虑，能否集中讲一讲，怎么讲，在什么场合讲？1984年初，他想了一个主意，就是归纳几个问题作为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根据他的要求，我同李健群同志把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指示的主要精神归纳为四个方面，并联系湖北的实际，写成讲话稿。他亲自修改后在开幕时致词，会上反映很强烈。
为了及时了解省委的意图和全省的中心工作，更好地参政议政，黎韦经常提出请省委、省政府领导到政协作报告，通报情况。有些是黎韦亲自打电话或写信邀请的，我就曾几次持信邀请过关广富、黄知真等领导同志。据我们的记忆，五届政协期间，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到省政协作报告的有关广富、黄知真、郭振乾(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富林、王群、田英(省委常委、副省长)、丁凤英(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段永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利滨(副省长)、梁淑芬(副省长)、徐鹏航(副省长)等同志，有的领导同志还是数次到政协作报告。
政协的重大问题，及时请示报告。凡政协召开全委会、常委会、工作会或作出重要决定，都报省委批准。为召开五届二次常委会会议，黎韦就亲自起草向省委的报告，说明会议将着重讨论打开省政协工作新局面的问题，请关广富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到会讲话。可能由于承办的问题没得到回复。召开五届三次常委会会议时，他又亲拟报告，省委立即予以批复。以后每次常委会会议都专题报告，省委都是及时批复。直到召开五届九次常委会会议时，王全国同志批示：“政协常委会属例会，不必再报批。”我们才不再等批复，但黎韦仍坚持要写报告备案。
平常的重要活动，也是及时请示报告。如为更好的开展对台工作，1984年6月，党组商定，请肖作霖副主席，率部分地市政协主席、统战部长赴福建等地参观学习。根据黎韦的意见，就以党组名义向省委作了请示。主席们带队出省视察等也都报告了省委。
不仅工作上的重要问题及时请示汇报，而且他本人的重要活动也十分注意报省委备案。如给省委办公厅打个电话，有时还直接同关广富同志们通话。特别是出省活动，他都要写书面报告请假。1985年夏，他向省委请假到江苏。到江苏后，他即着手对江苏经济高速发展进行考察，希望能取一点真经回来，供省委参考。一些老朋友给他泼泠水，劝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他仍坚持进行考察，同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省政府顾问刘和庚和省政协领导及所到市的负责同志进行交谈，考察了无锡、常州、南通等市的一些企业和村镇。回后向省委写了考察报告，并选送了若干典型材料，供省委参考。
由于黎韦尊重省委领导，所以，省委、省政府对省政协工作非常支持，不仅有求必应，而且十分及时。一些带程序性的事都是立即答复，即使比较难办的事也都很快的批复。仅以头两年的情况为例足可说明。如：1983年9月13日，省政协就召开五届三次常委会会议向省委呈上报告，省委秘书长吕乃强当日即批报关广富、王全国、钱运录三位书记批示，9月14日即批准并复省政协办公厅。1984年1 月5日，省政协就召开五届四次常委会会议向省委呈上报告，省委于1月7日批准。1984年6月18日，省政协整党办就省政协党组整党问题，向省委整党办送出报告，6月22日即收到正式答复。1984年6月21日，省政协党组向省委送出《关于省政协地区联络处的职责范围及有关问题的请示》，省委办公厅7 月2日正式函复，请省政协先试行。1984年6月21日，省政协党组向省委送出的《关于省政协五届八次常委会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建议省政府今后发布有关改革的文件时，可将草案发政协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讨论；二是建议组织退休工程师协会。省长黄知真当即批示：“赞成两项建议，政府要予支持。”省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会议专门研究落实。关于市县政协经费问题是当时很头痛的事情。根据各地反映，我们向省委、省政府写出了《关于申请解决各级政协经费问题的报告》。黎韦7月18日批报，要求“如无不妥，请省政府批转各地、市、县财政局执行。”省委副书记王全国7月20日即批转省政府阅办。省政府办公厅即请财政厅提出意见。8月6日省财政厅建议省政府批转各地执行。黄知真、田英、王利滨三位省长8 月9日批准，随即发出通知。此类事例甚多，以上能见一斑。总之，省委、省政府对省政协的工作极为重视和支持。在五届省政协任期的五年间，省委书记关广富在省政协召开的大会上发表过三次重要讲话，并就政协工作接受了《人民政协报》记者的专题采访；省委以正式文件向全省批转过省政协党组关系政协工作全局的三个报告；省委办公厅等单位还就政协的具体工作发过7 个文件。全省各级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都深受鼓舞，我们做文字工作的同志也深感欣慰。
若干个“第一次”
党的十二大吹响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号角，改革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五届政协是十二大后成立的，面对的形势日新月异，新情况、新问题经常凸现面前。黎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 做了不少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情。除上面提到的外，这里谨举如下要事。
改革会刊
经过拨乱反正，政协的情况有很大好转，但是，“左”的影响还未肃清。委员们仍心有余悸，说的是“政协话”；社会上对政协和民主党派所知甚少，甚至把“民革”说成是“民间皮革厂”；有的还问：“你们政治协商会议是不是老开不停呀？”这些说明迫切需要进行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方针政策的再宣传，再教育。但是，当时省政协只有一个资料性的内部会刊，主要刊载政协及有关文件资料，难以承担宣传、教育的重任，省里党报党刊平时不宣传政协，委员们意见很大。
根据这一情况，黎韦考虑要加强宣传工作。有一天，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我考虑要改革会刊，一月一期，每期二、三万字，扩展内容，加强统战、政协方针的宣传。这项工作由你来做。”我向他叫“苦”，说缺人手。他说：“缺什么人手？要发动大家来写文章，压担子才能出人才。”经过一段酝酿后，于1983年12月10日，他正式提出《关于彻底改革〈会刊〉的建议》。12月12日，他又提出了成立编辑小组的建议。12月17日，提请主席会议协商通过。12月20日，发出征稿通知。1984年元月正式发刊。
黎韦在《建议》中提出《会刊》“已不适应统战工作和政协工作发展的需要”，“有彻底改革的必要”。他提出会刊改名为《湖北政协通讯》，并从内容、期数、字数等提出了具体建议，要求要针对工作和思想实际写专题宣传统战政策的文章，要就政协、统战的具体工作总结介绍经验,要反映专委会、工作组和市县政协的工作动态，要写一些短小精悍的通迅等。强调“1984省政协的工作，首先从办好《湖北政协通讯》开创新局面。”根据他的这一想法，我们在草拟《湖北省政协1984年工作要点》时，把办好《湖北政协通讯》单列为一条，明确作为会刊应具的指导性。以后每年在工作计划和总结中，都强调发挥其指导作用。
为办好会刊，他经常从指导思想、办刊方针到内容、形式等方面提出要求，有时还推荐稿件，指示采访报导，对一些提法都提出要求。其他的主席也很关心会刊，经常推荐稿件，提出要求。到1987年，会刊的栏目已达38个，利用自己的一席之地，宣传统战政策，张扬政协作用，总结、推广经验，介绍基本知识，展示委员风采，反映各界心声，受到各方面的肯定。
退下来后，他仍非常关心这个刊物，多次问及刊物的情况。1993年，会刊改名为《世纪行》。有一次，我去看望他，谈及会刊，他说：“听说你们将会刊改成《世纪行》了，那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刊物的宗旨没有变。指导方针是“立足政协，面向社会”；主要内容是“交友、参政、国事、民情、史艺、人生”。他连声说：“对嘛对嘛！参加政协的人士层次都比较高，刊物不能搞花架子。”1995年底前后，他已病重。我去看望他时，又谈及刊物。我告诉他，刊物办得还可以，各方面反映还不错。出版部门想评我们为优秀期刊，但认为发行份数少了，达不到10万（当时我们还不到5万）；同时，指导性有待进一步加强。他说：“第一条意见是不对的，第二条意见倒说在点子上。当时，政协机关人手那么少，为什么还要办刊物？就是要宣传政协，指导工作。如果不是这样，那办这个刊物还有什么必要呢？”
成立地区政协联络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政协有了很大发展。到1982年底，全省恢复和新建的市、县、区政协达63个，委员共7200多人。同“文革”以前的30个政协组织、3200多名委员相比，政协组织和委员数都翻了一番。到1988年，市县区政协即发展到108个，委员达18700多人。由于县市政协的迅速发展，给上下级政协之间的联系带来了许多新的情况。特别是荆州、孝感、黄冈、咸宁、宜昌、郧阳等六个地区，省政协要直接对其所辖县市，虽然地委统战部帮助做了许多工作，但仍有诸多不便。我曾多次向黎韦反映。他对此十分重视，认为不仅是工作不便，而且将影响到开创政协新局面的问题。让我们研究并了解外地情况。正在我们了解情况时，听说人大准备在各地区设立联络处。我立即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他当即表示：“可以。你们听听下面反映，先拿个意见出来。”我们了解的结果，各地很赞成。黄冈、孝感地委还有领导同志自告奋勇要承担这项工作。他听到这些情况后很高兴。1984年春，省政协五届二次全会期间，各地同志又反映了这个问题。全会一结束，他即一方面以党组名义于5月7日向省委呈送了报告；另一方面，请陶扬同志上北京时向全国政协汇报这个问题。省委很快批准了省政协党组的报告，以省委办公厅文件于5月26日向各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设立省政协联络处，为县级单位。6月，省政协举行五届八次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地区联络处的任务、职责等问题，协商通过了《关于省政协地区联络处的职责范围和有关问题的意见》，会后以党组名义报请省委批转这个文件。省委意见，请省政协发各地试行。据此，省政协7月9日即印发各地试行。
各地委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后，非常重视，立即着手组建，六个地区联络处于1984年夏先后成立。为了发挥好联络处的作用，省政协7月就其任务、方法和领导关系等发出试行意见后，9月又召开了联络处负责人座谈会。各地区联络处在地委领导下，根据省政协的要求，迅速展开工作。当时政协系统内有三件较大的事情：一是县(市、区)政协换届；二是检查落实政协委员的有关政策；三是准备召开全省政协经验交流会。各联络处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且多有创意。如荆州地区联络处在地委领导下，配合统战部搞好县政协换届工作的同时，统一和健全各县政协的机构设置，并在区、镇设立了联络组。孝感地区联络处在一年内召开五次全区性会议，对于落实委员政策、开创工作新局面，都有推动作用。咸宁地区联络处组织全区政协开展咨询服务和外引内联工作，取得明显效果。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项工作，1986年将联络处改为联络组，升为地厅级，组长（正地级）、副组长（副地级）由退居二线的地委或行署的领导同志担任。原联络处改为联络组办公室。唐振生同志亲赴各地商配组长、副组长。各地联络组先后成立，把地区政协联络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设立乡镇联络组
县市政协在区镇设立联络组的情况，我们先是从荆州的材料上看到的。材料上反映，区镇联络组在联系各界群众、接待去台人员、开展咨询服务、扩大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作用。我向黎韦汇报后，他很感兴趣。在他的支持下，我们选了几个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区镇的材料，在《湖北政协通讯》上发表，以示肯定和支持。一石激起千层波。消息发出后，全省各地纷纷来稿，反映他们那里的区镇联络组的工作和成绩。这使我们更加看到了区镇联络组在政协组织中不可忽视的基础作用。黎韦对此更加引起了重视。
但是对区镇联络组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总的讲，政协方面尤其是县市政协认为区镇联络组作用很大，有的还提出既然乡镇设了人大主席团，政协就应设立机构；而党政方面有的态席暖昧，主要担心占了干部编制，会不会妨碍区镇政府的工作（一些县市和区镇党委是赞同的，认为可以安排干部，帮助做些事情）。黎韦经过认真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听取来自基层同志的意见后，明确表示：政协同人大是不同的。乡镇是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主席团是其常设机构；政协在区镇的联络组不是一级政协组织，而是联络在当地的各级政协委员，开展经常性活动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形式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解决了政协委员热热闹闹七八天（一年开几天会）、冷冷清清又一年的问题，而且可以发展基层统一战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四化服务。根据他的这一思想，我们进一步加大了这方面经验的推广，同时注意加强对这项工作的规范。
1987年，全省开展撤区并乡工作。乡里是否设立政协联络组，各方面意见不一。各地政协反映十分强烈。黎韦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大约在五届二十一次常委会会议期间，他把我叫到住在东湖东院1号楼的房间里谈这个问题，当即向关广富同志写信，提出凡政协委员在3名以上的乡镇，都应成立联络组，不够3人的可就近几个乡镇联合成立联络组。联络组组长可由乡镇党委副书记兼任，不必配专职干部。让我即送请各位主席审阅。几位主席看后都表示同意。我当即送到了省委办公厅，从而使乡镇政协联络组得以保留下来。
由于设立乡镇联络组的问题，未见诸正式文件，所以留撤之争从未止息。直到1990年12月31日，省委转发的省政协《关于实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若干规定》时才写进了正式文件。我们起草时是强调要加强这项工作。省委在转发前，吕乃强同志专门找我到省委办公厅，说转发时准备删去这一条，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向他汇报了乡镇联络组的实际状况、积极作用和下面的反映，并着重谈了保留的必要性。他听后觉得有道理，表示可以考虑，但转发时要变成明确职责的角度，并要加一句定性质的话。我当即同王正强秘书长商量，接受了这个意见。这使乡镇政协联络组在省委文件中得到了正式认定。
建立常委活动日制度
随着委员积极性的高涨、民主氛围的增强和内外环境的改善，不少常委认为，一个季度开一次会间隔太长，有些问题没有渠道及时反映，希望能提供机会让他们反映情况，献计献策。黎韦听到这些意见，十分高兴，急于找到一种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曾多次问我，你们了不了解全国政协和兄弟省市政协有什么好办法没有？由于我们当时整天忙于事务，对外面的情况了解很少，不能提出什么有价值的情况和建议。常委专题座谈会的形式当时尚未提出；安徽搞的意见听取会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1985年秋，省政协五届十三次常委会会议前夕，有人建议搞常委活动日。他马上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提到常委会会议上协商讨论，并决定付诸实施。常委会会议后，他要出差，曾重郎同志找我一起谈了建立常委活动日制度的设想，即参加对象是在武汉工作和居住的省政协常委，并邀请在汉全国政协委员参加；时间是不开常委会会议的月份里，每月集中活动半天；原则是十六个字——自愿参加，清茶一杯，不出题目，自由交流。当时的主要担心是怕没有吸引力，难以坚持。由于黎韦当时不在汉，所以未着手操作。
11月15日，黎韦准备回汉，他从外地来电话要求着手启动。我们于11月18日即他回汉的当日，起草了《关于建立省政协常委活动日制度的通知》，并同时向省委、省政府送出了备案报告。由于当时人手少，我们想把它固定下来，只要是不开常委会会议的月份就举行，日子也固定下来，如遇星期日则顺延一天，免得每次发通知。他听后说：“你们想得太简单。不可能定个日子，一劳永逸，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定。”因此，原则上定在没有常委集体活动的月份，具体办法还是每次发通知。
11月25日上午，省政协常委活动日举行第一次活动。部分在汉省政协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黎韦和在家的副主席全部出席。大家畅谈形势，反映意见，集中讨论了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同时还谈了江河堤防、水土保持、蔬菜价格和城市绿化等问题。主席同委员们面对面地交换意见，边说边议，提出不少好建议。大家一致认为，这种形式好，既增加了互相接触的机会，又能够及时反映问题。当日下午，我们就研究编写了情况反映，并向《人民政协报》报道了举行常委活动日的消息。
由于各方面反映较好，所以基本上形成了制度，举行过多次，而且内容不断丰富。我记得活动日传达过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全国省长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统战工作指示及全省地市州委书记会、专员市长会等精神，通报过我省“七五”计划、“星火计划”及党风建设等情况，并围绕传达的精神和通报的情况开展讨论，提出了许多好建议。由于常委活动日内容比较丰富，受到大家的喜欢，参加的人越来越踊跃。有时会议厅坐不下，还要另外开会议室，牵上喇叭，安顿参加活动的人。所以，大家亲切称为常委聚会日。
召开全省政协经验交流会
随着政协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工作的日益活跃，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不要说一些刚从党政领导岗位转到政协来的“新政协”们感到有些束手无策，就是一些长期从事政协、统战工作的“老政协”们，也觉得老经验解决不了新问题，迫切需要指导和交流。五届政协成立不久，这个问题便摆到党组面前。下面的同志说，《章程》说上下级政协是指导关系，但我们认为是领导关系。市、县政协工作到底怎么搞，你们要加强领导。当时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尽快召开市县工作会议，分析情况，解决问题；一种是主张看全国政协的，等全国政协开了我们再开。黎韦主张召开全省性的会很有必要，但不可操之过急，要等我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再开。对于市县政协的工作可以探索、研究，但具体工作不要去干预。至于编制、经费等问题，我们要积极向省委、省政府反映，帮助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当时他主要作了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支持周季方等同志分别召开武汉、黄石、鄂州三市和咸宁地区各县、荆州地区部分县政协负责人座谈会，交流情况，研究工作；二是指示机关利用工作简报和《湖北政协通讯》介绍省内外政协工作经验；三是亲自同一些市县的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四是请市州政协主席和地区联络组长列席常委会，请市、县、区政协主席列席全委会；五是关于市县政协的编制、经费问题，他布置分别向省委、省政府写专题报告，并直接给黄知真、田英同志打电话，促成解决。
经过一段时间，他认为时机日渐成熟，在1984年全会期间，向主席会议提出了下半年召开市县政协经验交流会的建议。经协商同意后，大会一结束，即于5月8日发出通知，并同时发出《调查提纲》，要求各地作好准备。接着向机关提出要求，并建议各位领导到下面去总结经验，平原、山区、城区的政协工作怎么搞，都要研究。12月11日，党组开会专题研究召开经验交流会的问题，黎韦亲自作安排。
1985年1月5日至11日，全省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武昌东湖举行。关广富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黎韦主持并作总结，谢威、周季方、陶扬同志分别就提案、文史、工作组和对台工作讲了话，39个单位口头（或书面）介绍了经验。各级政协负责人、各地委统战部长和省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领导同志共230余人出席会议。大家一致反映，这是我省人民政协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盛会。（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四辑，本文作者张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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