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编辑出版生涯

2014-09-15 21: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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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从1923年创编《新蕲春》刊物起，到1985年6月8日(83岁)逝世，60余年(除去坐牢24年)间，先后给国内外近40家出版社、杂志社、报刊社编稿、撰稿和译稿，并组织、创建和指导五六家出版社(书店)、杂志社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为我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青年时代的出版尝试

    青年时代的胡风，追求光明，追求进步，憧憬未来。他念私塾的时候，就一心想从书本里寻求为人处世之道、救国济民之策。
   
    胡风19岁时，在董必武主持的武昌启黄中学就读。这期间，胡风开始对新文艺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说：“事实上，我是20年代初进中学时就受到新文艺的影响的。而且是以鲁迅的影响为主。”1922年12月，胡风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改进湖北教育的讨论》的杂文，署名张光人。尔后，他与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的同乡青年胡缄三通信，传出“嘤鸣求友”的呼声。汉口同义书院中学部方翰(何定华)等蕲春青年学子，认为志同道合者应当联合起来，批判旧世界，创建新天地。于是，胡风、胡缄三、方翰等自任发起人，与故乡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多人，结成团体，于1923年春正式成立“新蕲春学会”，并决定征文编辑出版《新蕲春》刊物。

    1923年春，胡风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高一，学名张光人。从这时起到1925年夏，由胡风、胡缄三、方翰，蕲春的陈立人(陈方)、张赤心，武汉的骆介子等，互相保持通讯联络并传递稿件，由胡风主持编辑并出版了《新蕲春》刊物。《新蕲春》先在南京、继在武汉、后在上海出刊，铅印16开本，不定期，3年间共出3期。1925年夏在上海编印第3期时，得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同乡前辈詹大悲先生的捐助。《新蕲春》的发行由胡风自理，互相邮寄赠送，并征求意见和稿件。后来因经费不足而停刊。

    有关《新蕲春》的内容问题，据何定华先生回忆说：“主要是评论蕲春的政情和经济。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肖耀南对全省人民实行苛捐杂税和剥削。如‘盐斤加价’和‘红契复验’(买地持契约到县政府检验盖章纳税)。由经济剥削联系到政治压迫，抨击县参议会的‘猪仔议员’，不能代表人民而实为统治者的走狗；无情地揭露了现实的黑暗面，正面宣传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抨击封建旧礼教，摧残人性。每期刊登评论、新诗、散文等文艺作品，讽刺现实社会，歌颂苏联和广东新政权的优越性。还有旅外学生的进步通讯等。《新蕲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宣传群众、联络知识青年的作用。政治色彩虽不甚浓，但文章短小精悍，爱憎分明，是非清白，指示前途，引导取舍，毫无唠叨说教的味道，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1923年，胡风在“二七”大罢工的影响下，写出了第一篇小说《两个分工会代表》，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他感怀撰写了《死去的太阳》一诗，发表在东大附中校刊上。1925年秋，胡风转到北平读书，先在北大预科，后转入清华大学英文本科读一年级。8月，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瞻望故乡》一文，表达了对水深火热生活中的父老乡亲的同情和对反动统治的不满。1926年冬，胡风回本县参加革命活动，首先抓宣传和新闻出版工作。1927年春，他任国民党蕲春县党部常委期间，写出了文明戏剧本《贫家女》，揭露军阀抢劫农家女的罪行。由他亲自扮演军阀，封既明扮演狗腿子。在蕲州(今蕲春县蕲州镇)瓦硝坝“外行宫”戏台上演出一场，广大贫民大众深受教育，拍手叫好。但由于仅仅只演过一场，使胡风进一步认识到，靠这种办法宣传革命收效是不大的。所以他接着就提倡编印大、小报利，加强宣传力量。胡风青年时代就迷恋着编辑出版事业并为之奋斗到底，以至“虽九死其犹未悔”。

留日及“左联”期间的编辑活动

    1927年4月，蒋介石阴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蒋汪(宁汉)合流，大革命宣告失败。许多革命组织都转入地下。胡风“提倡办大、小报纸，加强宣传力量”的愿望落空了，胡风经历这场严峻考验后，并未气馁，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迈入新的征途。

    1927年8月至10月，胡风在武汉应邓初民之命，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宣传干事。邓初民时任省党部宣传部长，胡风积极地帮助邓初民编辑《武汉评论》。《武汉评论》出刊两期后，由于军阀胡宗铎等占据武汉，出现了白色恐怖，胡风流亡到江西南昌。在南昌，他经江西党务学校教务长陶希圣介绍，编辑《国民日报》中的《野火》、《长天》两个副刊，登载了大量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编印两期后被迫停刊。次年2月，胡风被疑为共产党，先后被捕两次，均由革命同仁周璧光保释，并被聘为江西省政府《策进周刊》特约撰稿人。因时局多变，这年秋，胡风又流亡到上海，在患难中写出小说《三年》，发表在《新生命》第2卷第3期上。

    胡风的这一段流亡生活，饱经了风霜，但仍然没有得到“有名望的”任务和“能施展抱负的工作”。此时，局势更紧，逼迫他树立了“远走异国”、“增进学识”、“探索革命”的大志。在家人400元经费的资助下，胡风飘洋过海，于1929年9月到达日本东京。

    胡风到东京后，在东亚日语学院学了3个月日语，并开始阅读一些进步的日本普罗文学作品。1930年，他又在东京奥平定世私立补习学校的日语科学日语，同时在该校支那语补习班教汉语，并每周在横滨一个私立高校教两小时汉语，以此收入维持生活及学业。胡风才华惊人，很快就精通了日语。此时，他将日文本科幻小说《在彼得格勒的美国鬼子》译成中文，改名《洋鬼》，寄回国内由上海心弘书店出版，署名谷非。这是胡风首次编译的外文小说，为我国上世纪30年代初出版译文书刊增加了新的内容。

    此时，胡风结识了一批日本普罗文化领导人如小林多喜二、江口焕等，并以中村护、谷非等笔名为普罗文学刊物撰稿，介绍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尔后，胡风经同时留学日本的同乡好友何定华介绍，加入日本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愤然挥笔，撰吟《仇敌的祭礼》一诗，寄到国内《真理》杂志上发表。接着，胡风团结留日的进步青年组成“新兴文化研究会”，并由他自己负责下属的文学研究会，很快编辑出版了油印刊物《新兴文化》两期，直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阴谋。同时，胡风参加了“左联东京支部”，接受冯雪峰的领导。1932年上半年，胡风在日本先后给国内的《文学月报》、《综合》等杂志社撰稿，发表了《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及《论主题的积极性和对第三种人的批判》等文。

    这一期间，胡风虽然是在日本留学，却始终不忘给一些出版社、报刊社撰稿、译稿，也随时随地抓住一切机会自己编辑出版一些刊物，为宣传革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交流中日文化和支持国内外的出版事业付出了很大努力。正因为如此，胡风遭到了日本政府的逮捕和拷问，以至被驱逐回国。

    1933年7月，胡风从日本回到上海。从此，他在鲁迅先生的直接关心、帮助和指导下从事文学工作。先担任“左联”宣传部长，接着继任左联书记。

    为了使左联工作有新的进展，胡风迅速在宣传部下设理论、诗歌、小说三个研究会，并编辑出版了油印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文学生活》每期由他直接送鲁迅，并从鲁迅处取来捐款每月20元作为编辑出版活动经费。与此同时，经左联同意，他为孙科主持的中山文化教馆兼任编译，为《时事类编》翻译时论。这期间，胡风整天都沉浸在撰稿、译稿、编刊的紧张气氛中，生活过得很充实。

    1934年秋，由于“第三种人”的恶意中伤和变相告密，暴露了胡风的身份，使他不得不辞去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职务，愤然离开左联。从此，胡风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活和编辑出版生涯。

    胡风从蕲春出走到留学日本至任职左联这一时期，即1927年4月至1934年9月共7年半时间，除去3年多留学读书的时间外，其余的时间里，他先后给上海心弦书店、《真理》、《文学月报》、《综合》、《普罗文化》等中、日的五六个出版社、杂志社撰稿、译稿；还先后担任了《武汉评论》、《野火》、《长天》、《策进周刊》、《新兴文化》、《文学生活》、《时事类编》等七八个报刊社的编辑工作。他能如此，与其青年时代就要求在革命中承担“重要的、有意义的、有名望的任务”、“能施展抱负”的远大志向是分不开的。

作家生活与编辑出版生涯

    1934年12月，胡风为《文学月刊》撰写了《林语堂论》一文，揭示了林语堂的真实面目。这是胡风成为职业作家后的第一篇关于作家的论文，登载在《文学月刊》1936年四卷一号上，引起较大反响。1935年初，经鲁迅先生介绍，胡风认识了青年作家肖军、肖红，并为肖红的小说题名《生死场》和为其写后记，推荐和介绍青年作家的作品。这一年，胡风撰写了《张天翼论》和大量书译，向读者评介端木蕻良、吴奚如、欧阳山、艾芜、罗淑等左翼作家和作品。同年，还为《世界知识》杂志社翻译日文本的台湾作家杨逵的名作《送报夫》，并连载，让大陆民众首次了解台湾同胞的生活情形而增进彼此间的感情。另外，还译出了台湾、朝鲜的一些用日文写的反映劳动人民困苦生活和斗争的小说等。1936年4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结集出版为《山灵》(198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此译作并入《胡风译文集》再版)。

    在当时上海白色恐怖的国统区里，胡风为了介绍反映苏区斗争的小说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等，秘密编辑出版了《木屑文丛》。在一般书店都不敢发行的情况下，由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设的内山书店代售发行。后因经费不足，只出了第一期。然而，胡风编辑出版进步书刊的愿望并未泯灭。1936年初，在鲁迅的倡仪和全力支持下，胡风创办编辑出版了《海燕》，登载鲁迅的小说、杂文和聂绀弩、肖军、吴奚如等人的作品，他自己也用胡风、谷非、高荒、张果等笔名发表了一些文章。《海燕》的出版发行，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而国民党当局很快就践踏了这一刊物，出版两期也被迫停刊了。

    胡风暂时中止了进步书刊的编辑出版后，在鲁迅的嘱托下，为日本流亡作家鹿地亘口译中国左翼作家茅盾、柏山、周文等人的小说，并为他们写传和介绍作品，由日本《改造》月刊发表。同时，胡风为鲁迅代选《鲁迅杂文集》、给鹿地亘口译并注释。在这些繁忙的工作中，胡风仍然兼顾自己的编辑活动，将前些年写的文艺译论文章综合编辑成《文艺笔谈》，1936年4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1936年5月9日，胡风受意于冯雪峰并得到鲁迅先生的同意，写出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交由当时左联盟员马子华主编的《文学丛报》第3期上发表，意外地遭到了“国防文学派”的反对和攻击。胡风只好按当时党的负责人冯雪峰的指示“沈默有时是最好的回答”而咽下一肚子窝囊气。他保持着旺盛的战斗精神，把自己的文艺理论新论编辑成《文学与生活》，再次交由上海生活书店结集出版，被列为青年自学丛书之一。

    1936年10月19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中国现代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胡风是治丧委员会成员之一，参加了全部丧葬程仪，并于10月29日撰写了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悲痛的告别》。这期间，胡风关心并参加了日译本《大鲁迅全集》的编译出版，为不懂中文的译者做了大量逐句解释和校正工作。同时，还翻译了日本优秀普罗作家须井一描写日本工人共产党斗争的中篇小说《棉花》，先在《译文月刊》上连载。1945年12月，由泥土出版社出版，198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收入《胡风译文集》再版。

    1937年1月，胡风把自己青年时代的诗作编辑成集，名为《野花与箭》，这是他的第一部诗集，交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成为三十年代新诗创作典范。这年春，又按冯雪峰的指示，编辑出版了《工作与学习》丛刊，先后出了《二三事》、《原野》、《收获》、《黎明》四期，由于这个刊物上登载鲁迅的遗作及景宋、许寿裳、茅盾、艾青等人的作品，所以又被国民党当局查禁了。尔后，胡风将这些评论文章合编为《密云期风习小纪》，交由海燕书店出版发行。“八·一三”后，胡风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写下了《血誓》、《为祖国而歌》等壮丽诗篇。1942年在桂林时，编辑成《为祖国而歌》，由南天出版社出版发行。应该说，胡风在鲁迅逝世前后期间的所有编辑出版活动，为宣传革命，激发群众，支持抗战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1937年9月，胡风自筹经费创办了《七月》杂志社，编辑出版《七月》周刊。9月1日至25日，《七月》在上海编印三期，反映抗战初期人民群众的伟大爱国热情，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由于上海失利，《七月》无法继续编印下去。1937年10月，胡风将《七月》转移到武汉改成半月刊继续编印，并经其老友熊子民的努力，批发到各个书店大量发行。在武汉编印的12期《七月》，由于得到董必武的资助和周恩来的关怀，发行量不断扩大。这期间，经艾思奇介绍，胡风为俞鸿模的海燕书店精选编辑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等几部书稿，并由海燕书店出版发行。解放后，俞鸿模的海燕书店与群益出版社、大孚出版公司合并为新文艺出版社，俞为总经理。

    1938年9月，武汉战局十分吃紧，胡风只得再次将《七月》杂志社迁移到重庆。经历了许多周折，直到这年12月间，《七月》才得以在重庆继续出版，并从第4集第1期改成月刊。新版的《七月》里，编载了很多由延安寄来的作品，如《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片断》等。这些作品向根据地发行，毛泽东曾看过。《七月》从第4集第1期起，每期印一版，交50份给八路军办事处，转到延安后再发行给根据地的广大读者。

    在重庆，胡风还撰著了《论民族形式问题》一书，1940年12月交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发行。现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收入《胡风评论集》中。1941年春，胡风将自己的杂文结集编辑成《人与文学》、抗战以来的评论文章结集编辑成《剑·文艺·人民》(原题为《民族革命战争和文艺性格》)，并千方百计寻求机会，扩大自己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业务活动。

    “皖南事变”后，胡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经历许多周折后撤离到香港。此前，他曾向周恩来提出要求调聂绀弩来渝帮他编辑出版《七月》大众版，周恩来同意了。但聂绀弩到渝时，胡风正准备撤退，他将可用的稿件交聂，希望他继续编辑出版《七月》。同时又将新编的《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稿件寄香港转上海出版，先后与广大读者见面。胡风到香港后，生活大半由党组织照顾，编辑出版活动难以开展。除以《七月》杂志社的名义出版《呼吸》一书以外，其余的时间就是给设在香港的《笔谈》、《华商报》、《大众生活》等报刊社撰稿，支持他们的出版工作。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胡风得到东江游击队的帮助，辗转于九龙、惠阳、毛隆、曲江等地，于1942年3月6日到达当时文人荟集的桂林。不久，桂林的读者得知胡风到达桂林，都主动为胡风集资，由他创办了一个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南天出版社。胡风既当编辑，又做校对工作，并且还要打纸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编辑出版了《剑·文艺·人民》(即《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人与文学》等书；还编印了多期《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另外帮助路翎编校出版了《饥饿的郭素娥》、《青春的祝福》等书。1943年3月14日，胡风离开桂林返重庆，继续参加抗敌文协工作，开展各种宣传活动。1944年春，桂林失陷，南天出版社也迁移到重庆。胡风除仍编辑《七风诗丛》外，还编印了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并再版了在桂林出过的书。1944年11月，胡风把自己在抗战期间撰著的杂文结集编辑成《棘源草》，由南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国民党当局蓄意破坏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以胡风离开重庆的时间长，聂绀弩也没有继续编印《七月》为由，借故吊销了《七月》杂志社的登记证。胡风据理力争，要求重新出版《希望》，但对方却要胡风拿出3万块钱担保。胡风此时收入微薄，只得把国民党当局的无理刁难告知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一向重视革命书刊、进步思想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当即在党的革命活动经费中拨出3万元支票给胡风，支持和鼓励他继续出版进步书刊。1945年1月，《希望》第1期出版。在本期中，胡风编发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意欲引起“百家争鸣”局面，借以扩大延安整风的影响，并迷惑国民党的书刊审查官的刁难。谁知事与愿违，不但劳而无功，反而引起了文化界的非议，竟成为后来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引爆线。后来《希望》在重庆共出4期，编辑成专辑出版。1945年11月，胡风的评论集《在混乱里面》由重庆作家出版社出版，也是他自己编辑而成。同时以《希望》杂志社的名义编辑出版了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第二部，再版了吕荧的译作《欧根·奥涅金》，年底还编辑出版了自己另两本评论集《逆流的日子》和《论现实主义的路》。他的另一部译作《棉花》也由新新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进步书刊的大量推出，不但受到了国统区内各界读者的欢迎，更赢得了革命根据地广大读者的青睐。

    抗日战争胜利后，《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从重庆迁回到上海继续编印。此时，胡风与夫人梅志共同筹资和募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胡风(中)与巴金(左)、马思聪(右)合影筹建了希望出版社，主要是编辑出版进步书刊。胡风对他自己这一段的编辑出版活动有一段准确的回忆：“近二十来出书，自己跑印刷厂，托人买纸，托书店发行，存书堆在自己的卧房里……，用去了我夫妇二人两年多大部分力气和时间，目的只是为了把这些书送到国统区的读者。”

    1948年1月，胡风将自己多年来所撰著的文艺理论文章选编成《胡风文集》一卷本，交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这年9月，为了答复香港友人的“批判”，写成《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由自办的希望出版社出版。1948年12月9日，按党的指示，胡风经香港乘船到达东北解放区。次年3月26日进入北平。在京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各界人士举行的一些活动，得到了许多新的收获。尤其是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胡风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激动不已。进而于1949年10月1日，荣幸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更加豪情迸发，创作了长诗《时间开始了!》表现了他对新中国的热情赞颂。

    解放后，胡风的许多著作仍由他自己编辑整理好，先后交由新社会的出版机构编印发行。1950年1月，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了《时间开始了!》中的第一乐篇《欢乐赞》和第二乐篇《英雄赞》；8月，由作家书屋出版了他的评论集《为了明天》；9月，由泥土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人环二记》；1951年9月，由上海天下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诗集《为了朝鲜，为了人类》；6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另一部散文集《从源头到洪流》；7月，该社又出版了他的报告文学集《和新人物在一起》。尔后，胡风还写出了大量的文稿，均因批判“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而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再升级为“胡风反党集团”而无法继续出版。这对我国上世纪50年代的编辑出版事业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1953年7月底，胡风结束了他亲手创建的“希望出版社”的工作，将存款一部分分摊给各位作者作版权税，余款3万元用“洪钟”的名义移交给由海燕书店改组扩建的新文出版社。胡风说，这不仅是为了归还当年周总理在出版《希望》时发给的保证金，而且也是对新中国的编辑出版发行事业的一份贡献。

    从1934年12月至1953年7月底近20年的时间里，胡风的主要精力都用在编辑出版事业上。他先后编辑出版有《木屑文丛》、《海燕》、《工作与学习》、《七月》、《七月诗丛》、《七月文丛》以及其它文学作品等几十种书刊，数万册之多；亲手创办了《七月》杂志社、南天出版社、希望出版社等出版社，并支持和指导海燕书店改组扩建为新文艺出版社。同时，还为《文学月刊》、《笔谈》等20多个报刊社、出版社撰稿、译稿、组稿和编稿，这在我国三四十年代的编辑出版事业中实为罕见。胡风对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三辑，本文作者张梁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