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是一代名舰，打捞出水已好几年了。它的重见天日，牵动了千万人的心，得到了社会各界和海内外爱国同胞的热情支持。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我参与组织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打捞活动，感到万分荣幸。探摸、打捞期间，国内外新闻媒体虽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许多人对打捞“中山”舰的来龙去脉不甚了解。我有责任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这是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从酝酿到筹备，再到实施打捞，花了11年时间。其间，风风雨雨，潮涨潮落，令人感慨万千。
一
打捞“中山”舰的动议最早由江苏省提出来。1986年6月23日，江苏省文化厅致函湖北省文化厅：“南京是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所在地，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也在这里”，提出要自筹资金，将“中山”舰打捞出水运往南京陈列。当时，主管全省文物工作的省文化厅文物处认为：“中山”舰沉没在湖北水域，理应由湖北打捞。如果让江苏捞去，有损湖北的形象。而实施打捞，必须先筹集一大笔经费，包括打捞、修复、文物保护、陈列展览所需费用，不是全省有限的文物经费所能承受的。于是，省文化厅向省政府报告，希望同意打捞并解决所需经费。省政府有关领导人让文物部门提出打捞、修复的经费预算以及经费渠道。
10月，我调到文物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搞调查，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副馆长梁华平等人找武汉航道局打捞队。据他们介绍：“中山”舰沉没在金口下游、大军山附近的长江主航道南侧，从50年代起，沿江一些重要城市的打捞队都来探摸过，舰体破损较严重。江苏省靖江打捞队还制订过打捞计划，不过不是作为重要文物进行打捞，而是为了捞取铜铁和其他物资。他们还说，要实施打捞，必须先进行水下探测工作，在详细掌握沉舰水下状态、破损情况及水文地质等资料后，才能制订打捞方案。
调查之际，江苏省文化厅又联合江苏省旅游局向国家文物局呈递了打捞申请，说他们已做好打捞“中山”舰的一切准备，希望从速批准。中国海洋开发咨询委员会也致函国家文物局，表示愿意协助江苏，在技术和设备方面给予支持。国家文物局将江苏的报告和中国海洋开发咨询委员会的函转到湖北征求意见。经研究，由我执笔向国家文物局写报告，申述我们的立场。报告说：“关于打捞‘中山’舰的问题，我省领导同志已批示，决定由我省打捞，方案已经制定，待论证后报批。”针对江苏的打捞理由，报告特别强调孙中山先生和“中山”舰同湖北的历史关系密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在湖北武昌首义成功的”；“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北伐，是在湖北击溃军阀主力后，才奠定胜利大局的，国民政府就设在汉口”；“中山舰是在武汉被日机炸沉的，是抗日战争武汉保卫战的重要实物见证”。总之，“中山”舰由湖北打捞并放在湖北陈列展览最合适。报告送出后，我们就“中山”舰的水下探测、打捞、修复及陈列等问题向省政府汇报，提出了初步预算，希望解决前期勘探经费和部分打捞经费。当时分管文化的副省长梁淑芬批示同意。
1988年3月25日，国家文物局下达《关于打捞中山舰请示的批复》，对江苏、湖北两省争捞“中山”舰进行裁决，批复指出：“中山舰是国家重要水下文物之一，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历史价值，必须采取慎重和科学的方法进行发掘；中山舰现存于湖北境内长江水下，湖北省政府及文物部门明确表示已制定出打捞方案，待论证后报我局审批。鉴于以上情况，此事可由湖北省筹备、申请，报我局批准后方可施行。”
5月2日至7日，我们自筹5万元资金，请南海舰队某部到武昌金口镇对“中山”舰进行水下探摸。探清了沉舰的位置和水下状况，打捞出少量的沉舰构件和1枚炮弹，但由于缺乏经验，采用了轻潜，许多必要、翔实的资料并未取得。尽管如此，它拉开了打捞“中山”舰的序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强烈反响，国内外20多家新闻单位纷纷进行了报道。其中，《长江日报》最积极，它说，“中山”舰重见天日，指日可待，湖北省文化厅已成立专门班子。
二
第一次探摸结束后，我们请长江航道局救捞工程处制订打捞“中山”舰的方案，并编制了《打捞工程概算》，连同南海舰队某部提供的《“中山”舰探摸工程结果报告》一并上报省政府。我调到文物处工作之前，在搜集湘鄂西根据地史料时，曾得到贺龙元帅夫人薛明的许多帮助。1988年8月，我约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树生一起进京。恰逢她到北戴河避暑，我们又赶到北戴河。薛老的二女儿贺晓明接待了我们，待说明来意后，贺晓明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她说：“我们家老爷子对孙中山先生十分敬仰，早年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中华革命党，还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斗争。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先生被迫到上海避难。我们家老爷子还派人赶到上海，专程晋谒孙中山先生。现在你们要打捞‘中山’舰，我们全家一定尽力支持!”她这番话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提出想请她或薛老出面，做做海军的工作，争取免费或减费打捞，并将事先准备好的《湖北省文化厅关于请求海军支援打捞中山舰的函》交给她。她接过信函，笑了笑说：“试试看吧。”回到北京，她陪我到海军大院找有关首长，不巧首长到外地出差了。一个多月后，我再次进京，她高兴地说：“海司的工作作好了，同意为你们打捞。打捞时官兵们会很辛苦，由你们省拿出80万元，用于改善他们的生活，其他的开销就不用管了!”我喜不自禁，立即回汉向胡厅长汇报。他说：“打捞只要80万，比另一支打捞队的要价低了许多。”
10月，我们又向省政府呈送了《关于筹建打捞修复中山舰基金会的请示》，想通过成立基金会，向国内外社会团体及个人募捐，筹集打捞、修复、保护及陈列展览经费。此时分管文化的副省长韩南鹏对此事很重视，立即批示同意。于是我们草拟了基金会章程和成员名单，以1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于次年5月经省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开设了中山舰基金会的帐户。
1991年4月下旬，通过著名书法家王遐举引见，我们与民革中央主席贾亦斌取得了联系。贾先生是湖北阳新人，与蒋经国先生同窗。当听完我的汇报后，他很高兴地说：“打捞‘中山’舰是对孙中山先生的最好纪念，我们民革责无旁贷，一定协助你们把这项工作做好。今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北京将有大型的纪念活动，海内外许多爱国人士，包括孙中山先生的孙女都要来。我来做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他还要我写了一篇介绍湖北筹备打捞情况的报道，登载在10月9日出版的《团结报》头版上。
10月中旬，贾亦斌先生介绍张振国先生来湖北。张老80多岁，是加拿大中国文化经济协会会长、黄埔军校旅加校友会理事长，湖北沔阳人，辛亥革命元老张难先先生的侄子。他表示愿意为我们到海外筹集资金，说与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郝柏村、陈履安诸先生时有联系，要我们作好打捞、修复、保护、陈列“中山”舰的总体方案及翔实的经费预算，并分别给四位先生写封信；材料准备好后寄给他，由他带到台湾。
详实的经费预算很难做，因为“中山”舰尚未出水，破损情况并不很清楚，修复缺少依据；舰内究竟有多少文物，心中也没有底。在存在诸多未知因素的情况下，要求逐项列出合理的经费预算实在太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分门别类，编制了厚厚一本。根据张先生的意见，致蒋纬国等先生的信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名义写。这封信全文如下：
纬国先生钧鉴：
“中山”舰闻名遐迩，功昭日月，是国之瑰宝，中华民族之骄傲。自1938年10月24日在武昌金口水域与日本机群奋战受创，沉没江底已历54个春秋。今天，我中华民族已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岂能再让国宝蒙垢，含恨江底?
本馆以宣传中山先生暨辛亥革命先烈先贤之伟业，弘扬爱国主义为己任。为缅怀中山先生，告慰抗日英烈忠魂，激励炎黄子孙，曾倡议筹资打捞“中山”舰，供世人瞻仰。若仰赖先生鼎力玉成，使“中山”舰重见天日，重展雄姿，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专此布达，恭请钧安。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1992年7月10日
第二年，张振国先生到深圳考察，我和胡厅长专程赶去把材料和信函交给他。孰料时隔不到一年，张老先生健康欠佳，说话时手在颤抖。后来听说张先生病了。
1993年4月初，我还同台湾中华卡通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有立先生接触过。这是通过宋庆龄基金会古今铭先生介绍的。我在北京新华公寓六楼见到邓先生。他说，台湾有位先生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愿意投资打捞“中山”舰。投资者是商人，没有政治背景，愿意出资100万美元，条件是要任“中山”舰名誉舰长，要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你们如同意，就先起草一个意向书，电传到台湾。我向邓先生解释，打捞“中山”舰不是为赢利，也赢不了利，作为投资恐怕将来收不回来。“中山”舰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功能。邓先生说：“投资不要求收回。”于是，我打长途电话请示胡厅长，按照邓先生的要求起草了意向书。此后便无消息。
此外，我们还试图请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议案、提案，以期引起对打捞“中山”舰的重视，解决经费问题。记得有两次议案和提案都是由我执笔写好后，请代表、委员在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提交的。
三
1993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遇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保管部主任刘昕。她说： “广东要打捞‘中山’舰了，你知道吗?”我大吃一惊，摇摇头。“哎呀，你的消息真闭塞，我找报纸给你看!”不一会，她拿来一张5月23日的《深圳特区报》，头版上有一条显目的标题：“‘中山’舰何时回‘娘家’?”内容是说，在广东省的党代会上，广州团一位代表建议打捞“中山”舰。他说湖北省有关部门准备打捞“中山”舰，鉴于“中山”舰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广东，广东理应筹措一笔资金，将“中山”舰接回广东，置于黄埔军校展出，这无疑对建设岭南文化有重大意义。这位代表的提议，引起了其他代表的共鸣。在场的广东省省长朱森林也表示赞同。
于是，我拿着报纸找厅办公室，要求在他们编的《文化信息快报》上全文刊登这篇报道，并在前面加“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我这样写道：
“中山”舰是重要的革命文物，1938年10月24日被日本飞机炸沉在武昌金口。1988年3月，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湖北组织打捞，同年5月我厅组织了探摸，新闻界都争相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由于打捞修复经费不足，“中山”舰一时难以出水。据《深圳特区报》消息，广东省萌发了筹措资金，接“中山”舰回“娘家”的意向。现将“‘中山’舰何时回‘娘家’?”一文刊发呈阅，恳请领导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都来关心“中山”舰的打捞修复工作。
这期《文化信息快报》发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省政协的主要领导人。不久就有了回音，省长贾志杰批示：“这是一件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事。既已批准由湖北打捞，湖北应当办好。”另外还有三位副省长也表示同意。省政府办公厅还将领导的批示送省财政厅，要求他们就经费问题提出具体意见。省财政厅同意先拨100万元。虽然缺口很大，但有钱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
下一步是确定打捞部门。我还是提议请海军打捞，老胡表示同意。11月中旬，我同梁华平、官信带着省政府给海军司令部关于恳请海军帮助打捞“中山”舰的信函进京。此时，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已出任海军副司令，通过他我们先与航保部联系。航保部负责人非常热情，他们说，打捞“中山”意义重大，如果上级同意，他们一定尽力，不过打捞之前要进行水下探摸。我说，以前请南海舰队探摸过。他们笑了，说那次探摸的报告还存放在他们档案室里，资料太简略，不能作为制订打捞方案的依据。
11月中旬，韩南鹏副省长带文化厅副厅长周济洋和我进京。18日晚，我们驱车前往薛老的家，薛老、贺鹏飞副司令和贺晓明接见我们。韩副省长说明来意后，薛老说：“湖北要把‘中山’舰打捞出来，建纪念馆，教育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这件事做得好。鹏飞，你们海军要大力支持啊!”贺副司令连连点头。他说：“这件事我们已知道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海军一定大力支持，近期派人到武汉看一看。”19日，韩副省长又带我们到民革中央，同贾亦斌先生、彭清源先生、朱培康先生、郑建邦先生座谈。他们一致认为，打捞修复“中山”舰是一件在国内外都叫得响的大事，一定全力支持，并建议：1、将“中山”舰基金会在北京注册，吸收海内外爱国人士参加。2、实施打捞之前，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3、由民革中央向全国政协搞一个提案，争取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此外，韩副省长还到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反映情况，争取支持。国家计委答应给200万，财政部答应给300万元。
21日，南鹏同志给省委、省政府领导写信报告有关情况，建议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成立打捞修复“中山”舰领导小组，吸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责成文化厅迅速成立专班，负责具体工作。2、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向李瑞环、叶选平等领导报告打捞修复“中山”舰的有关情况。3、打捞之前在北京、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4、鉴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过去口头同意，我们以“中山”舰基金会的名义向海内外募捐。另外，他还给老胡写信，要文化厅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并点名要我牵头，负责打捞、修复、展出的全过程。
1994年1月下旬，海军司令部来电话，要我们派人进京，就打捞“中山”舰的前期准备工作进行商谈。老胡、梁华平和我赶到海司。海司有关领导人说了几条意见：1、打捞“中山”舰意义重大，海军大力支持这项工作。2、海军将于春节之后，武汉地区气温转暖时节(约在4月初)，组织力量到现场进行水下全面探摸，以获取足够制定打捞“中山”舰方案的全部资料。3、海军在探摸前，拟订《探摸方案》，将送湖北省政府一份。进行探摸时，双方要密切配合，相互协作。4、探摸任务完成后，海军拟订《打捞“中山”舰方案》，由双方聘请有关专家进行科学论证。
2月15日，省政府收到广州市政府《关于鄂穗两地携手联合打捞“中山”舰的函》。信中说：“中山”舰在广州的时间长达21年，且围绕“中山”舰的几次主要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广州。因此，“中山”舰是把广州建设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教育基地，向广州、全国乃至海外同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不可缺少的文物。近几年来，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给广州市政府来函，希望广州市政府主动与湖北联系，一起尽快组织打捞“中山”舰。为此，广州市政府提出由两地政府本着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态度，协商联合打捞、修复、展出的办法和有关问题。19日，省政府将信转给文化厅，要求提出意见并代拟复函。我们起草了一份《湖北省与广州市关于打捞“中山”舰合作要点》送省政府。主要内容如下：1、打捞修复“中山”舰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同意与广州市合作。2、同意在“湖北主持，广州协助”的原则下进行合作。“中山”舰沉没在湖北水域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应由湖北省政府对“中山”舰行使保护管理的职权。3、由湖北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共同组成“打捞修复展出保护管理‘中山’舰领导小组”，进行统一领导，领导小组下设“中山”舰管理委员会，负责具体日常工作。4、充实调整“中山”舰基金会管理人员，凡以“中山”舰名义筹集的资金，必须纳入“中山”舰基金会帐户。5、以社会效益为主，同时注重经济效益，在武汉和广州分别建立“中山”舰固定展出基地，让“中山”舰能水上游弋，巡回展出。
3月2日上午，广州市一行4人由市政协副秘书长罗竟生带队，来到我们办公室。据他们介绍，广州市成立了以常务副市长陈开枝为组长的打捞“中山”舰领导小组，抽调了专人，制订了规划，正在积极开展打捞的前期准备工作。春节刚过，领导小组就催他们到北京活动。国家文物局说，湖北早就在进行此项工作，要先找湖北文物部门协商好，所以他们就赶来了。同时，还问湖北省政府是否收到广州市政府的信函，对合作打捞有何想法。我说：“信函转来了，关于如何合作，你们能不能谈些具体内容?”罗竟生说：“有些大致的想法，尚不成熟，主要有3点：1、打捞、修复和陈列展览所需经费全部由广州筹集；2、这些年湖北做了大量工作，作为报偿，我们给你们4000万，这包括复制一艘‘中山’舰留在湖北；3、‘中山’舰打捞出水后，运到广州黄埔军校附近展出。”我笑了笑说：“这岂不是要我们将‘中山’舰卖给你们，这恐怕不行!”罗竟生问：“那你们的想法呢?”我说：“‘中山’舰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物，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但湖北对它有管理权。广东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我们充分理解你们对‘中山’舰的特殊感情，因此非常乐意同你们合作。然而，湖北人和广东人都崇敬孙中山先生，都对‘中山’舰有特殊感情，我们能不能考虑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合作方案呢?”接着我讲了恢复“中山”舰的自浮能力，在水上巡回展览的方案，并说这只是个人的想法，最后的结果由双方领导商定。当时，他们似乎对我们提的方案还感兴趣，大家谈的很融洽。我们还请他们到金口“中山”舰沉没处实地考察。
四
1994年3月28日，海军某部潜水作业队一行25人在队长周文刚的带领下开到金口，对“中山”舰进行第二次水下探测。这是一支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救捞队”称号的潜水作业队，作风过硬，装备精良，采用重潜。此前，为进一步确认金口沉舰是“中山”舰，做到万无一失，我请梁华平到省图书馆查找资料。他埋头找了半个多月，终于在1925年4月14日《广州民国日报》上，查到了一篇“永丰军舰改名中山军舰”的报道，得知舰尾有用铜片刻的“中山”两字。探摸刚开始，我就对周文刚说：“你能不能叫潜水员先将‘中山’两字找到?”周文刚说：“你别着急，我们得按计划一步一步进行。我叮嘱过潜水员要一丝不苟，这一次一定要测它个八九不离十!”潜水员都严格按要求作业，每次下水有明确的目的，出水后有文字记录，并绘出探摸部位的草图。
他们克服江水流速大，水下能见度为零，舰体周围布满渔网和滚钩等重重困难，在江底奋力拼搏，连续作业。4月2日，海司航保部部长邓光泉亲临打捞现场指导。3日下午，潜水员安树余在舰尾摸到了有凸感的“中山”两字，我们心里踏实了。因为在第一次探摸时，从舰上捞起一颗炮弹，有专家说和“中山”舰上的大炮口径不一致，弄得人将信将疑。7日，探摸圆满结束。潜水作业队写出了《“中山”舰沉船调查报告》，并绘制了《沉舰探摸结果示意图》，对“中山”舰在水底的沉没状况、破损情况及周围的水文地质资料都有详细记载，为今后制定打捞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感激海军的无私支援，省政府赠送潜水作业队一面大锦旗。同时，请邓部长尽早组织专家制订打捞方案，他点头同意。
接着，根据韩副省长批示，我们拟出了关于“中山”舰打捞、修复、保护、陈列展览的一揽子计划，整个工程概算需经费1．5亿元(包括修建陈列馆)。此外还提出一个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方案。韩副省长又给省委、省政府领导写信，通报了此次探摸情况，提议成立以省委副书记回良玉为组长，吸收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打捞、修复、陈列“中山”舰领导小组；并建议打捞工作委托海军进行，争取在1994年底至1995年春长江枯水季节，将“中山”舰打捞出水。
6月中旬，国家文物局在广州市召开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我主动要求与会，目的是想了解广东方面关于打捞“中山”舰的动态。出发之前，我预料罗竟生等人会在开会期间找来。殊不知一到广州的当天晚上，他们就找到了我们下榻的金城饭店。在广州期间同他们进行了两次长谈，了解到不少情况。首先，知道广州市打捞“中山”舰的工作班子，是以市城建部门人员为主组建的，没有吸收省、市文物部门的人员参与。起初他们甚至不知道申请打捞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而是找到了交通部。如果没有文物部门的人员参与，国家文物局就不会批准打捞。第二，知道他们要把“中山”舰运到广州黄埔陈列的想法没有改变，准备留给湖北的只是一艘复制船或模型。第三，他们根据海军探摸时媒体报道的资料，请广州打捞局、广州航道工程局等单位研究制订了打捞方案，该方案采取重船打捞和半潜驳托运的方法，将“中山”舰打捞出水后，用半潜驳托运，出吴淞口经台湾海峡运至广州。第四，在年初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广州市的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过将“中山”舰打捞运回广州黄埔陈列的提案。在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广州市领导为此事找过我省领导，但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
当罗竟生问及我省对他们提出的合作打捞有何反馈意见时，我说：“你们的条件太苛刻。我们为打捞‘中山’舰折腾了8年，湖北的父老乡亲都在翘首以待。如果按你们的要求合作，拖运到广州，我们又如何向湖北的父老乡亲交代?这恐怕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要合作就得双方有诚意，要兼顾双方的要求。我认为我们提出的两地巡回展览方案，是一个兼顾两省人民意愿，可以联络两省人民感情的好方案，请你们考虑。”
6月27日，广东省政府又致函我省，建议两省共同打捞，并将“中山”舰运回广州黄埔陈列。整个打捞经费初步测算为1亿元，由广东负责，其他具体问题另行协商。8月中旬，广州打捞“中山”舰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香港《明报》记者采访时说：广东“不到长江心不死，不达目的不罢休”，表示要动员一切力量向中央争取打捞权，包括派人到国务院、国家文物局、统战部、民革中央、黄埔同学会做游说工作，“只要湖北一天没把舰捞起来，广东就一天不放弃争取”。
9月2日，湖北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打捞、修复、陈列“中山”舰工作。会议决定：打捞“中山”舰湖北责无旁贷，要做到万无一失，对历史负责。．“中山”舰出水后，要精心保护，按原貌进行修缮，在武汉市选择便于参观的地点兴建陈列馆。打捞经费不足部分先由省财政厅垫支，再抓紧筹集到位。成立以省长贾志杰为组长的打捞、修缮、保护、陈列“中山”舰领导小组。
9月26日，我们以湖北省文化厅名义给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复函，正式谢绝了合作打捞的建议。
一次，海军航保部邓光泉部长到外地出差，绕道来武汉，对我们说了他个人关于打捞的一些看法。他认为根据“中山”舰的破损状况，只能采取水下切割，分体打捞方法，原因是舰体右舷中部被日本飞机炸开了一条3米长的裂缝，而附近的后锅炉舱严重受损，强度不够，打捞时会折断。水下切割，分体打捞时间长，需要2—3个枯水期，所需资金可能在1000万元以上。
为寻求一种可靠的整体打捞方法，1995年1月10日至11日，我们邀请了海军航保部、交通部救捞局、中国船舶总公司7院701研究所、上海海洋水下工程科学院、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华中理工大学以及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等23个单位的专家，在武昌召开了“中山舰整体打捞可行性论证会”。此前，我们还同华中航运集团水下工程公司、武汉长航打捞公司、重庆长江救助打捞公司联系，请他们与会。海军方面由邓光泉带队。讨论开始，先由潜水作业队队长周文刚介绍探摸情况，接着邓先泉说了他的水下切割、分体打捞设想，并说这种方法在台湾海峡打捞日本战舰阿波丸号时用过。与会专家们表示异议，特别是文物专家们强调，“中山”舰必须整体打捞出水，必须万无一失。如果不能做到万无一失，宁可现在不打捞。重庆打捞公司、华中水下工程公司和长航打捞公司的代表发言，认为在长江上打捞和在大海上打捞有很多不同之处，采用“双驳抬撬打捞法”可以安全地将“中山”舰打捞出水。所谓“双驳抬撬打捞法”，就是在沉船的两侧各放置两艘捆绑在一起的大驳船，然后将若干根钢缆穿过沉船底部，套在两侧的驳船上，收紧驳船上的千斤，沉船套在钢缆形成的网兜里被绞抬出水面。这是一种在长江上打捞沉船的传统方法，50年代曾广泛运用过，技术含量并不高，只要每根钢缆平衡受力，就不会对船体造成破坏。经过反复研讨，专家们认为采用“双驳抬撬打捞法”打捞“中山”舰稳妥可行。
2月22日至23日，我们又召开了“中山”舰修复保护方案可行性论证会。请中国文物保护协会、中国历史博物馆、武汉大学、南京故宫博物院、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湖北船厂等15个单位的专家对“中山”舰的修复、保护工作进行论证。专家们认为：“中山”舰的修复应以孙中山先生广州蒙难时期的原貌为主要依据。舰体保护应采取清洗去锈、缓蚀保护、表面封护等综合治理的技术措施。出水前应及早做好各项前期研究工作，要考虑打捞后的应急保护措施。
3月14日至23日，重庆打捞公司经理李光辉、副经理陈华湘主动要求派勘察小分队到金口水域进行第三次探摸。我们请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主任张威带水下考古人员到现场指导。由于此次探摸有海军某部潜水作业队提供的详细资料，进展比较顺利，水下考古人员对沉舰进行了水下摄影。综合勘测沉舰的有关资料后，重庆打捞公司认为：“中山”舰甲板光滑，船体锈蚀、破损并不太严重，舱室结构完整，整体结构性较强，可以实施整体打捞。
不久，我带李建球、张志奎、翁长俭、张祖枢等4位专家，到重庆考察。此行主要是考察重庆打捞公司的技术力量、打捞设备等情况。经过两天的考察，专家们比较满意，认为基本条件具备，同时也提了一些改进意见。鉴于华中航运集团水下工程公司和长江航道局打捞公司因生产任务饱和，放弃投标，我还要代表湖北省文化厅同重庆打捞公司签订打捞“中山”舰的意向书。签订意向书的关键是打捞价格问题。对方报价是1000万元，我说：“打捞‘中山’舰的广告效益是巨大的，1000万元买不到。一旦我们同意由你们打捞，你们公司就会天下扬名，你们两位大经理也马上成为新闻人物!”同他们进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艰难谈判后，终于把打捞价格压到了450万元。事后有专家悄悄对我说：“这个价格，重庆打捞公司是赚不到钱的!”我笑着说：“我们的帐上只有500万元，还是韩省长从北京讨来的，一旦打捞开始，抢救、保护文物还要花钱。囊中羞涩，只能出这个数。”
接下来的工作是争取国家文物局的批件了。开始以为这是一件比较容易办的事，不过履行一次报批手续而已，况且1988年3月，国家文物局早就下文同意由我省组织实施。谁知这一次拿到批文很不容易。
早在4月中旬，我们就以省文化厅的名义向国家文物局呈送了《关于在今冬明春长江枯水季节打捞“中山”舰的请示》，同时，将由重庆打捞公司制订、经专家小组审定的《打捞方案》和“中山”舰文物保护课题组制订的《修复保护方案》上报，希望尽早获准实施。在长江里打捞沉船，只能在流速较缓的枯水季节进行。自头年11月中旬到次年3月中旬，枯水期约120天。而重庆打捞公司打捞“中山”舰需100个工作日，除去大风大浪的恶劣天气，所剩时间不多。因此，打捞船队一定要在11月中旬进入现场。否则，有可能在打捞中遇上春汛，前功尽弃。此外，如果国家文物局不下批文，我们就不能和重庆打捞公司正式签订合同。而不正式签订合同，重庆打捞公司就不能加固驳船和购置、修理设备。各方面作这些准备工作，至少要花两个多月的时间。因此，我们希望国家文物局最迟在8月份能下文批准打捞。
6月初，我和官信进京，向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汇报，请求早日批复。8月29-30日，国家文物局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们一致通过了方案。10月6日，我陪韩南鹏副省长赴西安出席全国文物工作会议。8日，国务院有关领导召集与会的12省省长开座谈会。韩副省长发言反映了我省的要求，国务院有关领导在会上表示，同意由湖北打捞。
回武汉后，我们将省人民政府关于在今年长江枯水季节打捞“中山”舰的请示用急件寄出。一个星期后，国务院批转国家文物局研究处理。一次，有人告诉我：广东派人在北京活动，已一个多月了，要千方百计争取将“中山”舰批给广东打捞。我马上跟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打电话，局领导讲，广东方面找了许多人，不过，广东没有报方案。局里已拿出意见，请国务院决策。
11月23日，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从北京来电话，说国家文物局的批复已盖章，同意由湖北打捞，同意“中山”舰整体打捞和修复保护方案。我们请他马上把批件电传过来。
正式的批文于12月10日收到。11日，重庆打捞公司的李光辉、陈华湘等人来汉与我们洽商。他们说为时太晚，已错过今年的枯水季节。双方同意推迟到1996年枯水季节实施打捞。为了向社会各界有个交待，由重庆打捞公司派出作业船和潜水人员于1996年1月15日赶到金口水域，清理“中山”舰周围的障碍物，进一步摸清舰体舱室结构，作为打捞工作的第一步骤，并向外界发布新闻。从1月16日至2月1日，第四次水下探测历时17天，为全面开展打捞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月18日，我们同重庆打捞公司正式签订了《“中山”舰整体打捞工程承包合同》，经李光辉和陈华湘的再三请求，考虑到当年的物价上涨指数，我们同意将打捞经费再增加50万元，即以500万元的总价款将“中山”舰整体打捞工程包给他们。
六
199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生130周年。根据省民革主委沈克昌的提议，打捞“中山”舰的开工仪式在这天举行。会场设在金口镇东郊解放军某部军营前边的江堤上，背对着停泊在“中山”舰附近的重庆打捞公司船队。在蒙蒙细雨中，人们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汇集。下午4时，韩南鹏副省长宣布打捞仪式开始，全场顿时一片欢腾，大堤上鞭炮轰响，江面上汽笛长鸣，数千羽信鸽飞向天空。我伫立在雨中，凝视着眼前的场景，心潮难平：十年的辛苦，十年的期盼，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所谓开工，只是象征性的。由于长江中上游普遍降雨，金口水位与去年同期相比涨了4米，流速很大，达到1.5-2m／秒，潜水员无法在水下作业，只能在船上作些准备工作。重庆打捞公司派了两名潜水员下水。
开工仪式之后，我以省文化厅全权代表的身份，带领一行近20人奔赴金口，住进了解放军某部的军营中。这一行人除梁华平、官信外，主要是从省博物馆临时抽调来的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张威从北京请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人员，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的任务，一是代表湖北省文化厅(甲方)同重庆打捞公司(乙方)进行接洽，监督乙方严格履行合同，严格按《打捞实施方案》操作，避免在打捞过程中因方法不当造成舰体损坏。二是作好打捞、清理文物的资料记录，包括文字、绘图和影相等。三是保护舰上出水文物，对易于破损、变质的文物进行抢救。根据任务不同，分成资料组、文物保护组、联络组、后勤组，大家各负其责。
我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即省政府指定的“中山”舰打捞现场新闻发言人，这可不是个好差事。打捞期间，从全国各地一下子涌来了几百名记者，金口镇所有的旅店爆满，有的甚至住进老百姓家中，还有的干脆挤上了我们的硬木板床。他们一天到晚缠住我们问这问那，有时夜深人静也来敲门，还有从外地打电话采访的，弄得人疲惫不堪。
吃住在军营是为了工作方便。穿过门前的公路就到江边的码头，距江中打捞现场约500米。我们每天由重庆打捞公司派小船接送，按时到打捞现场上下班。若天气晴好，坐小船往来于江中，倒很惬意；若遇上大风大浪，小船上下颠簸，船头溅起一人多高的浪花，实在叫人提心吊胆。重庆打捞公司先后投入船舶10艘，投入各类工程技术人员及医疗、后勤保障人员共100多人。他们吃住都在船上，天气寒冷，劳动强度大，非常艰苦。在整个打捞期间，我们与他们朝夕与共，同甘共苦，并肩战斗。
打捞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抛锚定位。即将进入打捞现场的船舶与“中山”舰牢牢连接在一起，形成打捞现场。第二阶段是排障打沙。经过58年的沉积，舰内积沙估计在1500吨以上，要尽可能清除舰内积沙，以减轻重量，这是整体打捞成功的关键。拟投入三个打沙作业组，分前、中、后三个点同时进行。第三阶段是攻穿千斤。即将20根千斤，每3米一根，从沉船底部穿过，套在两侧抬驳的卷扬机上。沉舰在水下20米处，首、尾悬空，穿千斤很方便，而中部的30多米搁置在礁石上，缝隙很小，潜水员在水下攻穿将十分困难。第四阶段是抬舰移位。将沉舰徐徐抬离河床，抬一点，左舷抬驳横缆紧一点，边抬绞，边移位，边扶正，使打捞船队随沉舰的抬绞，渐渐向南岸迭进，到达理想的浅水区。此外，还要经过清除余沙、继续抬正、封舱堵漏等一系列的工作，最后才能使“中山”舰露出水面。
重庆打捞公司的人特别能吃苦。他们一到打捞现场就没有节假日，争分夺秒地干。在排障打沙阶段，由于找不到“中山”舰的原始图纸，潜水员对复杂的舱室结构不了解，要反复探摸，才能找到每个舱室的出入口，因而延误了工期。为了抢时间，他们加班加点，中午不休息，晚上有时干到十一二点钟。天寒地冻，潜水员每次潜入水下作业，一般都要干三四个小时。有一次，一位潜水员因在水下作业时间太长，手指冻僵，失去了知觉。出水后才发现一个手指的指甲壳全部脱落。我连忙请官信派车，把他送往医院治疗。
李光辉和陈华湘熟悉业务，作风扎实。记得潜水员在中部攻穿千斤的时候，舰体因长期受到淤沙的重压，与礁石贴得太紧，千斤穿不过去。这是最关键阶段，千斤若穿不过去，就不能绞抬，打捞就会半途而废。我们很着急，请专家们到指挥现场开会研究。李、陈二人大胆提出抬撬首部攻穿千斤的方案。如前所述，“中山”舰右舷有条大裂缝，中部有个大破洞，抬撬首部很可能因舰体强度不够而折断，其后果也很严重。李建球、翁长俭、张祖枢等专家要求他们先对中部进行加固、扶强，然后再抬撬首部。李光辉不愿加固，原因是中部破洞太大，不好加固，要在水下烧电焊，很费时。他派人准备加固的钢材，同时，派潜水员对舰体进行反复探摸，最后还是决定不加固。他的理由是：舰体底部两侧都很光滑，无伤痕，后锅炉破损部位两侧夹层煤仓存在，前后夹层完好，说明主龙骨未受损伤，可以抬撬首部。由于他一再坚持，我们只好勉强同意，但心里一直很紧张。李光辉的心情想必也一样，抬撬首部时，他对我说：“这要惊动‘中山’舰，我们想先祭奠一下!”我点点头。打捞队员将酒和水果撒向江中时，我们都虔诚地向水中致意。此刻，真希望江中有一位神灵，能保佑我们成功。抬撬开始，微微感觉到驳船颤抖了一下，潜水员连忙潜入水中。不久，传来消息：舰体与礁石分离。大家如释重负，都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1997年1月19日，是令人最难忘的一天。连续一个多星期的雨雪天气，天空一直是阴沉沉的。上午，李光辉说要抬船，让“中山”舰的最高部位露出水面。我派人买来鲜花、鞭炮，准备迎接盼望已久、最激动人心的一刻。上午10时23分到10时40分，共绞抬4次，舰首第二根钢缆的动滑轮和定滑轮顶在一起，再无法绞抬。此时，起重队队长冷文德用竹篙测量水深，说“中山”舰离水面还有2米多深，倾斜角度约60度。由于要重新调整钢缆，上午抬撬停止。下午3时，继续起绞，不到2分钟，缆绳又出故障。3时30分，连续绞抬4次，水面不断翻起小水泡，这是舰体上升的迹象。3时36分，进行第5次绞抬，大家睁大眼睛，盯着水面，记者们更是聚精会神，纷纷抢占最佳位置，把镜头对准，都希望最早发现最先露出水面的舰体。3时38分，中部水面冒出一个算盘珠样的黑点，慢慢上升，终于看清楚了，这是“中山”舰首楼附近的右舷栏干!
于是，鞭炮声、欢呼声从四面响起，震耳欲聋。省博物馆的年轻人把一束束鲜花投进水中，打捞队员们把一双双白手套抛向水中。大家跳呀，叫呀，许多人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千呼万唤，望眼欲穿，“中山”舰终于重见天日!在这历史性的一刻，怎不叫人激动万分?鞭炮声刚停，奇迹出现了：天上云开日出，一抹灿烂的阳光照射在欢腾的江面上。长期阴沉的天空，怎么会突然艳阳高照?莫非是我们的精诚感动了上苍?莫非是孙中山先生在云中绽开了笑颜?这真是不可思议!记者们围上来，要求我谈谈此时此刻的心情。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此后，根据领导的安排，要在金口举行隆重的“中山”舰出水仪式。届时，湖北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向海内外进行实况转播。原来定的时间是2月21日(阴历正月十五日)。我征求李光辉的意见，他说打捞队员们想回家过春节，时间必须提前，最后定在1月28日。此时，“中山”舰虽然右舷已露出水面，但舱内特别是底层还有不少余沙需要清理。左舷由于长期侧卧江底，淤积的泥沙最多，造成重心偏移，很难扶正。舰尾铆钉脱落严重，封舱堵漏工作量很大。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山”舰是很难浮出水面的。我问李光辉：“时间很紧，有把握没有?”他很自信地说：“没得问题!”然而，过了几天，问题就出来了：在绞抬扶正的过程中，舰首左舷附近的两个风筒在水下顶住了左边的主抬驳，致使主抬驳钢板凹陷，扶正工作严重受阻。如果强行绞抬，风筒会顶穿钢板，造成主抬驳进水沉没，后果会十分严重。
时间一天天临近，想在举行出水仪式之前解决这个难题已无可能。举行出水仪式的前一天，我严肃地对李光辉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把‘中山’舰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否则，你我会变成历史的罪人。李经理，拜托了!”李光辉神色凝重地点点头，没有说话。
1月28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鲁丽、国务委员李铁映以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出席“中山”舰出水仪式。金口大堤上人山人海，锣鼓掀天，热闹非凡。老实说，我早已无心观看岸上热闹的场景，而是奔向指挥船的船头，注视李光辉如何指挥绞抬。指挥船的首楼上站着许多贵宾，这是观看“中山”舰出水的最佳位置。由于头一天松开了钢缆，舰体又沉入水中。李光辉一声令下，沉船缓缓出水，不一会就停了下来。贵宾们不知内情，再三要求李光辉继续绞抬。此时，我真捏了一把汗，幸好，李光辉一脸无奈，没有继续绞抬。
出水仪式之后，潜水员在水下切割了风筒，左舷才露出水面。然后，又经过除沙减载和在尾部封舱堵漏，舰体全部露出水面。此时，我带领文物工作者进入舱内，在泥沙中清理文物。所谓清理，主要是用双手在泥沙中一点一点地摸。一天工作下来，大家从头到脚，浑身是烂泥。泥沙中有不少铁片和玻璃碎片，不少人手划破了在流血，稍作包扎又继续干，毫无怨言。春节期间，我仅在腊月三十日下午，才放假让大家回去吃了个团圆饭，正月初一上午，同志们就赶来上班，继续在泥浆中清理文物。之所以要抓紧时间，是因为除沙轻载同保护文物有矛盾：不尽快清除左舷的泥沙，舰体很难自然扶正，以后也上不了船台，而左舷的泥沙中，刚好是文物最多的地方(舰体下沉时是向左倒的)。稍一不慎，埋没在泥沙中的文物，就有可能被打捞队员手中的铁锹掀入江中，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正月初三，舰尾的大官厅刚从水中露出，我急忙带人清理。此处虽多经破坏，表面上看，厅内文物荡然无存，但这是舰长萨师俊居住的地方，沉积的泥沙中可能埋有珍贵的文物。我们分片包干，趴在污泥中认真清理，用5天的时间，摸出了数十件文物，其中萨师俊的印章和“永丰”舰的银餐具等十分珍贵。舰上出土的数千件文物，小到印章，大到枪炮、炸弹，都是我们用双手在污泥中一遍又一遍地抠出来的。每一件文物都来之不易，包含着许多艰辛!
2月19日，对“中山”舰来说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要从长眠了59年的金口转移到武汉市区的湖北船厂修复。上午10时，夹在4艘抬驳中的“中山”舰，由长江02018轮主推，长江0805轮助推，开始了它重见天日后的首航，12时20分安全抵达湖北船厂水域。21日放上船台。整个打捞工程用了100天的时间圆满结束。
打捞期间，领导小组在北京、武汉、深圳等地进行募捐，海内外同胞纷纷捐款捐物。记得武昌区有一位高位截瘫的姑娘何燕妮，靠开办公用电话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却先后3次摇着轮椅为“中山”舰捐款2200元。她的行动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联想起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武昌阅马场的献金活动：一位在山西抗战前线丢了一条腿的伤兵，拄着拐杖，将抚恤金10元钱全部捐献出来，支援抗战，令在场的所有中国人赞叹不已。从60多年前的伤残士兵，到如今仍在街头看守公用电话的残疾姑娘何燕妮，他们的血管里都奔涌着中国人的热血，他们的爱国精神一脉相承。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他们。
打捞“中山”舰是伟大的壮举，是民族精神迸发出的耀眼火花。我们打捞了一段悲壮的历史，为的是让更多的人不忘记这段历史。愿更多的人对“中山”舰倾注更多的爱；愿爱的波涛涤荡一切污垢，早日让“中山”舰再度辉煌!(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四辑，本文作者周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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