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暂编二十五师的成长及灭亡

2014-09-15 21: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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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民党暂编第二十五师的前身是湖北省保安第四团。1947年我任湖北省保安第四团上校团长，部队奉命由鄂北郧阳、老河口开驻荆门，改归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宋希濂直接指挥，担任襄沙公路运输的安全；1948年冬又由荆门移驻江陵郝穴镇。郝穴南面凭临长江，北面是广大的平原，为沙市下游的门户。郝穴不守，沙市必危。我是初到郝穴，一切情况不熟，不敢轻举妄动，除派一个营担任郝穴外围普济观的防守任务外，团的主力乃控制在郝穴与熊家河构筑坚固工事，藉防万一。部署既定，即不时派出小部队到周围60华里内外地区进行游击。其间，曾与解放军发生过几次小的战斗，所幸均无多大死伤。

    1949年春节，驻防荆门的国民党七十九军军长方靖被解放军俘去，沙市告急，而郝穴却安稳如常。宋希濂因而对我大加赞许，乃有意把我团予以扩编，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甚为高兴。

    1949年2月，朱鼎卿继张笃伦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朱为我的老长官，他当省主席，我感到前途有了希望。不久，朱果然帮我团扩编为湖北省保安第四旅，下辖三个团，我升任为旅长并命兼远安县县长。保四旅的三个团是以保四团为基干，另将当阳、远安县的一个自卫团和一个保安大队，以及从松滋、枝江两县征集的六百余名新兵合编而成。旅编成后于5月间开赴宜昌附近整训。其间，宋希濂又给我一个第十绥靖区司令的名义。这时我一官三印，人皆说我“官运亨通”，我也很以为然。私下认为如能进攻当阳、远安，扫清荆(门)、当(阳)、远(安)三县的共产党势力，从而进一步进占襄阳，那我的前途就会无限量。因此，我一再鼓励部下为我卖命。

二

    1948年7月，宋希濂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驻沙市时，手中并没有基本队伍(只有蒋介石临时拨交他指挥的三个军)。宋到沙市后除命令附近各县长代他征粮筹饷外，再就是想把地方武力扩编为自己的基本队伍。他见湖北第四区保安司令部有一个直辖的保安总队(2000余人)，便即命其副参谋长周上?为荆当远三县“剿共”指挥官，并将保安总队交其指挥。随即宋又发表周为师长，命周将保安总队扩编成师。朱鼎卿对宋这种挖墙角肥自己的做法很是不满，再加上宋拒绝朱所任的松滋县某县长到任(松滋县原县长王开云此前因故被朱撤职)，被朱认为宋是有意干涉地方行政而与他为难，于是宋、朱二人发生矛盾，彼此勾心斗角，各争雄长，大有你死我活之势。

    我任保四团团长时劲头很大，对此，宋希濂十分高兴，凡见到我认识的人便称赞我能干。一次，民政厅长余震东到沙市，宋请其吃饭，邀我作陪。饭后余拉我到一旁说：“宋司令官对你有很深的认识，说你治兵作战颇有办法，为湖北军人中不可多得的将才。你好好的干，前途一定大有希望。”我听后十分高兴，对宋更为恭顺。宋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为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我认为靠拢他比靠拢朱鼎卿更为重要。所以，只要一提起宋，我总是说诸如“宋公如何伟大，如何有办法”之类的话，从内心里表示拥护他。宋希濂投桃报李，对我也更加宠爱。朱鼎卿给我一个旅长，宋就给我一个绥区司令官的名义，并对我说：“绥区司令官的名义不是随便给的，这个职务一般都是军长兼任。”我听后有些飘飘然，但也十分明白，宋、朱二人之所以对我另眼相看，是因为保四旅在当时湖北部队中比较有战斗力，可以在将来的战争中为他们卖命。

三

    1949年6月底，宋希濂命保四旅配合陈克非的第二军向荆门、当阳、远安三县进攻。具体要求是：留一个团在当阳，其余主力向远安攻击前进；占领远安后，一方面要“抚绥百姓”，另一方面则要肃清县境的“共军”。接到这个命令后，我很感不安。因为远安已被解放军占领很久，县北东巩、洋坪两处为解放军的根据地，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即使打进去也很难守住，弄不好还有被对方消灭的危险；如不进攻，不但有违命令，且官兵粮饷也将无着落——而这又是我当时最为头痛的事。权衡再三，我还是决定背水一战，进攻远安，先解决粮饷问题再说。

    7月初旬，我率部队沿沮河东西两岸向远安攻击前进。这时，远安共产党方面只有少数地方武装，以致很快便被我部洪勇良营攻下。第二日我进入远安县城，除城内控制少数部队外，其余大部分兵力撤到城西高地构筑工事，以防解放军的反击，或在必要时向宜昌、当阳方面退却。

四

    我到达远安的第三日(约在1949年7月8日)，据报城北约40华里的洋坪一带，有少数解放军的部队活动。洋坪为远安北部的一个重镇，若确保远安，必须占住洋坪。我们正在研究如何进攻洋坪的时候，忽报进攻荆门的第二军正遭到解放军顽强的抵抗且有被逼后撤之势。如第二军后撤，那我部就会马上陷入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对此，我十分担心，犹豫不决。既无后撤命令，前进又“敌情”不明。考虑再三，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与其在城内坐以待毙，不如孤注一掷，或许还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因此，第二天我便率领一个团和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向洋坪攻击前进。

    行约十余里，尖兵部队俘获一名解放军。他自称是解放军四野二十四军某师的战士，因落伍而误到此地。并说四野二十四军有三个师由汉口出发，经十里铺到荆门北部过洋坪、荷花店向宜昌进军；其先头部队可能已到达宜昌，后面两个师正陆续前进等。对这位解放军战士的话，我是半信半疑。怀疑他不是落伍士兵，而是战斗侦探，是解放军以此形式来阻止我部向洋坪进攻。但又虑其所言属实，我如冒然前进，必然吃亏。我遂停下来将此情况电报宋希濂。当接宋的回电说：“解放军大部队已于昨日到达宜昌北面某地，正向二二三师阵地进攻，着该旅即开回宜昌。”我接这个电报后， 认为那个解放军战士所说非虚，同时还了解到向荆门进攻的第二军业已后撤，似此我部已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圈内；如听命开回宜昌，宋必以我部防守宜昌以掩护其主力渡江南撤，最后我部将无法渡江而被消灭；我唯一的出路是向兴山突围，到那里才比较安全。主意已定，即召集营长以上人员开会，征求意见。当有团长彭宝善主张拖到沙市北、钟祥、天门一带打游击，还有的主张开回宜昌或守住远安以观变化。这些方案与我的想法均不一致，我即分别予以驳斥，说开回沙市北、钟祥、天门一带打游击，我们无群众基础，给养困难，即使不被打死，亦会被饿死；守住远安是坐以待毙；开回宜昌，宋希濂必以我部作他掩护的牺牲品。所以，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向西突围。大家均以为然。我们随即上学堂垭高山经荷花店子，于第三日安全到达宜昌西边的蕉庄垭。

    在蕉庄垭，部队粮食补给异常困难。烦闷苦恼之际，忽接湖北省保安司令部电，得悉宜昌业已被解放军占领，我更增苦闷和不安。至此，我之准备进驻襄阳打开新局面的梦想已完全破灭。

五

    随即，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命将部队开赴兴山县境，我即于7月18日向兴山出发。因沿途毫无补给，只得命令各团自行征调粮食，换句话说就是放任他们自行抢劫。部队好不容易到达兴山，又经约月余，终将部队拖到大巴山脉的大烽镇住下。与前一样，官兵仍然自行觅食。

    这时解放军已解放了兴山、秭归等县，巴东虽还未解放，但也为期不远。而此时我部仍在驻地搜索粮食，闹得民怨沸腾，我十分害怕。我率部队经过兴山时，已感到军无粮则散的危险，曾与副旅长韩素君同赴临时省会施南(恩施)找朱鼎卿解决部队补给问题，讵料朱对此事毫不在意，只大谈对时局的看法，说什么：“我们准备大军进入鄂北打游击，你马上开回宜昌以北地区，先扎下根子进行游击战，我随后即率领大军到达房县、郧阳、襄阳以北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我是十二分的不耐烦：我此行是来向他要粮索饷的，还不等我开口，他就要我马上开回宜昌以北地区，对粮饷二字却根本不提。我气不打一处来：“到共产党的地盘上‘打游击’，谈很容易，做确有困难。我们在那里没有民众基础，到处碰壁。我们一举一动，都被对方看得清清楚楚，这怎能去打‘游击’呢?”朱见我如此顶他，勃然大怒，大声训斥我：“我以为你带兵作战很有些办法，所以叫你当旅长，还命你兼一个县长，这就是叫你就地想办法筹粮筹款。不料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说的困难比我还多，难道说叫我从施南运粮给你吃不成?共产党能到我们地方打游击，我们为什么不能到他们的地盘上进行游击呢?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没有三头六臂，为什么他们能干的事，我们不能干呢?我又不是没有带过兵，你讲的这些困难根本不成其为困难，我们有枪杆子在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的?”见他这样不讲道理，我也亳不客气地回敬他说：“主席你可以发我的脾气，可是我不能空口说白话，逼令部属饿着肚子去打仗。”这时，在座的巴(东)建(始)“剿共”指挥官王胜泌赶紧站起来劝我说：“少华，你的困难主席是知道的。你赴共区打游击，粮饷的问题自然会想办法。你是主席的老部下，他岂有不管你的道理?”朱没有做声，我也没有再往下讲。

    回寓所后，我更加气愤，满以为自己在前方出生入死，回到后方可以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质上的补助的，不料目的未达，反遭一番侮辱，心实不甘，便决定以辞职要挟朱鼎卿，以达到我要粮饷的目的。我知道朱鼎卿不敢批准我的辞职：一方面，保四旅的带兵者一半人以上都是我的老部下，别人去带不了；另一方面，部队在前方与解放军成对峙状态，在这样一个粮饷两缺的困难中，没有人愿意去接替我的职务。

    果不出我所料，辞呈送去后，省政府秘书长戴仲鸣、湖北绥靖总司令部参谋长李超君以及其他所谓“社会贤达”等，都来劝我打消辞意，并告诉我再去见朱，粮饷问题自可得到解决。我的辞职本来就是一种姿态，稍后不几天，我便偕同王胜泌再去见朱鼎卿。时朱正在看公文，见我们来，转头便问我几时上前方?我回答说一两天便走。他很高兴，即对我说：“你回前方后相机行事，能去共区就去，不能去也不一定非要去。”同时又告诉我：“已决定将你这个旅扩编成师，改拨归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孙震指挥，今后补给问题困难较少，现暂时发给你一部分饷带到前方，随后再陆续发给。”又谈了一会儿，我告辞而去。

    我回到部队不久，随接部队扩编成师的命令：将湖北省保安第四旅扩编为湖北省保安第四师，升任我为师长；不久又改为暂编第二十五师，仍命我为师长。按说这时的我应是很高兴的，可我却是一脸愁容：时已深秋，部队官军仍身着单衣，高山地带白天尚可藉日光取暖，入夜则官兵号寒，眼看寒冬马上到来，保安司令部又无衣可发，这一难关如何度过?饷粮问题，暂时虽得到解决，以后困难还多；且解放军节节进逼，我军士气低落，毫无斗志，发展下去，必是死路一条。当时，部属对我叫苦连天，我内心亦十分痛苦，但还是希望能得到一点生机，以延寿命。

六

    自宜昌解放后，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在施南所管辖的地区仅恩施、建始、巴东、鹤峰、利川、咸丰、来凤、宣恩等八个县，且这八个县又不是产粮之区，再加上国民党的一些残兵败将、官僚地主、土匪流氓也都聚集在这里，致使粮食供应更加困难。

    我自与朱鼎卿争吵后，心里始终对他不满，总想另找一条出路摆脱他的羁绊。这时，我部已拨交孙震指挥，于是我便想趁此机会到四川走一走。我的打算有三：其一，到万县去看看孙震以密切关系；其二，鉴于四川为天府之区，地大物博，今后可为(也是)我部的退路，因而须先与川军首领联络；其三，想到万县同中共地下党接洽“起义”之事。这并非空穴来风，过去在武昌时，我曾与民革成员刘达九(刘一向反蒋，与董老必武交厚，与我亦为红安同乡)谈论过“起义”之事，刘听后大加赞同，但到宜昌后，即与刘失去联系。前不久，我在与老朋友周啸宇(时为国民党建始县政府秘书)见面谈心时，周对时局十分悲观失望，他认为蒋家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我们理应自寻生路。我便向他谈了自己打算起义的想法，他听后很高兴，并要我早下决心，并告诉我说他在万县中共地下党方面有熟人，他不久即会去万县。我便给了他一个我部上校参谋的名义，让他到万县后先与共产党方面联系。

    到万县后，我首先找到周啸宇，告诉他我准备起义之事，并说自己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形势逼人，另一方面则是不堪朱鼎卿的侮辱。周很高兴地说：“我已与解放军二野驻万县西南办事处的朱处长接上了头，你现在既已下定决心，我当再去和他详谈。”说罢即辞去。虽然如此，但当时我还是未下定决心起义，准备脚踏两支船，见风使舵。

    随后，我便去与孙震见面。我向孙说明来意(粮饷问题)后，孙即满口答应想办法。见孙如此爽快，我便决定在万县招兵买马，委派一个姓张的“袍哥”为参议，让他同一个少校营长一起替我招募新兵另成立一个团。我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这时我部只有两个团，须再补充一个团才符合师的编制；而且，新团组成后，武器装备也不成问题(当时孙部兵源不足而武器装备等却很多)。我将招募新兵之事告诉了绥署参谋长李循道，他极表赞同，很快便帮我把这个团成立起来了。

    李循道对我这样热心是有所考虑的。原来他想当军长，但手中却没有基本部队，便藉此拉拢我为他的部下。而我也想利用他这种关系在今后作战和补给方面得到一些方便，因而彼此过从甚密，无话不谈。李是湖北沔阳县人，陆大毕业，原与绥署第三处少将处长邬国贤(湖北五峰人，也是陆大毕业)、少将高参杨振铎(湖北应山人，军统特务)、湖北省保安第五旅旅长包粹然(湖北安陆人)等关系十分密切，这次又交了我这个朋友，便起了同我、包粹然、邬国贤、杨振铎等结拜为兄弟的念头。他把这个想法对我们一讲，大家均表同意。于是我们便择日在万县背后一个山上的太白岩烧香拜把，对天发誓结成了异姓兄弟。虽然如此，但大家仍各怀鬼胎，各作各的打算。我想等时局好转后，打回湖北，实现争霸中原的理想。李循道则想利用我为他当走卒卖命，对此我很清楚。心想：你不要打错了主意，你们赤手空拳，而我拥有实力(包粹然旅虽有两个团的番号，但兵力却不足)。说得好，我们和衷共济；说得不好，我有实力，不怕你们不听我的话。

七

    1949年11月中旬，孙震电令我部临时拨交一二七军军长赵子立指挥。时赵驻四川奉节，我退驻巫山的庙宇漕。而解放军已由湖北巴东节节向西挺进，奉节已受到威胁。赵遂将我部调驻那里与他共同防守。

    抵奉节的第二日下午，赵子立宴请各师旅长于其军部。宴罢，赵约我至其办公室密谈。他用手指着墙上的军用地图对我说：“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向西南各省包围而来，我们当面的解放军有一个军和一个独立师，情况十二分紧张，在这样情况下，你认为我们今后应怎样办?”我不明其用意何在，又和他是初交，当然不敢说出我对时局的看法，只是冠冕堂皇地说：“大局形势固甚紧张，但只要川南、川北能挡得住解放军的进攻，加上川东方面地形险要，又有子公坐镇，我看没有多大问题——即使万一有了问题，我们还可转到大巴山脉打游击，拖延时间，等待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到那时就是我们的出头之日。”赵听了我话以后，首肯者再，最后他说：“我们就这样干吧!”但其态度很不自然。

八

    1949年11月下旬，我部调归第三兵团暂九军的建制(第三兵团司令官为朱鼎卿，暂九军军长为杨达)，由奉节开到万县。我到达万县的第二日，孙震宴请驻万县各军首脑，我亦被请在座。席散后孙让我和朱鼎卿到他办公室去。落座后，孙对朱说：“派你为梁(山)万(县)警备司令，到必要时就在这一地区进行游击活动，阻止川东之敌向西进。”同时并命我担任襄渡至忠县一带的江防任务，防止江南的解放军北渡。

    这时，长江北岸的武陵和长寿境内已有少数解放军出现，川东巫山业已解放，一二七军已由奉节准备向西撤退，万县情况紧张(孙震于指示朱鼎卿留任梁万警备司令后之第二日即向成都方向逃走)。我想，如再不起义，将失去机会，铸成终身憾事；亦为自己以前起义之决心不坚而后悔。正烦闷间，周啸宇来向我打听起义行动事宜。我告诉他待征得部下同意后再行决定行动，并强调说，尤其是要征得七十四团团长彭宝善同意后才能行动；彭是蒋介石的嫡系，如他不赞同，我冒昧行动起来，不但于事无济，而且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我对彭宝善说：“国民党大势已去，孙主任已离开万县西逃，重庆危在旦夕。巫山已被解放军占领，南北两路的解放军均向成都、重庆方向挺进，我们处境很是不利。当此情况，不知你作何打算?”彭回答说：“无论情况如何，今后一切行动和过去一样，我完全听命于师长，你说怎样干我就怎样干!”我才放下心来，但仍未把我接洽有关“起义”的情况告诉他，因这时第三兵团所辖各军都在万县外围一带，怕万一消息泄露，导致危险。我又找七十三团的几位部下来谈，故意制造一种悲观空气，使他们内心动摇，以便于我日后的行动。

    当日，杨达对我说：“你部即开万县上约60华里的襄渡担任至忠县的江防，所有眷属一律车运宜宾。”如按杨所说将眷属运往宜宾，那将影响起义，所以我口里虽然表示同意，但却不付诸行动，并对部属说：“大家最好是把眷属留在万县，不留者可随同部队行动。”还告诉他们“我的眷属将留万县不走”。后来，不少人将眷属留在了万县，未留万县的也是随同部队行动，没有一个往宜宾去的，从而使部队起义时无后顾之忧——这是后话。我随即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周啸宇，并要他与朱处长保持紧密联系。

    12月3日，我部由万县乘轮船到达襄渡。到那里后，即命七十三团团长徐风进驻忠县，其余部队随同我驻武陵以上担任江防。6日晚，接杨达命令，要我向梁山以西开进。7日早出发，至8日正午12时到达梁山县南约70华里的兴隆场。这时沿途老百姓都逃走一空，想找一个向导也不可得。如继续西进，以后困难更多，还可能在中途遇到解放军并同他们交火，有负我之起义本意，于是决定停止前进。随即我召集营长以上官长在野外开会，宣布归向人民阵营的意旨。刚宣布完，七十四团团长彭宝善马上响应，其余各营长都同意这样做。但出人意料的是，既与我为同乡，又与我是亲戚的七十三团团长徐风却坚持要把部队拖到万梁公路以北看情况再说。我十分生气，大声说：“你如不愿同大家一起行动，可以个人离开，但不能拉走部队!”这时各官长都劝徐不要坚持已见，徐这才不再说什么。我当即派师部中校参谋主任夏鼎铸等，带我部公文赴梁山与解放军接头。本来我可直接派人到万县同解放军朱处长接洽的，但因梁山已有解放军，怕在赴万县来回三四天的时间内遇到解放军攻击，所以就直接派人到梁山去了。

    夏鼎铸赴梁山后，我和解放军湖北独立第一师陈得胜团长接上了头，第三日接回信说欢迎我们这一明智的举动，至第四日接其师长齐勇的信，命我把部队带进梁山县城。12月11日，部队进入梁山县城，受到了解放军的热烈欢迎。

    我们在梁山县城住了三天，这时谣言四起，说解放军某部在广安、成都附近打了败仗。彭宝善还对我说：“朱鼎卿已派部队到梁山西来接我们了。”不少下级干部也暗中鼓噪。我非常紧张，心想：万一部队拖走，势必与解放军发生冲突，到那时我将何以自处?因此即召集连长以上官长讲话，要大家认清形势，不要动摇。此后大部分人安下心来。

    12月14日，解放军命我部开赴万县，15日到达万梁两县交界的分水岭宿营，这时解放军也有一个团由万县开到分水岭宿营，彼此因划分房屋和分配稻草问题引起争执，几至动武。我感到问题虽不严重，但也可能因此引起意外，即召集各团正副班长迅速由值星官带到师部面前一个破庙宇中训话，要大家和解放军同心同德，不能因小事伤了和气。第二日，齐勇师长又命我部开回梁山县城。16日上午8时许，齐师长命我将部队带至操场，放下武器。至此，国民党暂编第二十五师结束了它的历史，我也走上了投向人民的光明大道。江汉寻梦抗战胜利前后我在鄂西与鄂南的经历(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五辑，本文作者宋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