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伟生事略

2014-09-15 21: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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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伟生，文学社社员及同盟会会员。辛亥武昌首义前夕，曾两度被胡瑛派往上海，向中部同盟会领导汇报起义准备情况。首义后，由宋教仁派往京津策划北方响应，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习经济政治。“宋案”发生后，回国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复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再举革命，历经护国、护法诸役，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有关岑伟生的事绩，迄今论著均语焉不详，致其事功不得其彰。今据其后裔提供的几件资料，结合有关史籍，试掇其生前事略如后。

一

    岑伟生原名楼，晚号郁郁生、淡泊老人，笔名伟生、尾生、山今等。
    岑姓先祖于明末清初由江西南昌迁居湖北黄冈、应城，清朝康熙中叶，始有移居汉川西乡、南乡者，“二百年来，皆恂恂于农工商贾，无人与科目秀才之列，亦无人手致巨富称雄闾里。”岑伟生：《先父母行述》，载所撰《郁郁生杂碎》(原件为手写本)。岑伟生一族世居南乡(今汉川县杨林镇西湾村)，其祖父青山公周龄丧父，四岁丧母，“茕茕孤孑，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同上赖祖母勤慎明笃，家基初立。父道全公昆仲三人析居，道全公先为同里榨油坊佣工，后“改习操舟业，涉风险，逐什一于江湖，久之，血汗所积，能资事蓄”，至晚年竟购得田地15亩，耕织为本，家道小康。妻邓氏，有子三人，伟生居二，生于1892年10月5日(清光绪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二

    伟生的父亲粗识文字，深知读书的可贵，因长子未弱早丧，幼子因天花致残，便寄希望于次子伟生求学上进，以光先志。是时，与之比邻而居的富户樊姓迭延名师李树屏等教课子孙，李先生“硕学负重望，见吾父苦心，亦代为教诫”，岑伟生：《樊晚成家传》、《先父母行述》，载《郁郁生杂碎》。于是少年岑伟生得以入塾附读。此事遭到邻里的讥诮，说樗栎朽木，决难有用。“吾父置不较，遇不孝偶荒嬉，则痛自责曰：书岂不为穷人读耶?穷人岂遂不能奋迹耶，稗官野史尝载父微贱、子成名岂皆欺世者耶?儿若不于书中光先志，愿与俱尽，于是父泣儿亦泣。”岑伟生：《先父母行述》，载《郁郁生杂碎》。父亲的督责显然给儿子幼小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经过数载寒窗灯火，伟生得以窥涉中国古代典籍，虽因科举的废除而未能登科进仕，却由此奠定深厚的国学根底和文学修养。

    1908年，16岁的岑伟生考入汉川县城的高等小学堂。在新式学堂里，风华正茂的年青学子极易感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从同学陈怀生那里看到《新民丛报》。《新民丛报》虽为保皇派梁启超所主办，但其中不乏对西方立宪政治的介绍和对西太后政府腐朽专制的揭露，那些与孙中山革命派辩难的文字，也透露出两派人物的思想主张。岑伟生“很佩服新人物的言行”，并进行着思考和选择。他又从陈怀生那里得知县城监狱里就关押着一名革命党，叫梁钟汉。钟汉出身于同邑马口镇富商之家，早年率其弟耀汉、恢汉等投身反清革命，曾留学日本，结识孙、黄，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秋冬，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派钟汉及胡瑛等人回鄂组织响应，不幸于次年1月事泄被捕，被判回原籍关押，史称“丙午之狱”。因陈怀生的引见，岑伟生得以结识梁钟汉，并走上革命之途。他在晚年回忆说：我原以为牢狱中是暗无天日，只能隔着栅门谈话的，但当我们启门而入时，发现情景与我想像的相反，梁钟汉的起居饮食，皆不受限制，他还在里面做“小押”生意，就是急需钱的人，可托熟人持衣物作抵押借钱。我问钟汉为什么能受优待?他笑着答道：“这都是用钱买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回忆辛亥革命的几件事》，选自岑伟生遗稿《创痕回忆录》，原件存湖北省博物馆。梁钟汉则回忆说：“我被押解到汉川后，经县中与我有关系之绅耆向县正堂关说，颇受优待。此时汉川城内有自治学校、高等小学堂及圣公会所办之学校，许多学生知我为革命党，不断来狱中与我接谈，成为密切同志的有胡宗城、林文斋、岑伟生、陈怀生等。每逢星期日，狱中几成为学生之俱乐部。……此时，一般学生喜看梁启超之《新民丛报》，我恐青年思想囿于君主立宪之说，乃贯输以共和政体之理论，将海外秘密运来的《民报》分别发散，由是汉川学生始知有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版。这位革命先进无疑是青年岑伟生走向革命之途的启蒙者和引路人，他的传奇经历和人格魅力使岑伟生“更受感动，对他更加敬重，乐于为革命出力。”

    1911年，岑伟生考入武昌第二文普通中学及法官第三养成所，进而接受省城学界革命空气的熏陶，并不时往返于武昌、汉川之间，向狱中的梁钟汉传递革命信息。其间，梁介绍他去武昌府监狱中求见并结识了同案被捕的胡瑛。胡瑛(1889-1932年)，字经武，湖南桃源人，早年与黄兴、宋教仁等参与发起成立华兴会，又至武昌与张难先、季雨霖等人发起创立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后留学日本习法政，加入同盟会，为评议员，丙午之狱，被判永远监禁，系于武昌府狱。因他美丰姿，善言词，才华横溢，管狱员奇其才，任爱女与他私通(后结为伉俪)，他亦以此备受优待，更获得见客谈话不受限制的自由，革命党人是得以常至狱中与之商大计，决进止，俨若重镇。岑伟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在狱中的处境与钟汉大体相似，同我谈叙国事，剖析至明，谈到内忧外患、清廷腐败，他就拍案、流泪，大大激发了我的革命热情，使我倾心革命，因之我与胡瑛结成心腹，来往密切。”《回忆辛亥革命的几件事》，选自岑伟生遗稿《创痕回忆录》。胡瑛当时只有21岁，仅比伟生年长三岁，这位风流倜傥的同龄人当初给他带来的激动，铭心刻骨，20余年后，仍赞其“言论风采，在在足以动人。”《筹安会六君子佚事》，见岑伟生所辑自写文章剪报资料。因了胡瑛的援引介绍，岑伟生加入了文学社和同盟会，并得以结识同案中系于汉阳府监狱的李亚东和保释的张难先，以及詹大悲、何海鸣等。这些重要的革命党人给他的印象是个个都很精明能干，对革命无限忠诚，无私无畏，即使人在狱中坐，仍心怀天下事。如果说梁钟汉是岑伟生走上革命的指路人，那么结识胡瑛，他便成长为一位坚定的民主革命者了。

三

    1911年4月，倾全党之精英作孤注一掷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失败，引起同盟会领导层的意见分歧，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不满于孙中山专注于两广沿海边地区经营起义的战略，主张将起义发难的重点转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尤重两湖及武汉，并于同年7月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机关设于上海《民立报》馆。上述主张和措施，得到黄兴的赞同。湖北革命党人向持“中部革命”论，并在军学界中进行了长期艰苦的革命发动和组织工作。中部同盟会成立前后，省城武汉的两大派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已经捐弃前嫌，筹议联合进行起义准备，决定派居正、杨玉如携款千元往上海购办枪械，并请黄兴、宋教仁等速来鄂主持起义工作。关于这次革命，居正、杨玉如有大致相同的回忆：二人于阴历七月杪抵上海，迳往《民立报》社访宋教仁、陈其美等，报告湖北近况，请代购手枪，并托吕天民持函往香港请黄兴速来，同往武汉主持。不料胡瑛密派学生岑伟生持书来沪，极言湖北不能发难，故宋等对居、杨之报告疑信参半，迟迟其行。迨八月初南湖炮队暴动，迭接汉电促返，而代购之手枪及宋之行期均未妥定，乃决定居暂留沪，玉如先行返汉。参见居正：《辛亥札记》(1929)，载《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37-13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52-53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事实是，就在居、杨留沪的9月下旬，岑伟生被胡瑛两次派往上海。关于第一次，岑回忆说：“胡瑛得到居、杨赴沪的消息，派我赴沪见宋教仁，商洽革命进行方略，我说杨、居二人是军界代表，何等重要，我是湖北学生，不如以学生界代表前往，胡以为然。抵沪后，我持胡瑛的介绍信到三茅阁桥《民立报》社见宋教仁，宋引我到跑马厅马霍路德福里见陈其美，由宋、陈在四马路一枝春番菜馆请杨、居、岑三代表宴会，座客中有谭人凤、章梓，席间宋氏一一介绍。……宴罢，陈其美邀我和杨、居同往《民立报》社，在宋教仁居室谈话，宋谓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损失革命精华，黄克强在港来信，专望湖北，若湖北无急速办法，他处着手更难。宋此时有悲观情绪，因为杨、居二位未表示湖北省有多大把握。陈其美则谓事在人为，只要有机会。陈嘱我于夜间到其寓所，拿出炸弹两枚，炸药两包，交我带回武昌备用。”《回忆辛亥革命的几件事》，选自岑伟生遗稿《创痕回忆录》。岑迅即返汉。宋教仁也是湖南桃园人，与胡瑛同乡，又都是湖南华兴会创始人，论乡谊，论友情，自非一般，因而对身陷囹圄的老友派来的代表岑伟生，格外信任与关爱。岑返汉不久，即收到宋的短笺，只有12个字，曰：“居、杨将回，前物珍重，否则仍来。”《致岑伟生书》，《宋教仁集》上册，第32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所谓“前物”隐指炸弹炸药(前引居正《辛亥札记》有岑“访钝初索炸弹，钝初问余可否给之，余曰不可，故钝初听余言，亦不轻以炸弹给伟生”云云，未确)。所谓“否则仍来”，似指当初离沪返汉时，宋教仁对他有所交代，如果情形有变，立即来沪报告。当时情势瞬息万变，居、杨又滞留在上海，让一个不易引人注目的19岁的学生来往汉沪间传递信息，这种安排自在情理之中。基于此，才有岑伟生的第二次赴沪。

    岑伟生二次赴沪在八月初三(9月24日)南湖炮队事变之后。当日，共进会、文学社重要份子60余人秘密会议，讨论并决定起义行动计划，并决定于八月十五日发动起义。这次会议从上午10点一直开到下午2点。不料就在当日中午，驻扎武昌城外南湖的第八镇炮标三营左队中的几个革命士兵因饯别退伍士兵，酗酒后与官长发生冲突，愤热拖炮出营，欲轰击军官宿舍。这一突发事变引起官府的高度警觉，也引起起义领导人的分歧，有的主张事机泄露，应先发制人，立即发动，有的主张静观时变，伺机待发。胡瑛闻此惊变，即密派岑伟生再赴上海。岑回忆说：“我由武昌起程时，情势紧急，搜捕极严。胡瑛怕宋教仁来鄂途中遇险，所以派我迅速到沪报告情势，请宋教仁斟酌行止。”《回忆辛亥革命的几件事》，选自岑伟生遗稿《创痕回忆录》。首义成功后，岑伟生此行颇遭非议与詈诟，前引居、杨所言即为代表，意谓“胡瑛不应该冒昧派人赴沪，我亦不应该冒昧被派就起程”，致使宋教仁等未能先期来汉，起义群龙无首。对此，岑的解释是：“盖因情势紧急之际，谁能料后果如何?为防重要同志之危险，须当预为关照，且事后批评倒易，事前估定极难。”同②如果联系到前引宋致岑函中“居、杨将回”一语，说明宋教仁并无急于偕居、杨赴鄂之意。他显然在等候还在香港的黄兴，以商行期，故10月24日(九月初三)黄兴抵沪后，即与宋教仁“倾谈竟夕，商定由柏文蔚、范鸿仙等往南京策动新军反正，先君与宋教仁去武昌支撑全局。”毛注青：《黄兴年谱》第13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次日，即化装易服，于28日(初七)抵达武昌。这时，距离南湖炮队事变已月余，距武昌起义发生已半月余。既然首义前后宋教仁都没有急于赴鄂的打算，那么对胡瑛派岑伟生再次赴沪导致“阻宋来鄂”之类的事后指责，应当取消。

四

    两次赴沪，这位办事精明的翩翩少年一定给宋教仁、陈其美等领导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可资重用。就在岑伟生二次抵沪的第三天，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成功，宋教仁欣喜地对岑伟生说：“成败利钝，真是非所逆睹。吾当以有用之身，促革命全盘胜利，吾子亦可转赴天津、北京谋响应，不必回鄂。”《回忆辛亥革命的几件事》，选自岑伟生遗稿《创痕回忆录》。宋教仁早年即有向关外发展革命力量的倡议，并与楚人白逾桓、吴昆白逾桓，字楚香，湖北天门人；吴昆，字寿田，湖北黄冈人。白、吴与田桐、时功玖时称同盟会“湖北四杰”。秘密赴沈阳设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不久风声外泄，宋以事先避走，白、吴被捕，判处递解原籍。在解押途中，白、吴设计灌醉解差，得以脱险。白先去日本，再回天津到北京，易名吴操号友石，创刊《国风报》隐为革命机关，借以联络各地党人。岑伟生遵海道北上，先至北京见白逾桓，显然出自宋教仁的推介，继而往刑部监狱见汪精卫、黄复生，报告南方革命形势，不久汪、黄获释，1910年4月2日，汪、黄等谋炸清摄政王载沣未成被捕，1911年11月6日释放。岑随二人到天津，参与组织京津同盟会，复兼充《国风报》编辑。这期间，已由武汉回到上海参与临时政府筹建工作的宋教仁有函致岑，曰：“伟弟如面：别来无恙否?东南光复，军书旁午，不久组织政府于南京，与北军议和。弟台经手报务，亦是督促共和之良法。然巢穴未破，终属障碍，今云议和，岂得已乎?目下吾欲往京津一游，兼为同人效力，奈事忙无暇，分身无术，幸垂鉴焉。”《致岑伟生书》，《宋教仁集》上册，第372页。字里行间，亲切挚爱之情溢于言表。

五

    1912年2月，南北议和以清帝退位，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与袁世凯而告终结。2月底，宋教仁、蔡元培等作为专使，往北京迎袁南下就职，袁无意离京，暗中唆使曹锟等在京津发动兵变，然后借口北方军队不稳，险象环生，拒绝南下。南京方面作出妥协，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大总统职。袁任命唐绍仪为总理，组织内阁，宋教仁被任为内阁农林总长，于同年4月至7月，在北京任职。这一期间，宋教仁曾两次致书岑伟生，一次是2月北京兵变以后，内称：“目下至京，忽逢大难，此中隐情，定是手段，白君可谓有先见之明矣。白君与我为十年好友，性质磊落，弟师事之可也。至于报纸，关系重大，用心整顿，□其勿忽。”《致岑伟生书》，《宋教仁集》下册，第383页。第二次是在农林总长任内。据岑伟生回忆，当时宋住在北京西直门外万牲园，便时与宋会面谈话。也许是岑在交谈中流露出不安于报纸编辑工作的意向，故宋在信中规劝道：“弟台年幼，宜专心于一致，办报则永久办报，出洋则即时出洋，幸勿左支而右吾，恋此而眷彼。弟其思之。”《见岑伟生函》，《宋教仁集》下册，第401-402页。这段往事，岑伟生曾经载文回忆：“当先生赴北京任农林总长，向所随侍之刘白、陈乙白两君皆充部中秘书，予亦欲列仕版，先生以青年人应求学，学而优则仕，嘱予东渡日本学政治经济，并资助路费。适陈公(其美)与黄公克强受袁世凯欢迎，亦到北京，闻先生令予东渡求学，俱表赞许，俱热烈而助路费，予因之东人扶桑。”见岑伟生所辑自写文章剪报资料。1913年夏，岑伟生由京返汉，旋赴上海东渡。临上船时，宋教仁又派专人持函往送，函中有云：“不难破坏，而难建设。建设须有人才，人才由学问历练而出。吾子东渡后，应埋头伏案于书窗，日知其所无，目无忘其所能，以供吾党人才之需。勉之勉之，切勿驰骛声华，荒误光阴。”见岑伟生所辑自写文章剪报资料。带着宋教仁等革命先进父兄般的殷殷之情，岑伟生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修习经济政治，勤奋攻读，以求以涌泉报之。

    1912年7月，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职务，转而致力于同盟会事务。8月，他主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事长，并在随后进行的国会选举中获胜，隐然以未来的政党内阁总理自命，遂成为袁世凯实行专制集权统治的主要政敌。1913年3月，袁暗中派人枪杀宋教仁于上海沪宁车站。“宋案”发生后，“南北合作”的政局急转，共和民国前途堪忧，于公于私，岑伟生都无法安处于书斋，遂弃学回国。7月，讨袁“二次革命”发生，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任命白逾桓、居正为吴淞要塞总监和司令，扼守炮台，梁钟汉任宝山县知事，负责筹饷，岑伟生即投奔该部，任宣传处长。8月，吴淞要塞失陷，岑复往南京投效第一师章梓所部，章梓，宋教仁密友。据岑回忆，辛亥年第一次赴沪时，宋在一枝春番菜馆宴请湖北三代表，章梓即出席作陪，故系旧识。另，岑的汉川同乡向岩任该师参谋长，湖北党人江炳灵、董必武等亦在该部供职，何海鸣更代替黄兴任南京讨袁军总司令。担任宣传联络工作，并直接参战。南京讨袁失败后，经由上海再赴日本。

    1913年9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准备实行第三次革命，流亡日本的湖北党人田桐、詹大悲、刘英、季雨霖、彭养光、陈雨苍等均先期加入中华革命党。12月，经田桐的介绍，岑伟生、熊炳坤(两人同住在东京九段坂下辰实馆)得以谒见孙中山，并加入中华革命党，此后，岑一面继续在早稻田大学学习，一面帮助孙中山办理函牍及联络日本友人等日常事务。1914年10月23日，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党驻汉口的联络委员。《中华革命党特务职员姓名录》，《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9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1916年反袁护国战争中，据岑伟生次子岑长进称，其父曾参与孙中山《第二次讨袁宣言》的起草工作。岑长进：《岑伟生先生生平介绍》(打印稿)。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继续独裁专制，拒绝恢复被袁世凯毁弃的《临时约法》和民元国会。1917年7月，孙中山率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揭举反段护法旗帜。8月，非常国会决定成立护法军政府，并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9月，孙中山就大元帅职，设大元帅府于广州河南之士敏土厂。大元帅府除设顾问及参议若干人外，设秘书、参谋、参军三处；秘书处下设总务、军事、财政、外交、内政、交通、法制等七股；顾问、参议、参谋、参军、秘书等官，均为简任。岑伟生继续追随孙中山从事护法斗争，并于1918年1月2日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秘书处以章太炎为秘书长(特任官)，无副秘书长之设。据统计，从1917年月11日至1918年4月16日，先后被简任为秘书的有叶夏声、张伯烈、陈群、汪精卫、邵元冲、刘白等60人。岑伟生(楼)是任命的第49位秘书。见《孙中山全集》第4册，第582页。当时在大元帅府中任参议、参军的湖北党人，有田桐、刘英、梁钟汉、熊炳坤、吴醒汉、曹亚伯、刘成禺、时功玖、吴昆、杨时杰、胡祖舜、邓玉麟、高尚志、彭养光等20余人，都是科学补习所、日知会以来的老革命。岑伟生经过短短数年的历练，后来居上，竟能同样受到孙中山的信任，至少说明这个不满26岁的年青人已经是位成熟的民主革命者了。1918年5月，在西南军阀的操纵下，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愤而离粤赴沪，大元帅府停止工作。此时，岑伟生奉孙中山之命，前往韶关(今广东韶关)任粤赣湘三省边防督办公署文牍主任，因不满督办李根源之为人，岑晚年撰有《北徐南李》一文，称徐树铮、李根源为民国两阴谋家，谓李“在广东任边防督办，一方面利用桂系以为势力，一方面利用岑西林(春煊)以为号召……其诡诈敏捷之处，确非寻常政客所有”。岑与李个人私交不错，他不满意的是李对孙中山阳奉阴违的政治态度。见岑伟生所辑自写文章剪报资料。任职未久，即转赴昆明，任云南督军唐继尧的秘书长，对推动滇系协助孙中山驱逐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势力，起了一定作用。刘泥清：《伟生仁棣五十寿序》云：“已未、辛酉年间，又间关崎岖入滇，策划北伐，遂膺滇军秘书长为之晓利害，檄远近，搜军实，订编制，以先作其气，然后，综理细密，整饬振刷，使军中积窳之习，一朝廓而清之”。见岑伟生：《郁郁生杂碎》。

    1920年，孙中山重回广州，再组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积极准备北伐。1922年，岑伟生受孙中山派遣，回湖北策划讨伐军阀吴佩孚，被督军萧耀南逮捕，后经同志多方营救获释。1923年，岑又奉命与吴醒汉(时任滇军第四军军长)再往云南，联络安南革命党，往返良久，终未见到其领导人。岑长进：《岑伟生先生生平介绍》(打印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实现国共合作，共同北伐。1924年，张难先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琼崖行政专员，便推荐老友岑伟生任所辖之万宁县县长。他在《琼崖风土纪略》一文中写道：“笔者两度作宰其间，深觉物产殷阜，人才俊伟，……惟因内部多未开辟，田土有限，每年所获之米谷不能自给自足，须仰给于安南之输入。”《琼崖风土纪略》，见岑伟生所辑自写文章剪报资料。两年期间，岑“念此时为政，如人大病后，宜培养元气，察疮痍，问疾苦，抚绥安辑，一以以仁易暴之心区处之，万宁之民遂无不兴来暮之歌。”刘泥清：《伟生仁棣五十寿序》，见岑伟生《郁郁生杂碎》。1928年，张难先回鄂任财政厅长，又函促岑伟生回省，任为府河口榷税局长，因“彼时膺此职者，举苛派溢收，公一私九，视所没人若固有，难先盖深疾之，期借君手一刷积弊而新耳目。君视事后，即严申约束，无苛征，无留难，务使利归公家，而下无愁苦怨叹之声，而相得益彰之美誉，君遂与难先共之。”同④1929年春，他重游日本，见到处贴有“精神总动员”、“祈武运长久”等标语，敏锐地感觉到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狂热，意识到中日形势的严峻。“侧听又闻吹角起，东方箕豆漫相煎”，“寄语友邦诸志士，浪翻东海稳撑船”，《已巳春正月重游日本感赋二首》，见岑伟生《郁郁生杂碎》。希望日本的有识之士能阻止日本走向战争。1930年，张难先升任浙江省府主席，岑伟生随往，任省府秘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妥协，对内强化独裁统治，岑伟生深为不满，曾公开发表《告国人书》，宣布反蒋，遭通缉，乃避走天津，与白逾桓、胡恩溥等编辑《大公报》，奔走呼号，冀挽狂澜于既倒。1934年5月3日，蓝衣社特务用镪水(硝酸)将胡、白活活烧死，岑伟生幸免于难：“就在白、胡遇害的当天下午，多年不见的刘白刘白曾是宋教仁的秘书，与岑伟生相契，1918年又同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后投靠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突然来天津《大公报》约见岑，在一家饭馆吃涮羊肉。二人涮了几个时辰，岑几次欲告辞，刘总是强留，岑面有难色，刘方告诉岑是受陈氏兄弟特意嘱托而来。待岑到《大公报》社，见一片狼藉，白、胡二人陈尸室内。岑警觉转身，留待监视岑的小特务追着岑泼洒镪水，岑已翻上墙头，所幸只烧破了衣裤。”

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岑伟生南下广东，一度任兴宁县禁烟委员。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岑羁留广州，流离彷徨。一日，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陈雨苍陈雨苍：(1889-1947)，湖北荆门人，早年参加武昌首义，后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医科，加入中华革命党。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行医，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是著名作家陈荒煤的父亲。特意来广州找岑，邀他去上海，岑在广州正无所寄托，便欣然从之。到上海后，陈引荐他认识了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的负责人潘汉年，潘出示上级某领导的一封信，大意说，鉴于岑早年与汪精卫等人的密切关系(汪亦任过大元帅府秘书)，建议岑去南京在汪伪政权中谋一职务，替中共做些情报工作，有事由陈雨苍配合，与潘联系。岑、潘关系密切，时有唱和，其中《和汉年原韵》一首云：“雄怀今始笑谈开，回首那堪战鼓催；弭劫为迎儒雅将，黄浦江上我前来”。载岑伟生《郁郁生杂碎》。岑遂往南京。1941年，经过旧识陈群(亦任过大元帅府秘书，时任汪伪政权的内政部长)的推荐，谋得一个监察院监察委员的闲差。1942年陈雨苍奉命去重庆，便将其夫人、姐姐、女儿光仪和有残疾的幼子光祖托岑照料。陈光祖1982年撰写的一份简历中云：“16-17岁，在南京夫子庙刻字铺学刻字，住伯父岑伟生家”(原件存岑长清处)。陈、岑两家这种世交情谊，一直保持至今。(以上这段经历，源于岑长进根据其父生前的口述所撰的生平介绍。其中有关在汪伪政权中任职一节，由于关键人物陈雨苍先生解放前已经逝世，1955年，潘汉年又蒙冤被捕入狱，故得不到有力的人证，成为历史疑点。所幸的是，即令是在政治运动频繁的五六十年代，岑伟生并未因此受到太大的冲击。有的论者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段经历说成“失足”，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第34页注④，中华书局1982年版。显然有失于轻率，武断。相比之下，1992年由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的《汉川县志》，第一次将岑伟生列入人物传中，在涉及上述经历时，客观地只写上“1941年，任南京汪伪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湖北省汉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篡《汉川县志》第717页，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年版。对其真实身份暂不作任何评定，无疑要严肃慎重得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岑伟生曾任南京金陵大学文史系教授。1948年回到武汉后，任武昌育杰中学文史教员。武汉解放前夕，曾利用与汉口市市长晏勋甫同乡同学关系，对推动其接受和平解放有所助力。武汉的和平解放，是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中共地下组织多方面工作的结果，其中之一是中共江汉军区二地委城工部部长邱肱良通过晏道刚(晏勋甫族叔)和林厚周(汉口工商界名流)劝导汉口市长晏勋甫。岑伟生与晏勋甫、林厚周早年是同窗好友，1948年3月，林还请岑为其父撰写过墓志铭，有“吾友厚周秉父训读书二十年，亦改而经商，经商之所入，亦绝不为自家谋，有时父子徒步于风雪中，赠钱米于孤寡，不留姓名……”云云。

    解放以后，岑伟生因个人历史疑点问题悬置而未予安排工作，亦未得到相应的尊重和优恤，有的文史工作者为搜寻史料偶而光顾他，但他的名字只能在注脚中出现，没有人为他作传，也不发表他的回忆文字。对于时代局限造成的这种不公，岑伟生先生处之泰然，尝谓：“我一生效忠革命政党，况孙先生教导我革命者应化大我为小我，化小我为无我，只要共产党领导国强民富，个人的功过，不是我一生的追求。”岑长进：《岑伟生先生生平介绍》(打印稿)。1962年，岑伟生先生病逝，享年70岁。元配吴氏，后续娶徐氏、王氏；子三：长海、长进、长春，女名东清。

    岑伟生先生学识渊博，长于写作，诗词尤佳。早年撰有《粤游采风记》、《风俗拾零》、《郁郁室笔记》及《宋先生之行谊》等。解放后撰有《创痕回忆录》、《辛亥首义亲历的回忆》等手稿。现存《郁郁生杂碎》三册(手稿)，抄录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文、铭、传等。兹将其1941年写的25首《五十自寿》诗中的几首附后，庶几能使读者略窥先生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的复杂心境。

    其一五十服官政，畴昔羡平津；脱粟虽虚伪，在富不忘贫；英风已一渺，继起叹无人。茫茫宦海内，花样尽翻新；女色作钓饵，品格污纶巾；四维全消灭，祸害怜小民。

    其二生日伴中秋，佳话亦足留；所惜无建树，风沙过白头。故旧多新鬼，衣冠变沐猴；昔日歌舞地，丧乱成废丘；为何遭浩劫，忠愤血涌喉。

    其三人物无高下，得志即轩昂；昔日牧猪子，今为尚玺郎；风流追王谢，声势压金张；时俗效颂仰，国家滥纪纲；分崩与离析，此情实可伤。予也怀懔懔，中宵起彷徨，欲济无舟楫，高歌慕羲皇。

    其四何处求良友，举世为利倾；上者多刚愎，下者器易盈；欲与共休戚，口惠心不诚；甚或转相害，掉头即无情；予欲学古道，离乱守忠贞。

    赞曰：武昌首义，厥功至伟。其时为首者数十，中坚者数百，赴义者数千，风从者累万；然时过境迁，同归殊途，有解甲归农者，有经商向学者，有中途落伍者，甚有变节卖友以邀幸者；其能矢志不渝，与时俱进，追随中山革命到底者几希。岑先生于革命，束发则心仪之，弱冠则身履之，卒至随侍中山左右，躬与讨袁、护国、护法诸役，衷心拥护联俄联共，无私无我，竭尽绵薄；其心之诚，其志之坚，其行之果，可谓难能可贵矣。有谓：凡为人民革命做过好事者，均不能忘记。对于岑先生，也应该恢复他应有的历史地位。至于个人历史疑点，相信随着相关历史档案的解密，定能得到澄清。（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三辑，本文作者吴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