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见闻

2014-09-15 21: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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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8年，在陪都重庆主管军事(国防、防空……)通信业务的军官，都是黄埔军校12期先后的同学。他们在各人所服务的军政部门(军委会、军政部、侍从室、军统局、各部队驻渝办事处、中央银行……)可以通行无阻，与各重要人物(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公馆里的服侍人员都很熟识。俗话说：“奴仆眼里无圣人”。从这些重要部门和要人公馆里的服务人员中，往往听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消息。我所工作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通信指挥部，是具体指挥重庆军事通信的机构，自然成了这些通信军官聚会之所。同学们相会在一块时，互相闲谈中不免把各人所听到一些新奇消息作为谈话资料。

一

    政府迁至陪都后，蒋、宋夫妇闹意见时，宋美龄总走到新开市孔祥熙公馆呆着不归家，蒋只好亲自去孔家邀请并答应她的要求才回家去。他俩经常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名义上长期由蒋兼任)由谁担任的问题。蒋常受社会舆论压力，想让宋子文取代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而宋美龄则坚持保孔祥熙来干。当时蒋公馆的服侍人员中流行这样几句话：“委座(指蒋)的病只有夫人可治，夫人的病只有孔可治，孔的病(贪污)无人可治。”道出了孔祥熙权势之盛，也道出了时弊根源。

    孔祥熙的女儿孔二小姐在重庆横行无忌。重庆市区到南岸海棠溪有小汽车轮渡过长江，汽车照例按先后排队候渡(那时专备有小汽车的都是部长以上人物)，派有宪兵维持秩序。1940年的一天，宪兵副司令张镇(当时贺国光兼司令，没有实权，张实际负责)乘车在排队候渡，突然有一车逼直冲上渡船抢先，张镇不免大怒，大声呼叫宪兵查明是谁的车予以制止，宪兵回报是孔二小姐的车，张马上哑然不敢再追问，并且对左右的人说：“这一声大吼又要被夫人知道了”。因人人都知道宋美龄一贯宠信孔二小姐。

    1940年底，马寅初先生多次公开讲演，指责孔祥熙、宋子文乘国家危难之时发国难财，道出了群众心里的话，竟被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军统局的派出机构)将马先生押解到贵州息烽去“休养”，企图用高压手段阻止马先生对社会不满情绪的煽动。事与愿违，这一处置反而引发了沙坪坝(大学集中地区)学潮。先由商学院发动，马上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的学生都行动起来了，当局费尽心力才平息下来。

    1941年冬日军占领香港前夕，香港飞重庆的机票极紧张，许多知名的爱国人士困在香港不能逃往重庆避难。此时孔二小姐也由香港乘飞机来重庆，竞带着大洋狗。这一消息传开后，马上引起舆论不满，对孔祥熙责难更盛。政府为了平息民愤，多方设法请《大公报》登出一则消息，说那只洋狗是飞机师(洋人)所有，表面上平息了这一问题。

    1941年，国民政府设立粮食部负责粮食征购，粮食部也被孔祥熙控制，以原财政部次长徐比任粮食部长。为了满足四川地主势力的要求，以川人刘航琛任粮食部副部长。湖南是产粮的大省，粮食部并没有安排湖南的代表人物，湖南人有怨言。当时重庆规定湖南一年征粮700万石，每石征收价15元，并加5元1石的运费。但省政府却向老百姓加一倍(即1500万石)征粮，而且不发给运费。农民吃亏极大，各县人民纷纷抗拒交粮。以致发生省粮食局长伍仲衡自杀事件。粮食部派员到湖南去处理这个问题，认为湖南省主席薛岳擅自加征粮食并扣发运费是造成民变的主要原因。但粮食部对薛岳莫可奈何，不了了之。

    1942年，物价已经比战前涨了五六倍，广大平民和一般公教人员生活日益困难。可是重庆新开张的餐馆和小吃店如雨后春笋。社会上于是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有啥吃啥，后方吃啥有啥；前方一身流血，后方满口流油。”当然这种满口流油的人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那些特殊阶层的人。当局迫于民意，曾建立平价购销处，但执行中阳奉阴违，不仅没有收到平抑物价之效，而且被揭发出平价购销处舞弊案，老百姓更加气愤。政府先逮捕了一些舞弊的小人物，等到风声稍停之后就连这些在押的小人物也释放了。

    1942年2月，日军已有向印度进军的准备，印度的领袖甘地对英国采取不合作态度，公开宣传日军不是印度人的敌人。于是英国政府请求蒋出面劝导印度领袖协助英国抗拒日军，蒋表示愿意去印度与甘地、尼赫鲁等面谈，英方立即表示欢迎蒋去印度。行前国民党许多人认为蒋此行很难达到目的，戴季陶等都建议蒋缓行。蒋认为此行可以加强中印两大民族的友好，机不可失。如果拖延时日，英方可能改变方针，不让蒋去了。蒋乃秘密乘飞机去印。蒋到印度后和印度尼赫鲁等面谈得很融洽，英国人发现蒋并不为其所利用，便艾与甘地会悟。蒋仍设法于归途中与甘地在加尔各答会商中印友好问题。蒋此行严守秘密，来回历时一个月，返回后仍不宣传。

    抗战时期，公务员与教师生活很困苦，国家银行职工津贴多生活好，并且享受许多特别福利。1942年，从美国借到5亿美元，政府从借款中拿出2亿美元在美国买了500多万两黄金经驼峰回国。时价黄金每两合35美元，折合法币(钞票称法币)不到2000元。如果用这些黄金兑回法币，可以把已发行的法币大部收回。于是中央银行采取发行黄金储蓄券的办法，以每两黄金券2000元售出，两年后兑取黄金实物。老百姓中有点储蓄的争相购买，有的中产阶级拿出全部积蓄，甚至把值钱的东西全部拍卖去买黄金券。快到二年满期时，黄金价格每两已涨到9000元，大家都盼望黄金兑现。中央银行却公布了一道兑取黄金的办法，规定一两一张的黄金券百分之百兑黄金，持二两以上一张黄金券的一律打五折兑黄金。老百姓虽然又吃了亏，但还是只好依从，因为毕竟比较有利，只后悔当初没有选买一两一张的黄金券。有的人以为买一两一张黄金券的人都是钱少的人，其实所有持一两一张的黄金券的人都是大人物和银行职工。当局事先早有预谋欺骗老百姓，银行职工也得到了福利。

    抗战时期最大的扰民问题是征兵和征粮。1942年贵州有苗民造**，1943年甘肃省发生民变。当时甘肃省省主席祝绍周在重庆对某些黄埔同学说：“征粮的人逼民造**，征兵的人逼人铤而走险，地方官吏无不借征粮征兵害民。政府非征兵、征粮不可，官吏即借此作威作福，民间固此荡然无存，怎能不反?与历代王朝末期相似。政府必须设法解决，否则抗战难以成功。”

    1944年，参政会有人提出，据美国报上登载，我国人在美的存款有32亿美元之多，可供抗战5年之用，但美国的法律保护私人财产，中国政府无法征用此款。建议政府查明此款的所有然，追查其财产的来源，依法对其贪污行为判罪，即可根据法律没收其在美存款。这种意见是与虎谋皮，当然没有被当局采纳的可能性。

    新疆自辛亥革命以后，从未改变割据状态。盛世才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取得新疆政权，但没有摆脱苏联的控制。抗战初期，苏联援华物资必须经过新疆内运，盛世才还是独霸一方。1942年蒋介石去西北各省巡视时，不敢去迪化，改由宋美龄代表他前往慰问。宋氏与盛世才之妻谈得很投机，盛世才这才把外交权归还中央，并允许中央派一个军(四十军)进入新疆。1944年9月，盛世才离开新疆到重庆就任农林部长职，带了40辆大羊毛车(苏制汽车，车头上用羊皮包着)的财物。此时参政会上有人提出审判盛世才，有的说盛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曾向张学良表示合伙，愿以财力援助张学良；有的说1941年盛曾向苏联建议使新疆脱离中国，成立苏维埃加入苏联。还有指责盛在新疆无恶不作、罪大恶极的。可是蒋极力袒护盛世才，说新疆有我东北四个省之大，今不费一枪一弹而归还中央，盛世才有此最大的功绩，可以将功抵罪。盛世才听了感激流涕。

    抗战时期，部队官兵生活非常困难，杂牌部队尤其受苦。原系湖南部队的七十军李觉部驻在福建。李觉来重庆对一些湖南同乡说：“军官如果靠规定的那点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做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混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点油水。”李觉部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马子谷敢于替李做联络中央要人的工作，把大量的钱送给他们，借以保存部队番号，维护李觉个人地位。因此，李觉部的经费和武器能够得到补给。其实，中央嫡系部队也是做好不好，做坏倒好，是非颠倒，贪污腐化。

    1944年初冬，日军曾打到贵州独山，第九军奉命从西北开贵州增援。当时黄埔10期同学印岭梅任该军营长，谈及那次行军作战经过时说，步行二月之久，人困马乏，多数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老百姓户户关门，茶水供应困难，黑夜有时只好露宿。行至四川壁山，才领到棉衣。士气怎能不低落!虽然广大官兵拼死作战，取得12月5日克复八寨、6日克三合、8日克独山、11日克南丹的战果，使重庆人心大定，但部队损失极大。

    孔祥熙控制财政大权，结党营私，大发国难财。1942年冬，仰光成为唯一的对外通道，大批物资积压在此待运昆明。财政部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勾结私商运输价值几千万元的商贷从仰光到昆明，贪污1000多万元。而大量军火物资在仰光被日军劫去，引起一场大风波。迫于舆论压力，将林交军法审判。在孔祥熙的袒护下，军法执行总监部只判处林世良无期徒刑。四川人因同为贪污的原成都市长杨全宇被枪决而不服，结果蒋下令对林处死刑，立即执行，才平息川人的愤怒。此举并未终止孔祥熙一伙的贪污活动，1945年又发生了财政部直接税署局长高秉坊大贪污案。此案几经周折，法院才判高秉坊徒刑。高被判刑后，孔祥熙竟指示在重庆石板坡监狱内建一洋房供其“守法”。孔置法律和舆论攻击于不顾到了何等地步。

二

    位于重庆罗家湾的军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当时五大特务系统(中统、宪兵、警察、军令部第二厅)中最受人恨的部门。军统局局长戴笠有句经常讲的话：“针不能两头尖”。其内部的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不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顾什么人情，只顾自己有利的一头”。他们评论戴笠之为人，说他对上忖度精微周到，对下刑讯、禁闭，对人无所顾忌，对己享受极尽。戴笠统制下面的办法是越级报告，即其成员都要把他们直接领导人的行为向戴笠报告，使内部无人敢背叛他。所以军统各部门的负责人都不敢私下干什么，一切听命于戴笠。

    戴笠自己挥金如土，花大量的钱养女人，却反对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结婚。有一个叫魏大明的军统特务，1942年躲在江北乡下结了婚，戴知道此事后，对魏大声斥责，随后却又发给魏1万元结婚费，其部下根本无法捉摸他的作风。军统对其内部女人有牺牲肉体的规定，所以戴随便占有所属女性，连部下的妻子他都染指。戴还有一套以女色拉扰军政要人的办法。他们最初培养叶霞翟给胡宗南作老婆。叶是浙江警校(军统控制的训练机构)毕业的，戴笠用她当秘书，先在上海搞特务工作，又送到杭州、南京接受高级特务训练，深得戴宠爱。抗战前夕戴使叶与胡宗南认识后，马上将叶送到美国去留学，后叶获得博士学位。戴规定，凡叶霞翟给胡宗南的信件须经他检查后才能送去。开始叶只好照办，后来叶与胡直接联系上，就不照戴的规定办了。戴乃通知军统美国站负责监视叶的人断绝其经济来源。1942年叶回到重庆，胡宗南安排叶住在他的公馆里(在第四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内)，叶往来于重庆和西安间。此时戴极力讨好叶霞翟，好使她长期帮忙做控制胡的工作。1944年，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戴笠将其姘头容太太16岁的女儿容小姐送给宋子文，事情被孔、蒋二夫人知道了，闹了一场。蒋夫人对戴不满，于是戴帮宋子文将容小姐安置在一秘密住所，固此宋子文对戴有好感，发给军统的经费更多了。

    军统的经费本极充足，仅正规预算就比中统超过10倍，此外每年还要发给几百万元的特别费。这些钱均由戴笠自行处理。军统自筹财源也不少，如掌握货运局(从香港、仰光等地抡运物资机构)，从事走私物资，黑市买卖外汇，贩售假币，贩售鸦片，向有钱人敲诈(1940年得到被软禁的张学良20万美元)，购置田产(在福建浦城、贵州息烽、重庆郊区拥有数以百亩计的田地)等，这些收入都是无人监管的。

    戴笠还想培养自己的军队。1942年，戴笠就军政部要求设立军统局特务团，何应钦对戴有顾虑，将戴的报告亲自送蒋批。蒋不仅不许设特务团，还批示“戴笠只管情报，不可带兵”。这一下问题就难了。戴笠不死心，就把已筹组的特务团改称运输统制局监察队。后来蒋知道戴有很多变相部队，乃逐步将戴所控制的忠义救国军、制动队军(包括铁路破坏队)、缉私部队(有20个团)等另行委派戴笠不能控制的人统率(如叫宣铁吾统领缉私税警)。

    1941年冬，军统获知日本首相电告香港、新加坡……等英领地的日本领事馆将密电码及重要文件销毁事后，联想到“八一三”上海战事前夕，日本外相电令青岛、上海、广州等地日领事馆销毁密电码后不几天就发动了对上海的战事。前后对照，判断日军必有大的军事行动，乃将此情报通知美英等国注意防范。不几日就发生了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因此，美英情报机关认为军统的情报灵通，英国要求与军统情报合作，美国亦是如此，并成立了中美合作所。戴笠招待美国情报员十分卖力，一餐10万元毫无吝色，每周舞会必物色会讲英语的女子侍酒伴舞；美国兵酒醉后污辱妇女，视为正常，有的协逼侍女登上吉普车开至市内找旅馆奸宿。以致中央饭店等高级旅舍一听到缫丝厂(磁器口戴笠公馆)有舞会，就谢绝外客，准备房间等候吉普女郎(美兵吉普车所带女人)到来。

    1941年秋，香港警方把在港活动的戴笠扣留起来了，蒋表示震惊，指示外交部表明戴的身份，向英方交涉放人。英港乃将戴释放，港督还亲自向戴解释说是日军施压所致。

    在日军侵华初期，英国多方迁就日军所需，意在谋取保护英在远东利益。当时我国交通部有大量汽车和零件存港，交通部不及时内运，英港竟借口将这批物资强行征购，我损失巨大。

三

    1939年，日军对我大后方频繁轰炸。3月7日下午，敌机十几架自洛阳方向西飞轰炸西安。时程潜将军任西安行营主任，闻警报后，行营的官员都避入地下防空洞。洞就建在行营院内，长约50米。敌机投弹有3枚落在行营院内，其一炸中防空洞前门，洞塌门被堵死；另一枚炸中洞的后门附近一房屋，墙壁倒下砖石将洞后门堵死；第三枚炸中洞上，炸起的泥土把唯一的通气孔堵塞。于是洞内的人大乱，程将军被拥护着往外跑，到洞门附近不能出来，马上就晕倒了。后面的人纷纷挤来，也一一裁倒了，人人发出怪叫，挣扎着吸取最后一点空气。洞外的部队不等解除警报就奋力抡救，经过一小时才把程将军救出来。防空洞内躲有100多人，死了40多人，死者状极惨，有的死后还手握着头发未放开，有的皮肤被自己撕烂。惨案传至重庆，为了取得防空经验，重庆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胡伯翰亲率4人去西安考察。他们在回来写的考察报告中强调，人在缺少空气窒息状态之下，一遇到新鲜空气马上就会晕倒，后面出来的人就会一层层地倒在前面倒下的人的身上，导致人压死人。因此，在修防空洞时，必须重视通风设备。可重庆后来修防空洞时并没有做到这点，以致1941年重庆“六五”大遂道惨案中死人不少。

    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往往对目标选择很准，说明当时汉奸替日机指示目标精确。1940年6月，日机投弹落在曾家行政院和蒋公馆旁边，数达14枚，其中有一枚重磅炸弹落于蒋介石所在之防空洞附近，穿过一丈多深泥土又深入二尺多石块，幸好弹未落在洞上。炸后蒋还亲自看了被炸倒的国民政府牌坊和侍从室办公室房屋现场。从此以后，有警报后蒋就去南岸黄山公馆。1941年8月，日机投弹又炸中曾家岩蒋公馆门前，幸未爆炸。弹深入地下，经挖出来，重达500磅。同时黄山蒋公馆也中弹，蒋适在黄山，炸死值班卫士2人。由于这两处同时被炸，有关方面又为蒋安排多处防空地下室，都要替他建立能与之长途电话联络的通信设施，最远的地点到了龙泉驿。

    日机轰炸重庆造成巨大灾难。1941年我空军已无力与敌机空战，日轰炸机不用驱逐机护航就敢长驱直入。重庆被炸引发几次大火，造成百万居民无居无食，只好大量疏散乡下。每次被炸后，水电遭破坏，江水在市内卖到1元1担。粮食涨价，公务员吃不饱肚子，到1941年冬才实行对公务员发平价米一担。那时重庆拉一次警报损失在100万元以上(因工厂停工、商店关门、车船疏散离开市区、老百姓逃难)，因而拉防空警报十分谨慎。到了1942年美国飞机援华，时常发生空战。地面防空部队与美机联络采用布板向美机指明日机位置和方向，其实收效不大。1942年冬，美国空军第一次去轰炸冀东开滦煤矿公司，这是美国飞机首次对华北日军占领地的打击。事前日军未曾料到，所以煤矿损失很大。但美机从四川梁山机场出发时事先未通知地面防空部队，以致返回在重庆白市机场降落时，我方以为是敌机，重庆、成都便都拉了空袭警报。这一场误会后，才协商以后防止事故的办法，以防高射炮部队误击美军飞机。

    重庆是石质山地，利用山势修建防空洞很便利，只是石洞的修建费用大。利用修防空洞贪污舞弊的情况不少，各修建单位都可以大捞一把。1942年贺国光任防空司令，请到了30万元扩建朱家花园情报所的地下指挥所。开工后即发现该处是一天然的溶洞，有二三百平方米，只用石块砌墙分隔成若干间就可使用。整个工程只费了几万元，但贺国光还是按原来的预算报销了30万元。有一天贺国光召集防空司令部官员训话，指责有人把扩建地下指挥所多报经费之事上报了。贺竟公开说：“你告状有什么用，你就不知道让我兼防空司令是蒋委员长对我的调济，经费、特别费都由我作主。”可见当时腐败之一斑。

    日军在侵华战场上，其陆军与空军配合密切，不仅前线如此，对我大后方的轰炸也为此。每当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势时，对重庆的轰炸更加频繁猛烈。1940年5月，日军发动向宜昌的攻击(日军6月侵占宜昌)，日机也接连不断地轰炸重庆。有一次炸弹命中当时最重要的通信枢纽陶园总机(担负侍从室、蒋公馆通信)，通信线路全毁，死伤官兵5人。负责陶园总机的刘志昌立即启用预备总机。按规定，其他总机也应于10分钟内架新线到达陶园总机。但由交通部负责的长途电话电缆在两路口、大坪两处被炸断，这种埋在地下的大电缆，需半天才能修复。刘志昌当机立断，要求驻两路口政治部、复兴关中训团、王家花园中央防空情报新的通讯部队配合，分段架设恢复与交通部长途台的电线。在不到20分钟时间就恢复了联络。正好此时蒋要与六战区长官陈诚通话，没有误事。刘志昌因此得到嘉奖。刘志昌本来没有统一指挥其他通信部队的权力，这次他能调动有关通讯部队，完全是通讯部队广大官兵出于抗战责任而相互配合所致。当时的通讯官兵，都是在空袭警报未解除的情况下冒着死亡危险完成所负任务的，以致死伤官兵时有所闻。
(2001年5月14日)（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五辑，本文作者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