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鄂西北的革命经历

2014-09-15 21: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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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的建立与发展

    在张联升随着蒋介石叛变后，面对屠刀当当响、人头滚滚落地的反革命白色恐怖，鄂西北较早响起了向反动势力还击的枪声。这是鄂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荣。

    开展武装斗争，是当时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也是革命人民的强烈要求。1927年5月，枣阳县委程克绳就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派人到武汉找省委、省农协，联系购买枪支。经省委军事部活动，帮助买了汉阳造的二八盒子一打。从武汉启运，走旱路，到随县，听说张联升叛变，程克绳命令赶紧把枪运回，立即着手训练武装人员。到6月底，就开始打土豪，打团防局，开展了公开的武装斗争。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武装，敢于直接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这在革命斗争史上揭开了新篇章。

    当然，开始的武装斗争规模并不大，只有十几条枪，零打碎敲，但通过打民团、打土豪劣绅，收缴枪械，逐渐扩大了武装力量。到1927年底，已有200多条步枪，20多支盒子，很像个样子了。就在这时，成立了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

    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总队长程克绳，党代表余世颂，我担任政治部主任，总队党支书张明汉(那时还不知道支部要建在连上)。总队下设三个大队：一大队长张履中，二大队长和三大队长是省委派来的军事干部，二大队长是四川的老周(可能叫周峙山)，三大队长是山西的老王。王承祜是游击队长，不在三个大队之内。此外，随县有一个20多支枪的大队，大队长是李子宾。以后，襄阳黄龙土当发展了一些武装。1930年后，宜城也发展了一些武装。

    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部设在枣阳西部的翟家古城。这个庄子有一千多户人家，总队两三百人住在里面，不显眼。庄上有个翟正印，又名翟子绶，是我二师附小同学，在1926年初入党，他在本村是个族长，把姓翟的中贫农全部组织起来了，他担任农民梭镖队负责人，以后在斗争中牺牲。

    鄂北武装的建立和发展，程克绳起了很大作用。他是枣阳西乡程家大湾人，家庭是富农成份，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入党。他从法国经过苏联回国，深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1923年他在枣阳西乡，单枪匹马地领导群众开展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受到当地广大人民的拥戴。1925年，各县搞自治选举，选举湖北省参议会议员，他和徐化龙被群众选为省参议员。他跟陈独秀、李立三、周恩来、刘少奇等都很熟。

    他回到枣阳，虽未和襄阳特支联系，但与武汉地委有联系。他担任枣阳县委书记，独立地领导群众斗争，发展党组织。1926年暑假，二师、十中的学生和武汉的学生回到枣阳，把枣阳的党组织充实起来，当时枣阳的党组织在鄂西北来说，真正成为首屈一指的、名副其实的党组织。那时，我看程克绳年纪大概40岁左右，但头已谢顶，眼睛很近视，显得老气横秋。可惜，这样一位好同志，却死于王明“左倾”路线下(死的前一天，他还和当时钟祥县委书记谢威在一起谈过话)。

    附带说一下，襄阳死于王明路线迫害的，还有枣阳的王承祜，死时是贺龙警卫师师长；枣阳第一任县委宣传部长王恩平，死时是洪湖苏区的财政部长；枣阳的高泽普；房县的李明铨。他们都是1932年被当作改组派杀害的。

    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成立后，军队究竟怎么干，还不清楚。只晓得班、排、连、营旧的编制，但旧的军队有什么缺点，也不清楚。想穿军装但没有，只有布衫、青布袄，象“大布衫队”。只知道部队要吃饭，也不知道筹饷，好在老百姓开初也乐于供给我们饭吃。也没听说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被子盖，就向老百姓借，有时睡在红薯窑里。但是，我们打土豪、打民团、反军阀搞得热火朝天。我在政治部三、四个月时间，就处决土豪劣绅100多个，每次捉到土豪劣绅，就开大会宣布罪状，处以死刑，因当时子弹缺乏，一般都用刀矛戳死。这时，群众的斗争情绪高涨，凡农会会员、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人人备有刀矛。一开大会，群众的红缨枪一片红海，革命歌声冲入云霄。大部分土豪劣绅吓跑了，有的跑到枣阳县城，有的跑到赤区以外的小集镇。

    1928年3月底，活跃在枣阳东南和东北乡的游击队长王承祜，带领几个队员在兴隆集探听到一个重要情报：一辆崭新的汽车，上面坐有敌伪军官和一些商人，正停在兴隆集作短暂逗留。王承祜等人乘机赶到兴隆以西五六里的红花铺。等汽车开来，他们举起手枪，命令司机停车接受检查，并虚张声势，高声喊道：“机枪瞄准!”敌军卫士不明真相，没作任何反抗，老老实实下车听从检查。王和队员们就拥上汽车搜查枪支和文件。枪支没搜到，却发现了两个与众不同的人，带有电报密码本子。经过盘问，一个矮矮胖胖的承认自己是郑州裕丰纱厂的经理，叫田维琴；另一个高高瘦瘦的，说自己是西北军岳维俊部的政治部主任，叫史壁如。他们把史、田留下，向其他人宣传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对私人钱财不侵犯。然后叫汽车司机把车开到翟家古城西南边村庄的丘陵地带。

    问题就交给了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来处理。我叫人买了鱼、肉、酒来招待他们。他们战战兢兢，我叫他们不要怕，并向史宣传：岳不是蒋的嫡系部队，是我们的友军，住几天，保证安全。谈话中，我们弄清史壁如是奉岳维俊的命令，与全国各地军阀进行联络工作。每到一处，就要向人家要一些文件资料和电报密码，从广州到汉口，搞了很多密码。这次是回老河口向岳维俊汇报工作。

    我叫他们跟岳维俊写信，援助我们一些枪支弹药服装，可以派代表到指定的地点商谈。当时岳的部队住在光化，信去后，岳很快派代表来了。谈判在蔡阳铺进行，我未去，派了一个干部参加。谈判时，我们漫天要价，他们就地还钱。 我们的代表要1000条枪，每条枪配50发子弹，2000套服装，他们的代表不能作主。以后，岳答应给300条枪、500套军装。当时，我们的代表只想到的是枪，考虑不到统一战线，没有答应。由于军事情况紧急，在转移中把史、田二人在随北杀了。这是很失策的作法。如果我们答应了，不仅可以得到一些军需物资，而且可以跟岳搞军事协定，共同反蒋。以后，这部汽车也被烧了。

    当时，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团总高仲宣。他是枣阳一霸，掌握武装，反共最坚决，与我们是死对头。1928年3月，我们曾组织武装农民一万多人，配合工农革命军，从四面八方围攻熊集，声势浩大。围了好几天，敌人坚守城墙。结果没有攻开，敌人还把我们一个连长打伤了，因当时医疗条件差，不幸牺牲。撤退时，我们把高仲宣的老巢——高家庄的柴垛全部烧光。高仲宣为了对我们进行报复，组织枣南所有的民团，并请来由土匪收编的樊钟秀建国军作为主力。高仲宣坐在轿子上指挥民团，樊钟秀派了两个团，浩浩荡荡，杀向翟家古城，时间在1928年3、4月。我们只有200多条枪，30支盒子迎战。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怎么办?

    我们号召一万多农民，他们手拿梭镖、长矛、大刀，鼓足了斗争勇气，藏在部队后面。我们编了两个大队武装，一个大队长姓周，另一个大队长姓王，都是黄埔四期学生。周队长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敌人依仗人多势众，一个连一个连地往前冲，在坟包后面等着的周队长，瞄准一个连长似的敌军官，一枪打掉了他的帽子，这连长魂飞魄散，立即抱头鼠窜。他一跑，跟上来的敌人掉头就撤。周大队长见此情形，站起来命令部队冲锋。藏在后面的农民也一拥而上，满山遍野、喊声雷动地追杀敌人。当时正是豌豆、大麦快成熟的时候，慌乱的敌人好多都被豌豆绞绊倒在地，农民们冲上就一刀一矛一个，就这样，我们一直追到枣阳城边，敌人死伤不计其数，最后逃进城里，紧闭城门。这一仗，我们获枪四、五百支，子弹难以数计。高仲宣的民团被戳死不少，高仲宣弃轿落荒而逃。这是一场很大的胜仗。

    鄂北革命军总队遭到惨重失败，是在1928年5月。由于反动派的4月失败，他们重新调整兵力，高仲宣纠集了随、枣反动武装，加上住枣的建国军，分几路疯狂地向我根据地翟家古城、蔡阳铺扫荡。鄂北总队抵挡不住，便退到襄阳黄龙土当。反动派进占翟家古城，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甚至连牛、驴子也不放过，很多树木也被砍掉。敌人为报功，把人头用车运到枣阳县城，城墙上挂了一圈，城门口挂了几层。在这种情况下，程克绳命令余部隐蔽，武装斗争陷于低落。

    枣阳军事斗争的失败，一方面是“左”的路线影响，不知道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方针，只知道硬拼。另一方面，是程克绳的家乡观念严重，好像离开枣阳西乡，就不能革命似的，既不知道在革命形势好的情况下向外发展，也不知道在不利情况下，将武装拖到山区建立根据地。插枪，固然是游击战的办法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办法。程克绳把枪一插，枣阳县委就要造**，县委批评程克绳是富农思想，光经营本乡本土。当然，这个批评也不够准确，只能说在策略、方法上有些问题。

    那时，群众对程克绳有些神秘的传说。程克绳个头大，眼睛高度近视，行走要戴眼镜，加上谢顶秃头。群众说他一戴上眼镜，就能驱逐黑暗，他光头、个头大，是个有福的像。他当总队长日夜操劳，的确辛苦得很，但他不放手让别人工作，脾气又特别坏，动不动训人骂人，加之他不爱学习，不读书不看报，光凭自己脑袋想到哪干到哪。因此，下级干部对他意见很大，特委对他不满意。

    1928年9月，特委停止了他的总队长职务，派崔达泉来接任。崔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在军事上比程克绳高明一点，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当过营长。崔当总队长时，马游是党代表。这时，大队长张履中、周峙山、王××都已离开枣阳。崔达泉年轻、英勇、敢打仗，会打仗，可惜不到半年就牺牲了。

    党代表马游，是个书呆子，打不了仗，带不了兵，见崔牺牲，害怕就跑了。这是1929年3月的事。此时，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等于自行解散。1930年上半年，杨秀廉等人又把军队搞起来，将随、枣、宜、襄及豫南的几支队伍汇合，成立了红九军二十六师，正式举起红军大旗。

攻打谷城县城

    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失败后，5月，我被派往谷城当县委书记。高如松告诉我党员情况，我就住在盛家土康黄宗镒的家里。黄宗镒，共产党员，他家十分穷苦，共5口人，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其父。当时谷城党员不多，盛土康附近有一个支部，其中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姓帅，人称帅七爷、七阎王；一个姓黄，人称黄八爷、八千岁。这两个同志敢于对地主豪绅进行斗争，在群众中威信高，能调动很多人，在谷城暴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傅湾有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是傅伯骥。倒岩沟有一个较大的支部，支部书记李晓葛，党员有五、六个，其中有李晓葛的哥哥李陶庵，侄儿李四桂。此外，黄家岗有党员方近思、庙滩有姜步瀛、太平店有徐子彬、县城有张从善等。这些党员我都找过，在一起开过会，商量谷城斗争问题。我在盛土康，同学、熟人较多，白天简直不敢出门，一出门就呆不住，所以，开会等活动都在夜晚进行。

     那时的情况是，谷城住着西北军岳维俊的一个师，一、二千人。他们军费无着，就向地方勒索，一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什么军鞋税、供饭税、地亩税、渔金税、保丁税、门牌税。而乡、保丁们又税上加税，层层贪污，加上兵多匪多，兵匪一家，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为了和反动势力对抗，群众组织很多会抗税防匪。会也是五花八门，有红枪会、绿枪会、扇子会、白带子会、硬肚会、大刀会，活动形式很多，内容大同小异，差不多都是烧香、吞朱砂符，设佛堂、供佛像，有佛长、堂长、教师爷。这些人，有的练过一些气功，把朱砂吞进肚里，肚子就鼓胀，加上一种迷信起作用；有的经得起薄刀利刃砍刺，不致损伤，即或有死伤，原因归结为对神佛不诚心。当时，黄宗镒是盛家土康的堂长，孙孝承是老师，他们都有一定的权威和号召力。他们借此既可以联系群众，同时可以发展组织。不仅农民参加拥护这些会，就是中小地主也参加拥护这些会。刘克明(地主)就是依靠地主、富农势力，在谷城西乡的红枪会、大刀会中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我们通过上层人物，同刘克明联系，达成协议，确定时间，攻打谷城县城。刘也乐意同我们合作。另外，姜步瀛在庙滩也搞起来了，并从庙滩发展到茨河。又通过党，把谷城的组织和光化的组织结合起来。左觉龙在傅家寨、袁书堂在袁冲也搞起来了。我们在行动之前通知光化配合。

    当时没有很多计划，只是利用农民的勇敢一轰而起。于是，谷城西乡、西北乡、东乡、南乡，集合了两万多农民，手拿长矛大刀，身穿五颜六色，铺天盖地，吆喝连天地杀进谷城县城，赶走了驻军、县太爷，砸开了监狱，烧毁了公文、田契，真是大快人心。

    这次斗争的教训是，没有团结一部分力量，扎寨为王，即建立根据地，而是一轰而起，一轰而散。我在这次指挥中身份也被暴露，反动势力追捕得紧。在谷城呆不住了，廖化平传话出来，叫我去光化当中心县委书记。这次暴动后，李晓葛、黄宗镒逃到沙市，帅七爷、黄老八被反动派捉去杀害。

    1931年，贺龙带领部队占领均县武当山后，在游击队的影响下，李陶庵又在倒岩沟组织了一部分群众，搞了一次薤山暴动，夺得了一些枪支，打击了土豪劣绅，并打进了石花街。可是，群龙无首，没有县委、区委领导，党员又不集中，最后也失败。

五县起义总指挥袁书堂

    1930年4月，省委派聂洪钧重建鄂北特委，将武装斗争作为最高斗争形式。
    当时立三路线要求，只要有党员的地方，就要搞暴动、罢工、罢课。均县、光化、谷城、襄阳、枣阳五县在鄂北来说，有党员基础，群众有斗争经验。特别重要的是，各县都掌握了一些武装。所以，特委决定，首先在五县举行起义，通过起义，各县创建自己的根据地。

    五县之中，光化是活动中心。因为鄂北特委设在光化，特委负责人多在袁书堂家中住宿，故袁书堂家有“红色大饭店”之称；袁书堂联络一些土匪武装，共搞了500多支枪，武装力量较为强大。当时光化的土匪陈汉三、陈行俭是兄弟俩，我们对他们分别作了一些争取工作。陈汉三是通过杜仲安打进去当了他的文书，争取过来的。陈行俭是通过袁书堂的姐姐袁友松的工作，争取过来的。当时陈行俭有一个最喜爱的小老婆住在袁冲，因此，陈经常来往袁冲。陈的小老婆不仅漂亮，也还懂事。袁友松作通这个小老婆的工作，在争取陈行俭方面发挥了作用。又通过他们，把河南邓县的土匪胡人燕、张恒金争取过来。

    但是，这次起义未能实现。原因是，被封为五县起义的总指挥袁书堂和鄂北特委军委书记张履中，在敌人一次告密中，不幸同时被害。紧接着，鄂北特委组织部长傅良驹叛变，给鄂北各级党组织带来大破坏，使五县起义流产。

    下面，介绍一下袁书堂：
    袁书堂这个人，是很有特点的。袁是封建地主家庭出身，有200多亩土地。父亲和大哥都是清朝秀才，可谓书香门弟。他大哥袁理堂，还有个弟弟袁碧堂。有两个姐姐，一个是宋炜的妈妈，一个是左企云的妈妈。袁在辛亥革命前，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20几岁就对封建制度、封建习俗持反对态度。他不信鬼，更不信神。他把家中的灶王爷、司命奶奶统统撕掉，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不容易做到的。他支持妇女放脚，他的很多外甥女没有一个缠脚的。他还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他对大侄女袁溥之(陈郁的爱人)的包办婚姻很反对，本来袁溥之自幼由父母作主，说给老河口南门外的一个很像样的姓危的地主，而且是留日学生。袁书堂硬是支持袁溥之跟危诰生毁了约。另外，外甥女宋炜跟李自修，袁也主张毁约。李自修家里是大地主，有几条枪，但不愿拿出来支持革命。宋炜就跟李自修毁约，到苏联去了。李自修因而受刺激，在鹿门中学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参加革命英勇牺牲了。

    袁书堂的三侄女袁震之(吴晗爱人)，外甥左觉农，外甥女左企云、宋炜，都是在袁书堂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他家里不满意他的一些“越轨”行动，使他愤然出走，毅然到武昌当了警察。书香人家子弟当警察可是不得了，因为那时警察的地位很卑微，社会上称谓“警察狗子”。他却公然干这玩艺，他父亲恼火得很，声明和他脱离父子关系。他看到社会越来越阴暗，转而相信实业救国，于是集合有爱国思想的人开织布厂，招收不少人到织布厂当工人。

    袁书堂喜欢看报，对时事感兴趣，因而进步很快。如王云五出的《东方杂志》和杨显江出的《学生杂志》，还有进步书刊，他大量买来阅读。他很喜欢武装，襄阳东乡的朱道清在汉阳警察局当局长，和他有朋友关系。1924年至1925年间，他就去当朱的秘书兼科长。1926年北伐军打进武汉，他参加共产党。当时，陈独秀是不允许共产党人参加掌握政权军权的，否则就被开除党藉，认为这样会成为政客、军阀。可是陈独秀特许袁书堂去当了湘鄂两省咽喉的蒲圻县县长，以捍卫武汉的革命。当武汉情况恶化，党又调他到武昌县当县长。“七一五”事变前，党看到国共要分裂，鄂东一带群众领袖大多被关在黄陂县监狱里。党通过统战关系，又派他到黄陂县当县长，营救这些群众领袖。

    他和湖北省委、鄂东特委商量了一个里应外合的办法。他派人开了城门，外面的人一拥而进，砸开了监狱，营救了同志，而且开仓济贫，大闹了一场。他自己化装回到汉口，省委决定他回光化农村，继续开展斗争。他回来后，就同光化县委接上了头，从此，他家就成了革命者来往的中心。

    我当光化中心县委书记时，就曾经住在他的家里。他跟我谈到，革命成功后，要把现在的岗地改成水田，兴堰塘，修沟渠，办学校，修道路，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他认为，革命还是要靠武装斗争才能成功，于是积极组织武装暴动。但由于他的一个叔伯哥哥袁国缵向烂菜沟里的反动民团头子李世铎告了密，1930年5月4日夜，袁书堂被打死在他的客厅里。同时牺牲的还有当时鄂北特委军委书记张履中、光化北乡区委书记薛一宇及薛的侄儿等4人。

    袁书堂的牺牲，对鄂北、豫南的武装斗争是个严重打击。袁书堂的妻子王穆，为革命散发传单，被反动派捉去，1927年在武汉被杀害。

我从事出版工作和开办新知书店

    抗战初期，全国许多地方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而鄂西北冷冷清清。我那时刚从监狱出来，具体出狱的时间是1937年10月10日。我的出狱，是经董老同国民党的行辕主任成浚交涉，加上平津沪搞的一些名流签名，才得以出狱。出狱时，我患风湿性心脏病，武汉一些高明医生看后，判了我的死刑，要我等死。感谢杨立生老先生，他研究了我的政治思想状况，询问我在狱中的艰苦生活，然后给我拿脉治病，我喝了他开的十几付药，病情迅速好转。

    我那时很忙，白天，许多青年来找我，要我帮助分析形势，指明前途，介绍出路。我把他们介绍到省委和长江局在红安七里坪办的训练班，介绍到陶铸在应城汤池主办的合作训练班，介绍到延安和部队宣传队。晚上，则披着被子，在床上写稿子。我写了《宣传、组织、武装》小册子，总结了十年内战期间宣传、组织、武装斗争的经验，这是分化国民党中下层干部、挖国民党墙脚的书。

    出狱后，我请求省委，让我搞点出版工作。当时，延安办了《解放周刊》，出版发行到广大地区。可是，一因印数少，二因输出来国民党没收，所以一般人很难见到。为了让各阶层人士了解我党情况和政策，我建议长江局把周刊交给我们翻印发行。建议得到长江局的同意，答应按期把周刊纸型交给我们。我向一个叫安光荫的青年借了五百元钱，开始每期只翻印一万册，不够，又加印到每期三万册，还是不够，最后加印到十万册。由于赠送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数量大，成本收不回来，搞着搞着，帐本上只剩下一元钱的资本。怎么办?只有想办法出小册子，那时小册子泛滥，但质量不高，因此销路不好。我们出的小册子注意了内容、质量，因此销路很好。1937年12月到次年2月底，共出15种小册子，其中有光未然的《街头剧创作集》，我的《宣传、组织、武装》，《解放周刊》、《新华日报》的通讯等。出版后，效果很好，转亏为盈。当时，我们住在民生路汇业里的三层楼上，国民党找不到我们的机关，但明令查禁我的小册子，并扬言要逮捕我们这些人。

    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加上杨立生先生回襄樊后，一再写信催我回襄樊把病治好。从参加斗争来说，我也想回襄阳，把这里的抗日烈火点燃起来。我长期从事学生运动，完成这项任务比较有信心。此前，省委派刘瑞芳去襄阳，因他对襄阳情况不熟，很快被别动队逮捕了。洪深剧团、拓荒剧团在襄阳、老河口演了几场戏就走了，都未能打破沉闷局面。我想回襄阳去。恰好这时左觉农从延安回来，到长江局报到，他跟我商量，打算和我一同回襄阳，我那时没有党的关系，准备回去搞统一战线工作，他搞党的恢复工作。

    经长江局、湖北省委同意，1938年2月，我们一同回到襄阳。我们一行3男3女，难民不像难民，搬家不像搬家，很引人注目。别动队、复兴社想在一晚上把我们全逮捕起来。我那时政治警惕性比较高一点，就住在易启庸家里。他家在古楼北，开鞋铺，招牌是“易鑫祥”。左觉农、张光兰、姚垂琨、曾霞初住在刘石珊家里。

    夜晚，别动队以查户口为名，把左觉农抓跑了。我住在易启庸的楼上。晚上向他了解了复兴社、县党部、CC等很多情况，其中知道刘石珊跟左觉农虽是亲戚关系，但刘与别动队来往密切。左觉农被抓跑后，第二天一早，我就找到刘石珊，开口就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一说，刘晓得我的厉害，连忙答应去看看。我说：“不是去看看，而是硬要你的面子去解决问题。”当时别动队住在农林试验场，即现在的地区财贸学校。刘去后，个把钟头，左就回来了。为了今后的安全，经过反复筹措，我将左介绍给李朗星的弟弟李朗斋。这是个特殊关系。李朗斋在襄阳高小当校长，早先参加过党，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但也没有参加复兴社，没有干坏事。我在小北门租了两间房子，后又搬到红花园柳明都家里，柳是保安四团的副团长，是李朗星的副手，但柳与党的关系较好，住在他家里比较保险。我托易启庸找到新知书店的房子，他很快找到了。易启庸为鄂北党的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尽管他家里穷，开小茶馆，可是同志们找他，他都招待，几十年如一日，掩护了不少同志。

    立足下来后，我向左觉农建议，为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仅有襄阳一个点还不够，必须联络更多的人把鄂北发动起来。这样，我们决定召开一个20多人的会议，地点在襄阳县东津湾街上我侄儿李兆祥家。会开了一整夜，左让我作了一个报告，主要讲形势和任务。然后让大家讨论。记得参加会议的，谷城有黄自萍、张继新，枣阳施孝文(南关人，以后被日本飞机炸死)，襄阳的张明汉，光化的杜仲安等。会后，各县纷纷成立了抗敌后援会。

    开办新知书店——新知书店本为王益、徐雪寒创办。他们从上海到香港，又从香港回到武汉，都未能赚到钱。这次在襄阳办分店，还是我们办扬子江出版社赚的四千元钱(一半交给长江局办中国出版社)作经费。为了有公开身份便于活动，我担任了新知书店襄阳分店经理，以后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曾霞初。这次，我总结了地下环境与公开工作的经验，决心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高高举起，以对付反对派的捣乱。我把这作为一个法宝，不管跟什么人谈，我都能谈得堂而皇之。我回来的第二天，赵思炎的弟弟赵圣清就跟我接上头，他是我们隐藏在复兴社的内线，当了复兴社鄂北支社的青年部长。他把复兴社、CC方面的情况讲得很具体，刘冰溪是头头，刘叔远是摇羽毛扇子的，庄吉甫是聋子耳朵，邓哈哧跟刘叔远当挡箭牌、打冲锋等等。我利用地下工作经验，叫赵搞个接头地点，有什么问题写成简单的报告，特别是有关敌人对付我们的情况，送到指定的地点，我派人去取。

    不久，我得知复兴社硬要把我们的新知书店毁灭掉。果不其然，书店还没有开门就有人来检查，拿了很多书走了。针对这种情况，我决定在新知书店开张的时候，来一个大张旗鼓地庆祝。事先，我动员光化、谷城、枣阳的县太爷写恭贺对联，叫王之铮发动学生到时候多放鞭炮。开张那天，书店门口高高树起两杆“青天白日满地红”大旗，开着我从武汉带回的收音机，加上鞭炮齐鸣，跟过佳节一样，一派喜庆气氛。同时借题大宴宾客，玩了一个阔气。没有钱，我拿出了一点稿费，并找到天一楼的老板王道帮，他是大革命时期青年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我说，五块钱一桌，办四桌，你贴些钱，办丰盛点。他答应了。于是，给国民党的党政军头目和绅商界头面人物，一一下了请帖。刘冰溪、刘叔远、邓庆伯请而未到。陈冰阳、庄辑甫，县党部的一些委员，别动队的队长肖之楚、政治部负责人都请到了。在酒席桌上，我大讲特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得他们点头称是。我说：“今天新知书店开张，我们书店人员少，而且年纪轻，我这个经理有时在这里，有时也可能不在这里，欢迎诸位经常来书店检查指导，如发现书籍、报刊、杂志有汉奸言论的，请即没收；如果没有，还请保护。在此之前，别动队拿去的一批书，还需检查后送回。”说罢，别动队队长站起来，拥护我的发言，说一定要联合抗战，不能搞分裂，今后对新知书店一定要尽力保护。

    我当时酒量大，举杯祝酒，劝他们多喝几杯，喝得他们欢欢喜喜地离开新知书店。这样一来，拿走了的书很快送回，以后他们也不敢轻易公开捣乱了。新知书店，不仅是襄阳，也是鄂西北、豫西南的一个书店。因此，开张以来，来这里买书的人特别多。这里，不仅卖书，也是党通讯联络的地方。散落在各地的党员同志们听说我们回来了，纷纷来找，我就把他们介绍给左觉农和其他同志，使鄂西北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我们的书店设在单家祠堂前，有三间房子，除了门面用房外，还安排有厨房、接头谈话的房子。店员主要有两个，一是易启庸的弟弟易启全，此人以后当了特务；一是张学适，河南新野人，解放后改名张苏，曾在天津市当科委主任。书店收入开支要日清月结，赚钱要上交，但是，不少人找我们接头联系，要帮助解决路费、食宿。为了解决这笔开支，我向宋炜妈妈借了30元钱，买了一部破石印机，请了一个叫余林的房县人当工人，办起昭明印刷所。主要印军队符号、信纸、信封之类，这是一个很赚钱的买卖，襄阳县的黄德良曾在印刷所管过帐。

    我们的新知书店办的时间不长，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侵占武汉后，日本飞机经常来襄樊狂轰滥炸，许多店铺纷纷转移，曾霞初也就把书店转移到了均县。我没有去。听说国民党特务经常去捣乱，以至最后将书店封闭。

重建党组织

    重建党组织工作，主要是左觉农在做，但因为我们工作上有过一些商量与合作，所以我也了解这方面一些情况。

    先说办棉业改进所合作社训练班，这是董老跟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商定的。有个李维章，湖南人，政治上是中间人士，跟我们一起办。我跟左觉农商量，如果公开招生，复兴社、CC分子就可能掺进来，而我们的目标是，在各县招收比较有爱国思想、政治上比较单纯的青年。我们召开襄阳地区各县进步人士，利用社会关系，请他们动员青年来学习，条件如上述，人数一百多一点，跟陶铸、李范一在应城办的汤池训练班一样。这样，各县陆续送来一百多人参加考试，考语文、数学、政治，题目由我们出。训练班办了3个月，开展了对国民党县党部、别动队的斗争。

    县党部听说办训练班，要派10个军事教官进来，说抗战要军事第一，必须有军事教官在里面教军事。真的让他们进来，那就很麻烦。左觉农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能拒绝，他们来，我们就欢迎。我们把100名学生组织起来，到县党部迎接军事教官。这样一来，他们反而不敢来了，怕我们把他们搞得下不了台。训练班结束后，学员分到襄阳、郧阳两个地区的各县当指导员，或当会计，利用合法地位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同时注意发展党员。不少党员就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如刘志远、王全国、张光兰就是在这里入的党，几乎百分之七八十的学员都成了共产党员。

    此外，我们以五中为基地，吸收了一批党员，训练了一批干部。这里被摧残得太厉害了，散留的党员虽不多，但要抓紧做他们的工作。开始恢复党籍的是光化的杜仲安，再就是孙家骧、谢坤、赵岐周，第三批恢复了余益庵。这时鄂北还出现了自发产生的党，以陈任远为首，委托原先在五中读书、涂三爷的儿子专门来襄阳接头。他接上头后，左觉农了解到这个组织不是什么野心家捣鬼，而是真正相信共产主义，就承认了他们。这样一来，党组织就扩大了。

    虽然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党的领导机构尚未恢复和建立。直到1938年6月，省委派安天纵来襄阳当襄阳中心县委书记。因为星星点点的，这里几个党员，那里几个党员，左觉农到光化去了一趟，在那里发展了冯和谦、朱理刚、张振祺等几个党员，并建立党支部。

    那时长江局、湖北省委，为了培养一批干部作党的领导工作，向襄阳要人。刘志远、左企云就是这时候被派去武汉受教育的。刘志远结业回来，在襄阳中心县委当组织部长，不久又调到枣北当县委书记，枣南县委书记是余益庵，这时，党在襄阳扎根。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时长江局给湖北省委派来了一批又一批干部，其中很多是平津沪流亡的学生，也有的是汤池和七里坪训练班的学生。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又由省委输送到鄂北，这时的鄂北襄阳，成了宋朝以后又一次人文荟萃之地。经过上层和李宗仁建立统战关系，建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是钱俊瑞，集中了一大批进步人士。

    武汉失守后，五战区司令部由麻城转移到襄樊，狼狈不堪，到处丢枪、丢物、丢人。钱俊瑞一来，就找我谈抗战和抗日救国的活动，我建议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下面组建文化站、文化工作宣传队。我负责动员了大批爱国青年，从双沟、仙人渡到老河口，沿汉水大集镇和交通要道，建立起文化站。文化工作委员会对各县也派了工作队，连竹溪、竹山都派人去了。并接管《襄阳日报》，改名为《鄂北日报》，由胡绳主编。由于报纸办的好，订阅的人多，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各地文化站发报纸，搞展览，开展了不少工作。

    但这种局面到1939年2月发生了变化。因为蒋介石在洛阳开了各战区长官会议，蒋压迫李宗仁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指责文化工作委员会是一批共产党人在活动，要把这些人驱逐出境，该逮捕的要逮捕起来。李宗仁经不住蒋介石的压力，回到老河口，公开告诉钱俊瑞：“对不起，蒋委员长不准我们建立这个组织。”就把钱立即礼送出境。钱到了重庆，其他的人也逐渐离开了。从这以后，蒋介石的大批军统特务打进五战区，把《鄂北日报》收走了，改为《阵中日报》，搞掉了我们的宣传工具，还逮捕了我们的一些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一些同志输送到边区。那时，边区刚刚建设，仅有个新四军办事处。1939年，李先念才从延安下来，武装人员不多，他把信阳县大队的武装同应城许子威、徐休祥、蔡松云的武装结合起来，把许金彪在京汉铁路的一些闲散干部组织起来，加上鄂东的五大队、六大队，将原先的挺进支队改为挺进纵队，又把挺进纵队改为新四军第五师。

    另外，我们还建立了交通点，一个是孙家骧那地方，一个是朱明达那地方。
    1941年初，谷城县委书记张书武被捕叛变。6月，国民党三青团科长单鸣皋，以邓一陶和张书武的名义，写了一份中共462人“脱党”宣言，登在《阵中日报》上。这个东西，使我们边区很长时间很多问题弄不清楚，坏透了。此时，鄂北党组织基本停顿。
只有个别党员坚持斗争，比如杜仲安，他以后得病死了，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当然，也有个别的党组织，像茨河的纺织训练班(当时叫鄂西北纺织训练所)，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皖南事变后，重要的人都被关进了国民党监狱，一般的人都被带到盛家土康。最后只剩下吴显忠、肖良恺、奚望高。

营救左觉农

    1938年8月，经董老与省建设厅长石瑛的联系，左觉农以八区合作社特派员的合法身份，派往郧阳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随同前往的还有左的爱人张光兰。

    这次左觉农去郧阳，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是与国民党争夺鄂西北山区的控制权。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为了把鄂西北山区控制起来，即派湖北复兴社的鼻祖、《扫荡报》的创始人、反共急先锋刘翔到郧阳当湖北第八专区专员。这抢先一着，很厉害，加上刘到任后，的确为蒋介石很卖力。他把郧阳地区中小学校长(后来逐步扩大到教师)和区、保、甲长集中起来，轮番进行反共防共训练，包括如何搞空室清野，来对付共产党。这个空室清野，1946年中原突围时，一纵王树声部突围到八区，就吃了亏，尽管当时刘翔已不在郧阳，早就到青年远征军去了，但他种下的祸根仍起到了作用。

    听说左觉农要与这样一个奸险的敌人打交道，我确实很担心。左的情况我很清楚，社交场面不善辞令，显得缺乏魄力。好在我与他是同学，可以无话不谈，我对左说：“你到郧阳后，见了国民党那些官们，一定要挺起胸膛，摆起官架子，决不能当‘狗子秋’(襄阳土语，意即不出众、低人一等模样)。”为了他开展工作顺利，我还为他搞了一张“护身符”。我有一个朋友田任持，大治人，1925年是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此人在武昌民主路小学、大治中学教过书，为人正派，在鄂南有声望。田与大冶县特务头子刘培初交情甚厚，而刘培初与刘翔、刘奉先同为《扫荡报》的创办人、湖北复兴社的发起人。我找到田任持，要求他转托刘培初给刘翔写封亲笔信，通过这条线把左觉农介绍给刘翔。田、刘很快答应了，信写好后，由我转给了左觉农。信的大意是：现在国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大敌当前，应当共赴国难，一致抗日，不要计较两党过去的芥蒂。

    左觉农到郧阳后，将刘培初的信交给了刘翔，刘将左安置在专署里面。以后，他们之间很少见面。同年11月，左觉农召集各县合作社主任开会。本来，这次会议完全可以公开进行，而且左觉农还可以亲自去请刘翔到会进行“指导”，以减少猜疑，增加工作的合法性。但是，左觉农不知道这样干，而把一次公开的会议秘密进行。这样，给了刘翔以口实，说左觉农秘密组织暴动，企图推翻现政权，将左觉农、张光兰和参加会议的合作社主任扣押起来。

    我听说这一消息，一方面赶紧派安光阴向董老汇报情况，请示营救方法；一方面在下面积极进行营救活动。我找过孟宪章，请他利用自己的影响找刘翔。我也找了李朗星、傅良驹，托他们无论如何要帮忙。这两个坏虫也没有推辞，只是说：“刘翔这个人不好说话，恐怕不会买我们的帐。”这一点，我也是清楚的，对他们俩，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只是希望这两个坏虫不再在刘翔面前对左觉农“火上加油。”事后，李朗星还跑到襄城米花街我的住处，向我讲述找刘翔的情况。我还找过在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钱俊瑞，请他要求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刘翔施加压力。听说李宗仁为此给刘翔发过电报。最后，经过董老、周恩来作国民党上层的工作，《新华日报》发表声明，在强大的压力下，刘翔先将张光兰释放，紧接着，左觉农和几个县的合作社主任也被一一释放。

    这次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干革命，要注意适应当时的形势，恰当运用公开或秘密的斗争方式。（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六辑，本文作者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