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前后的刘少奇

2014-09-15 21: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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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歌猛进的一年。“一五”计划的实施日新月异，二大改造快马加鞭。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讲，二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就意味着中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初就想搞社会主义，说对社会主义梦寐以求是毫不夸张的。人民也想搞社会主义，指望搞社会土义摆脱贫困，过上新生活。可是，社会主义是要比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基础的。恰恰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口多，底子薄，最大特点是一穷二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全新课题。

    现在，必须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制定一条正确的路线。自七大闭幕以来，已经有10年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了，因此，适时召开中共八大，便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1955年12月5日下午，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各省、市负责人在内的100多名高级干部，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的座谈会。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他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中共八大的指示。毛泽东提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15年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刘少奇说，全党都要为八大的召开做准备，迎接八大，把八大开好，把八大的准备工作同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分工，刘少奇负责准备中央委员会向八大的政治报告。为写好这个报告，他在会上发出通知，将在最近分别找各部门的领导同志谈话。

    只隔一天，汇报座谈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马拉松式的座谈，前后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偶然谈到刘少奇正在分别听各部门的汇报，毛泽东很感兴趣，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于是，薄一波为毛泽东组织了政府财经各部委办局共34个单位汇报。这实际上就是一次调查，为毛泽东概括建设社会主义应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作了重要准备。

    刘少奇听的汇报是全面的，不仅有政府财经各部委办局，还有政府文教口各部和中直机关，并参加了一部分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在听汇报过程中，刘少奇有许多即席谈话，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观点、新思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满足人民需要。他提出，必须责成国营商业品种齐全，这是人民的需要。要不断增加花色品种，新花样很重要，不要以为搞时装就是资本主义。

    第二，关于科学技术。他提出，要敏感地注意世界上最新的技术，向人家学最新的科学技术。要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多吸收一些专家参加部级领导，技术人员的工资可以高于部门或企业的领导人。在改造小业主时，一切好的人才都要保留下来。

    第三，关于学习外国。他提出，搞社会主义，苏联的许多经验值得研究，但不能照抄照搬。要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学习，也要向其他国家学习。新华社要学习塔斯社，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

    第四，关于利用资本主义。他提出，我们要把资产阶级的长处吸收过来。把全国商人中最有经验的人组织成为总公司的或地方商业厅顾问团或参事之类，一是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二是向他们学习。

    第五，关于工业布局。他提出，在地域上，沿海不进行基本建设，但也不要限死，投资少、回收快、发挥潜力大的，还是可以搞；在门类上，搞机器工业不要把手工业打倒，要把轻工业的制造技术与手工业结合起来，不要抛弃本国传统基础。

    第六，关于用工制度。他提出，今后新工人或学徒都应实行合同制，签定1年或2年的合同。过剩的劳动力应由国家负责，不能叫企业包下来。

    第七，关于文化建设。他提出，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洋的土的都可以搞；出新不能勉强，搞戏剧改革不能犯急性病。

    第八，关于法制建设。他提出，三大改造完成，革命形势起了根本变化，现在有可能也必须把法制健全起来。如果再不健全法制，就容易出毛病了。

    这些思考当然是十分有益的。其中，不少内容与《论十大关系》有相通之处。这些探索社会主义的初步成果，是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组成。刘少奇不仅组织报告的起草，还亲自动手。毛泽东也亲自参加了八大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现存八大政治报告的各种修改稿达80多份，其中，经他修改过的就有21份。

    可以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与毛泽东往来的信件足足可以反映出这一点。

    8月24日，他致信毛泽东，信中说：
    “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

    当日，毛泽东批示：
    “退少奇同志：此件已经看过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

    8月29日，刘少奇又致信毛泽东，说：
    “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志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当日，毛泽东批示：
    “退少奇同志：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10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9月11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说：
    “少奇同志：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清样，付翻译。”

    这是一个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的过程。9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他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不管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大会在新落成的政协礼堂举行，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的1026名代表出席了大会。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人民革命党代表，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在代表们的热烈掌声中，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他在开幕词中说：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的讲话，震撼人心，全场听众多次起立，33次报以热烈的掌声。在休息室里，许多人都说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

    毛泽东致开幕词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分6个部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政治生活；国际关系；党的领导。刘少奇总结了中共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经验，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他说：

    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

    把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说它是科学的，是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要求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途径。遗憾的是，这个指导思想不久发生了变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挥棒长期指挥着人们，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      1953年以来，毛泽东多次提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并多次在有关文稿中删除“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因此，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但对毛泽东的功绩作了颂扬。他说：

    “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舵手的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在以后几天，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

    9月26日，大会选出97名中央委员、73名候补中央委员。27日，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等文件以后，胜利闭幕。

    接着，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领导人。
    开始酝酿中央领导机构和人选的时候，准备设中央主席、副主席各一人，拟由毛泽东任主席，刘少奇任副主席。刘少奇提议多设几个副主席。他这个意见被采纳了。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介绍了这个情况。他说：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

    9月28日，召开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1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6名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他们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进入了社会主义，国内的阶级敌人被打倒了，还有没有矛盾?是什么性质的?如何正确处理?这又是新问题。1956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波匈事件，促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1956年6月28日，波兰波兹南市发生了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地相继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而且很快演变成反对政府的骚乱。导致波匈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两国执政党没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方面的问题，在东欧国家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因此，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整个东欧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担心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共中央对波匈事件高度注意。10月22日、23日，毛泽东都是在凌晨1时许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讨论波匈事件，刘少奇在座。本月21日到11月9日20天的时间中，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为此连续召开十三、四次扩大会议。

    10月23日，应苏共中央的要求，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同他们商讨处理波匈事件的办法。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王稼祥。当天，刘少奇一行就到克里姆林宫同赫鲁晓夫交换了意见。24日、26日，两次列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29日、30日，又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苏共中央领导人会谈。31日晚，离莫斯科回国。

    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可是，群众和政府的矛盾为什么会以如此尖锐对抗的形式出现呢?

    在11月10日至15日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报告了最近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谈到了他就这个问题的思考。他说：

    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个人想了想，昨天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也谈了一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措施，要提起注意，在党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此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

    刘少奇强调要从波匈事件中吸取几点教训：第一，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第二，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第三，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

    不久，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会议，刘少奇再次提出反对脱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要求组织部门首先把成为“统治阶层”的几十万干部管好。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指出怎样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值得很好地研究。他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走出机关，到下面去研究这些现实问题。

    从1956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人民内部矛盾也逐步突出起来，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9月开始的半年中，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涉及上万人，每起少则10多人，多则一二百人，更多的有近千人；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是上万人；农村则连续发生闹社风潮。如何具体地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确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

    刘少奇决定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抽出一些同志，组成调查组，亲自带出去搞一次社会调查。

    2月28日，调查组离京南下。
    刘少奇同调查组成员谈这次出行的指导思想，说：

    “由于我们是领导党，什么事情办不好，群众就会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他接着说，“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对于闹事者我们的政策不能高压，也不是退让，而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要求正确就接受，不正确就解释和批评。不要把提意见、告状看作闹事，群众多说话是民主积极性的表现。”

    整个调查的日程是这样的：
    河北：2月18日，保定。22日，石家庄、栾城。26日，邯郸。27日，峰峰煤矿。
    河南：2月28日，新乡。3月1日，郑州。5日，许昌。
    湖北：3月7日，武汉。18日，咸宁。
    湖南：3月18日，岳阳。19日，长沙。25日，株洲。28日，衡阳。
    广东：3月29日，广州。
    4月11日，沿原路返回，14日抵京。途经长沙、武汉、郑州、保定，均作短暂停留，同当地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谈话。

    刘少奇每到一省，必先同当地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到一市，则同当地地委、市委，有时包括邻近地、市委和若干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沿途视察了工厂、农村、学校、重点建设工程，举行多方面的座谈会，广泛地接触、了解实际。

    通过这次调查，刘少奇感到群众中反映出来的带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是4个：一是中小学生毕业升不了学，相当多的学生毕业后没有书读，没有工作做；二是农民生活苦，农村和城市生活水平悬殊；三是城市职工住房、宿舍不够；四是猪肉等副食品供应紧张。

    刘少奇在听汇报和座谈中，对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逐步形成了解决的意见。他在一些座谈会上，有针对性地发表了讲话，提出应鼓励和组织中小学校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建立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实行半工半读，可以多种形式办学；住房建设应实行多样化，试行房屋合作社，私建公助；国营商业要努力满足群众的需要，允许自由市场存在，使经济计划更完善，具有多样性；要研究工人的铁饭碗问题，应该允许工厂解雇。

    这些讲话不久便形成文章，公开问世了。其中，在长沙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经整理后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沿途在各地关于勤工俭学的讲话，经整理后作为《中国青年报》社论发表。

    群众中反映的各种问题，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在调查中，刘少奇多次讲到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3月24日，刘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领导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他说：

    现在几乎全国所有的闹事都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利益，至于带有政治目的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恐怕不容易发生……我建议省委、市委及各个部门每年专门地向他们征求两次意见，让人家把所有的问题提出来，无非是提出几百条几千条，归纳起来也就是那么几类问题，还是有头绪的。征求了意见后，能够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加以交代，解释清楚，答复人家，看这样好不好?不然有意见没地方提，问题积累在那里，总有一天火山爆发……

    群众起来闹事，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先是说闲话，乱七八糟讲，自由主义；然后就正式提意见或派代表交涉；如达不到目的就开会向北京告状，向《人民日报》写信，出墙报；再达不到目的最后就大民主，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我们的官僚主义就是不注意小民主，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还不理解，非等到大民主来了才不得不做工作解决问题。我看说闲话是最好解决问题的阶段。不要怕闲话，让他们讲，不要批评、责备、禁止讲闲话，它就是社会舆论嘛。

    4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到访，刘少奇出面接待并全程陪同。陪同伏罗希洛夫访问上海期间，4月27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个讲话把他在调查期间关于这方面的思考，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

    他指出：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

    这时候，毛泽东已于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讲了12个问题，5月7日在第一次修改稿上把题目定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6月19日公开发表。

    刘少奇的讲话，体现了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精神，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不过，刘少奇重视从经济上寻找人民内部产生矛盾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他认为当前群众闹事的性质主要是经济上的，官僚主义和分配不合理是两个主要的突破口，缺少多样性、灵活性的计划经济是造成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之一。这是他不同于毛泽东的地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北大兴水利的历史回顾（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五辑，本文作者曾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