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荆州五位藏书家

2014-09-15 21: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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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荆州，向为我国文化渊薮之—，古往今来，许多荆州学子倾毕生精力读书、藏书，以保存、弘扬中华文化。笔者生于荆州、长于荆州，近20年从事地方史志工作之余，较留意搜集乡贤们读书、藏书的事迹，下面扼要介绍五位佼佼者。

  杨守敬

    杨守敬被《清史稿》誉为“鄂学灵光”的杨守敬(惺吾)，本系湖北宜都(1928年前为荆州辖地)人，生平著述涉及83个学科，集历史地理学家、书法家、藏书家、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于一身。笔者手头恰藏有杨氏生前自订的《年谱》，让我们循着这位先贤的足迹，寻觅其狂热买书、藏书的几个片断。

    杨氏在《年谱》中自称：“余藏书数十万卷，海内孤本亦逾万卷”。这些藏书中，有的是唐、宋、元古抄本，有的是宋、元旧版医书，有的是从日本购回的珍本。搜集这些典籍，除了对祖国文化宝藏的热爱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还要一大笔钱。作为一介寒儒，杨氏采用3种办法：一是节衣缩食以购，二是用个人收藏的字帖和古钱币交换，三是以卖字之金买书。

    1863年，25岁的杨守敬于京会试后，“在肆厂买得未见书盈车”，“雇一三套车，老马瘦骡，本不堪长途，又加以久雨泞泥，沿途雇马骡牛帮驾。中途又买一骡，未至(湖北)樊城，骡复毙。每日半夜未能抵站，辛苦万状，幸出都时尚有百金，至樊城已罄尽，假贷同行者，由襄河展转至沙市而归。”为了一车书，从北京至宜都，千里之遥，弄得借路费回家，可谓嗜书如癖。

    1865年，杨守敬第二次人京会试，又未中，只得以地处东草厂胡同的太平会馆为学堂教书糊口。他“每日散学后，徒步到琉璃厂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及归，街上已寂无行人。到馆，则漏三四下矣。盖东草厂距琉璃厂路逾三四里之远。旁观者多非笑之。”

    1871年3月，杨守敬第四次赴京会试，仍未中，决意归。“时在都中搜求汉魏六朝金石文字已略备，而无后魏卢无忌《修太公庙碑》。车过(河南)汲县北约数里，路有太公庙，碑在庙前田中，无碑亭。及车到站，月颇明，乃携毡墨，独自返太公庙拓之，并拓碑阴。及回店，则同行已鼾睡矣。次日得知，皆非笑之。”

    1882年，44岁的杨守敬时在日本东京，“游于市上，睹书店中书多所未见者，虽不能购，而心识之。幸所携汉魏六朝碑版，亦多日本人未见，又古钱、古印，为日本人所羡。以有易无，遂盈筐箧。乃黎公(清政府驻日钦使黎纯斋)有刻书之议，则日日物色之，又得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抄本，其时立之尚存，乃按目索之。其能购者，不惜重值，遂已十得八九，且有为立之所不载者数百种。大抵医书类为多，小学类次之。”杨氏是作为使馆随员赴日的，在日四年间，他除了四处讲学传播中华文化，再就是广泛搜集流失到日本的中国典籍，包括六朝及唐抄本、世所罕见的宋元版古籍，其中不少为国内已散佚和残缺本。此间，在黎纯斋倡导下，杨氏将在日本搜集到、国内已绝迹的28种逸书残本刊刻成《古逸丛书》。这套《丛书》“除庄子注疏、蔡刻杜诗外，皆吾国久佚之本”。黎以此丛书“赠当时显者，皆惊为精绝”。被誉为“书之伯乐”的藏书大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记杨守敬藏书云：“渡海三年访秘文，精雕古本胜留真。积来辛苦天宁负，险煞杨云要美新”。

    杨守敬如痴如迷地藏书，却并非如世俗秘不示人，他多次将藏书中的精品“缺者补之，讹者删之”后刊刻，以为社会需要。如他抄、补的古地理珍本《太平寰宇记》，全书200卷，补后仅缺2卷，几为全书。

    杨守敬50岁时，“筑黄州邻苏园以藏书，其城北即东坡赤壁，故以名”，其“邻苏老人”之号也由此始。1903年，杨氏在武昌菊湾新建书楼，将黄州邻苏园藏书悉数迁入。辛亥武昌战争爆发后，杨守敬避居沪上。经杨氏日本弟子寺西秀敦请，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的名义加封条于杨宅，并发出告示，称：杨宅“藏书数十万卷……同胞咸当爱敬，共尽保护之责任，以存古籍，而重乡贤”，“如敢有意图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由于黎的保护，杨宅价值连城的典籍幸免于乱。

    1912年，这批典籍运至上海，1914年转运北京，藏北海观海堂。杨氏1915年病逝后，其藏书一部分转入粱启超倡建的松坡图书馆(1949年并入北平图书馆)，一部分收入故宫博物院至今。还有一部分留存鄂垣的藏书，被杨守敬之子勉之于1939年7月28日出售给湖北省图书馆。7月31日，湖北省教育厅令：“杨惺吾藏书业经教育厅送抵巴东，决定交由省馆保管。”8月，《湖北省政府教育厅令点交、接收杨惺吾藏书清册》云：“杨惺吾藏书计拾大箱，原无目录对照，会同厅委李懋功开箱逐一清查，共陆仟零玖拾叁册，又图捌拾幅”。这批图书包括：杨守敬撰述、纂辑之稿本数种，如《湖北通志·舆地志》稿本、《荆州府志》稿本(杨曾参与纂校《湖北通志》和《荆州府志》)。此前，省图书馆还收集有杨氏旧藏多种，如杨守敬亲笔抄录的纪昀三色批校本《史通》等。

    晚年的杨守敬在谈到其一生藏书的甘苦时，感慨地说：“吁!世之藏书者，大抵席丰履厚，以不甚爱惜之钱财，或值故家零落，以贱值捆载而入。守敬则自少壮入都，日游市上，节衣啬食而得。其在日本，则以所携古碑、古钱、古印之属交易之，无一幸获者。归国后，复以卖字增其缺，故有一册竭数日之力始能入厨者。天鉴艰难，当不使同绛云一炬，若长此不靖，典籍散失，则非独吾之不幸，亦天下后世之不幸也。涕零书此，知我者，其勿以不达笑我。”

    杨守敬应该是有幸的，他以终身心血搜集的典籍，历经风雨终于保存下来。1997年，多达1700万字的《杨守敬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天下后世”对这位“书痴”的最好回报。

卢靖

    卢靖(1856—1948)字勉之，号木斋，湖北沔阳(今名仙桃，1994年前隶属荆州)人。家贫，经乡儒李子铭相劝，复于艰难中勤学。青少年时期，卢从《经世文编》中得到启示：“天文、舆地、水利、河防、治赋、整军诸大端，皆以算学为管钥”，于是潜心研究算学而耽误举业，直至29岁才入县学。光绪十年(1884年)，29岁的卢靖乡试，以天文、算学中举。经学政高剑中(勉之)以“朴学异才”上荐，直隶总督李鸿章委任卢为天津武备学堂算学总教习。1887-1902年的十几年间，卢历任赞皇、南宫、定兴、丰润等县知县，后提调多伦诺尔厅同知、保定大学堂督学(校长)、北洋武备学堂算学总教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卢率直隶官绅赴日本考察教育半年。卢返国后最重要的一条献议，就是促成袁奏准停废科举、推广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各省学政撤消，卢经袁世凯保荐，获派直隶首任提学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调奉天提学使。

    卢氏认为中国贫弱的最大原因之—是多数人没有文化，而要自强根本在于人才，培养人才端赖教育。因此，卢除自己身体力行的研究算学和兵器之外，历官所至都以兴办新式学堂为急务，并主张以“西法”、“西学”辅助中国之不足。

    这位讲求实际的干才，长于货殖之术，算计颇精。辛亥革命后，卢氏结束仕宦生涯，在天津、山海关、秦皇岛、海口、北京等地广置地产，投资兴办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济安自来水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张家口电灯公司等。卢的这些举措，既发展了民族工业，其个人财富也与日俱增，为他后来致力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卢青少年时家贫无力买书又爱书，于是经常到仙桃镇上一书贾处看书。书贾极喜爱这位好学的年青人，两人由此成为忘年交。卢在书贾处一边免费读书，一边为其整理书目，或代查某作家是否写过某篇著作。卢在是处读完了《资治通鉴》和数学、中医学之类的许多书，这些为他后来治学打下了基础。此间，卢在博览群书之余，曾写过《四库未传本书目序》和《未刊未见本传本书目序》。他当时即立下宏愿：将来一旦得意，一定要开办图书馆，让有志读书之士能有读书处。

    一年，卢氏到汉阳府应试，见有书贾售清嘉庆进士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售价3000文。卢当时囊中仅有此数，在爱书和应试不可得兼的情况下，他每日藉口讨价还价而趁机阅读。日久，终遭书贾的识破和奚落，最后卢四处借贷终于购下是书。几十年后，已是百万富翁的卢靖，仍珍藏着这套来之不易的《文编》，以纪念当年的艰困之日。

    卢氏出仕丰润知县后，专门于当地书院附设两所图书馆。在直隶、奉天提学使任内，卢氏创设了3所省立图书馆，其中1909年设立于保定莲花池书院的直隶图书馆(后为河北省图书馆)，为卢氏捐廉俸5000两所建。此外，他还创立了师范、法政、工、农、商、医、美术、水产等数十所专科学校和几百所中、小学。此间，他曾连续几年每年给仙桃镇上那位书贾寄200两纹银，一是感谢当年的知遇之恩，二是希望其多购置书以让更多的青少年阅读。

    卢氏好学，且主张学以致用，他的知止楼藏书虽达10余万卷，皆为求其有用而已，并不汲于古本秘籍。卢任丰润知县时，正值义和团运动起，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他致书友人交待：“它无置念者，惟藏书数十麓，请代赠本县学校，吾子孙幸存者，畀以应读之书数百卷足矣。”由此可见其藏书、读书态度之一斑。

    入民国后，卢氏倾其资产，致力于文化教育，其中以捐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及北平木斋图书馆影响最大。

    卢氏与南开的渊源，可溯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在天津创办直隶图书馆(后为天津市图书馆)时，获清学部侍郎严修(范孙)捐赠其蟫香馆的藏书5万多卷1200多部。当时，卢从直隶学款中拨银1万两与南开建校，然后按月拨银100两以补助，直到他调往奉天为止。

    1927年3月，寓居天津的卢靖捐资10万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保证工程质量，卢亲往现场督工。历时一年，这所占地920万平方米、可容纳300多名读者的图书馆终于建成。为尽快开馆，卢氏将本人知止楼的藏书捐出6万卷以为基础。1928年10月17日，为南开大学建校9周年，同时举行图书馆落成仪式。严修、颜惠庆(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等名流四百余人前来参加观礼，卢氏亲自致词，并当场将图书馆的钥匙交给校长张伯苓。为纪念卢氏嘉惠学子的义举，南开大学将图书馆命名为木斋图书馆。1929年11月30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卢氏兴学助教的义举。

    1937年7月29日下午，日机狂轰滥炸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与秀山堂、芝琴楼等校舍相继中弹燃烧。南大是抗战开始后遭日军摧毁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而木斋图书馆亦是首先牺牲品，卢氏的一番心血也变成了暴敌的劫灰。

    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建成不久，卢靖又成立了一个木斋教育基金会。随即又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20号创办私立木斋图书馆。是馆于1934年开始筹备，1936年10月18日揭幕。共藏线装书20余万卷、新书4500册、杂志100多种，阅览室可容纳读者200余人。卢氏规定：每月自教育基金会拨款600元作为图书馆购书及其它费用；馆务由卢聘请董事组成董事会监督；馆长由董事之—、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沔阳同乡胡钧担任。是馆成立后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及北平市立图书馆等合作，办理国内首创的图书巡回阅览；编印《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季刊》以报导是馆动态、刊载湖北文献及图书馆学论著等等。可惜开馆不久，华北沦陷，卢氏只好闭馆，抗战胜利后亦未再恢复。1948年9月，卢氏病逝后，其家人将木斋图书馆的全部藏书捐赠清华大学，另将木斋教育基金会的大部分财产捐给清华大学木斋数学研究所。

    卢靖在积极捐建图书馆的同时，大力刊印图书，使一书化身千万，而普遍流传人间。早在任丰润知县时，卢即刊印严复所译《天演论》，此系我国最早的版本。接着，卢又以其书斋名“慎始基”刊刻指导自学门径的《慎始基斋丛书》11种，其中首篇即张之洞的《车酋轩语》和《书目答问》2书。这套《丛书》仅刻成10余种，因义和团运动起而停止。1923年，卢氏将《丛书》散失的板片搜集修补，并加入早年在湖北所刻的2种于天津重印。

    清道(光)咸(丰)后，士大夫刊印《丛书》蔚然成风，其中各地搜罗本地乡贤著述刊刻的《郡邑丛书》，更是盛极一时。如《畿辅丛书》、《云南丛书》、《金华丛书》、《吴兴丛书》等各有百余种数百册以上。而光绪十七年(1891年)赵尚辅辑印的《湖北丛书》仅收录31种，与湖北这个文化大省太不相称。卢氏离鄂虽久，但乡情不减，他决心每年以3万元经费刊布《湖北先正遗书》，以让鄂中文化发扬光大。《遗书》计划分为三辑：第一辑为(四库全书》著录的91种；第二辑为《四库全书》中存目的201种；第三辑为《四库全书》以外有关鄂省乡贤的著述若干种。《遗书》1918年创议，1923年秋第一辑印出，共75种720卷。凡赵尚辅(丛书》已收者，《遗书》不再重复。第一辑各书均选择善本、无传本者或借阅文津阁本，或求助于张元济、傅增湘、刘承干等著名藏书家所藏的善本。为保留真迹，节省校对之繁，《遗书》全部影印。由于种种原因，《遗书》的第二、三辑终未印成。此外，卢氏还刊印有《沔阳丛书》116卷。

    卢氏平生钻研数学，著有《万象一元演式》、《割圆术辑要》、《微积溯源补草》、《代数术补草》、《叠微分补草》、《求级数捷法》、《代数积拾级补草》。又与乃弟卢弼合著《四库湖北先正遗书提要》，编刊《古辞令学》、《木皮鼓词》和《未筑余音》等。

    1935年，79岁的卢靖预立遗嘱：死后遗产，全部用于教育事业，不传子孙。抗日战争爆发后，卢捐赠巨款与西南联大，以帮助师生共度国难。

    这位身为百万富翁的乡贤，一生勤俭节约，却乐于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是很值得后人缅怀的。

卢弼

    卢弼，字慎之。湖北沔阳(今名仙桃，1994年前为荆州辖地)人。卢靖(木斋)的胞弟，小木斋20岁。卢弼10岁能文，后入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受业于杨守敬、邹代钧等名师。1905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1908年毕业回国应学部试，获政法科举人。旋赴东北，任黑龙江巡抚署秘书、全省交涉局会办、全省调查局总办等。因为鄂省荆州天门籍巡抚周树模所器重，曾随周参加中俄边界谈判，以熟于边疆地理，争回满洲里车站权益。

    民国成立，卢历任北京政府铨叙局秘书、黑龙江检察厅检察长、国务院秘书长、平政院子政和第三庭庭长等。

    卢氏居官10余年，却性喜读书、藏书。其藏书非精妙善本不藏，先后积蓄也有10万余卷，而且沉浸于目录学中。他曾论及与胞兄木斋藏书各有所求的轶事：“弼从政余暇，浏览载籍，博涉旁探，日无宁晷，家兄木斋诫之曰：‘世变方殷，不务远者大者，惟考订簿录，校雠讹夺，支离琐碎，奚不惮烦?’弼徐应之曰：‘兄曩治算术，设梅、罗、徐、戴诸家著述，得精刊精校之本，事半功倍，当不让李壬叔独步一时矣!’相与狂笑散之。”

    卢氏除藏书外，别无积蓄，后因生活所迫，曾5次变卖藏书以度时日。他曾赋诗寄赠另一位鄂籍藏书大家徐行可，论及其藏书之甘苦，诗序云：“30年来沧桑陵谷，拙斋藏书数10万卷悉已易主；所藏古籍之善本，因购求不易，又念善本书应归藏得其所，故不求高价，尽以廉值售诸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供治学之士参考。”

    卢精通版本目录学，曾协助其兄木斋选购藏书，校刻古籍。木斋刊刻的《慎始基斋丛书》、《湖北先正遗书》、《沔阳丛书》等，其品种搜集、版本选择、刻印校勘，均出自卢弼之手。1925年，卢氏开始编注《三国志集解》，历时10年方完成。是书凡200万言，中华书局以线装和平装形式先后两次出版，有学者评论是书：“欲尽窥诸家注释不待他求矣”。此外，卢氏还著有《三国志著引书目》、《三国职官录》、《三国志地理今释》等。

    1955年，77岁的卢弼将家藏的明嘉靖十年(1531年)版《沔阳州志》、其兄木斋刊刻的《沔阳丛书》及其它乡邦文献寄赠沔阳县人民政府，为后来续修地方志发挥了积极作用。

甘鹏云

    甘鹏云，字翼父，号药樵、耐公、耐翁，晚年署息园居士、潜庐老人。1861年出身于湖北潜江(1994午前为荆州辖地)一个书香之家。6岁即随父就读于潜江史公书院和传经书院。1884年以县试第一、府试第二、院试第一取得博士弟子员。1888年至武昌，入经心书院和两湖书院，前后研读11年，治《公羊春秋》。1898年，甘氏离开两湖书院，北上幽燕，东历上海，西游宜昌，讲学于荆门、沙市。1902年中举，次年中进士。1906年奉派至日本，入读早稻田大学。1908年毕业回国，历任度支部(财政部)主事、黑龙江省财政厅监理官、吉林省财政厅监理官、吉林省国税厅厅长、山西省烟酒公卖局局长兼清理官产处处长、北京古学院教授等。历经10年宦途生涯，甘终对政局失望，尔后寓居北京，尤汲汲于读书、聚书之中。

    甘氏常说生平有“三嗜”：嗜藏书、嗜碑版、嗜书法。本文仅扼要介绍其第一“嗜”：藏书。甘氏童年时因家贫常借书抄读，对其刺激颇大，长成后倾力藏书以便读。自1888年赴武昌求学起，到1902年中乡举时，甘氏所集书10万余卷，藏于潜江将庐书斋。1923年汉水溃决江堤，淹没潜江城，甘氏15年的心血付之洪流。“将庐”藏书中有乡贤著述仅存之孤本，也有甘氏本人手抄、手校之书册。他曾自撰诗一首以记此次古籍之厄运，诗云：“潜阳老屋小如舟，石墨盈车书汗牛。可惜无人勤守护，金堤一决付洪流。”

    甘氏另一处藏书自1903年开始搜求，历经19年，积书20万卷，藏于北京息园书楼。他于1935年刊刻的《祟雅堂书录》15卷，即息园书楼藏书的目录。自谓：“异本不多，不足称收藏，编成—目录，聊备检寻而已。”《崇雅堂书录》后刊于《崇雅堂丛书》中，首有《序言》，末有《后记》，对两次藏书经过记述颇详。甘的好友王葆心在《崇雅堂书录·序言》中感慨地说：“药樵少壮辛苦所得之书藏之家者，悉为洪水收去，今所存者，皆应官中外所得……吾尤喜其此举，不蹈吾乡先辈平安馆、观海堂与薪水王氏、武昌柯氏，书散而目亦亡之慨叹……其益甚大。”甘氏门人刘文嘉总校《崇雅堂书录》题跋说：“先生之言曰：赏鉴家之藏书，非吾力所得，吾之藏书，但求便读而已。自来藏书家侈录宋本，次则元椠，至于近刻，则屏而不录，此所谓赏鉴家之藏书也。”

    甘氏一生“以书为性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不观”。其著述数十种，既包含了古典的经史百家，也涉及到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人文；既有对历史学理论的探讨、辨正，也有对实际工作的总结。

    1932年4月，甘氏因“精于史志，熟谙地方掌故”，被聘为湖北通志馆筹备处副主任。此后，他写成的《方志商》一书，对后世修志影响颇大。与此同时，他还与罗田王葆心、监利龚湛园被省政府主席夏斗寅推举主持纂修《湖北文征》。甘氏以身居“藏书之富甲中国”的北京之便，搜集、选编鄂籍先贤著述寄鄂，由王葆心审订。

    《湖北文征》搜录元、明、清三代湖北各县乡贤2700人的著述8000余篇6000万言，“存一方文献，作史学偏师”。2000年10月，《湖北文征》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笔者喜获一套，捧读这套极其珍贵的乡邦文献，倍觉怀念甘鹏云等乡贤薪尽火传之功。

张继煦

    张继煦，字春霆，1877年出生于湖北枝江(1949年前为荆州辖地)，11岁童试中秀才后，入两湖书院就读。1902年与李书城、万声扬、李步青等31人被张之洞选派赴日本弘文书院留学。留日期间，他积极参与刘成禺、蓝天蔚、李书城等鄂籍进步学生创办《湖北学生界》，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1906年，张氏回国后任湖北学务公所实业科科长兼两湖总师范及普通中学教职，民国开国元勋黄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董必武、“民国第一清官”石瑛等其时均为张之门墙桃李。此间张氏参与创建进步团体“楚学会”，宣传新思想。张之洞离鄂赴京时，曾扬言于众曰：“我两任湖广总督，历17载，计得弟子万余人，其中惟张继煦的文章必传，万声扬(武定)的字必传”。

    尔后，张氏历任奉天候补知府、湖北省立师范学校校长、北京政府教育部视学和普通教育司司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湖北通志馆总纂、私立荆南初级中学校长和国立湖北师范学校教务长兼国文系主任等。毕生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建树颇多。

    张氏生平治版本学，据其子张叙芳回忆：乃父平时“特别爱买书，这是唯一的嗜好，经数十年的收集，藏书确丰富。在武昌，父亲书房里四壁皆书。书箱层层迭垛，上接楼板，手稿盈架。家乡也有藏书。荆南中学及通志馆迁赴枝江，本拟数月后再去武昌迁运存书，不意武昌瞬即沦陷，宅中藏书，自遭劫运。”

    1944年8月，张氏将劫后幸存的藏书出让给省图书馆，本月12日的《武汉日报》以《鄂省文献佳话，张继煦藏书千余册，愿以半价出让省府》为题报道称：“鄂省通志馆总编纂张继煦，私人藏有各种图书243种约1000余册，内多珍本，颇为名贵。最近以200万元之索价，出售于中央西北图书馆，行将成交。关心本省文献之人士，佥以此批书籍外流，甚为可惜，颇望能由鄂省当局以政府力量收买，以充实本省公有图书。据张氏表示，如由鄂省政府收购，愿以半价出让。省府方面深感其美意，愿以100万元收购，并已提出昨(11)日省府例会通过云。”10月20日，张氏藏书终为省图书馆收购，计有图书216种2098册。这批藏书多明刊本、抄本，如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揭文富刊本《揭文安公文集》，存诗一至四卷，为传世不多之明本，书虽不全，仍足珍贵。再如抄本中之《焦理堂丛钞四种》，为国内仅存之孤本。还如明代经略史熊廷弼为湖北乡贤，其文牍、奏疏，世不多见。张继煦在日本求学间得见熊氏抄本一部，以重金购回。张氏藏书多钤有“春霆印信”阳方印。

    张氏生平著述仅见《张文襄公治鄂记》(1947午8月由湖北通志馆出版)，笔者荣幸收藏一部，也算珍本了。

    解放初期，中南局教育部向寓居武汉的几位老教授各赠送一笔数目可观的生活补助费，独张继煦辞谢不受，曰：“无功不受禄”。事为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所知，赞叹曰：“春老节操犹如昔日，真吾师也!”此语可谓中肯。（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辑，本文作者刘作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