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鄂西北群山万壑之中，座落着一个闭塞落后的小镇——十堰。二十六年前的一天，一群朝蓬勃的年青人，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开拓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未来。二十多年过去了，建设现代文明的号角早巳唤醒了沉睡的山沟，昔日的荒凉小镇，已成为世界瞩目的现代车城。如今，我徜徉在创业者奋斗土地上，采撷着历史的足迹。——编者1963年8月，我从南京机械制造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越野车车间到1966年3年间，我刚参加完调试越野车，试生产后就碰上国家决定二汽上马。
1966年8月底，我服从组织分配，作为第一批支援人员着手成立以一汽越野车底盘分厂为核心的二汽传动轴厂和转向机厂筹建组。筹建组由陈玄德、张一沛、周顺安、施崇贵等人负责，第一批人凤有顾志浩、鲍政毅、于震环，黄永生、卢旭光、王为础、吴叙法、刘延均，孙艳芳、冯涛刘光国等人。九月份，陈玄德、张一沛、周顺安、施崇贵，顾志浩、鲁峰，吴叙法、黄永生、金云洲等人首次到刘家沟踏勘厂址。九月中旬二汽筹建组织未进山同志由俞积芳等同志带队，队员刘延均、鲍政毅、孙艳芳等去大庆学习，学习他们艰苦创业的精神，跟油井工人同吃同坐，—起劳动，请老工人忆苦思甜，增强与工人群众的感情，参观油井，“干打垒”，吃南瓜饭，体验大庆人严谨的工作用风，亲身感受到他们如何做到“领导车场不车场一个样，白天黑夜一个样。”
整个学习参观大约一星期。10月份，我们回到一汽，组织进行工厂设计。12月份，在一汽74栋楼召开“设备订货会议”初步将二汽建设的所需设备向承制厂进行交底。此前，国家建设二汽已讨论了好几年。1953年一汽投产后就已提出。到1965午时，由于国际形势恶化，战备紧张，同时为了帮助越南抵抗美国侵略急需大量军车，而一汽生产的老“解放”，由于技术落后，经济性能差，机动性不强，很不适应部队需要，二汽建设便在这种情况下提上了日程。
1965年，成立了饶斌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经过几次勘踏厂址比较，在1966年10月7日——26日的老营会议上，已确定在湖北十堰建设二汽。筹建之初，饶斌提出“依靠全国的工业基础和一汽生产建设的成果，大胆采用国内已经成熟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组织全国对口厂进行“包建和”“聚宝”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厂的<建厂十四条)方针，坚持高起点，走系列化、通用化、标准化道路，由全国机械行业承担了95％以上的设备制造。在“小厂包建大厂”中，我们确定了由南汇通用机器厂(今由上海汽车传动轴厂)和上海汽车底盘厂作为在上海开展筹建与包建工作的试验点。
1965年10月，饶斌、陈祖涛同志决定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派出20名同志由张一沛同志带领，在南汇通用杨器厂驻扎下来，建立了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上海设计室领导下的分点，开展有关二汽传动轴的新工艺、新设备等方面的试验工作及筹备工作，由于传动轴总成的字头代号为“220”，故该分点便被称为“220办公室”1967年2月，陈玄德组织筹建组进驻上海汽车底盘厂，上海南汇通用汽车厂。成员有刘延均，顾志浩、王为础，李霞辉，许祥成等。原工厂设计处一部分人(即"220"办公室)于66年9月、10月份回原单位闹“革命”。我们在包建厂开展产品设计，工厂设计、工装设计、设备订货和技术交底工作。具体由顾志浩负责传动轴工艺设计，成员有李霞辉、许祥成、王为础、俞淑蓉和我，我负责传动轴四种叉子耳孔加工自动线的调坍工作，在上海第十机床厂蹲点。
1969年4月，首批“青年突击队”在王明清、杨文初带领下离沪进山，住在三堰汽车配件公司，开始了建厂前期的准备工作。69年5月开始，筹建组织一批人员进山由于交通不方便，我们乘车到老河口，再坐汽车簸到十堰，随后我们进山后，住在三堰郧阳地区汽车配件公司院内，生产生活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当地文化落后，交通不便，几十岁没看过汽车的老头子老太太翻山越岭来看汽车。他们把卡车称为车，称轿车为“车娃子”。
在这样一个茺凉的地方，对我们这群二十四，五岁的青年来说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厂，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同时也感到无比光荣。我们十几处同志分成两组，一部分人在周顺安组织下搞基建。因为没砖没瓦，周顺安同志买来竹杆，缠上稻草，树立起来、涂上泥巴，上面盖上油毛毡，说砌成在当时是比较好的三间不怕火的泥屋做食堂。开始独立起伙，同时，职工简易苇席棚宿舍也盖了起来，这些房子直到1971年初才拆除。我跟施崇贵、鲍政毅等同志在三堰汽车配件公司，利用人间的仓库，用总厂派出的“菲亚特”车队，把我们的后方机修车间的标准设备拉回来，安装调试，这期间，武汉汽车配件厂、长沙汽车电器厂一些支内老工人陆续进山，人数达到30多人。
由于条件艰苦，我们一切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夏天，没什么蔬菜，整天吃冬瓜、南瓜，苦瓜。脏了，也谈不上洗澡，在露天里用芦席挡一下，随便冲洗一下，假如是下雨天则可享受一下天然淋浴。每天都是枯躁无味的工作生活，然同志们仍干劲很大、热情冲天，干活不分干部工人，不分工种，需要干什么，就千什么。因为听说二汽厂址是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定下来的，并说三线建设搞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觉，如果建设好了，即使骑着毛驴也要来。大家感到很受鼓舞，“为了早一天把三线建设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每个人都要忘我工作，从不叫苦叫累。当时通往外地的道路是老百姓公路，因这条路“晴天一层灰，雨天一身泥扬灰路，“给工厂建设带来很大困难。碰上下雨天，道路泥泞，泥浆四溅，撑伞不为撑雨，而得挡泥，故流传着这样一句歇后语：“下雨天打阳伞——头朝外。”
在这种情况乘车不如走得快。为了加快基建进度，70年底71年初，我们组织几批上海青工进山参加基本建设。扩大青年突击队，以王明清为队长的突击队在困难受面前，发扬高度的奉献精神，涌现了许多感人事迹。劳模杨文初，当时是五级电工，不顾30多岁的年龄，与青年突击队员一起，为二汔早出车而抢重活干。身强力壮的王明清，背水泥、扛木头、干什么事情冲锋在前，豁出命去干，最苦最累的活抢着做。在他的影响下，一批从未接触过重活的上海青工个个争先，女同志也不甘落后，女工左红妹，跟男同志地起扛水泥、跑到山沟里托大锤开山凿石，这样的事迹，每个人都可以写上一笔。与此同时，为鼓动激发干劲，在上海挑选一批文艺积极分子也一起进山，活跃文化生活，唱革命样板戏——“海港”。在此之前，是基本上没什么文艺娱乐活动的。
1969年，大概模建设二汽的序幕拉开后，传动轴厂厂址几经周折，终于要6月份正式确定在杨家沟。8月份，传动轴厂在杨家沟正式破土动工，兴建的第一座房子是16问平房(在现503楼位址)，为职工陆续进山创造了一定的条件。1970年3月到年底，传动轴厂大批进入，人员一部分是上海支援的老工人和培训的青工，这些青工是66届初中毕业生，素质是比较高的他们经过严格的军工企业选拔要求的筛选，在上海受到系统操作技能实习，到此又受到理论培训、现在已成为工厂的基本骨干。
建厂之始，为贯彻生活设施建筑标准按“干打垒”方针建设的精神，当时许多车间都是“干打垒”建筑，在“四边建厂”方针(即边设计，边施工，边调试，边生产)的指导下，从1970年1月机修车间破土动工开始，经过一年多的基建，各主要车间陆续建成，与此同时，设备也陆续运抵，为了早日完成工装，调试，生产、机修车间在“穿鞋、戴帽、穿裤衩”(即屋顶盖好，地坪浇好，厂房围墙砌到半人高)的情况下，就开始安装设备，并于70年12月投人试生产，由于整个建厂在“文革”中，设备虽是“四新”技术制造出来，但这些技术尚未成熟，带病进山的问题不少，我当时在技术科任工艺员，负责设备的工艺调研，一边组织设备攻关；一边举办培训班，组织青年工人上山技术课，讲机械制图，讲设备维修和操作原理等基础知识，讲工差配合与技术测量，以提高操作人员理论技术水平。
由于特殊的“文革”历史背景，当时的组织管理是由军代表进驻负责，工厂仿效部队，组成连队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最早时有七个连队。1971年，随着大批工人进山，工厂第一次选拔42名同志各连正、副连长和指导员，直到1972年6月，军代表才撤出。而党团组织关系也很不正常。到1970年，我们才整顿恢复成立了临时党委，当时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展新党员，第一个发展对象是“青年突击队队长”王明清，到年底，我们厂第一次整顿科室，加强检查队伍力量，我被调到检查科任技术员，具体负责产品质量检查把关、分析报告。在厂房基建的同时，我们于69年下半年就组织生产，由于当时没电没水，仅靠100千瓦柴油发电试生产，基本上处于手工劳动阶段。
到1970年第一条输电线路丹东线建成，并于次年2月份，各车间正式供电，工厂才正式进人安装、调试生产、设备攻关阶段。当时有一部分人到了生产厂家去蹲点，另一部分以操作工人，维修人员为主则加快生产调试和维修服务工作。整个二汽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开始建设的，受到“左”的思潮的严重干扰，机修车问建成后，在湖北省军区一部分人援意下，要求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用手工敲打来装配出几辆汽车，向北京国庆献礼。
1970年7月，传动轴厂中间生产基地，生产出第一辆“政治车”配件，并陆续生产装备了共四十几辆的“政治车”配件。这些“政治车”看上去呲牙裂嘴，开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漏水，完全是不讲科学、盲干蛮干的牺牲品，给二汽产品质量带来严重影响，同时，设备问题、工程质量问题也日益暴露。在这重要时刻，二汽在73年作出“攻三关，尽早建成二吨半越野车生产能力，使二汽早日投产”的重大决策，在全厂中掀起了“攻产品质量、设备质量、工程质量三关”活动。产品攻关。建厂初期，在“边设计、边施工、边调试、边生产”的“四边”方针指导下，二吨半越野车仅做了少量的试验，就草率定型，给二汽建设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1973年起，我厂根据总厂的安排，对传动轴、转向机、减零器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攻关，对部分零件进行修改，并进行了室内试验和道路试验，使两吨半越野车的产品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设备攻关。在我厂初步设计中，定有主要金切设备460台，其中60％是国内第一次制造出来的高效专业设备。由于受极“左”思潮之影响为了抢出“政治车”，许多设备被强令“带病进山”，给我厂的建成投产造成很大困难。为此，从1973年起，我厂开始普查设备I司题，将120台设备列人攻关。5月25日，设备攻关队对UXl40叉子耳孔自动线C8切槽动力头进行攻关调试取得成效，为设备攻关提供了宝贵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攻关，使许多机床达到了设计标准、生产出了合格产品，为两吨半越野车生产能力的形成打通了一个重要环节。工程质量攻关，1972年底，我厂已完成工业建筑面积的60％以上，由于受极左思潮干扰，使工厂厂房设施在设计、施工、材料，安装等方面部存在严重问题，影响了建成投产。
1973年，根据总厂统一部署，我厂开展了工程质量攻关，一方面积极向总厂要求，对一些必要的项目进行填平补齐，续建部分工程；另一方面，对已建工程进行了艰苦的长期返修、加固、补漏等修补措施，使工程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上满足了企业生产的需要。在此期间，为了形成二吨半越野车的生产能力，我厂在设备安装、调试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进行工艺调试，开展打通生产线的活动。对有些难度较大的零件，还组织了攻关队。
如：传动轴二车间叉型突缘生产线，是全厂的老大难问题。厂部组成了以黄龙孝同志为队长的攻关队，集中解决坦克拉的崩刀、啃齿问题和卧式六轴车床的调整问题。通过全队同志的努力，比生产线在74年5月1日前胜利打通。为此，总厂饶斌副总指挥长到传二车间开了现场会，表扬该车间六班狠抓产品质量的好经验。“攻三关”战略决策的初步成果，体现在我厂第一车型——EQ240生产阵地于75年7月的建成投产，从此，生产和建设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EQ240投产以后，由于军车需求的限制，长期严重亏损。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二汽总厂决定转产，实行“以民为主、军民结合”的方针，作出了在1978年初步建成五吨民用车生产阵地，实现扭亏为盈的战略决策。在这个大转变时期，我们传动轴厂主要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展开了大量工作。
1975年，在第一任厂长庄成昌和我们检查科第一任科长施崇贵的领导下举办了废品展览会，在食堂中分门别类地陈列。组织职工参观，在全厂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二汽总厂领导亲自来参观，并给予高度评价。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我们厂一方面在政治上肃清流毒，另一方面贯彻一机部颁发(机械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整顿企业管理十二项工作验收标准)，开展企业管理的全面整顿，提出以生产为中心，以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狠抓技术基础工作，提高全厂管理水平的指导思想，大打提高产品质量的攻坚战。首先我们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工艺质量问题大普查，对EQl40车型的137种零合件总成，677道工序查出了899个问题，分设备、工装毛坏、原材料、管理、工艺等分类落实制订整改措施，对难度较高，工作量较大的项目组织了14个攻关队。不能解决的问题，分车间，班组逐层解决，并且张榜招贤。
同时开展群众性“攀登珠穆朗玛峰”、“上北京”劳动竞赛活动，解决了生产优质产品的问题，为78年7月1日前打通全部五吨民用车生产线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从抓劳动纪律人手，由陈玄德厂长亲自把关整顿抽查，对不坚守岗位的同志严肃批评。当时工人清扫铁屑也很不文明，只是随便找个东西，很容易发生事故，对生产设备的保护也很疏忽，甚至工人对工位器具不知道如何正常使用，针对这些生产工人的不文明操作，陈厂长以身作则，身传言教。一次，陈厂长下到十字轴班组，与工人一起劳动，叫工人润滑机器，那名操作工人围着机器转了三圈都没找到没口，其实这台机器是自动润滑。他从中得到启示，总结出了生产工人立好规矩三十条，其中工艺规程和设备操作规程各十条，安全生产，文明生产各五条。首先组织学习，找差距、整改，接着在十字轴车间组织设备科、安全科、检查科、技术科、机电科的专业人员，由陈厂长亲自带队逐个岗位验收合格，使生产现场改观，提高了产品质量，并召开全厂班组长会议，由十字轴班班长王凤娟介绍试点班班长的感受，让厂长亲自教他润滑的青工谈进步的体会，在全厂中掀起了热潮，对生产工人的养成性有所提高。
从77年8月开始，我们学习洛阳轴承厂经验，开展产品质量信得过班组活动。首先保安件、转向机装配班立岗负责，建立产品质量装配班组长，做到产品质量可追踪性好。78年5月，被机械部授予产品质量信得过班组，成为二汽第一个信得过班组。信得过班组分车间级，分厂级、总厂级三个级别，分别用三个月、半年、一年时间升级，在全厂开展班组建设的热潮，并由厂党委书记张志祥亲自组织有关部门验收信得过班组。
1978年7月一机部汽车行业检查团抽查了我厂七个总成二十二种零件，检验了三百二十个项目，在几项不合格的项目中，有六项是文明生产不好，零件的磕碰伤造成的不合格品。于是厂长提出了狠抓工位器具的设计制造工作工位器具是现代化企业文明生产不可缺少的条件，它对作好生产过程中在制品做到过目知数，防止零件磕碰伤，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减少无效劳动，充分提高仓库存放利用程度，提高储运水平，培养生产工人良好的生活习惯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建厂初期，我们受政治形势影响，倡导制作“干打垒”工具箱，用泥抹、砖砌、水泥搪等方法在墙壁上、空地上制作各式各样的“干打垒”工具箱。由于工位器具没有详细规划和设计，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过程中零部件就地堆放，零件的磕碰伤问题十分严重，多数成员零件也被碰得遍体鳞伤，成了次品，废品。因此，没有良好的工位器具就直接影响了产品质量的优劣。
我们传动轴厂以各车间抽调20多中名老师付，组成工位器俱突击队。他们既是汽车生产的突击队，又是工位器具的设计制造者，他们设计制造的各种各样的工位器具、有效地解决了零件的磕碰伤问题，二汽总厂为此在我厂召开现场会，《二汽建设》编辑部也组织人员，来我厂拍摄了第一部工位器具电影在机械行业内放映，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1979年，陈玄德厂长进一步提出“三不”、“四元”、“五化”的文明生产目标，要求做到生产过程中生产零件不落地，不乱放、不碰伤；合格零部件做到无毛刺、无磕碰、无脏物、无锈迹；工位器具标准化、零件摆放规格化、清洁卫生习惯化、文明生产经常化、平面布置标准化。推动了文明生产工作的发展。
文明生产是传动轴厂的特色、起步早，成果大。我们厂是二汽第一个建成文明生产的专业厂。我所在的检查科在这阶段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专门制作了检验量具箱，量具工位放置固定起来，并给量具都制了罩子，1977年，检查科被树立为二汽产品质量检验的第一个排头兵。1978年11月，饶斌同志请来了中国科学院的刘源张教授来二汽举办全面质量管理学习班确定发动机厂，传动轴厂为试点单位。总厂成立了试点领导小组，我们传动轴厂也同时成立领导小组，由陈玄德厂长任组长，作为检查科副科长，我参加了全面质量管理试点工作的领导。我和技术科的章祖仁同志一起，在传二车间五班和传一车间四班抓好试点工作。
我所负责的传二车间五班、利用本班组78年1—10月的数据，按废品现象分类整理，画出排列图，从排列图中发现磨花键齿侧工序报废19根，占班组废品总数的32．2％，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以后，邀请了工艺员俞淑蓉，机械员秦德龙、电工杨书才等同志和班组全体同志一起，召开了诸葛亮会议、绘制因果图，找到电磁阀失灵是这一产生废品的主要原因。在取得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79年3月下旬，我厂召开了班组长以上千会议，传二车间五班班长赵福山和传一车间四班班长顾忠华作了试点班组经验介绍。
通过实例解决了全厂职工队伍中文化低学不了，又画又描干不了，废品少设必要等思想问题，从而增强了推行里面质量管理工作的信心。79年3月22日，二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在我厂召开了经验交流会，给我厂搞好全面质量管理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厂长陈玄德亲自带头给职工讲课。各车间科室培训了20余名小教员，然后回原单位给1000多人讲课，并且分类进行全员考试，在全员教育的基础上，厂里各车间成立了以车间主任为组长，工艺员，检查班长参加的全面质量管理试点领导小组。1979年5月，陈厂长决定在传二五班和传一四班进行不良品统计管理试点，由我负责这项工作，在传二车间主任张秀峰同志的组织和支持下，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5月下旬下始试点，不良品包括废品、反修品、回用品和退赔品。我们对检查员进行培训，采用万能方法进行测量，以贯彻工艺和“三检制”为核心，反质量标准为依据，灵活运用调查表的方法，对制造过程每道工序进行自检、首检和抽检，做了大量的统计工作，采取措施保证只让合格品流入下道工序，在开展不良品统计管理的过程中，班组形成了“九图二表”，使班组生产活动中各种数据一目了然，然后调动班组成员关心班组建设，促进了班组管理水平的提高。
1981年11月，机械部赵光处长带队，由十几名质量管理专家来我厂进行了QC咨计诊断，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问题。81年底，总厂总结我厂质量管理八项二十条经验在整个二汽推广。因部里指示要成立独立机构，于是在1982年元月，厂里成立了QC办，我任副主任。我们陆续在传二车间、十字轴车间和转向机车问进行了二序质量保证书的试点工作，并将工序质量保证的任务落实到设备，工具，生产等职能科室，真正形成抓工作质量保工程质量，工程质量确保产品质量。由于我们十分重视并狠抓全面质量管理，八十年代以来，我厂在管理体系上不断升华，如今已基本形成“一个核心，两个奖，三个第一，四个注重，五个发层”的思想，使全面质量管理成为我厂经验发展的基本方针，从而为赢得全国汽车行业唯一的国家质量管理奖的企业称号打下了基础。我们这些和二汽一起成长的二汽人，在回忆往昔的同时，更加关心二汽的未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继往开来，凭借“东风”驶向广袤的天地。（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刘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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