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口城市建设的奠基人——地皮大王刘歆生传略

2014-09-15 21: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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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老汉口的城市建设，就不能不提到刘歆生。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后，这位汉口地皮大王曾对时任鄂军大都督的黎元洪说：“都督创建了民国，我则创建了汉口”。这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客观地讲，刘歆生这个农村放鸭娃出身的实业家，对汉口的建设和繁荣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

    刘歆生乳名祥，派名人祥，学名歆生。1857年2月3日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柏泉乡刘家咀村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家贫，在东西湖一带放过鸭，上过启蒙学堂。刘家咀村附近有意大利传教士修的一座天主堂，汉口天主堂一个叫金宝善的神父常到那里去，他看到刘家祖孙三代都是虔诚的教徒，十分高兴。为了帮助刘家摆脱贫困，他借给刘家200串钱，并在汉口天主堂提供房屋供其谋生。刘歆生的父亲刘作雨用这笔钱开办牛奶坊，为教友们送牛奶。此后，15岁的刘歆生便离开农村来到汉口牛奶坊当挤、送牛奶工。几年后，因牛奶需求量增大，奶牛增多，原天主堂提供的场地太小，刘家就将牛奶坊搬到汉阳龟山脚下，挂起“刘万顺牛奶坊”的招牌，向市民供应牛奶。

    1896年，已近不惑之年的刘歆生不满足于送牛奶，便与汉口天主堂教友、法国人郎中金正裔合伙，到阳新县炭山湾开采煤矿，到江西开采铜矿，他还在汉口循礼门车站开设歆记铁木修理工厂，但都经营亏损。无奈，他又通过天主堂教友关系，到汉口太古渝报关行当杂工，后升为写字（办事员）。在与法国天主堂教友打交道的几年时间里，刘歆生学会了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可以直接与法商、英商交谈。1899年，有法国人来汉开设“立兴洋行”，他被聘任为买办（采购员），在湖北各地农村为洋行采购芝麻、茶叶、牛皮、桐油、猪宗等农产品。1902年，汉口法国东方汇理洋行分行开业，闻其有才干，便聘他兼任法国东方汇理洋行分行买办。

    此时的刘歆生手中已有了一定积累，便又开办实业，先后经营过阜通钱庄、刘万顺转运公司、歆记机制油饼厂、刘万顺皮革行、普润毛革厂、武汉电话公司等，但都业务不振。好在他头脑精明，资质聪慧，于是转向房地产生意，这是他发迹之始。当年汉口拆除城墙，修成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时，汉口市区仅限于今中山大道的硚口至一元路与长江、汉水之间的狭长地带，除江汉关以下沿江正在发展外，几乎全被一片湖荡地所包围。刘眼见汉口租界日益发展，外商纷来沓至，他敏感地预计，随着市场日益繁荣，汉口城市建设必然会逐步扩大。于是，他把自己的全部资金和他为义兄刘长荫（上海立兴洋行买办）在襄樊代购白芝麻所赚白银50万两，以及刘长荫资助的800两银子都用于购买土地。几年之内，他收购了上自舵落口，下至丹水池，西至张公堤（当年还未修堤），南至租界，方圆60平方公里的湖荡地，几乎囊括了汉口市区可能发展的全部土地。从此，刘歆生成为汉口拥有土地面积第一的地产巨头，被人们称为“汉口地皮大王”。

    1901年，刘歆生由投资买地皮发展到运土填地、筑路建街、经营房地产。他开办“刘歆记填土公司”（位于今解放大道循礼门处），从河南等地雇来民工，从张公堤外运土，填平其收购来的大片荒洲湖荡，并奠基筑路，修建楼房和街道里巷。为了做好这个大工程，他首先在“歆记铁工厂”为填土公司制造轻便铁轨、土机车等运输工具，1906年，又由法商立兴洋行出面，从法国购回轻便小火车头，还有14台压路机，从后湖姑嫂树铺铁轨运土，填平江汉关与英租界紧邻地段，修建“歆生路”（今江汉路），在路的两旁建起街市，高楼铺面鳞次栉比。如江汉路的上海商业银行、亨达利钟表店、中美药房、中英药房等9栋房屋。除了自己建房，刘还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协议，使他人建造的房屋在一定年限后归刘所有。如江汉路扬子袜厂这块地，一个叫陈经余的商人耗用数万两白银修筑楼房，开办“义顺成百货店”，约定10年期满后归刘所有。1913年，刘玉堂、刘友才在今江汉路花楼街口修建当时最高的五层楼房，即“汉口大饭店”，刘虽未向他们要扩地费，但限定30年后饭店归刘所有。此外，还有江汉路胜利街口的怡和布店、骏业公司，江汉路中山大道路口租地修建的鸿彰永绸缎店、新凤祥银楼等12栋楼房，也是按约定期限归刘所有。

    刘歆生拥有的房屋总数，有江汉路街面楼房15栋、交通路毗邻的生成里160栋、伟英里50栋。一些地方他以儿子的名字来命名，例如伟英里，就是从其长子刘伟雄和次子刘国英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来；今解放大道前一地段名叫西满路，也是以其子刘西满的名字命名的，他还在那里开办了“西满小学”。刘在歆生二路（今江汉二路）对面向东处，于英租街附近修筑了一条街道，名为华商街。1911年，由刘歆生发起并提供大量地皮，汉口工商界在这条街周围修筑10多条街道（相当今大智街管辖范围）。以孙中山先生建汉口模范市的设想为蓝本，筑建模范区街道，与英租界媲美，包括以其长子名字命名的“伟雄路”（今南京路）。刘根据土地不同的区位，对用地者实行投资从宽、出租从严。比如，他把现在江汉路胜利街口以西的两旁房屋都建成高楼，他把房屋框架建起来后即出租，除一次性预收一至两年租金外，余下装修工程由租户修建，建成后所有权属于房主。在尚待发展地区，刘则修建临时板屋或租地给住户搭盖茅棚，如现在前进一路和民意路靠京汉大道一带。

    英方为了繁荣租界，需要修一条街以接通湖南街（今胜利街）、湖北街（今中山大道江汉路以下），而修路需占用的土地属刘歆生所有。刘的全部土地都挂有法国保护旗——法商兰行旗。英方为此先后向刘歆生提出了买、租或借这块地皮的要求，起初刘是坚决拒绝的。后来经过法英租界当局协商，刘才同意了。但他同时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今后英租界的土木建筑工程必须承包给刘歆生；第二，这条路建成后，必须以刘歆生的名字作路名。英方表示接受这个方案，不久双方达成协议。后来，经英租界工部局报经英国女王，这条路被命名为歆生路（今江汉路）。刘随即又动工将该路越过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向西延伸到铁路边，统称歆生路。并向北延伸，建成歆生一、二、三路及民意路等，把这片街市与繁华道路连接起来。同时，刘还承包其他业主的土木工程，把在这一段的地皮整理成地基，建设大片住宅，构成闹市的雏形。从此，这一片的铺面越来越多，街市越来越繁荣，刘歆生的地皮价格和房屋租赁率也大大提高。刘歆生的这些创举，在客观上对汉口的市场繁荣起了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刘还提供地皮建起“华商跑马场”，与“西商跑马场”比高下，以显示武汉商界的爱国之情和经济实力。此外，在今江汉路北端即循礼门铁路边，刘建有私人花园，即“歆生花园”，又名“刘园”、“刘祥花园”（武汉船舶公司所在地），至今基本园形还在，其中刘建的一栋红楼还保存完好。中山公园前身为“西园”，是刘的私有花园，也是当年汉口名园之一。“歆生路”和“歆生花园”是汉口城市建设与商业市场走向繁荣的历史见证，20世纪初就有赞颂之作，罗汉著《民初汉口竹枝词》一书中就写道：“前花楼接后花楼，直出歆生大路头。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对歆生花园则赞叹：“汉口名园无几家，稍栽花木便争夸。夏来官署浑无地，纷向刘园吃夜茶”。辛亥革命爆发后，刘园一度成为汉口临时指挥所。1935年，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为宣传抗战，在此园举办防空展览，射击靶场中设有象征日本国旗和日本军人被击中的图像，引起日方抗议。武汉沦陷以后，刘园被日军践踏摧残，从此一代名园香消玉殒。

    刘歆生捐巨款帮助修筑张公堤，以及他运土填平湖荡地，对汉口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04年，张之洞提议修筑长堤（今称张公堤）以防后湖水患，需纹银80万两方能完成建筑任务。官府只能拨银30万两，余款向社会募捐，汉口巨商富贾虽多，但难以筹资到位。刘歆生以民众之危为己任，慷慨捐银50万两（讣文载是60万两），占筑堤费用的绝大部分。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刘歆生这笔巨款，这条保卫汉口人民安全的长堤是难以建成的。长堤峻工后，人们称之为后湖长堤或张公堤，却没有把捐资最多的刘歆生的名字用上。张公堤内有大面积的水面，张之洞派道员桑宝测出共有10余万亩，张提出“以划浆计价”，每浆价1串钱，向市民出售，收回筑堤耗资。当年购水面土地者不少，唯刘歆生购水面土地最多，1907年他先后共购后湖土地计119.838方丈（约二万余亩），占后湖涸出土地总面积五分之一，均为水淌荒洲之湖荡地。后来刘从法国购买轻便小型火车头，从张公堤外运土，填平所购水淌湖荡地。对此，有位写汉口发展史的作家说：“这非一件易事啊！”应该说，刘歆生在汉口城市建设发展史中，确实占有重要的一页，正如《夏口县志》记载：“猥自后湖筑堤，芒汉通思，形势一年一变，环镇寸土寸金”。《现代支那人名鉴》记载：刘歆生“大兴土木，将过去无人过问之沼泽地带整理为繁盛之市街地，……可增色于汉口发展史并占有其中数页之地位。”又如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文中称：“在汉口城市建设中，汉口商人和资本家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年汉口出现的近代马路和建筑物，大都是由他们投资兴建的。其中，汉口大商人刘歆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特别值得提及。刘歆生从其商业实践中较早认识到汉口市区扩展的必然性，因而低价购进了老市区及租界周围的大批土地，并于1901年组织填土公司，使用现代化的工具，开始了经年累月的有计划的填土修路建房工作。刘歆生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攫取高额利润，但客观上却适应了汉口城区发展的需要，起到了积极作用。以刘歆生名字命名的歆生路，成为清末汉口最为繁盛的街道。”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在一次接见刘歆生时，刘对黎元洪说：“都督创建了民国，我则创建了汉口”。汉口能够在20世纪初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近代城市，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与当年刘歆生捐资筑堤和运土填湖是分不开的。

    1909年，刘歆生与宋炜臣等又倡议建设后湖地区与兴筑后湖马路，开辟新市区，计划自硚口水电公司起至刘家庙车站，筑横马路5条，又从铁路起至后湖，筑直马路26条。这个计划得到鄂督陈夔龙的支持，所需费用白银百万两，除由业主按库亩摊派外，另由官钱局拔银30万两。据海关报告，至辛亥革命前，所有的设计都已完成，一些道路已开始填平地基准备施工，但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停顿。可见，刘歆生为“九省通衢”——汉口扩大城区建设与市场繁荣奠定了基础。王永年著文说：“刘歆生在其购地填土修路建房中，由于摊子太大，开支浩繁，到1911年（清宣统三年）就已积欠华洋各界款项达500余万两。”但他购买地皮所借之债务，叫做：“地产日益增加，债台日益高筑。”

    刘成了大债主，债务纠纷垒起，后湖“古闸口案件”影响很大。事情是这样的，刘歆生有一个叫孙武的同乡，二人从小不合，孙有一次来汉找刘，要刘帮忙但遭拒绝，孙更加深了对刘的怨恨。1923年肖耀南督鄂时，孙武从外地卸职归来，眼见“将军团”的将军们都发财致富了，他也想从“清丈”后湖土地方面来大捞一把，并出一口当年对刘歆生的怨气。肖耀南也想敲刘歆生一笔竹杠，于是孙、肖合谋策划，以“开辟市区”为名，于1923年成立汉口后湖地区土地清丈处，委任孙武为处长。孙武于4月4日张贴“调验土地契约”告示，要求土地商在20天内带土地契约来“验明正身”。时过20天，未见刘歆生前来验契，孙于4月24日在后湖树立一块碑牌，上书“将后湖‘古闸口’一带土地没收为官有”。当时，县知事侯小汀（字祖余）即据情呈准省长公署，并在各报上刊登。对于此案的处分书，委托杨瀚芳律师依法严究。1923年5月8日《武汉商报》报道：“刘歆生取得后湖地皮不下数十万方，但属老居民，无不知其强暴协迫、明夺暗算。所有五常里以后、长墩以南的租佃户，刘对租户每过一年必令其换租约一次，每换一次租约必加租一次，每加租一次又必例外需索一次，否则用武力驱逐。命租人多名，前往租户住宅，捣毁一切用具，勒令搬迁。”等等。这就是所谓“没收后湖‘古闸口’地皮事件。”后湖清丈土地结束，孙武达到自己目的，同“将军团”将军们一样，也发了一笔横财，他后来在汉口兰陵路口修了一栋漂亮的公馆。
   
    1966年4月26日，核实刘歆生的事迹时，当时的知情人杨有章写材料证实说：1923年新闻报道不真实，根本没有那回事。刘歆生和周五常为地皮打官司，周花了活动费，省长公署判决，把周买的地皮发还了。刘没有花活动费，就把他的一部份地产判决没收了。刘不服，向北京平改院控告也没有结果。刘总想推翻这个判决。到了陈嘉镆在湖北当政时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过程：陈向刘建议，愿意拿出纹银60万两，收买被没收的这块地皮，只要刘肯把地契交给陈，其余的事情都不与刘相涉，所有手续都归陈自行办理，刘不同意，非要按市价出售。当时有人还说过，刘不识相，能现得60万两就算了，何必硬犟呢？北伐以后，夏斗寅当省主席时，曾为此案指令省财政厅、建设厅等，由四厅共同组成一个清地产委员会，在财政厅办公。传说，一度曾决定由刘歆生验契即可发还，后来又怕引起议论，都不敢负责，就搁下来了。闹得沸沸扬扬的“古闸口”案，以刘的这块地皮被没收而告终。

    1927年，还发生了丁卯“刘票”案。在“官票”要倒未倒之时，有些人劝刘歆生买官票赌一赌。刘也有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还欠“官钱局”的钱，用官票还“官钱局”的债，总该有效吧，于是他大量收买“官票”。自己出借据向银行钱荘借款，买了200万串。这些借票一再转期，最后到丁卯年（1927年）4月15日仍不能兑现，所以叫做“丁卯刘票”事件。中南银行拿的“刘票”最多，1933年就由它为首组织“刘票”债权团。此团从扬子街这块三角尖的房产清理开始。此处已抵押给北京天主堂，作银20万两，属于第一债权人，由债权团先集资偿还。刘歆生积欠中，交两行的债款120万两，以循礼门车站处至协和医院两旁的一大块地皮，由第三者估价，刘把这一地皮作价偿还。他欠江浙公司的10万两，经法院判决，以张公堤靠近市区的一块地皮偿还。他还欠70万两的债款，由广东人何翼云买他一部份土地，还了一部份债款，其余系以坐落在三眼桥下首的900方土地作为抵押还款。

    地皮大王面临困境，引起官方关注。1911年，湖广总督瑞徵为解决刘的债务纠纷案，上奏并获准——“由湖北官商名义，向省官钱局合借银500万两，签订还款合同20年内筹还，所有刘歆生地皮及建筑物，作为全省公产，陆续变还欠款。”至此，大名鼎鼎的地皮大王刘歆生以破产而终。不久，他从扬子街自建的三层楼房中搬到车站路伟英里两层楼的街面商务房栖身，直到1941年2月2日享年84岁去世。他留下的最后一笔债务由长子代为偿还。

    刘歆生生活在民主革命时期，他虽是民族资本家与买办的双重身份，但也曾支持革命并卷入革命的洪流。1904年，他办过《楚报》，宣传革命道理。1905年，他聘请一些人办报，这些人多为革命团体日知会会员，革命党人张汉杰被聘为主笔，冯特民被聘为经理。该报“纵论鄂省政治，不避嫌忌”。不久，《楚报》因披露一份涉外合同，被当局下令查封。据欧阳瑞骅撰《冯特民传》记载：“总督张之洞与英人密订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特民觅得全文，竟夜抄出，悉载报端，撰文抨击”。而老报人管雪斋1936年发表在《武汉新闻事业》刊物的文中说：“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为修筑川粤汉铁路，向外商订立借款草约，尚未签定。被《楚报》探得，将全文登载，并附加按语，说他不应有这丧权辱国行为。”张之洞大怒，以“泄露机密”罪名为由，札饬夏口厅严办。《楚报》创刊不久便遭查封，主笔张汉杰被判刑10年。管雪斋说：“汉口报纸、报人不好的遭劫，这便是第一例。”在辛亥革命前的保路运动中，刘歆生与刘心源、万为柏等人组建湖北商办铁路协会，被选为副会长，并认购了巨额股票。但经不住朝廷压力，不久即辞去副会长。武昌首义时，他和汉口商会董事韦紫峰、刘子敬、李紫云等32人共同发起国民捐款，资助军费100多万元。

    刘歆生是天主教徒，他一生虔诚信教，为社会和民众做了许多善事义举，如火灾、水灾、旱灾、瘟疫、饥馑，无不捐巨款救济。对外省灾情亦是如此，如湖南永州水灾、河南安阳旱灾，他亦有捐助，河南人称之为“刘善人”。本省沔阳水灾、汉口大火与民国20年（1931年）水灾，他均全力救济。对慈善团体及孤儿院等历年冬赈分别予以捐款。他创办歆生实业学校、音乐练习所及西满小学等培养人才。1926年1月，刘为了平息一事端，并纪念到应城去的意大利传教士梅神父（名梅占春），提供3000多亩地皮修建梅神父医院，就是今江汉北路的传染病医院。原来，这个梅神父到湖北应城、安陆、随洲廖家寨一带从事传教活动，与应城盐峒山矿区熬盐工雷幺发生争端。

    雷因为揭发盐商剥削农民不法行为，被罚到矿区天主堂劳役“赎罪”。梅占春对雷幺有过虐待行为，后来雷找机会逃回到家乡应山天子岗，邀集一帮穷苦农民，组成“广林军”，杀富济贫。雷还到应城将梅占春抓住扣留。应城县长深恐得罪洋人和教会，派人找雷幺商谈，愿以万元赎回梅占春，同时密报湖北督军肖耀南，请求派兵围剿，并派矿警到天子岗抓走雷幺之兄雷三作为人质，扬言如不放梅占春，就要杀死雷三。不过，雷幺最终还是处死了梅占春。梅死后，汉口天主堂传教士索尚铎向意大利政府报告这一事件。意政府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赔款和严惩凶手。北京政府与湖北督军肖耀南慑于帝国主义压力，命令应山县政府杀害了雷三，并下令通缉雷幺。刘歆生了解事件的严重性，担心事态扩大，引起国际争端，就以教徒身份捐赠地皮，为梅神父修建一所纪念性医院，借以平息事端。修建梅神父医院后，还建了梅神父纪念亭，将梅遗骸迁葬于院内，遗址至今保存完好。

    1946年，即日本投降的第二年，笔者在歆生路泰昌祥杂货店当学徒。当时国民党当局开展“新生活”运动，把有些街、路的名称作了更改，中山马路更名为中山大道，“歆生路”、“伟雄路”分别改称“江汉路”、“南京路”，这些名称都沿用至今，“歆生”路牌当时还是我亲手摘下的。自昔迄今，这一带始终是武汉闹市的中心。刘歆生为汉口城市建设与发展作出的贡献广为后人传颂，在《武汉市地方史志》历史名人篇、《大武汉旧影》大型影集、江汉路步行街碑文里都有记载。

    前不久，笔者因撰写此文，到刘歆生的家乡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乡刘家咀村采访，84岁的刘行安老人介绍：刘歆生在柏泉乡并没有什么留下多少财产，只有一栋房屋和百亩农田，房子早已被村里拆去做了仓库。刘虽发迹成为汉口首富，但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他饮食起居讲究实惠，每餐除喝一碗牛肉汤或鸡汁汤外，以米饭和面包为主食；衣着简朴，注重温暖；青壮年时出门不坐车，步行各方；他在循礼门建有豪华的刘祥花园，但除了交际和宴请宾客外，很少来此居住。他去世后，村里有人传言，刘是有钱人，用“金被”垫棺，几年后有人开棺查看，发现他是按教堂规矩下葬，如平民一般。后来墓地被开荒栽果树、种菜。1998年，其孙女刘慧智从海外归来祭扫祖坟，在已削平的墓地上，树碑刻文，以作纪念。碑文是：先祖刘公，生于1857年，幼年家贫，勤奋创业，到武汉市创业多年，成了大实业家。1941年在武汉逝世，归葬柏泉。（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辑，本文作者杨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