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秋，我与游曦同时考入重庆女二师读书。我在师10班，游曦在师9班。我们两人同一寝室，朝夕相处，情谊深厚。我出身市贫，游曦亦家境贫寒(父母靠织土布、毛巾为生)。在党团组织的教育和游曦的帮助下，我进步很快。1925年（具体月份记不请了），经游曦介绍，我参加了共青团。1926年12月的一天，《新蜀报》登载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简称武汉军校）招取第六期政治科学生的广告。
当时重庆和四川各地的有志男女青年都踊跃报名投考。经过初试，赵一曼、游曦、童幼芝和我等女生都被录取了。被录取的男生中有罗瑞卿、徐彦刚、张锡龙、任伯芳、潘先知、陈刚秉、陈季让(陈毅元帅之弟)、余农治、高允斌、陈伯钧等。赵一曼是从宜宾来的(她1926年初进人宜宾县女子中学读书)，罗瑞卿是在南充经任白戈介绍来报名投考的。
在我的记忆中，赵一曼在投考军校前，已由宜宾女子中学转来重庆女二师渎书。我们在报考军校前就互相熟识。我们一百八十多名男女考生的录取名单在《新蜀报》上公布后，赵一曼、游曦和我都兴高采烈，相互祝贺。但我却不敢声张，因双亲年老，膝下只有我这个独生女儿，怕他们知道我要到武汉后难过。我家住涪陵，父母靠卖把把柴为生，哥哥、姐姐早夭，家业萧条，二老省吃俭用，供我读书；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盼望我师范毕业后当名教师，挣工资来补贴家庭，并照料他们安度晚年。
在北伐战争胜利的影响下，四川地方军阀见风使舵。川康善后督办刘湘为革命形势所迫，于1926年12月宣布易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为了表示拥护革命，他包了招商局的一条轮船，送我们这批学生出川赴武汉复试。1927年初，赵一曼、游曦、我和其他男女学生三百多人，登上“其春”号客轮沿江东下。那时我才18岁，个子高，梳着一条长辫子。凭栏远眺，我心中十分不安。因船即将到涪陵，而通常轮船到涪陵是要靠岸的，我怕在这里见到我那年迈的老父亲。
尽管报名时，为保密和今后便于革命工作，组织上事先叫我们改名易姓(我原名陈德馨，小名玉仙，笔名赤贫；赵一曼原名李淑宁；游曦原名游传玉)，但老父早在报上看见了军校发榜的名单，料定我必在其中。我临行前未能辞别老父，但老父探听到消息后，已早赶到涪陵码头上了，想再看一眼他的独生女儿。我无心观赏江景，忧心忡忡。
这时，罗瑞卿很有礼貌地过来与我打招呼，我们刚谈了几句话，赵一曼和游曦就过来找我了。我即把赵、游二位分别介绍给罗瑞卿。罗对我们这些女同学投笔从戎十分敬佩。言谈中，大家提及各人身世及投考军校所克服的困难时，都不胜感慨。罗瑞卿安慰我说：“家国之间，不能两顾。当今之际，还是以国为重吧!无国哪里还能有家呢?”涪陵离重庆很近，不一会，故乡在望。出我意料之外，舟行如箭，竟未停泊。我那既老且贫的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江边，眼巴巴地望着远去的轮船载走了他最心爱的女儿。
此时，赵、游二好友都来安慰我，说等将来革命胜利时，她俩一定陪我回涪陵老家住些时候。船过万县在云阳靠岸。船刚停稳，男女同学便相约登岸游览著名的张飞庙。在庙中，罗瑞卿向大家介绍了相传乃岳飞手笔的诸葛亮的《出师表》石刻。这时，我们这些胸怀壮志的热血青年，都不约而同地吟涌起这篇名重千古的文章来。为了民族复兴，为了北伐胜利，同学们都认为应该发扬诸葛武侯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船到宜昌，我们换乘招商局的“快利”号轮，于1927年初到达国民革命政府的所在地——武汉。赵一曼、游曦和我住在学校当局包下的武昌斗级营街一带的旅馆内，食宿费由学校负责。当时，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皆云集武汉，革命气氛空前高涨。武汉军事委员会参谋处作战科副科长刘骞(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是四川新都县人，他特为我们这些四川女同学在武昌黄鹤楼设便宴接风。复试在武昌两湖书院进行，包括体格检查和文化考试(外加口试)。复试形式与初试相仿，不过试题更难些(以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为首的一些教官和从广东过来的黄埔五期学员，反对我们这批学生以五期的身分入学，要求对我们进行复试，故复试题颇多刁难处)。复试发榜时，看的人十分拥挤。我因小病在旅馆休息，忽有同学破门而人，高呼：“陈德馨，你考上女状元了!”
最初我不敢相信，以为我落榜了，心中忐忑不安。及至赵一曼和游曦赶来相告，我才知道自己真的考上女生第一名了(第二名是邓明芳，系北京大学在校女生)。赵、游二人亦榜上有名，我们三人都很高兴。这次复试，男生初录取了一千多人多人，女生二百多人。三十名四川籍女生，有二人落榜；其中有一名叫柯银珠的女生，因落榜竟气死了。我们同学很同情她，纷纷凑钱为之送葬，其坟在武昌蛇山汉王陈友谅墓附近。另一个落榜的女生是李芳，后来我代她考上了何香凝主办的妇女运动训练班。李芳后与陈凯结婚(解放后陈凯曾任成都某航校政委)。因中央军校政治学校第六期是在武汉开办的，所以后来人们习惯上将其呼作“汉六期”。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有两个大队，即政治大队和军事大队，政治大队又分为男生大队和女生大队。女生大队下辖两个区队。赵一曼、游曦和我都被编人第一区队学习。队长杨伯珩(男)是四川人，黄埔四期毕业生。罗瑞卿被编在男生一大队四队。女生在入校前都要剪辫子，穿上军装后与男生一样。赵一曼、游曦和我都蓄着一条长长的独辫子。剪发时，我们相约到武昌黄鹤楼照相馆拍照留念(剪去发辫，穿上军装后，我们三人又约去照过相)。记得罗瑞卿看了我们的照片后和我们开玩笑说：“剪了毛竿儿，也要纪念，将来革命掉了脑壳，又咋个纪念法呢?”
武汉分校设在武昌城外的两湖书院旧址上，学生包括从广州调来的黄埔第五期政治、炮兵、工兵大队，以及第六期入伍生总队等，共计六千多人，革命实力雄厚。名义上蒋介石是校长，但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陈毅在政治部负责处理党团内部事务，并继李鸣玉之后担任党的联络工作。聂荣臻、周恩来亦曾参与军校工作。女生大队有两个女指导员，一为彭漪兰，一为施存统的夫人钟复光。施存统任军校政治教官，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最初是周佛海）。
开学那天，宋庆龄、何香凝、孙科、谭平山、苏兆征、邓演达(军校代校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恽代英、施存统等都出席了典礼。其中许多人都讲了话。记得孙夫人身着花格子旗袍，穿高跟鞋，仪态大方，风采动人。她用英语(另一说是用的广东话，由袁溥之译成普通话——编者)演讲，有译员翻译，爱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事后，我和赵一曼、游曦曾一起讨论过这些演讲，对孙夫人的革命精神尤为钦佩。第六期学生课程繁重，对学生要求也十分严格，规定每日三操(早操、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两讲(上军事课与政治课)，每周星期六打一次靶，星期六下午擦枪和打扫卫生。星期六晚上搞娱乐活动或做星期日街头宣传的准备工作。
我和赵、游常在晚饭后同坐在操场上闲谈，相互学习，并传达组织上的指示，商量如何开展党团工作及如何搞好街头宣传工作等。每个星期天，男女同学都要分组上街进行革命宣传：演讲、贴标语、散传单，有时还化装宣传或演街头活报剧。我和罗瑞卿被编在一个宣传组，我任组长。组里还有赵一曼、游曦等。记得有一个星期日，我们上街头演出，罗瑞卿化装为土豪劣绅，他头戴博士帽，身穿长袍和八团花马褂，手柱文明棍；我手提驳壳枪，领着工农群众“控诉”“土豪劣绅”的罪行。演着演着，罗瑞卿为真情所动，竟忘了自己的角色，抬起头出神地看起来。我见状趁势在他头上一拍，大喝道：“土豪劣绅，你还敢扬眉吐气!你们平日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现在民众奋起，你还敢昂首不逊，还不快低头认罪!”当时观众如潮，政治部拍有照片，可惜这些照片保存数十年后，亦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
茅盾(沈雁冰)当时任军校政治教官、政治部指导员，常带我们女兵上街作宣传。他的早期著作《动摇》中所云：“秀才初次去出征，不带男兵带女兵”即指此事。符号(即符浩)有时也参加我们的宣传活动，我常和他开玩笑：“喂，符号同学，你到底是标点还是符号啊?”任弼时也和我及赵一曼、游曦熟识。当时军校的男女同学不仅胸怀壮志，奋发努力，而且同学间关系也很融洽。每当红日西斜，我们结束街头宣传归来之时，大家就引吭高歌，有说有笑，十分热闹。罗瑞卿在老家南充读中学时就喜欢参加文艺活动，曾在话剧《孙中山之死》中与任白戈分别扮演两兄弟。因此，他在街头宣传活动中，显得特别起劲，非常活跃。
返校途中，总是他扛旗子(因为他身体高大)。他一边走一边还要低声哼几句川北民间曲子或川戏，显得轻松活泼。武汉分校当时不仅是中国革命青年的摇篮，也是铸造革命干部的熔炉。除上述的罗瑞卿、赵一曼、游曦等人外，还有一些外国(主要是朝鲜、泰国)的革命青年，也在武汉分校学习过。1927年5月，四川军阀杨森和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师师长的夏斗寅在宜昌率部进犯武汉，17日打到离武汉不远的纸坊。危急时刻，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共的推动下，将军校学生、学兵团及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学员编成中央独立师(由教育长侯连瀛任师长，杨树松任副师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和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的七十二团、七十五团等部队组成西征军(由时任武昌警备司令的叶挺任总指挥)前往迎敌。
部队于6月中下旬到达嘉鱼、成宁、薄析和城陵矶一带布防，并准备相机进攻。当时武汉军委会曾派作战科中校副科长刘骞来前线作军事报告，分析当时各方面的军事形势。不久即大败敌于仙挑镇一带，后由程潜指挥部队追击，连克沙市、宜昌，杨部败军退人川中。中央独立师纪律严明，一次行军途中搞宣传，我不慎把佩带的符号丢失了，邓演达代校长发现后，当即罚我关三天禁闭。到驻地时，我被关在一个楼梯底下的小房子里，只准吃盐水饭。赵一曼、游曦等都曾抽空来看我、安慰我，游曦还从楼梯扶手上传东西下来给我吃，并耐心帮助我分析粗心大意的危害。
一天，赵一曼、游曦和我等几个女兵奉命到咸宁乡下去抓一个土豪。我们进入土豪的大院搜索，见楼下住房陈设漂亮，楼上摆着许多盛满香肠、腊肉等腌制品的缸罐，却独不见土豪的踪影。我和赵一曼、游曦等便把这些食品分给了从附近地方来围观的贫苦群众。这个土豪后来还是被我们抓住了，原来游曦在不经意间发现那个土豪正在一条田问小路上奔跑，她便朝天开了一枪，那土豪顿时吓得“扑”的一声趴在了地上。我和游曦、赵一曼等女兵在群众的协助下，将这个土豪用绳子捆绑好后，送交给了农会。西征中，赵一曼因劳累重病，随女生队政治指挥员钟复光先回武汉养病。我军于是年7月回师武汉。男生住南湖，女生住两湖书院。
7月中旬后，宁汉分裂表面化，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并决定将不愿随军的人员资送回家，武汉分校学生提前毕业。军校同时宣布遣散女生大队，党团员另有安排。消息传开后，赵一曼来问我作何打算。我说，尚未得到党团组织的指示(我人军校后，与游曦保持单线联系，党团组织的指示，均由游曦传达)，现在不知如何何办。后游曦来告诉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到莫斯科学习”，并给我三张条子，叫我分别在武汉、上海、哈尔滨领路费。我问游曦：“你去不去?”游曦说，组织上要她和郑梅仙、谬德璋笔三十多名女兵留在教导团，随军东征。当时我才19岁，因双亲年老家贫，自己又是独生女，我走后无人养活他们，又没有亲如姐妹的赵、游二同学作伴，自己单身一人亦难以作万里异国之行，遂与游曦、赵一曼洒泪而别回了四川。以后不久即听同学传言，游曦在1927年12月的广州赵义中壮烈牺牲了(当时传言游曦是被敌人抓住后钉在城门上杀害的)；赵一曼则不知去向，亦杳无音信。解放后，我迁居成都红墙巷，带着七八个不大不小的孩子，又兼任区扫盲校、职业训练班的义务教员，家务繁重，工作辛苦，无暇打听同学们的下落，但偶一念及故人，辄翘首望天，萦绕胸臆。（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陈德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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