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以督学兼任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馆长，同年调升第四科科长，管理全省的民众教育及文化事业。次年调第三科科长，分管全省的国民教育、师范教育及县教育行政，兼任湖北省高等考试襄试委员，又兼任湖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班班主任，与各县教育行政主管人员结下了师生友谊——以后代别人在湖北教育界中竞选立法委员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当时省政府机构不设处，科即是处；省府会议时，省政府主席有所咨询，必要各有关主管科长列席汇报。我平时对主管业务比较认真，我汇报时，能将全省的地方教育经费、学校设施及学生班级、人数和入学情况，如数家珍地随口讲出来，因此常常得到省政府主席陈诚的表扬。陈诚对学生管理要求严格，但对学生又非常爱护，他的“计划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战时学生一律公费待遇。陈诚对学生学习和生活，都常亲自过问。每次学潮发生，他总是命令教育厅指定我前去解决，而我每次也都能解决得令他满意，因而1943年初春，他要调我到咸丰去当县长。
咸丰是湖北的一个三等小县，地处川鄂交通的要冲，战时过往的达官贵人正多。我自忖无力应付，即电与我正在任罗田县长的哥哥王延烈商量。他复电说：“当县长要有三个‘万’的本领，即是‘万死’、‘万恶’、‘万能’。你非百里之才，我正无法摆脱。你千万不要热衷于这个七品芝麻官。”而我的堂兄王粹存也常常对我说：“要求显达，切不可由州县出身，要从部郎出身。”当时他正任国民政府国税署西南分署署长，他即是由财政部外放的。我心里有这些考虑，因此恳求厅长张伯谨以教育厅需要我为我推辞。好在这年2月，陈诚远征滇缅，此事就此作罢。
1943年鄂西会战中，日军想打开重庆大门。是年5月，日军疯狂向鄂西进犯，攻到巴东的野山关。恩施危急，重庆震动。陈诚从云南赶回恩施指挥作战。他下手令派我驰赴川、湘、鄂三省交界的八面山，安排二三十个大、中、小学的校舍。他又曾下令不准任何人家眷出城，否则以动摇人心论处。当时我的大孩子即将出世，我万分无奈地接受了这个艰苦而又烦难的任务。幸运得很，当天夜晚，日军的飞机错炸了他们在野山关的部队，我军乘机反攻，把日军赶出了野山关。恩施得救，我也免此一行。
1944年夏，陈诚离开了六战区及湖北省政府，孙连仲接任六战区司令长官，王东原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曾在北师大读过书，他知我为北师大学生，见面时乃再三向我打听北师大老教授钱玄同、黎锦熙等近况，以示亲热。王要在湖北实行新县制，特令民政厅长罗贡华举办“新县制座谈会”，并指定我参加。我叔父葆心公逝世，我和堂兄王研农在恩施举行家祭时，王特前来主祭。为此，我对他十分感激。
1945年10月，张伯谨调任北平市副市长，钱云阶接掌教育厅。钱是我哥哥王延烈的结盟兄弟，曾留学日本，当过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长。但钱在湖北没有学系力量，他要我们北师大的人支持他，并要我任主任秘书。我再三推辞，另荐北师大老同学樊树芬担任此职。国民政府实行幕僚长制，主任秘书是厅长副职，厅长因公外出，主任秘书便可代折代行。但其是事务官，要随主官进退；科长乃是政务官，无故不能更换。我受CC的安排，不能随便离开。原来，CC要我多搞几年，以培植我在教育界的声望后，继而把湖北教育厅抓到手里，和湖南、河南几省一样，使湖北的教育领导权也掌握在他们CC手中。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我们奉命筹备复员。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特为之组织了一个第六战区日伪物资接收委员会，组织非常庞大，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兼任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副长官郭忏、王东原兼任副主任委员，林逸圣为秘书长；下面分设秘书室及总务、公用事业、军用器材、交通器材、卫生器材和文化事业等六个大组；每组设少将组长一人，上校组员一人，中校组员二人及少校、中尉各若干人。9月1日，出乎意料地，王东原推举我为文化事业组组长。分给我的任务，不仅是要负责担任六战区范围内日伪的学校、报社、戏院、印刷厂、书店及其他一切文化娱乐场所的接收，而且还要为本省战时外迁的各大、中、小学安排复员后的校舍。所谓“接收大员”的职务，当时是一般人抢不到手的美差，而对我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每日奔忙于武昌至汉口之间，那时武汉交通不便，早晚轮船停班后，就要搭坐小木筏过江，真是不胜其烦。加之武昌经日军摧残以后，市面萧条，经常在街上买不到饭吃，所以更谈不上享受接收委员会的舒适生活。只是抗战胜利归来，由一个小山城进入大都市，海阔天空，心旷神怡，忘其所苦罢了。
六战区的辖区广阔，长官司令部不得不另派许多专员分赴各地协助接收。我们文化事业部门多，头绪杂，争夺胜利果实的便纷至沓来。除从恩施来的有关单位如中央通讯社、湖北日报等外，还有由王亚明率领的中央宣传部接收小组（自重庆来）以及潜伏在鄂东的一些不知名的单位。我们文化事业组几乎成为调解分配的中间人，主要工作只是在他们的协议分配下，签请长官核准。且在我们进入汉口以前，战区已另派了由谢士炎少将领导的前进指挥所先进武汉接收过一次了。我到汉口物华宾馆接收日军无线电台的时候，几乎未见到一套完整的电讯器材，加之日本人的事先破坏及漏册遗交，落入私人手的又不知凡几，能正式接收的就自然为数不多了。
这些搞接收的重庆人、恩施人，甚至潜伏在敌伪近旁的鄂东人，像要把他们在八年抗战中受过的一些苦弥补回来似的，一旦胜利，他们的个人欲望顿时膨胀到了高峰。住的房屋要求金碧辉煌，吃的东西要求山珍海味。我偶然到其他接收同事的家中串门，他们攘夺来的家用设备，满沟满谷，令我叹为观止。接收了一个月以后，接收大员们个个变得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我在街上碰见一些后方来的熟人，他们都奇怪我还穿着用恩施的“抗敌布”（土布）做的衣服。似乎从后方来的人都应该高轩驷马，西装革履，非此不足以显示胜利者的威风和一吐八年艰难困苦的恶气。接收大员们的极其奢华挥霍，导致了武汉物价的飞涨，法币渐渐像日伪的储币一样变成废纸了，大接收成了“大劫收”。
因为胜利来得比较突然，湖北省政府的复员工作来不及作周详布置，又因抗战中物资严重缺乏，尤其是交通阻塞，由巴东到武汉全靠木船运输。1945年11月30日，教育厅的一只装满档案及眷属的新3号木船，在秭归一处叫“五龙过江”的长江面上，突然为船底下的冷泡所顶翻。员工眷属溺毙者58人，生还者仅4人。我的家眷临时蒙王东原夫人照顾，上了她的小火轮，才得免于难。后来在武昌省图书馆内举行追悼会时，民政厅秘书毕骏撰一幅挽联说：“以原始工具，作现代交通，谁之咎也；不死于抗战，而死于复员，夫何言哉!”哀愤之情，溢于言表。
1946年上半年，日伪接收委员会结束，另成立日伪物资保管委员会。我亦回教育厅兼任国民党武昌市党部常务监察委员。当时正值蒋介石为制宪而举行国大代表竞选活动，省民政厅长罗贡华因要在其家乡荆门支持他所属意的人当选代表而想到了我，乃命民政厅视察李昌伦三次上门传达他的旨意，要我出长荆门。我的哥哥王延烈时为省参议会的驻会委员，他知道情况后对我说：“罗贡华和省府秘书长许莹涟都是荆门人，他们两个正为国大代表竞选斗法。他二人一个是你的老上司，一个是你的老同事，我看你到荆门后听谁的?”我也正认为省府外调任的县长尽是些股长以下的人员，我犯不着为任何人做听差的事，于是拒绝了此事。
1947年冬，国民党有计划有步骤地筹备召开所谓“行宪国大”，为把蒋介石推上总统宝座取得法律根据，用尽了力量。中统局乃在全国各界知名人士中网罗一大批人为该局兼职专员，为之出力。我当时被武汉的新闻界列入了“教育界名流”，我与王文俊、艾毓英等，几次被武汉教育通讯社邀请参加武汉教育界名流座谈会。又因我与中统有藕断丝连的关系，便也被派为中统局的兼职专员，列入了国民党武汉高干会。中统局虽然未交给我什么具体任务，但经常被邀请送往迎来，参加欢迎中央要员的盛会，听取国民党中央对当前局势的主张等。
迫于全国要求民主政治的舆论，国民党当局极力拉拢青年党、民社党两个小党来装点门面，让这两个党在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中分尝一脔，分配给他们一些名额。因此各界国大代表竞选，省方还须严格控制。一天，我突然接到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及湖北省选举委员会的通知，要我到黄梅去监选。黄梅县竞选国大代表有三人：一个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执行委员胡国亭，另一个是国防部少将高参涂寿眉，还有一个是湖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的上校教官余先觉。这三个人和我都有不同的社会关系，因我已得到省政府及选举会的指示，到黄梅不是“监选”而是“圈选”，所以不必为此多动脑筋。黄梅的国大代表，上边已确定为涂寿眉，到时只要走一个“选举”的过场就行了。我到黄梅以后，立即召集国民党黄梅县党部书记长余利峰、三青团黄梅分团干事长梅之魁、县参议会议长童静庵及县长代表余秘书(县长雷鸣震正在与共产党游击队作战)等，在位于孔垅的县政府侨设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我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提笔圈了涂寿眉，然后把会议记录要来带回省里交差。至于如何进行选举，我不想知道，也无须知道。这时刘邓大军即将南下，省政府乃急电我回省。我回武汉时，武汉正在戒严。
因为抗战时我与武汉新闻界有些渊源，所以胜利复员后，武汉国民党的两个大报《武汉日报》及《华中日报》等，都聘我为社论委员，我并兼任光明通讯社社长。1947年的一年中，我和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白如初(后为国民党立法委员)分单双日轮流为《华中日报》写社论，我并在《武汉日报》上写些专论。后来局势渐渐动荡起来，新闻工作的政治性不断加重我的麻烦，朋友们的责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警告，我不得不辞去光明通讯社社长及《武汉日报》、《华中日报》的社论委员，专心一致地复习英语，以备省府派我到美国考察的最后审核。同时我还翻译了英国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残破的儿童教育》小册子，由省教育厅印发给全省各县作办理国民教育的参考。后来由于时局紧张、经费短缺，我们被派赴美国考察的5个人都未能成行。
大约是1947年下半年，国民政府考试院开始铨叙荐任以上文官的级别。湖北省考铨处重新以我六战区日伪物资接收委员会少将组长的命令送审，得按照武职文官的条例，以军简二阶(同少将)核定为简任待遇。国民政府发给我了高级荐任状及《甲级公职候选人证书》。我在省府任了5年的科长，始得由省政府派代的“黑官”(省府只能派委任官，荐任以上只能派代)而变为持有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状的官员。
1947年以后，蒋介石内战失利。南京政府的财政迅速崩溃，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财政部在上海的五家大印刷厂日夜赶印法币还不够用，乃改发关金，二十当一，仍无济于事。又于当年8月17日起改发金元券，限期收兑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及外汇；违者要受到严厉制裁，但这也无法挽回颓势。公教人员的待遇，虽然按照特价指数不断翻番，但我这月收430元的中高级干部，每月收入还买不到三斗米，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波及到了公教人员中来。我在报上写了一篇《怅念公教人员》的社论说：“凡人情最重者莫过于名器，最亲者莫过于妻子。而今名器既不足轻重，妻子又不得保养。读清人黄仲则‘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之诗，不禁为湖北公教人员怅然系之。”推动了湖北公教人员的斗争，却得到当局的责难。此时人心，土崩瓦解，天下到了可传檄而定的地步。(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王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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