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老河口的张光年

2014-09-15 21: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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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光年，1913年11月1日出生在湖北省老河口市城区（原光化县城）路家巷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父亲是老河口城区一个钱庄的普通职员。张光年从小被送进老河口国民小学读书，并在钱庄的少东家冯汉涛的影响下，学会了写旧体诗。1924年，11岁的张光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老河口商科职业学校读书。1925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老河口很快掀起了声援“五卅惨案”的浪潮。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在外的老河口籍共产党员杨软欧、左觉农等人迅速回到老河口，趁势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张光年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下，逐步读了肖楚女主办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在汉口主办的《楚光日报》等进步报刊和瞿秋白的《共产主义问答》、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书刊，虽然当时张光年对这些书的内容似懂非懂，但从此开启了他追求光明、追求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和信念。

    1927年3月，14岁的张光年在左觉农等共产党人的引导下，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不久，驻守在老河口的反动军阀趁机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老河口一大批共产党人被杀。一时间，老河口笼罩在了白色恐怖之中。此时，老河口商科学校也宣布解散，14岁的张光年失学在家。1927年下半年，张光年父亲所在钱庄的少东家，在老河口新开了一个书店，取名“美化书店”，因张光年失学，张父便安排他到书店当伙计。不久，党组织又秘密与张光年取得了联系。张光年便以“美化书店”作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点，以卖书为掩护，为党从事传递情报等地下活动。两年后，也就是1929年3月，由于张光年的出色表现，年仅16岁的张光年被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此后，每过一段时间，党组织就会派人来与张光年联系，一直到1930年夏天，书店这个秘密联络地点被敌人发现为止。这以后，张光年又在家乡以教员身份又教了几个月小学。随着老河口的形势进一步恶化，1931年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18岁的张光年离开老河口，沿汉江南下，来到武汉华中大学求学。相识冼星海在武汉这个新的环境里，张光年的眼界大开。随着全国抗日运动的不断发展，张光年的爱国热情也日趋高涨。几年里，他一边求学，一边正式以“光未然”（即光未燃而要燃烧之意）的名字公开发表诗作，并先后创作了一系列抗日诗歌和街头短剧。

    1936年5月，他又写出了著名的抗日诗篇《五月的鲜花》。该诗经音乐家阎述诗谱曲后，很快在全国传唱。1936年6月，党组织派张光年来到上海。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张光年积极联络上海文艺界人士，很快组织了一个中国文艺者战地工作团，意在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6月上旬的一天，张光年率团来到上海郊区一个叫“大厂”的地方，准备与那里的上海工学团（由教育家陶行知创办）会合，组织排练文艺节目。一进工学团驻地，张光年便听到里面飞出歌声。他循歌声走进礼堂，原来是上海工学团正在这里排练他一月前在武汉的新作《五月的鲜花》。

    张光年坐在排练大厅，内心激动地观看排练。只见一个青年指挥正十分投入地指挥排练这首歌曲的，当时他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青年指挥就是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先生。排练中间休息的时候，战地工作团一个叫李雷的，把张光年从座位上拉起来，向冼星海及排练现场的同志们介绍说，这位就是《五月的鲜花》的词作者——青年诗人光未然！排练现场马上沸腾起来了。大家把张光年团团围起来，礼堂里响起阵阵欢呼声。冼星海与张光年以前虽然未曾见过面，但彼此很早就相互敬慕，神交已久。此刻突如其来的相见，让两位青年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一年张光年23岁、冼星海30岁。

    此后，二人不仅很快成了好朋友，而且互相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愿望。那时适逢上海各界筹备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活动，张光年便创作了《高尔基纪念歌》，冼星海随之为这首诗谱曲，这便是诗人与音乐家二人人生诗与乐的第一次合作。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张光年又回到武汉进行戏剧、歌咏的创作演出活动。此间，他创作了《赞美新中国》、《拓荒歌》等诗作，并与冼星海再度进行了合作，使这些歌曲在全国又得以广泛传唱。二人正是在这些交往合作过程中，进一步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北上“黄河口”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共两党二次合作的局面形成。1938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由周恩来任政治部第一副部长（陈诚任部长）；政治部下设三个厅，其中第三厅负责宣传工作，由郭沫若任三厅厅长。1938年4月初，三厅正式在武汉成立。三厅的成员，主要由共产党人和进步的文艺界人士参加，张光年和冼星海也应邀来到三厅，张光年（当时化名张文光）被安排在三厅六处一科（戏剧科）担任少校科员，冼星海在六处三科负责音乐工作。

    1938年夏，为了把抗日的宣传工作做到前线去，政治部决定把集中在武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组成若干演剧队，分赴各战区。由于张光年多年来的出色表现，三厅秘书长阳翰笙写报告，建议由张光年为总领队，带抗敌演剧三队前往西北第二战区，官衔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报告上报到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处，周将“第三厅”划掉，提高规格为“政治部”的视察员，以利于工作。1938年9月9日，张光年带领着抗敌演剧第三队的三十多名青年男女队员乘火车前往西安，活动几天后于9月下旬去离延安不远的陕北洛川县演出宣传。

    一到洛川，就传来武汉沦陷的消息，张光年和他的战友们无不悲痛万分。经过一个多月对抗战军民的宣传演出，张光年有了许多深刻的感受，当他们从陕北的宜川县出发，爬到一座高山顶上，第一眼看见山下一泻千里的黄河时，诗人的心灵被激动了！黄河壶口惊天动地的巨浪激起的白雾，与天空的云雾交融，在红日照耀下发出了电闪雷鸣的呐喊。从小看惯了汉江和长江的张光年，此刻被黄河独特的气质和勇往直前的精神震撼着，胸中涌出了后来创作《黄河颂》的头两句诗：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张光年永远记住了这一天：1938年11月1日，他们从壶口下游附近的渡口第一次渡过黄河！张光年曾经说过：“这第一次渡过黄河的体验，对于我，对于演剧第三队的全体同志，都是终生难忘的。就是那次渡河和渡河后观赏壶口瀑布的感受，使我产生了创作《黄河》的冲动。”

    1939年1月，张光年带领演剧队继续在黄河壶口一带从事活动。一天，演剧队进入阎锡山所属但却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决死队二纵队的防区时，听说部队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张光年便带队前往战地慰问演出。在从汾西县勍香镇归来途中，身后有二纵队司令部的一位马夫牵着一匹白马跟来，说这马很机灵，但也很调皮，动不动就把骑它的人摔下马来。此时，光未然处于部队歼灭日军胜利的兴奋中，再加上心高气盛，便拉过白马骑了上去，扬鞭纵马向前飞驰。跑到一条两山间的干河沟时，被白马摔跌在一片碎石之上……好在张光年只摔伤了左臂，昏迷后醒来时，他已躺在一间大屋里的木台上，二纵队的军医和护士正为他包扎伤口。他成了重伤员。因游击区部队的医疗条件难以为他治伤，到晋西后，二纵队发电请示延安中组部领导陈云、李富春等人。中组部顷即复电：将光未然送往延安治疗。

    让同志们特别感到高兴的是，延安来电不仅让张光年能去延安治伤，而且全队都能一起去延安，这是从武汉出发那天大家就向往着的大事啊！就这样，张光年躺在担架上，由全队同志和二纵队的军医护送着，从永和关再渡黄河，行程700华里，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经医生确诊，张光年左肘关节是粉碎性骨折，中央组织部根据延安和平医院的意见，决定留张光年先在延安治疗一段时间。这期间，张光年躺在和平医院的土窑洞里，回忆几个月来在晋西北和吕梁游击区为抗日军民进行的宣传演出活动的感人场面，回忆两次渡黄河时听到的那惊心动魄的船夫号子，回忆那黄河两岸“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的情景，张光年便在心中开始酝酿写一首歌颂黄河、赞美中华的长诗了。这时的冼星海也早于1938年10月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带夫人先期来到了延安，并被安排在延安鲁艺音乐系任教。

    一天，当他听说张光年也来到延安之后，便从延安赶到二十里铺的和平医院来看望这位挚友。由于他俩曾在上海、武汉多次合作，这次延安相见，冼星海当然不会放过合作的机会，就向张光年提出请他写一部合唱歌词的愿望。冼星海的提议，为张光年汹涌着的激情找到了喷射口，使张光年长期以来酝酿着歌颂黄河母亲，保卫黄河母亲，鼓舞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主题变得清晰起来。很快，张光年就进入创作状态。由于臂伤而难以动笔，他便躺在热炕上口述，请抗敌演剧三队的一位负责照顾他生活的战友笔录。第一天，他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第二天完成了《黄河颂》；第三天完成《黄河之水天上来》及《黄水谣》；第四天完成《河边对口曲》及《黄河怨》；第五天完成《保卫黄河》及《怒吼吧，黄河！》。

    短短五天的时间，张光年就以大合唱通常要具备的八种格式组合，完成了四百多行的《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冼星海谱曲1939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迎着大西北呼啸的寒风，张光年带着他的《黄河大合唱》歌词，从二十里铺的和平医院赶到延安城里，进入中央交际处温暖而宽大的窑洞里，出席抗敌演剧三队为中央领导和机关干部举行的除夕文艺晚会。这时的“光未然”，也早已由于《五月的鲜花》等抗战歌曲的广泛传播而在延安享有盛誉。

    那天晚上，冼星海坐在窑洞靠门边的位置上，张光年坐在靠窗户的土炕椅子上。诗人面前有一张桌子，上面那几盏油灯的火焰照亮了他手里的词稿。他首先大略说明歌词的创作动机、意图和过程，然后详细介绍《黄河大合唱》的结构，说它由体裁形式相互不同的8首歌曲组成，依次为：男声合唱、男声独唱、诗朗诵、女声齐唱、男声对唱、女声独唱、轮唱、大合唱；每首歌前冠有“说白”，它是歌曲的引子，为歌声的进入开道铺路，在前后两首歌曲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大家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结构的歌曲，都为之动容，冼星海脸上也露出了惊喜兴奋之情。

    张光年的朗诵是新体诗的朗诵，四百多行的诗句，25岁的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尾。大家的心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节奏而跳动。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全窑洞一片安静。顷刻，掌声响彻整个窑洞。掌声中，冼星海激动地站了起来，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写好它！”接着是更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1939年3月间，大生产运动告一段落，那段时间，冼星海正好有较充裕的时间，于是他便在小窑洞里，日以继夜地为《黄河》谱曲。冼星海的工作毅力是惊人的，一开始写作就不愿休息，偶尔斜躺在小床上抱头沉吟一下，忽地又起来振笔直书下去。他的头脑里仿佛有无尽的乐语的泉源，刷刷地迸流出来，就使他连续处在一种兴奋的无法自抑的精神状态中。从3月26日到3月31日，仅仅6天时间，冼星海就以惊人的速度，过人的智慧，高质量地完成了这部中国音乐史上空前的民族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全部曲子的创作。唱响《大合唱》从1939年4月1日起，演剧队立即正式投入了《黄河大合唱》紧张的排练工作。合唱队一共只有三十来个人，分成了四个声部，平均每天练一首。仅上十天的功夫，他们就完成了全部的排练任务。

    4月13日，由邬析零指挥，成功进行了第一次试演之后，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就正式演出《黄河大合唱》。这也是抗敌演剧三队向延安各界的告别演出。演出在延安最大的礼堂陕北公学礼堂举行，观众在千人以上。在延安的党政军各界领导人都应邀参加了晚会。那天，担任朗诵的仍是张光年，由冼星海亲自指挥。合唱队全是抗敌演剧三队的成员，乐队共有十几个人，全部是鲁艺师生。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把军棉祆里的棉花掏出去，只穿着冼得发白的军棉衣外套，使服装看上去不再显得臃肿，大家又戴上在西安时买的翻毛皮军帽，这样的演出服在当时的延安俏得令人羡慕。张光年披着半身多长的黑斗蓬，正好盖住他拄着拐杖的受伤的左臂，他激情地挥舞着右臂，向黄河倾诉我们民族的灾难。

    这次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晚，冼星海在他的日记里写到：“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动人的歌曲，当我们演完时，毛主席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远不忘记今晚上的情形，我是很严格地热情地去指挥歌唱队的。”同年的7月8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欢迎他从重庆归来的晚会上，听了《黄河大合唱》之后，十分振奋，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此后，《黄河大合唱》震撼人心的歌声，不仅很快传遍大江南北，而且逐步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传唱开来：1940年，音乐家刘良模把《黄河大合唱》乐谱带到美国。1945年10月24日，在联合国成立庆祝大会上，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用英语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部分曲目。1957年，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用俄文演出《黄河大合唱》，中国指挥家李德伦指挥，歌唱家郭淑珍唱《黄河怨》，严良方任艺术指导。1964年，日本神户一个劳动者业余团体用日文演唱《黄河大合唱》，连“自从鬼子来”的歌词也忠于原作，甚至在说明书上注明：“鬼子”即日本军国主义。1983年，加拿大多伦多玛希音乐厅由华人乐团再次演出《黄河大合唱》，许多华侨听众哭成了泪人，外国听众则惊叹中国的《黄河大合唱》胜过了天主教的弥撒。此外还有新加坡、菲律宾等国，也先后演出了《黄河大合唱》……重返老河口1988年10月，离别家乡老河口整整半个世纪的张光年，在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洪洋同志的陪同下，终于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老河口。当张老见到家乡的亲人和那一江汉水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回想当年往事，恍若在梦里，又似在昨天。

    了解了张老当年走出老河口之后的那一段辉煌人生后，我们请张老谈他创作《黄河大合唱》最深的感受。这位已经75岁高龄的老人，很有感触地告诉我们，他的根在老河口，是汉江的水和家乡老河口的人民成就了他，也成就了《黄河大合唱》。如果没有家乡早期的共产党员们引领着他，使他从小就积极地投奔到革命队伍中，奠定他终生追求革命的进步思想，他也许就失去了他今生创作的思想根源，也许就没有机会北上黄河壶口，也就不可能喷发如此豪迈的创作激情，如此，也许就没有了《黄河大合唱》！

    张老的一席话，让我们这些张老家乡的人倍感亲切，也倍感自豪和骄傲。的确，张光年是我们老河口的骄傲。我们有理由相信，是时代成就了诗人，也是老河口的人和水成就了这个时代的歌手。2002年1月28日，一代诗人张光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半年后的一个早晨，在位于青海省黄河上游的一座钢索桥上，张光年的骨灰被撒放到了奔流不息的黄河里，创作出不朽长篇组诗《黄河大合唱》的诗人，又回到了黄河母亲的怀抱。张光年和他的《黄河大合唱》也将像奔流的黄河一样永恒地流传下去。（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作者张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