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材料的任务完成以后，我又被调回省一监钮扣厂。监狱不再要我重新做扣子了，而是专派我和郑建安、陈立雄、唐序佳等9人(其余名字我现已忘记)脱产复习过去高中时代所学的无机化学，进一步由郑建安指导进修大学的有机化学课程，着重学习高分子化合部分。在学习当中，我们9个人代省劳改局炼铁，由郑建安任炉长，仅仅一个多月，高炉就被我们炼垮了，出铁两三吨，得不偿失。稍后，管教干部刘云峰率领我们9个人到南昌的江西省一监新生塑料厂学习塑料制造技术。
当时塑料制造这一行，在华中地区还是一个空白点，省劳改局要在劳改企业中大力发展这个行业。那时我爱人蔡毓璜已与我离了婚，我便全心全意钻研技术，以为将来新生后谋出路。我们住进南昌郊外马头岭江西一监的新生塑料厂后，该厂制药车间便把其配料桶上贴的配料标签全部撕掉了，我们只能看到他们配料，而无法知道其中成分。幸喜我们9人当中如郑建安等，是大学学化工的出身，他们便想方设法弄到配方的原料一一予以化验；另外还找了两位外籍的师傅交朋友，从而掌握了一部分配料的工艺流程。同时我们还在车间操作当中，留心配料反应的温度，以及化合物的色、香、味的变化。8个月后，我们满载而归。监狱对塑料制造技术仍不满足，又派干部带我们当中的一半人上长春的一个劳改单位的塑料厂学习有关技术。我在江西是学制药的，监狱便把我留在家中试制。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就掌握了酚醛塑料的操作过程。当时我们9个人只是一个塑料小组，人员少，设备全无，便到上海买了几件制品模型，用搪瓷罐作小型反应釜，用红铜桶作浓缩锅，用小型的球磨机作配料的粉碎机，学上海手工作坊生产方法，用锒头打压成型，制出几样小型制品如拉线开关等，向省劳改局报喜。
当时，省一监尚在武昌张之洞路老模范监狱里，房屋陈旧，地盘狭小，加之又已有钮扣厂和打米厂两个工厂，无法再添设我们这个从事塑料生产的厂房。省劳改局乃决定在汉阳蔡甸第一新生砖瓦厂内，附带开展这项新兴业务。这时一监狱派到长春的一部分人亦已回来，便把我们一同在南昌学习的9个人调往一新生砖瓦厂，成立一个塑料小组，进一步试制聚合塑料。等到一监狱派到长沙学机械的那一部分人回来，又调到一新生砖瓦厂，自己动手制造大小压力机及生产小型制品的模型工具，同时开始制造大型的隔电板、塑料鞋、电气设备上的拉线开关等小型制品。生产组织扩大成为一个塑料车间，对外遂以新生塑料厂的名义推销产品。省劳改局为了显示厂内的技术力量，代我们在武汉市工业局取得了工级。我是学习制药的，新生塑料厂给我以五级浓缩工呈报备查。当时武汉市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塑料厂刚成立，他们纷纷派人到新生塑料厂来学习，我们也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他们。这时我们原在南昌学习的9个人，已成为新生塑料厂的骨干，分别掌握各个车间的生产了。
塑料制造系化学工业，对身体健康有损害，我搞制药影响更大。新生塑料厂对操作人员的保健甚为重视，每月除发给我们定额保健补助外，还检查一次身体，一有问题就通知车间让我们住院养病，因此几年以来，我们塑料厂的人都未得职业病。
1963年，在新生塑料厂蓬勃发展当中，我刑期将满，接近新生。正庆幸自己学得一技之长，出狱后可以找地方工作，却不料省公安厅认为劳改企业不是就业单位，要按规定把像我这样的人调到农场就业。当时我思想上颇感怏怏。
这年下半年，我由一新生塑料厂调到沙洋4农场14中队从事农业生产，一切又从头学起。14中队坐落在天门多宝湾附近的观音湖，耕地距中队部有十四五里之遥，天阴雨湿，泥多路滑，行不得也。生活待遇远不及新生塑料厂，我的情绪一时不免有些低落，但想到自己马上要新生就业，便又丢下了思想包袱。在这期间，我下了很大功夫，流了许多汗水，便学会了割谷、插秧和种棉花。以人十能之己百之的精神，完成了各项生产定额。在风吹雨打当中，锻炼了身体，坚强了意志，我深刻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辛苦和伟大。
1964年，我在4农场14中队新生了。当时农场为了调整劳改人员的类别，把犯人与就业人员、刑事犯与政治犯分别归类，我们新生后的人员都被调到4农场4中队来从事农业生产，按劳取酬领取工资，等于就业了。4农场4中队的新生人员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旧职人员多，因此把队上的文娱活动搞得较好。逢年过节，由我们几个人负责办墙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劳改政策的伟大。每次的宣传活动，都由我们自己安排，上边只是要求我们“文责自负”。记得有一次我写标语“列宁主义万岁”时，因匆匆忙忙赶任务，把列宁的“宁”字少写了一竖钩。贴上去以后，四中队的马干事看到了急忙给我一枝毛笔，叫我好好把标语检查一遍。我发现这个错误后吓了一跳，那一字之差，在当时真要百身莫赎了，我赶忙添上了一竖钩。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后，我们在农场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只是偶尔上街碰到“革命小将”要我们背“毛主席语录”和表明立场。“毛主席语录”我们已背得滚瓜烂熟，就只有“立场”问题说不清楚。但我们也有应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回答他们“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拥护谁”，这句答复再不灵，就只得抛出“我们是劳改释放犯”，结果是挨一句不痛不痒的骂“他妈的，滚!”
1969年1月5日，4农场场部通知我，说省公安厅调我到武汉参加写外调材料。那时省一监已由武昌张之洞路迁到了武昌民主路的新楼里。我同由沙洋调来的就业人员魏巨川、胡祖福，由江北农场调来的就业人员郝勖和由汉口省二监调来的就业人员徐行等，集中在省一监就业人员的宿舍里。省一监倪指导员为我们发放了监狱通行证，还为我们每人安排了单独接待室。外调干部来查询，经过登记手续后被分别送到我们的接待室来。因为我们这几个人，都经过十多年的教育和考验，干部们较为信任，因此有人来找我们查询时，主管接待的干部都会先向查询的人说明不必向我们交待政策，可以直接进入主题。这一年中，徐行所写的外调材料多达三千多份，我写的也达到千份以上。我们在空余时间，还主动要求到机械车间参加劳动。在那里，我学会了一些白铁制件的技术。
1970年2月，查询工作接近尾声，我们被调来的就业人员，又调回了原来的单位。我因为立了一些功，回沙洋后被安排到沙洋农场工交支队去了。工交支队是一个劳改新生就业单位，主要搞钢筋建设预制件、木工制作及生产铁钉。我被调到钢筋房，学习预制件的配料工作。钢筋房的任务重，营业范围广，当时三线工程的厂房建筑中的大屋架、航车梁、预制板、涵管等，每年的生产数量都很大，而且还要负责绑扎、安装。钢筋房车间多是机器操作，其中许多机器，如拉线机、电焊机、断料机、调整切断机、制钉机等，也都是工交支队机械车间自己制造的，且都能达到国内的先进水平。是中国共产党把我们这些过去危害过人民的犯罪分子改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技术力量。我们这些人后来都被省级工业机关核定了工级，并按国家工人的工资支付标准按月领取工资。
1975年10月29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提出《关于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实施方案》，要求有关释放工作于年底基本完成。根据这一精神，省公安厅不久即集中全省在改造中已新生的和未新生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在沙洋第三农场集训，着重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这一章。学习进行得严肃认真，我们在这里进一步感受到党的政策的温暖。讨论中，大家都向党和政府交心，表示坚决按党和政府“保持晚节”的要求，为社会主义建设放射出仅有的余光。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向人民群众宣传有关政策，要求他们宽恕我们的过去，帮助我们的未来。并发给全体受训的人员崭新衣物和参观费用；派干部带领我们到沙市参观纺织印染厂、荆江热水瓶厂及其他解放后的建设。所到之处，得到各工厂工人同志的热情接待，他们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情况。
1975年12月14日集训结束，省公安厅主要领导亲自到沙洋主持了我们337名特赦人员的特赦大会，发给我们《转业证书》，恢复了我们公民权利，并谆谆以“靠拢人民，保持晚节”八个寄字希望于我们。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劳改政策胜利万岁!”这种恢复公民权利的光荣感，扫除了长期压在劳改人员心中的“国家再好，也不属于我们”的悲观情绪，大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特赦大会后，有21个像我这样曾任过少将职务或等同少将职务的人，被先送到省里听候安排。恰值那时刮起所谓“反右倾翻案风”，省里便把我们分送到各县民政局安排工作。
1975年12月底，我们被特赦的三个罗田籍人(我同国民党九十九军上校科长周国良及国民党河北省某高等法院的检察官施某)，由公安干部陪送到罗田县城。我们在县民政局住了两三天，局长戴宇平和我们亲切交谈。他告诉我们说，以罗田现在的情况，暂时无法安排你们。我们深表理解，主动要求回乡务农。好在我们在劳改当中，对农业生产有基础，不觉什么困难。就这样，民政局派一位股长送我到大河岸凉亭大队。在那里，那位股长召集大队小队负责人，交待了有关政策。此后，我得以每日八个工分的待遇当上了农民。
农业活不比工业活那么难，只要舍得出气力，再加上点科学知识，可以半路出家。我在沙洋4农场担任过棉花的播种和管理任务，对于棉花生产的一系列过程，如棉花的间苗、摸赘芽、打老叶、摸油条、齐顶巅，以及棉花的分级处理等，都完成得很好。回凉亭大队以后，我便自动报名参加棉花小组种棉花。1976年，我把小队的棉花产量，提高到过去年产量的三倍以上，得到驻点干部的好评。此外，我还抽出时间为小队出墙报、搞宣传。又因我在沙洋工交支队钢筋房干过几年，大队便又调我到大队的大寨班帮助绑扎钢筋，浇灌预制板，建大队部的楼房。
1977年我66岁，小队照顾我的体力，改派我放了一条水牛。那是一条喜欢触人但却不触我的水牛，有时它的鼻串绳掉了，任何人都不敢告近去拴它，但它只要听见我的声音，就低头落耳地任我摆布。它在田里耕田的时候，看见我从田边过，就停下来望着我。我常常认为这条牛与我有缘，队上的人也都认为是个奇事。稍后，大队驻点干部要大队聘我做凉亭学校的民办教师。
我放牛的时候，差不多每天早上都要到凉亭学校后山上去听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藉以充实我的精神生活；放学时，也总有些初中班的学生跑来找我为他们解答一些课题。所以我到凉亭学校以后，甚能得到学生们的欢迎。而对我最大的安慰是，我可以补读平生尚未读过的书和复习我过去下过苦功的外语。凉亭学校当时是一个带初中帽子的小学，初中部的英语、化学等课程，都由我担任，所以我的教学任务很重，幸喜我备课尚不很艰难，以致几次得到县教育局的奖励。县教育局并聘我担任罗田县中专函授教师，配合大河岸文教组为集训的老师们讲课。我过去并没有教过初中，更没有教过小学，因此教学成绩并不好。听我讲课的老师们说我讲课是“高八调”，意即只能教老师，不能教学生。我送走两班初中毕业后，学校的初中班取消了。
1979年夏，在我离开凉亭学校的前两个月，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局一位同志到凉亭来找我，要我证明中央的一位女同志的问题，并告诉我的朋友胡恕之、杨振华等被安排工作情况，建议我向县委统战部门请求解决工作问题。当时罗田县统战部尚未成立，统战工作由县宣传部办理。我找民政局后，他们答应代我转请办理，但问题未得到解决。不久，适罗田县在黄冈地区的干部方道南、李良等诸先生在黄州开会。他们向罗田县委、县政府推荐我到县参加编修《罗田县志》，罗田县政府乃派县文化馆长徐克礼通知我来县担任县志办公室的编辑。
罗田县当时修县志无专设机构，亦无专款开支。开始之时，由县档案馆长李新年、县文化馆长徐克礼共同负责，地址暂借县文化馆的一间房屋，实际工作的只有我和当时尚未平反的罗田县一中老教师徐明二人。罗田县的有关档案资料在“文化大革命”后已寸纸寸灰，荡然无存，唯一可作写县志参考的，仅只有县文化馆张绩武先生自浠水县抄回的一部光绪年间的《罗田县志》。工作无从着手。县政府乃命我们把这本光绪年间的《罗田县志》翻译成白话文。这部译稿，迄今也无下文。中间有一段时间，县志编纂工作陷于停顿，有关负责人通知我们回家过年后再听候通知来县。
1981年春节以后，又奉通知来县。县志办除我和徐明以外，先后增加了蒋敷德、李芹庑、何道荫、黄白丁、雷进珍、方喻泉、周烽诸人。县志办确定建制，隶属于县政府。上级先后派龚斯豪、赵和清兼主任，徐克礼任副主任。地址一再迁移，最后借县新华书店5楼为办公室及宿舍。同年并开始到武汉、黄州各地搜集档案资料，在本县采访口碑，调查各机关案卷。
明代以后的《罗田县志》，我们知道的只有5部，即嘉靖志、康熙前志、康熙后志、乾隆志、光绪志；除乾隆志只知其名外，其余四部志书我们都收集到了。此外，抗战时期，我叔父王葆心曾主持编修过一部《罗田县志》（民国志），修成后为县人汪文熙拿去遗失，只剩下零细的长篇，解放后随着葆心公的遗著，经董副主席必武责令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中。1983年，我和周烽、方喻泉前后两次到武昌查询此稿。后来，由我拿着当年董副主席办公室给予的寄存收据（内载明“处理此稿时，要征得王葆心先生家属同意”字样），才很费气力地把这一部分长篇影印回来。这是当时我们重修《罗田县志》唯一的可靠依据。1984年，县里印行了一本《罗田简志》。
1983年，罗田县委统战部根据国家有关政策，为我解决了户口问题。同年，我被推举为罗田县第一届政协委员。1985年12月，又由县委书记缪合林、县长晏海云、县政协主席易大振等协商，决定以统战对象、知名人士及知识分子名义为我在县政协安排工作、核定工资。我这个前国民党的简任文官，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终于有了最好的归宿。此后，我又分别被推举为罗田县政协二、三届委员，还担任过罗田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负责主编了7辑《罗田文史资料》，为人民政协的文史工作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写于1994年）(转载《湖北省委》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王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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