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为了挽救危亡,展开了全民抗战。卢沟桥属河北省宛平县,王冷斋先生当时任河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7月7日夜,日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说有一个士兵失踪,并开枪示威,提出要中国驻军和城内居民都退出宛平城的无理要求,当即遭到王冷斋先生的严词拒绝。日军即蛮横地炮击宛平城和卢沟桥。我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重挫日军,可是当局发出要他们平息事端的命令。鉴于日军的骄横跋扈,得寸进尺,我国军民遭受凌辱,早已忍无可忍,而当局的命令,实质上是一个委屈求全,丧失民族气节的命令。因此,王冷斋先生接到命令后,气得咯血不止,即住进德国医院治疗。病稍愈,他就绕道赶回卢沟桥,和二十九军一起撤退到保定。随后平、津沦陷,王冷斋先生在北平的家属为了躲避日军的迫害,全家迁往香港,寓九龙界限街。
1938年冬武汉将要沦陷时,我随家伯避难香港,居九龙英王子道,与先生近距咫尺,因而时相往还。知道王先生是福建闽侯人,18岁进入保定军校。他不仅是一位地方政府的领导者,还是一位爱国军人。但他这时却每周两次请来琴师教自己学京胡,我很惊奇,即问其故。王先生笑了,写了一首七绝给我。诗曰:“鲸鲵未掩剑长鸣,回首觚稷黯旧京。虏肉餐馀胡血饮,男儿始足快平生。”原来他是借京胡之音,神思旧京的“觚稷”(即宫阙上转角处的瓦脊),以抒发他去国怀乡、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的情怀。
抗战第二年,作为爱国军人的王冷斋,由于“七七”抗战的实战经历,和当时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大好局面,使他更加坚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于是写下了《剑南小出塞曲》。这首诗,我珍藏了好多年,“虽多尘色染,尤见墨痕浓”。诗曰:全师出雁塞,百战运龙韬。金络洮州马,珠装下国刀。度沙风破肉,攻垒雪平壕。明日受降处,甲齐熊耳高。熊耳山在河南省西部,海拔2094米。那就是说:日军投降时,弃甲丢盔将会堆得同熊耳山一样高。今天重读此诗,仍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1941年,王冷斋先生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来到重庆。因当局认为他在宛平没有平息事端,又兼之国民党排除异已,故而不受重视,老致连衣食都无着落,幸有二十九军的老战友为他在大同银行谋了个挂名的顾问,生活才勉强安定下来。抗战胜利后,由于抗日战争起于宛平,作为胜利国代表之一,他出席了在日本召开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加了对日本战犯土肥原、冈村宁次等的审判,实现了诗中“男儿始足快平生”的预言。回国后,严酷的现实,使他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遂黯然伤感地回到旧京——北平,株守家园,不再出仕。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敬老崇文,王先生被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市文史馆馆长。他作为历史见证人,曾写下了《卢沟桥事变始末记》等重要文史资料和卢沟桥纪事诗集。1960年,王冷斋先生旧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67岁。(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曹立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