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原中南地区集中收押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经过

2014-09-15 21: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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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中南大区撤销后，公安部陆续将原中南各省、区关押的一些国民党高层要员转移至湖北关押审理；同时将中南各省、区关押的战犯也集中列湖北管理；1956年12月中旬，又将这批战犯转送到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其间历时两年。作者时任湖北省公安厅预审处预审员。参与了对这些国民党战犯的教育改造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回忆如下：

一

    集中到湖北武汉的战犯，来源于原中南汉口监狱和原中南管辖的各省、区公安厅监所，共有96名。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分别担任过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高层要职，是蒋介石发动内战后的高层骨干力量，是一批罪恶累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被捕，或是在解放战争战场上被俘；或是在跟随国民党逃窜时被擒；或是解放时潜藏下来后被群众揭发出来被抓。根据公安部的指示，湖北省公安厅成立了战犯办公室。由一名副厅长分管，调配了专门管理人员，将省公安厅看守所的二楼全部用作战犯住房。为了有利战犯思想改造，决定二楼不设岗哨，门不上锁；在二楼范围内，战犯可以自由活动；每半月为战犯放一次电影；还设有图书室、医务室、洗澡间、接待室，供战犯学习、读报、看病、洗澡和接待来访探视的亲友之用。每周安排一定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基本上以自学为主。

    各省、区战犯集中后，省公安厅副厅长张国武给他们讲了一次话。张副厅长首先告诉他们都是国民党中上层骨干分子，长期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反动思想不容易转变，需要较长时间改造；同时也向他们讲明了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宽大政策，鼓励他们大胆暴露思想，彻底交待罪行，走改恶从善的自新之路；最后强调改恶从善的关键是他们自己要相信政府的政策，接受改造，安心改造，争取重新做人。这次讲话后，战犯们基本上消除了由于转送湖北而在思想上产生的种种忧郁情绪。

    战犯的伙食标准，更是非常优厚。当时干部每月生活费只有7至9元，而战犯伙食费却是每人每月15元，后来并增加到20元。刚成立的战犯办公室，没有专门开办费，曾写报告要求从战犯伙食费中拿出部分钱购置办公桌椅，但公安部没有同意（稍后即给战犯办公室拨了开办费）。实行战犯伙食标准后，还闹出了一些笑话：战犯原来和一般犯人一样，素食定量供应，提高伙食标准后，每人每顿两菜一汤，而且全部是鸡鱼肉蛋；大量吃荤食，加上他们馋嘴，不能自控，每顿鱼肉大荤，均一扫而空。不几天，战犯中便出现了胃病和拉肚子，严重的还被送医院抢救。

    他们吃腻了荤食，反过来要求吃蔬菜。管战犯生活的干部，常为吃不完20元伙食标准而作难，后来增加买水果、点心分给他们吃。搞了一段时间后，觉得麻烦，于是干脆将买回来的水果放在走廊里，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有些人也不自觉，将吃的鸡鱼肉骨头和水果皮往楼下扔。楼下犯人发牢骚说：“楼上大反革命比我们好，他们吃得好吃得饱，丢下的骨头都是香的，下辈子再当反革命，就当楼上的大反革命，图个口福，枪毙了也划得来。”

    战犯的年龄都很大，体弱的也很多，长期坐吃不活动，不易消化，容易发生疾病。为了有益于他们的身体健康，战犯办公室组织战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轻微劳动。开始是联系给鞋厂加工布鞋底。劳动开始，刀、剪、锥、绳，各房间到处都是，很不安全。一次一个战犯切鞋边，用力过大，不慎将手切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止，当即送医院急救，缝了几针，才止住流血。后来改让他们糊纸盒和加工火柴盒。各省、区战犯集中后，对湖北的条件比较满意，普遍认为：共产党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很耐心，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很关心。如果再浴德不化，不诚心诚意接受改造，争取重新做人，实在无脸面对人民!

    但是，也还有少数顽固派，遇事都心怀敌意。执行战犯伙食标准的头一天，战犯以为是公安厅长接见讲话后加餐，不料以后天天如此，他们都猜不透究竟为什么。有个中统特务就说：“很简单，过去我们对中共高级人员，为了骗供诱降，也用过优待的手段，等到认为起不了什么作用时，便取消优待。我看共产党现在对我们的优待，就是这个目的……”

    1955年，公安部通知湖北，上解一批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到北京。这批战犯有张淦、张轸、莫德洪等6人。剩下90名战犯，于1956年12月中旬，全部押送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第二批战犯走时，正值东北大寒气候。我们给每个战犯补发了新绒衣、裤一套，新棉背心一件，新盖被、褥子各一床，棉鞋一双。省公安厅并调白寿亭副科长和姜长发管理员等3名干部，解送第二批战犯至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

二

    审理原国民党党、政、军、特高层要员，对当时只有21岁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锻炼的机会。1952年冬一天，省公安厅执行科(省公安厅预审处的前身)李正心科长，派我和另一名同志到汉口轮船码头，接西南军区押送湖北籍的原国民党第三兵团司令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对朱鼎卿我并不陌生，武汉解放前夕，进步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游行示威时，他曾予以迫害。现在我这个当年的穷学生，竟然会登堂审问这位曾经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心里自然十分激动，但同时也深感公安人员的责任重大。朱押回后被关的监狱，正是他当年曾经关押过进步学生、工人和革命人士的原模范监狱（人民政府接管后改为武昌监狱）。

    我正在审理朱案时，朱原籍黄冈县公安局要求将朱押回处理。审查朱的历史，我得知他早年离开家乡，一直在国民党军界任职，曾在湖北任过国民党军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司令。1949年初，蒋介石在淮海战役失败后，妄图凭藉长江“天险”划江而治，调朱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以配合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死守武汉。但在我军迅猛追击下，长江天险的神话被打破，解放军胜利渡过了长江，武汉解放在即。白崇禧弃城南逃，朱鼎卿率部西窜并于1949年12月24日在四川梁山被迫起义。根据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我们没有同意黄冈县公安局的要求，并将情况上报给中南公安部。1953年公安部通知，将朱上解北京审理。1954年公安部以朱属国民党起义将领，将其释放回湖北，并通知湖北省公安厅与有关方面联系，安排朱的工作。

    朱回湖北后，找到了省公安厅预审处长李正心，当面表达了感激之情。经与省委统战部联系，将其安排在省政府参事室当参事。朱鼎卿后来当上湖北省政协委员及民革湖北省委员会负责人。

三

    1955年冬，领导决定老同志王放、我与另一名看守员，押送6名原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官到公安部。并规定这次押送途中不得使用戒具，不能公开武装押解，不能有侮辱人格的行为，途中生活从优，保证不出问题。我虽多次长途押解犯人，但解送国民党军政高层要员还属首次，用这种方式押解犯人，更是闻所未闻。因此，我感到了执行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艰巨性。这批战犯，经一年多的学习、改造，对共产党宽大为怀的改造政策，虽有所了解，但由于他们的反动历史及其在解放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对政府任何一个行动，都会引起思想波动。

    自宣布莫德洪等6名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上送北京的消息后，在整个战犯中，不论是走还是留的人，思想都有些震动。有的说：“这次走的都是中将头衔，可能是送上去处理他们的问题，下次该轮到我们了。”有的说：“共产党会不会用蒋介石捉到共产党人就杀的政策，来报复我们呢?”有的说：“共产党一贯善于搞统战工作，可能利用这些人在台湾的影响，去搞国民党的统战，有利于解放台湾。”也有的说：“这些人过去都率领千军万马在战场上和共产党拼杀过几十年，也不知打死了多少共产党人，很难说共产党能饶过他们。”还有的说：“我们的命握在共产党手里，他们想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你，前景不可乐观。”总之，他们的问题未定，前途未卜，有点动静，都会联系自己，引起疑虑，忧心忡忡。这6名战犯中也有各种疑虑。

    为了解除顾虑，公安厅预审处领导在启程前召集他们谈了话。说明他们这次到北京是去学习，北京比武汉的条件好，更有利于加速改造；希望他们解除思想顾虑，坚信政府的政策，以免自误，不要在途中出问题。6名战犯在办公室办理离开手续时，管理干部将代为保管的财物，按登记册一一退还给了他们本人。有一个战犯，接到管理干部退还他的一个已经生锈烂穿了底的小钢精锅时说：“这还有什么用，不要了。”管理干部说，是你的东西，那怕是一张废纸，也要保管好；退还你，你不要可以，你自己拿到外面扔到垃圾堆里去。另一个战犯接到退还给他的两颗小打火石后，很受感动地说：“这两颗打火石，是我被俘时从我身上搜出来的，转了好几个地方，现在还保存着。在这方面，你们认真负责，纪律严明。我真佩服!真佩服你们。”

    上火车以后，他们见没有押解的武装而只有我们三个干部后很高兴。一个战犯还将身边带的相棋拿出来与我们对弈。车上开饭时，我们让他们到餐车就餐，并买了餐车上最好的饭菜供他们食用。我们则按出差标准吃普通客饭。莫德洪看后说：“你们怎么吃的这么差呢!就和我们一块吃吧!”王放同志说：“我们有我们的纪律。再说我们的财务开支、伙食标准都和你们不一样。”莫又说：“看来你们可能是共产党员，从这件小事，看出共产党人遵守纪律是自觉的，严格的。过去我们的部下，当长官的吃空饷，揩士兵的油多的是；敲诈老百姓，更是比比皆是。共产党人自觉遵守纪律，廉洁奉公，这是国民党永远做不到的。”

四

    这些战犯长期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反动立场根深蒂固，一时难以转变。他们中有的追随蒋介石几十年，是靠反共反人民起家的反革命重要骨干；有的则是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有年，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在他们的反动思想、反动立场没有转变的时候，他们对共产党的胜利不服，对国民党的失败不甘心，对自己当战犯不满，甚至幻想蒋介石卷土重来，有的甚至公开对抗。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特务任建冰，曾是我党早期地下党员，叛变后，大肆出卖地下党组织和革命同志，深得蒋介石的器重，委任以军统局本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任长期从事镇压我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活动。

    解放前夕，蒋介石选派其为军统湖南省稽查处少将处长，监视、破坏程潜将军在长沙的起义活动。逃台后，被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派遣回广州搜集我军事情报，煽动反动分子逃台，被人民政府查获逮捕。他常以在台湾曾设法营救张学良将军逃出台湾回大陆、后被台湾当局发觉追查等无法考证的问题，在监内自我吹嘘。他还在一份反省材料上写道：“国民党视吾为匪，共产党视吾为奸，志在报国无所惧，当上战犯又何妨。”藉以发泄内心的不满。

    原国民党军统局本部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是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高级参谋。在广州被捕，后转到湖北，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老同事李××，解放后为湖北省副省长，得知张转到湖北后前来探望。为了安全，我们按常规派一名看守员在门外流动。张对此非常反感。交谈中，他先对李副省长来监探望表示感谢，接着就说：“……沧桑多变，我现在是囚犯，过着铁窗下的生活，真是虎落平川喽!虽然每顿鱼肉相待，那怎么能足以平衡思想上的疙瘩?”谈到过去一些部下的情况时，张说：“在广州时，我想做那些已去台湾的老朋友的工作，动员他们回来投靠共产党，只因为我过去的历史，难以使共产党相信。现在你这位省长大人来看我，大家在一起叙叙旧，帮助帮助我这是很好的，应该是无可怀疑的。可是他们还派人在外面监视着哩!我是战犯，不相信我，倒无所谓；而你这个省长，他们也要怀疑几分，这怎么能叫人相信他们的宽大政策、接受他们的改造呢？”

    李副省长回去后，给公安厅张国武副厅长打了电话，对战犯管理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我们接受了李副省长的建议，专门设了一间接待室，配有沙发、桌椅、开水、茶叶，以供战犯亲友探视之用，接待室门前也不派流动哨了。第二次李副省长来看望张时，接待室完全变样了，他们吃着水果、点心，谈笑风生，十分高兴。李副省长对此很满意，而张却不以为然。

    原国民党第三兵团中将司令张淦，每当提到蒋介石，都表露出肃敬的样子，以示对蒋的尊重。有一个战犯私下对他说：“都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这样。”他这种表情才有所收敛，但对其战败被俘仍不服输，认为共产党是“土八路”、所谓“流寇之辈”，只会打游击，不会治理国家。一天，战犯集体到操场活动。张淦突然离队向岗楼冲去，执勤战士命令张站住，张不听从，继续向岗楼走去；战士即将枪拉上膛，令其站住归队。张站在岗楼下，扯开上衣，露出胸膛，指着胸口，大声吼叫，要战士朝他开枪。在操场上的战犯，都感到慌张，一楼监内其他犯人，也闻声向外观望，监内一时出现紧张气氛。稍后上去两名战士，制止了张的吼叫，令其归了队。事后王放同志找张谈话，指出他的错误。开始他沉默不语，谈话中还流露他非常反感听国民党、蒋介石失败之类的话。当王放同志避开他冲岗楼的事，问他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时，他憋了一会儿说：“我是行伍出身，只知道带兵、打仗，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去管那些。什么谁胜谁败，谁好谁坏，我看就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现在说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我听不进去，也不相信。”王放接过他的话说，听你刚才的讲话，你对蒋介石有幻想，对被俘当战犯不满。这是你的反动思想和立场没有转变的大问题，今天一时解决不了的。相信你在今后的学习中，会逐步提高思想认识，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的。你刚才说你是行伍出身，只会带兵打仗。但你还有一点没有说，就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条你当司令时不会少讲；现在提起来，你一定会记忆犹新的。我们解放军也有一条，军人把服从命令视为铁的纪律，绝对服从。说法不一，意义相同。岗楼上的战士，是执行勤务，执行的监所警戒勤务。你冲岗楼，意味着什么？会出现什么结果，你是很清楚的。同时这种行为，与你过去的身份也不相称。我们对你们这批人是尊重的，可是你自己不尊重自己，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

    经过这番教育，张承认由于自己思想不通，情绪上一冲动，就干出了这件蠢事。他说，其实那种行为，也没有什么具体目的，只是找件事发泄发泄而已。五一两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对大多数战犯丢掉幻想，放弃反动立场，接受改造，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了促进战犯加速思想改造，在重视思想教育的同时，监狱还经常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和经济建设的成就。在这期间，监狱曾先后多次组织战犯参观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汉阳国棉一厂、长江大桥工地、同济医院、武汉大学、汉口市容，以及195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群众游行的场面等。用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教育他们认识共产党的伟大，促其转变反动思想，自觉接受改造。

    参观汉阳国棉一厂时，该厂党委书记领着他们参观了粗纱、细纱、织布等车间的先进机械设备，并告诉他们，解放前这里一片荒野，只有几十户的人用木织机织毛巾，这就是当时汉阳的工业。解放后人民政府只用了五六年时间，就建起了这个现代化的棉纺厂。中午，该厂还在职工食堂招待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厂方得知胡性阶（原国民学中统湖北调统室主任）患严重胃病，还通知厨房专为胡做了软食菜，胡当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在汉口同济医院参观时，院方让他们登上了玻璃台，参观医生手术操作的全过程和当时比较先进的医疗器械。一个原国民党兵团司令官看后当场说，这比过去国民党南京陆军医院还先进。

    在武汉重型机床厂，他们看了新中国自己设计生产的大型机床。在长江大桥工地岸上，他们目睹了正在架设最后两孔钢梁的场景。此外，他们还在武昌大中华酒楼楼上观看了1956年“五一”节盛大的群众游行队伍。参观过程中，多数战犯对共产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取得的伟大成就赞不绝口。小组座谈讨论时，他们有的联系思想实际，有的联系过去在武汉的犯罪事实，有的结合新旧武汉对比，谈了观后感。

    原国民党湖北省参议长艾毓英说：“这次参观，受教育很深，解放才五六年时间，武汉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汉阳国棉一厂原是1889年清末洋务运动首领张之洞出任两湖（湖南、湖北）总督时开办的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的旧址，国民党军队用的‘汉阳造’步枪，就是这个厂生产的。1937年冬，日本人派飞机轮番轰炸，将这个兵工厂炸成了废墟，一直到1949年仍是弹痕累累，一片瓦砾也未清除。解放后几年时间，人民政府就在这片废墟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设备先进的现代化纺织厂。再就是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联成一体，非常宏伟。早在孙中山时代就有过这方面的动议，听说还成立了专门班子募捐建桥经费。但以后班子散了，钱也没有了。这次参观，看到新中国在短短几年间便百废俱兴，心中十分高兴，认识到共产党是诚心诚意为国为民的。我虽然是人民的罪人，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为新中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感到自豪。反躬自问，我们这批旧中国的统治骨干，二十多年中把一个锦绣中华，弄得千疮百孔。事实面前，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低头认罪，老实改造呢?”

    原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刘庄如说：“雄伟的‘五一’节游行队伍，展示了解放后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力量；展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的精神风貌。过去我们只知道统治百姓，没有把老百姓当人，看不到这种场面，更认不清人民的伟大力量。武汉解放时，我率残部逃到恩施老家，妄图凭藉高山峻岭，苟延残喘。当一位在共产党当领导干部的老乡劝我起义投降时，我不仅未听劝告，反负隅与之顽抗，最后以失败告终。这说明当时我看不到共产党的力量，看不清人民的力量。”

    原国民党中统湖北省调统室主任胡涛说：“我在武汉大学看到了‘六一’惨案烈士亭，深感自己罪恶深重。1947年春天，武大学生闹学潮，公开反内战、反饥饿、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他们举行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当时中统要我们配合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镇压学生运动，以打击共产党在武汉的地下活动。5月31日，武汉警备司令部秘密通知国民党武汉地区的军、警、特负责人紧急会（这个会议叫武汉紧急联合行动委员会），布置镇压武汉大学、中华大学的学生运动，摧毁武汉中共地下党组织。还列出黑名单，要求先抓这次活动的为首者，然后再挖出幕后的共党分子，有多少抓多少。会上决定6月1日凌晨3时行动，并要求国民党军七十一旅、八十二旅、宪兵十二团各派一个连，省警总派一个分队，出动八辆大卡车，包围武大。中统派武装特务潜入武大校园，在武大校内三青团、青年军联谊社(青年军退伍学生中的反动组织)中特务的配合下，按黑名单指认逮捕进步学生。学生奋起反抗，进入校内的军警开枪镇压，当场打死进步学生黄照岗、王志德、陈如丰三人，打伤数十人，逮捕进步学生、工人和进步人士四百余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武大‘六一’惨案。我参加了这次镇压学生运动的高层策划活动，会后还指派特务参与了对武大学生的镇压活动。我罪大恶极，杀我的头，也不足以祭奠烈士。”

    原国民党中统局鄂汉区情报站长舒靖南说：“我当中统特务，在武汉干的时间最长，犯下了滔天大罪。1945年冬，现任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夫人林少南及其母亲，在武汉被我逮捕，关押到次年，经郑绍文将军到汉交涉才释放。1947年6月1日，我还带领武装特务潜入武大逮捕进步学生，当场开枪打死三名进步学生，造成全国闻名的武大‘六一惨案’。我在广西被俘后，时刻怀疑共产党不会放过我，认为共产党改造战犯的政策，宽大是假，诱降是真。从广西转往武汉时，我害怕当年被我逮捕、迫害过的人知道我被押回武汉后不会放过我。但我到武汉后，没有任何人找我的麻烦。相反，人民政府对我这些无端猜疑，不仅未加指责，反而对我的认罪态度表示了欢迎，并鼓励我努力加速改造，重新做人。举大事者不忌小怨!共产党就有这样的广阔胸怀。这次参观，由于我对旧武汉的情况熟悉，每到一处，我都主动向其他战犯介绍解放前这里的情况。我嘴里讲的是旧情况，眼睛看的是新成就，感到十分内疚。看到武汉新面貌后，我心悦诚服地觉得共产党伟大，我没有理由再怀疑共产党的政策了。”

    监狱在小组发言的基础上，组织召开了几次全体战犯大会。会上既有典型发言，又有自由发言。这个会后来开成了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罪行进—步揭露控诉的大会。通过这一活动，大部分战犯思想上有所变化，提高了认识，肃清了反动观念；有的补充交代了过去没有交代的历史和罪恶；不少人承认他们跟随蒋介石几十年，受其所谓“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的奴化教育太深；中他反共反人民宣传流毒太深。表示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跟上形势，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但也有少数人，仍然无动于衷，会上不发言，会下唱反调。原军统湖北站副站长刘非，是破坏武汉地下党、打击进步力量的罪魁祸首之一。他在这次会上发言避重就轻，会下还对过去同事说：“共产党对国民党特务，一向深恶痛绝。我们这些人，难望得到共产党的宽大。这样互相揭发，只会对自己不利。”张严佛虽然未语先笑，但很难讲真心话。1953年他关押在广州时，我因一个军统案件找他作过调查。期间，我也了解到他的一些罪行：在任军统西北区长时，他曾策划杀害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在蒋介石亲自指挥下，他参与迫害张学良将军，并奉蒋之命，将张将军从重庆骗送台湾软禁；解放初，他还在广州继续向台湾国民党机关暗送情报等。这些事，张一直瞒着，到1954年8月转到湖北时都未作交待。在这次参观后谈观后感的学习活动中，我曾含蓄地问过他这方面的事，他仍不正面回答。后来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还是被迫交待了这些问题。

六

    思想有了转变的战犯，都积极要求做有益于人民的事，争取立功赎罪。有些人自觉给在香港、台湾的同事、部下，写信宣传共产党领导下国家的建设成就和家乡的变化，劝说、动员他们弃暗投明；有些人还写了一些有关敌特情况的材料。我们还根据当时的需要，组织战犯中的中、军统人员，成立了敌特资料汇编组，汇编敌特有关资料。参与汇编的人，积极性都很高，把参与汇编资料作为自己立功赎罪的机会，表示一定要将自己知道的敌特组织、人员情况，实事求是地整理出来。经过近一年时间，他们把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组织沿革、人员名单、各个时期的任务和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回忆整理出来了；经过审查后，汇编成了军统、中统两套资料。

    在资料汇编期间，原军统局少将人事处长黄康永、原中统湖北省调统室主任胡性阶两个人的表现较为突出，写的资料多，真实性强。黄康永写了六十多本军统资料。这两套资料，在当时审干中，对于证实一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周治中，系湖北省公安厅预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