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九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郭叔鹏先生,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唱红了台湾地区及湘、鄂两省。他曾先后与周信芳、李万春、李玉茹、戴绮霞、王鸿福、海碧霞、高盛麟、高百岁、厉慧良、郭玉昆等老一辈京剧大师同台演出,得到菊坛皇后戴绮霞的提携,受到田汉先生的赞誉,为梅兰芳先生改过词,还参加过赴广州迎接马连良、张君秋从香港回归大陆的活动,与关肃霜、宋宝罗等艺术大师亦多有交往,颇多逸闻趣事。笔者曾与郭老就此进行了多次长谈,了解了不少情况。现从中撷取几个精彩片断,奉献给广大读者。
亦师亦友戴绮霞
郭叔鹏1917年生于江苏吴县,11岁起从师学艺,习京剧文武老生,受业10年。1938年出师后,先后在芜湖、镇江、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搭班演出。在此期间,他曾接触高百岁、刘韵芳、言慧珠、王少楼、刘汉臣、海碧霞等一大批著名演员,并与其中许多人同台演出。由于郭文武兼擅,当时他应行(行当)“硬里子”老生,即主要配角。旧时的戏班子规定,你是干哪行的,就专来哪行的活。如果你是“硬里子”,你的配角演得再好,也不能主演大轴戏。比如在《追韩信》戏里,你能饰韩信,却不能演萧何;在《甘露寺》里,你可演刘备,但不能演乔玄(国老)。郭叔鹏虽然基本功扎实,戏路广,生、净、末都能唱,而且能编、能导、能演,但由于受到“应行”的限制,在他开始搭班的6年间,一直未能在大轴戏里唱主角。这种情况一直到1945年才得以改变。而让他改变命运的,则是后来在台湾被誉为“菊坛皇后”的一代名旦戴绮霞。田汉改词
1946年冬,郭叔鹏受邀赴信阳挑大梁。他辞别了有恩于他的戴绮霞等,只身赴河南闯荡。演了一段时间后,郭又重返武汉,接着去广州,1947年冬,又去了台湾。
此时的郭叔鹏,年方三十,风华正茂,加之又有近二十年的舞台经验,于是成了红遍一时的名角。其拿手戏有《追韩信》、《观画》、《跑城》、《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阳平关》等。而且在一出戏中同时饰几个角色,如在《群英会》中,他前演鲁肃、后演关羽,深得观众好评。
台湾当时最大的剧场是台北中山纪念堂,楼上楼下共有二千五百多个座位,前面的售票大厅有四个窗口。令人惊奇的是,偌大个剧场,那么多观众,台上也没有任何音响设备,台下却听得清清楚楚,唱腔念板,字字入耳。郭叔鹏先在台北中山纪念堂演出了几场,后又到各地巡回演出。有一次,剧团到屏东演出。当晚的大轴戏是郭叔鹏的《古城会》。化妆时,有人告诉他,田汉先生在台下看戏。郭叔鹏知道田汉是个大戏剧家,写过很多剧本。那晚他演得更加认真,演出效果也特别好。终场后,郭叔鹏正要卸妆,却见田汉先生由人陪同到了后台。经过介绍,田汉亲切地对郭叔鹏说:“想不到你的个头不高,表演却很棒!这是气质、是台风。你是个角儿!”
郭叔鹏道谢说:“感谢田先生褒奖,还请您多提意见。”田汉略略思考了一下说:“好,我来给你提个意见。关羽在‘闷帘’(幕后)那句倒板是怎么唱的?”郭叔鹏答道:“辞别曹相过阳关。”田说:“这句词没有突出人物的性格,不如改成‘单刀匹马黄河岸’,以展示关羽的英雄气慨。”郭叔鹏连声道谢。郭叔鹏从田汉先生改词中得到启示,又将后面接着唱的几句词也作了修改,连起来就是:“单刀匹马黄河岸,千里寻兄泪洒在胸前。一路上曾把六将斩,保定了二皇嫂闯过了五关。”把关羽过关斩将、无比勇猛的形象和千里寻兄的急切心情,都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同时,他还将后面“二六”中原来的一段词:“曹孟德他待我恩德义好,大丈夫岂能忘桃园结拜交……”改成了“曹孟德虽待我恩德非小……”使唱词更加准确。
从此,郭叔鹏再演《古城会》时,都是唱改过了的词。他说,经过田汉先生的教海后,我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凡戏中唱词和念白,都应千锤百炼,力求准确和表达一定的实际内容,而不能搞那些诸如“孤王我坐江山风调雨顺”那样空话、套话的“宫中词”、“水词”。
梅兰芳的博大胸怀
田汉先生为郭叔鹏改词,郭叔鹏也曾为梅兰芳大师的唱词改过字。于是菊坛中有人将此事说成是“一字之师”,而郭叔鹏则认为这是梅大师的博大胸怀。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48年冬,郭叔鹏离开台湾赴北京,于1949年初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京剧团,并担任工作团的分队长。他们先在北京演出了几场,效果很好。不久,剧团奉命南下。武汉解放时,郭叔鹏以军代表的身份,参加接管了汉口友谊街大舞台(不久,大舞台更名为人民剧院)。那时剧院实行的是院委制,郭叔鹏担任了院委会副主任。当时,武汉有两个实力雄厚的京剧团,一个是设在民众乐园的武汉京剧团,一个便是人民剧院。根据领导分工,人民剧院以接待聘请名流演员流动演出为主。作为分管业务的副主任,郭叔鹏参加接待过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荀慧生、李万春、杨宝森、王玉蓉、李慧芳等一大批著名京剧演员来武汉的演出。
1951年4月18日,梅兰芳先生第五次来武汉演出。梅先生毕生致力于京剧的改革与创新,这次到武汉,他特地将《女起解》中头场“辞别狱神”这段戏全部删掉;把原来的老词“保佑我与三郎重见一面,我重修庙宇再塑金颜”,改成了“我这里将状子暗藏里面,到太原见大人也好伸冤。”
这时郭叔鹏负责处理场务上的一些事。一次,梅兰芳演《霸王别姬》,要求“虞姬”在掌灯出帐时,台上的射灯要始终尾随着“她”。郭叔鹏让“灯光”按梅先生的要求办好了这件事,梅先生非常满意,不几天,梅先生便与郭叔鹏很熟了。
4月24日晚,梅兰芳先生演《女起解》。演出前,梅先生请郭叔鹏看完他改过的这出戏后提提意见。其实,郭叔鹏对梅先生的戏,是每出都要看的,这次他看得更加认真。演出结束后,郭叔鹏到后台扮戏房向梅先生道辛苦。梅先生问他:“郭主任,你看了苏三戏吗?”郭说:“看了,我老老实实地看了。”梅又问:“你看了,有什么意见吗?”郭叔鹏说:“今天的苏三,删去了辞别狱神的形式和台词,破除了迷信的内容,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个问题,我想请教先生。”郭叔鹏接着说,“苏三唱的那段反二黄,开口第一句就是‘崇老伯,他说道冤枉难辩’,这‘难’字从何而来?”郭又说,“崇公道一见到苏三,就念:‘你大喜啦。’苏三问他:‘我喜从何来呀?’崇公道又念:‘今日按院大人在太原下马,提你前去复审,你的官司有出头之日啦,岂不是一喜吗?’我们看崇老伯的念白里面,哪里含有说苏三冤枉难辩的意思呢?相反,倒是说她的官司,可能有出头的希望了,这似乎应该修改一下。”梅兰芳先生想了一想说:“您的意见提得很有道理。我们要纠正这个错,离不开两种方法:一是改崇公道的念白;一是改苏三的唱词。我看崇公道的念白不好改,因为他的原词都很合乎剧情,是不能随意改动的。那就改苏三的唱词吧。但改唱词,又得注意一点,那段反二黄唱腔,已流传多年,有了定型,观众都会哼上几句‘崇老伯……’的腔儿。我们最好是改词不改腔。”郭叔鹏说:“梅先生说得对。这我已经想好了,把这个‘难’字改成‘能’字,‘崇老伯他说道冤枉能辩’,唱腔不动,您看可以吗?”梅先生马上说:“好,下次演出就改。”
又过了几天,梅兰芳先生演《宇宙锋》。梅又征求郭的意见。郭见梅先生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有很大的气度,便又直率地问梅大师:“梅先生,您说戏里的赵美蓉真疯还是假疯?”梅说:“当然是假疯。”郭说:“既然是假疯,她的头脑应该是清醒的。她明明知道赵高是她的父亲,她就不能唱‘随儿到红罗帐倒凤颠鸾’,这有失身份。这词也应该改一个字,将‘儿’字改成‘奴’字。‘奴’普遍代表女性,不像‘儿’那样专指,似乎更合乎情理一些。”梅兰芳听了很高兴地连声说:“改得好。谢谢!高才,高才!”
关于郭叔鹏为梅兰芳改字的事,梅先生写进了1961年12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于是戏剧圈子里便有“一字之师”之说。对此,郭叔鹏深感惶恐。他说,梅大师是当今戏剧界第一人,他能听取我这个普通演员的意见,说明梅先生对艺术的认真和他胸怀宽广。
那次,梅兰芳先生在武汉演出近两个月,还将一场演出的全部收入捐献给了人民剧院工会,并给剧院工会赠送了一面绣有“造福群众”字样的锦旗。为感谢郭叔鹏对演出的支持,梅先生还在一个精装笔记本扉页上题辞后,送给了郭叔鹏。郭叔鹏十分敬佩梅先生的人格和艺术,为此特地写了一篇文章《梅大师的美德》,刊登在1984年4月的《湖北日报》上。(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邱声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