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武汉接管国民党印刷业的回忆

2014-09-15 21: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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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底，我从山东解放区随军南下河南；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进入武汉，随即参与了接管国民党印刷业和创建新政权印刷业的工作。这段经历十分令人难忘，现摘要回忆如下。

随军南下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向国民党反动派战略反攻的序幕，标志着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共中央华东局为适应新解放区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山东各解放区抽调了7000余名地方干部，组成华东野战军随营军政学校，南下进入新开辟的中原解放区工作。我时任中共山东滨海区党委机关报《滨海农村》出版科副科长兼印刷厂厂长，我和印刷厂全体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全部被编入随营军政学校。1947年底，我们从山东军区、中共山东分局及滨海区党委机关所在地的山东临沂地区莒南县出发，南下中原新解放区。

    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随营军政学校经山东渤海地区于同年5月到达河南濮阳县华东野战军驻地，进行休整和学习、集训。集训期间，朱德总司令在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领导刘伯承、陈毅等陪同下给我们讲了话，勉励我们搞好学习和集训；陈毅司令员给我们作了动员报告，他说，1947年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次是陈(毅)、粟(裕)、邓(子恢)大军开赴中原新区，同志们要有勇气，要蔑视敌人、藐视困难，要到最困难的工作岗位上去；邓子恢副政委则为我们作了一系列有关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的报告。

    濮阳集训时，7000余名地方干部组建为南下中原支队。金明为支队长，魏今非为政委。中原支队之下，分编若干个大队。从山东各解放区抽调的新闻、出版、新华书店、印刷厂的干部被编为新闻大队。大队长华青禾、政委岳明、党委秘书长彭展。新闻大队下设4个中队，一、二中队为新闻单位的干部，三、四中队为出版、新华书店、印刷厂等单位的干部。《滨海农村》报社秘书处长倪康华任三中队政治指导员，我任副政治指导员。

    在驻地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整顿后，中原支队于1948年6月南下中原地区。先经河北邯郸县向西进入山西省太行山，再由那里进入晋东南长治县和河南孟津县。支队大队人马从这里渡过黄河，然后经洛阳龙门南行，以每日步行50余华里的速度，历时2个月，途经4个省，艰苦行军几千里后，终于1948年8月到达河南临汝县进行行军总结。

    8月上旬，支队移师河南宝丰县莫仲营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在此，上级对南下干部进行了工作分配。中原支队7000余干部大部分被分配到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六省区，一部分被分配到四川、云南等省。分配给我的第一个工作职位是任新华书店驻洛阳市办事处主任。那时洛阳市城区不大，全市在中心地段设一个交通岗就可以指挥该市东西南北各方面的交通。其时，新华书店革命书刊虽然品种不多，但却深为广大读者喜爱，他们踊跃购买。

    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中共中央中原局随即进入郑州，新华书店中原总店也随之进入郑州。稍后，中原局筹组出版机关报《中原日报》，我旋即被调至郑州筹建《中原日报》印刷厂。

    11月，我们在接管郑州市国民党三青团的《中州报》印刷厂后，随之就组建了《中原日报》印刷厂。印刷厂设在郑州市东三马路南小街的两个四合院里，亓爱众任该厂厂长，我担任第一副厂长，王雯为会计。这时，淮海战役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敌机常到郑州进行空袭和扰乱。但我们不以为然，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保证在1949年元旦出版《中原日报》。经过2个月左右的紧张工作，《中原日报》终于在1949年元旦得以正式出版发行。那天，全厂同志看到由毛主席题写报名的《中原日报》后，无不欢欣鼓舞。《中原日报》为对开四大版，每天一期，每期约印5000份。印刷厂每天除按时印刷《中原日报》外，还印制了大量新解放区的印刷品。淮海战役期间，《中原日报》还每天出版一张报道淮海战役战况的“号外”。“号外”除在郑州市发行一部分外，大部分被送往淮海战役前线，有力地鼓舞了前后方军民的革命斗志。

    《中原日报》印刷厂从1948年11月建厂，到1949年5月南下武汉，虽然只有半年多时间，但却很值得一提，它为宣传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入武汉接管国民党印刷业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晚，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统治的覆灭。5月14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胜利渡江。5月16日至17日，汉口、汉阳、武昌三镇相继解放。

    中共中央中原局于5月13日发出南下接管武汉的通知，5月17日，接管干部陆续南下武汉。在鄂州的《中原日报》全部人员奉命南下武汉，筹建、出版中共中央华中局(5月1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改称中共中央华中局，12月改称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而新华书店、印刷厂等方面的人员亦南下武汉，统由新组建的华中新华书店总店领导，开展革命工作。华中新华书店总经理为华青禾、副总经理为彭展（武汉市军管会的新闻出版方面负责人）。我率《中原日报》印刷厂一行50余人于5月23日到达武汉，这批人中有王雯、马保林、魏启元、吴允祉、王洪玉、王安仁、王继胜、李金等、张恒修、杨兆荣、庞文籣、郭治华、蔡有才、吴榆林、王华俊、张伯臣等。到武汉后，我们分住在汉口交通路和生成南里。

    武汉曾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别市，刚解放时人口为150万。根据中共中央1948年6月向全党发出的《关于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军事管理制度》的指示，1949年5月22日，以谭政为主任、陶铸为副主任的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并颁布公告：“在前汉口市、武昌、汉阳城区等所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任命吴德峰为市长；25日，中共武汉市委成立，张平化为书记。5月底，武汉市军管会在中共武汉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密切配合下，开始全面接管武汉。武汉市军管会下设4个接管部，即军政接管部、物资接管部、交通接管部和文化接管部。潘梓年为文化接管部部长，设有教育处、文艺处、新闻出版处。8月，军管会各接管部完成任务后向地方政权移交；8月16日，军管会停止办公。

    我们从郑州南下的中原局宣传系统的干部，接管了国民党的《新湖北日报》、《华中日报》、《武汉日报》、《和平日报》、《汉口报》等报纸；倪康华负责接管了国民党的“中正书局”、三青团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和“建国书店”等。我当时负责印刷厂的接管。到5月29日，我们先后接管了《新湖北日报》印刷厂（设在汉口江汉路）、《大同报》印刷厂(设在汉口江汉一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机关印刷厂——民生印刷厂（又称民生印刷公司，设在汉口生成北里）。这3个印刷厂共有职工八九十人，3个工厂的印刷设备合起来，有铅印平台对开机3部、四开机3部、圆盘机3部、对开手摇切纸刀2部、手摇铸字炉2台和一些不完全的排字设备。全部铅印平台机月产量不超过1500令纸，印刷生产能力不高。对这些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我们按照党的“原封不动、点滴归公”的方针全部接收了；对旧职人员我们则按照“原职、原薪、原制度”的“三原”政策和“多数留用、少数遣散”的政策基本留用了。当时是王雯接管《新湖北日报》印刷厂财务，原民生印刷公司的财务股长陆昆继续留做财务（后与王雯一同担负华中新华印刷厂财务工作）。

    我们在接管《新湖北日报》印刷厂等3个印刷厂的基础上，采取一面开工生产，一面积极采购印刷设备扩大生产能力，以及积极寻找新厂址的工作方针。1949年7月，在华中新华书店总店领导的统一部署下，组成8人采购小组赴上海采购印刷器材。这8个人带4支短枪、40箱钞票（当时银行尚未实行汇兑），从上海购回了旧全张平台印刷机3台，旧对开胶印机1台，万能铸字机2台，铜模2副，手板三面切书刀2台，铁丝脚踏订书机3台，以及铜锌版设备等；与此同时，我们还招聘了8名铅印、装订、铜锌版工人，大大提高了印刷厂的生产能力。

组建华中（中南）新华印刷厂

    仅仅接管国民党印刷业及旧有厂房、设备、技术人员尚不能适应解放后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尽快组建新生政权的印刷厂，既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南下参加新政权建设既定的工作方针和目标任务。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1949年8月1日，我们以南下的《中原日报》印刷厂为基干，加上接管的3个印刷厂的力量，正式成立了华中新华印刷厂。至此，我们对在武汉的国民党印刷业的接管工作正式结束。我为华中新华印刷厂第一任厂长，副厂长为刘笔香。印刷厂归属新华书店华中管理区（华中新华书店总店）领导。由于新厂址尚未选好，所以厂虽成立，却仍然分散在接管的3个印刷厂的旧厂房里生产，以应迫切需要的书刊印刷。说是厂房，其实只是江汉路上的店铺房子和生成里、华中里的民房。因此，新厂房的选址工作就显得尤为迫切了。

    1949年9月，上级机关将一元路江边的一座仓库，即汉口洞庭街100号的房屋，拨给华中新华印刷厂作厂房，我们便将分散在各处的生产设备和人员集中到了这里。此时距我们南下武汉，接管、组建新印刷厂还不到4个月的时间。

    1950年5月，华中新华印刷厂已发展到拥有全张机4台、对开机5台、四开机4台，月生产能力也提高到4000令纸。随着工厂的上级机关华中新华书店总店更名为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华中新华印刷厂也更名为中南新华印刷厂。

    1950年5月，我调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出版处印刷管理科科长，王雯为财务科会计、审计。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熊复兼任中南新闻出版局局长、《长江日报》社社长，张文藻为副局长。中南新闻出版局主管中南六省（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和两市（武汉、广州）的新闻、出版发行及印刷业。

    1950年秋，中央出版总署在京召开第一届新华书店会议和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确定将原出版、发行（书店）、印刷由新华书店一揽子经营管理的体制，改为出版、发行（书店）、印刷均为独立经营管理。这样，中南新华印刷厂不再隶属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而一并划归中南新闻出版局直接领导。因此，我在中南新闻出版局做印刷管理工作期间，又直接参与了汉口（中南）新华印刷厂的筹、扩建工作，并经历了其前期过渡阶段的工作。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南行政委员会等各大行政区一级机构(于1954年2月撤销完)，中南新闻出版局随之撤销；中南新华印刷厂划归国家出版总署印刷管理局与湖北省文化局管理，实行双重领导。为此，上级决定组建成立汉口新华印刷厂总厂。总厂作为企业管理机构。厂长秦毅勇、我为副厂长。总厂下设4个厂：中南新华印刷厂为新华一厂，《长江日报》江汉路204号厂为新华二厂，中南区银行印刷厂、中南工业部印刷厂及《戏剧报》印刷厂合并为新华三厂，《长江日报》洞庭街厂为新华四厂。生产任务分工：新华一厂书版铅印装订，二厂向社会印件，三厂胶印车间主要为书刊封面插图等配套，辅以排印、装订，维持社会印件，四厂则集中书版的排版、制型任务，两部64寸印报机则试印教科书。

    1951年起，中南新华印刷厂开始在汉口古田三路罗家墩选址兴建大型厂房。从1953年起，我直接领导新厂房的基建。1954年3月，部分厂房及部分宿舍楼工程基本完成；分散在市中心区的各厂也都集中到古田三路之新厂房。这时，全厂职工已达到800余人；年排字量为3000万字，年印刷能力为10万令纸张，生产能力大大提高。1955年，汉口新华印刷厂下放给湖北省文化局直接领导。从此，汉口新华印刷厂除承担湖北省各类书刊的印制任务外，还担负起中南六省两市的中小学课本的印制任务来。汉口新华印刷厂成为一家大型印刷企业，也成为中南地区的印刷中心和基地。1959年4月，汉口新华印刷厂更名为湖北省新华印刷厂。(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四辑，本文作者刑西彬，时为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中原日报》印刷厂第一副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