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哲学论战（二）

2014-09-15 21: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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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生忘死的诉求和抗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杨献珍自然也在劫难逃。5月25日，中央党校的领导人把已经调出中央党校分配到中国社哲学所的杨献珍揪回党校，在大会小会上进行车轮式批斗。与此同时，他的家也被查抄、封闭，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还被关进造**派私设的监狱里不分昼夜地遭受轮番审讯，被逼迫着写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材料”。1967年9月23日，已71岁高龄的杨献珍被康生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下令逮捕，关在北京军区的白庙监狱。8年之后，又被押解到陕西潼关的黄土高坡软禁，直到1978年12月17日才解除监禁回北京治病。1980年8月4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正式为杨献珍彻底平反，宣布推倒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肯定其在马列学院和高级党校的工作成绩。

    8载铁窗烈火，3年放逐生涯。这对一个饱经风霜，年迈体衰，己属耄耋之年的革命老人该是多么残酷的打击!但杨献珍凭着坚实执着的信念和坚韧顽强的意志，不仅战胜了年迈体衰和使他数度濒临死亡的疾病折磨，胜利地跨出了监狱的门槛，走出了放逐地——潼关黄土高坡。而且还在漫长的11年监禁、放逐的岁月里，依然舍死忘生地就关于“综合基础论”问题、“合二为一”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不懈的诉求和抗争。而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论战问题，又是他诉求抗争最为执着、最为强烈的问题。

    狱中没有笔墨纸张，杨献珍就利用专案组发给他写交待材料和写外调证明的笔墨纸张中多余的部分来写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申诉。

    1967年7月1日至4日和1973年3月8日，杨献珍在狱中先后撰写了《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申诉》和《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申诉的补充》两篇长文。在第一篇申诉中，杨献珍着重从哲学史上说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而不是唯物主义命题，没有哪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使用或承认过这个命题。这个命题自古就有，由来已久，古希腊的巴门尼德、18世纪英国大主教贝克莱直至19世纪德国的费希特、谢林，都使用过这个命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赫派也使用了这个命题，并非是黑格尔提出来的。命题中所谓“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在哲学史上，这个命题没有第二种解释。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使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种唯心主义的词句。

    对艾思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原则性错误，杨献珍进行了申诉式批判。他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哲学上一直讲的是二者的等同性，艾思奇说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是同一性，不是等同性，而是“有差别的同一性”，是为黑格尔辩护。因为黑格尔认为谢林讲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绝对的同一，未免太粗俗，太显眼，说哲学应当讲得精细一些，因此就来了一个所谓“有差别的同一性”。所谓“有差别的同一性”，仍然把思维和存在看作是等同的，丝毫也没改变思维和存在等同性的实质。因此，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给予了彻底的批判，彻底的否定。他说，黑格尔的“差别”不是类的差别，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差别。黑格尔的这种所谓“有差别的同一性”，只是他的同一个绝对精神表现形式的差别。

    在“结语”部分，杨献珍说，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是一场原则性的争论，但最终没有得出原则的结论。艾思奇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原则性的错误，不能成为这场争论的“结论”。艾思奇的“两论”侮辱了恩格斯，打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体系的历史逻辑，抹杀了毛主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上创造性的贡献，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申诉的补充》一文，杨献珍前后花了5年时间分四次才写成。第一次写于1967年7月7日，第二次写于1967年8月24日，第三次写于1971年7月22日，第四部分写于1973年3月8日。第一、二次和第三次、第四次之间之所以间隔了五六年之久，是因为在狱中杨献珍受到的严重的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已使他的身体衰弱不堪，甚至在1969年他的胸壁结核和颈部结核病已恶化到了危及其生命的程度，白庙监狱才不得不将他押解到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第三次申诉的补充村料，就是杨献珍在医生给他作了胸壁结核和颈部结核手术后身体稍有康复之时，伏在病榻上写就的。是年杨献珍已年届75岁高龄。

    在申诉的补充意见的第一部分中，杨献珍继续深入地论述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哲学史上的切实含义和理论实质，以及艾思奇何以要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他说，艾思奇对19世纪的德国哲学史一无所知，所以才敢于抛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样毫无理论根据的荒谬绝伦的文章。

    补充申诉的第二部分，杨献珍着重陈述了他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理解和认识，以及艾思奇对该书的错误观点和认识。他说，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从始至终都指明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理论。那么，列宁承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可想而知了。“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个“同一性”，就是毛主席解释的“互相联结”的意思，即“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是说思维和存在之间有联系。列宁是从这个意义上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的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而不是批判的“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是洞若观火，绝对不能混淆的。

    杨献珍说，艾思奇把“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当作同一命题，并由此推广说成谁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谁就是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反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反对毛主席。我并不认为艾思奇真的有意反对列宁，我是怀疑他是否读了列宁的这“一本书”，或者他读了，但是否读通读懂了这“一本书”。列宁在这“一本书”中讲得那样明确，那样斩钉截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而艾思奇好像根本不知道列宁的论断，还毫无事实根据地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论。

    在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申诉补充的第三部分，杨献珍怀着痛切的心情，希望组织上重新审查关于恩格斯是否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尤其是艾思奇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肯定了这个论点。杨献珍用近似于乞求的口吻要求道：“恩格斯是不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有很多话想向组织上讲，我诚恳地希望组织上准许我讲。我也希望组织上在大家认真读马列书的时候，把这个问题重新审查一番。”

在狱中给中央专案组写抗议书

    10年“文革”浩劫中，尽管杨献珍已经被监禁、被放逐，失去了自由和发言权，但造**派仍然把他作为攻击讨伐的靶子、批判斗争的对象。1970年12月29日和1971年1月9日，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先后在《人民日报》第二版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了《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和《哲学路线上一场严重斗争——揭露叛徒杨献珍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杨献珍针对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对他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诬蔑、攻击，进行了抗议和驳斥，写下了一份长达两万余言的抗议书。抗议书的主要观点如下：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至今已二十来年了。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澄清两个概念，就是：一定要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严格区别开来。

    在哲学史上，直到1958年之前，“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没有等同于“思维和存在之间有同一性”的意思。这以前，也根本没有谁提出过这个问题。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不是在后一个命题上，而是在前一个命题上。对于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哲学界没有争论，都承认有同一性。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争论的焦点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到底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这个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有人说这个争论是我挑起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问题的争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一些人，完全混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唯心主义当作唯物主义来宣扬。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观点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如果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他就不应该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而应该写一本德国古典哲学的复兴。因为所谓德国古典哲学，指的就是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哲学，即“同一哲学”。恩格斯这本书的名称挂上了费尔巴哈的名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是费尔巴哈批判、也就是否定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唯心主义哲学，才“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而开辟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复兴史。列宁不止一次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通过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而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大方向。因此，怎么能够设想恩格斯会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呢?仅此一端，充分地暴露了艾思奇等人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知识。他们根本没有读懂恩格斯的这本书，连恩格斯的这本书的名称也没有弄懂。也许这种说法令人很难相信，但这是事实。艾思奇关于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说法，混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中国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在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无端地造成困难。1972年7月20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上登载了一篇题为《学习马列著作要以原著为主》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中共江苏省如东县委中心学习组写的。文章说，他们在学习马列原著的时候，碰到许多“拦路虎”。他们举例说，在读《反杜林论》中的《世界模式论》这一节里，恩格斯讲了这样一段话：“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文章接着说：“对恩格斯的这段话，我们起初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有的还误认为恩格斯也反对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由此可以看出，艾思奇的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混淆了是非，人为地在干部的哲学学习中造成混乱，已经在广大干部的哲学学习中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束缚着从事哲学学习的干部们的头脑，成了干部学习马列原著的“拦路虎”。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干扰了当前的斗争大方向，应当立即停止。这场争论的第二个特点是艾思奇之流破坏了反映论，公开主张要用同一论代替反映论。恩格斯说，哲学根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是第一性，思维是第二性，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反映者，存在是被反映者。同一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那么谁反映谁呢?这就是根本取消了反映论。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20多年来争论的内容和实质，大致就是这样。现在把艾思奇的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作为这场争论的结论，马列主义哲学是不能接受的。(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萧岛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