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解放初是怎样稳定物价的

2014-09-15 21:46:56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武汉解放之日，全市人民称之为天亮之时。虽然“天亮了”，但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物资匮乏、百业凋零、物价似野马般奔腾瞬息万变的局面。当时解放军尚在为解放全中国向南进军，军用浩繁，而地方工农业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生产停滞。怎样在万般困难中把物价稳定下来，是当时一大重要课题。

    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由于长期滥发钞票，物价飞涨，以1937年6月物价为基数，到1948年8月武汉物价竟上涨达424万倍。 1948年8月废止法币，改发金圆券，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起初，武汉也曾像上海一样，实行限价，但因物资有限，而金圆券的发行一无休止，以致不久即发生抢购，国货公司(现中心百货商店)以及大小商店均被抢购一空。于是不得已取消限价。本来在1948年8月20日汉口市场上100元金圆券尚可购面粉14袋，到 12月就只能购面粉7斤，而到1949年5月解放前夕只能购千分之一个馒头。党和人民政府接下这个烂摊子，要想一下子把物价稳住，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由于物价是全国性的，不可能孤立地稳定一地的物价。过去全国包括武汉，物价往往都受上海的影响，这是因为上海是全国工商业特别是轻工业的中心。各地市场上所亟需的轻工业品，大都仰赖上海供应，因此上海的物价起落往往牵动全国。上海的物价又在很大程度上受上海市场米价的影响，这是因为上海人口多，尤其工人多，米一天也不能缺，米价一上涨，则工业品成本势必提高，从而影响各地物价。

    正因如此，在解放大军于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后，中央财经部门即计划由各地首先是“两湖熟天下足”的湖北、湖南大批调运大米，支援上海，从而稳住上海的米价，以起到稳定各地物价的作用。从湖北、湖南运米去沪，武汉当然是最主要的中转站。

    笔者在辽沈战役前原在国民党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任专员，后来长春、沈阳先后被围，粮食濒于断绝，东北物调会乃急派笔者飞平转沪再转往武汉、长沙等地联系运粮至北平再空运沈阳长春，以支持两地做最后挣扎。沈阳解放后，东北物调会解体。笔者在沪转入粮食紧急购储会任专员。上海解放，粮食紧急购储会被接收，其时笔者系粮食紧急购储会应变小组成员。当办好各项财物移交后，由军代表王仁斋通知留用在上海粮食公司筹备处，不久筹备处奉命至武汉接运粮食。因了解到笔者前在东北物调会时曾至武汉、长沙运过粮，乃派笔者与来接收之老干部胡生随带押运员3人赶往武汉运粮。当时5人抵汉时住于汉口扬子街原广东银行旧址，并立即联系有关部门，将粮分批交国营招商局装轮运沪。

    后来运沪粮食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四川等地，数量猛增，原有人员工作不能适应，乃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组建华东粮食调运指挥部，指挥部又设驻汉办事处，下设总务、运输、会计、加工四科，以杨立平为处长，笔者任运输科长，同时从山东老区调来押运员70余人，并包下民生路华美饭店为运输科押运员宿舍及办公地点，处内其他各科则在招商局(现武汉长江轮船公司)营业大厅办公。

    这时在长江航行的大轮分属于国营招商局、鸿安公司、大达公司、四明公司、通达公司、民生公司等许多单位，为了便于向上海运粮，曾规定一律由招商局调度货运，并对由汉运沪货运吨位，规定全部用于运粮，只有由沪回航方能装运其他货物。

    在运送的粮食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川粮。四川虽然号称天府之国，但是却因交通不便，难以运出，以致有的地方甚至把粮食烧掉。这次川粮由各地集中之后，由民生公司从重庆装轮运汉，再转轮运沪。照这时估算，运沪后的售价，还不及运费的二分之一。但那时中央财经部门为坚决平抑上海米价，曾一再向下说明不计任何成本，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将川粮集中运汉，再转运上海。

    到了1950年春夏之交，由汉转运上海的粮食已经将上海用于装粮食的仓库全部装满，无法再装。于是又进一步将上海沿江附近的中小城市仓库亦一一将粮装满。至1950年8月，运粮任务完成，华东粮食调运指挥部及驻汉办事处随即撤销，笔者奉调回上海。

    原来上海的粮食市场一向受少数大粮商所垄断，刚解放时，国营上海粮食公司筹备处力量有限，尚无力控制整个市场。那时粮食公司在市场上逐日挂出牌价，往往都被少数大粮商一口气全部收光，一二日后粮食公司不得已将粮价上调时，少数大粮商无不赚进。可是到了1950年三四月间，粮食公司当由汉转运上海的粮食充盈仓库时，粮食公司在市场上的牌价不是逐步调高，而是接连调低，当初少数大粮商因为市场上粮食公司的牌价一向只有调高，没有调低，因此大量吃进，认为可以稳赚不亏，万没想到，这时竟大幅度连续调低，少数大粮商一方面要负担价格调低的损失，又要支付银行贷款的拆息，以致纷纷破产。在这样的情况下，米价急剧下跌，从而影响其他物价，也一致下跌，上海既然如此，其他城市均受上海影响，物价亦大幅度下降，这就是1950年三四月间全国物价下降的重要原因。

    当初武汉有些人还认为物价是只有涨，不会跌的。那时武汉的人民银行为吸收存款，特别开办了折实存款，规定存入的存款按米、油、煤、布等日常物资的价格，折成实物保值，以免储户受到物价上涨的损失。哪知继上海物价全面下降后，武汉日常物资的价格也全面下降，以致当初以折实存款的储户，在提取存款时，不但不因保值而多出来，相反地因为实物价跌，反而钱数比存时少了许多。

    从1950年三四月间武汉物价伴随上海物价下跌的情况看来，与那次国家不计任何成本代价，由武汉转运大量粮食，平抑上海米价有着密切关系，这说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倘运用全国的力量，则任何想兴风作浪、操纵物价的企图都是不会得逞的。

    武汉由一日数变的物价终于稳定下来。那时的情况现在不少人已经不甚了然了。当然物价稳定下来的原因是多样的，笔者对经济是门外汉，只能就个人亲身经历的一段，加以回忆，请予以指正和补充。(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四辑，本文作者程华，时为华东粮食调运指挥部驻汉办事处运输科长。)